西域胡人探析
侯世新
新疆地处我国西部边陲，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史称“西域”。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大宛破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入西域者益得职”。秦汉时期这里居住的有“车师、塞人、丁灵、柔然、鲜卑、姑师、匈奴、大月氏、铁勒、回纥”等民族。
可以说，秦汉以来，西域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各族居民在这里生息交汇融合，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得到极大的交流和发展。尤其是作为在“丝绸之路”上从事商业贸易最为活跃的“商胡”中的粟特人，推动了西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墓葬中出土的胡俑和粟特文字生动而形象地展现了他们在西域的生产、生活，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文化遗存。
一
西域地区胡俑出土状况。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于1959年—1975年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了13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和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不同类型的木雕胡俑和泥塑胡俑。目前，新疆博物馆藏品中有：头戴翻沿尖状帽，深目高鼻，络腮胡，身穿翻襟长袍，脚穿长统靴的彩绘驼夫木俑；有木身彩绘高髻泥头男俑、有木骨彩绘双髻泥头女俑；木身戴圆帽彩绘泥头男俑；人首兽身镇墓兽和从事百戏杂耍男表演俑等。
在新疆地区还存在着胡俑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木雕人像”和“桃人木牌”。所谓“桃人木牌”主要是木牌的材质，很像当地生长的桃木，“桃人”可能是“桃木人”的略称，守护死者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住所是赋予“桃人”的圣神使命[1]。
“木雕人像”在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的古墓沟墓地、楼兰古城、小河五号墓地均采集或出土。例如：在小河五号墓地采集到一男性木雕人像“刻出五官，眼窝较深，眼微闭，高鼻……。”[2]形象更接近“胡人”。同时，英国人斯坦因在这一地区也发现过“人形雕像”。在吐鲁番盆地发现的“木雕人像”制作方法相对简陋些，有的只是在一段圆木上雕出人的形象，用墨线绘出眉毛、眼睛、嘴巴和鼻子。时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至春秋时期。
2003年—2006年，新疆文物考古所在小河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167座，出土了数以千计的文物，其中在13号墓和24号墓中分别出土“木雕人面像”，制作精制，呈椭圆状，正面浮雕出夸张的人面五官，背面内凹。整个人面表层粘贴一层很薄的皮状物，涂成红色。“木雕人面像”眉弓很发达，眼窝弧凹，鼻子高耸，鼻翼棱角分明，在鼻梁上横搭有七道细线绳，嘴呈长方形，内嵌八颗用羽管做成的白色“牙齿”。[3]碳十四测定其时代为公元前1650年—前1450年之间。
“桃人木牌”也称“代人”木牌。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1975年新疆博物馆在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发现了十八枚“代人”木牌，文字大多简略，例举当中的12件。
(1)75TAM97号墓有三枚，木脾高10.2—22厘米，宽1.6—2.8厘米，厚度仅为0.3—0.6厘米，上端削成头型，下部尖状，头部“用黑墨勾画出脸形，粗眉大眼，八字短胡须”，标志出典型的“胡人”形象，这类小木牌是一种简易的木俑，下端砍削成尖状的小木橛，就是为了便于插入土中，以象征直立的人，木牌文字表明，“代人”也同那些木、泥人俑一样，这些简易的“代人”木牌，也是冥冥世界里服伺主人的奴仆。[4]
(2)75TAM90号墓出土九枚“代人”木牌，正面是汉文，背面以粟特字母拼写的古代突厥语kisi，经专家翻译大意为“人、仆人或妻子”结合上述文字分析，以取“仆人”之意最为合适。
(3)75TAM91号墓出土四枚“代人”木牌，正面有汉文书写，背面均以粟特文字母拼写的汉语“人”和“代人”。
(4)1984年发现的“桃人木牌”高为21厘米，厚度仅有1.l厘米，扁平形上宽下端尖状的小木橛。是当地文保员在巡视工作中，发现在墓葬封土堆的顶端露出约5厘米的一节木牌，正面上半部分为图案，但是已模糊不清(根据阿斯塔那90、91、97号墓出土代人木牌分析推断，上半部分的图案应为勾画的胡人像)，下半部分保存有墨书的文字，正反两面书写，内容：桃人一枚，可守张龙/勒木舍一所。东千(阡)，/□□南陌，北陌。自与先人相/□□□□使后世并昌。不得/□□□□如律令。
仅1975年发现的十八枚“代人”木牌，其中十七枚属于十六国高昌(今吐鲁番盆地)设郡时期及其稍后年代。在十六国时期的同墓中出土有形象生动的木俑，有的双臂用细木榫铆合在肩部，可以摆动。
五胡十六国时期，在高昌地区流行这种“代人”木牌，据《汉书·江冲传》记载；“后上幸甘泉，疾病，冲见上年老……于是上以冲为使者治巫蛊，冲将胡巫掘地求偶人”，这与原始时期的宗教方术有关，也称“人形方术”[5]，它可以替人死亡，代死者受各种惩罚，这种人形方术在中国史籍中记载较多，时代至少在商代已经出现，汉代以后非常流行。五胡十六国时期，在西域地区把胡人(胡奴)做为代人受虐的偶人埋于墓葬中，也是合乎情理的。
二
关于粟特胡人聚居高昌的时间问题。荣新江先生就粟特人的东迁，通过十六国到北朝时期聚落在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中原北方和蒙古高原的情况，已经清晰的勾画出了一条粟特人东行所走的丝绸之路，即：从西域北道的巴楚、库车、焉耆、高昌、哈密，或是从南道的和田、且末、鄯善进入河西走廊，经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再东南经固原，入长安，或东北至太原，进幽州(北京)[6]。那么，可以说明在十六国到北朝时期，高昌地区也是粟特胡人的聚落之一。
昭武九姓的康国，主要是指粟特人建立的国家，在撒马尔罕以南。据《隋书·西域传》记载：“史国，都独莫水南十里，旧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国王之支遮也。都城方二里，胜兵千余人。俗同康国。北去康国二百四十里……。”这个操中伊朗语言的民族，在文化方面对于中亚突厥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个民族多才多艺，好动。据(德国)冯·佳班著《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记叙：“在敦煌以西，万里长城最西头的要塞，发现了粟特人的语言文字，估计属于公元4世纪，人们猜测在罗布淖尔以南也曾有过粟特人居住地……。近年，我们从考古新发现所获资料表明，粟特人的聚居点除已经公布的研究成果外，还应在新疆的高昌、交河地区。他们信仰摩尼教、景教、和佛教，突厥人从粟特人那里得到了所谓‘粟特’字和‘回鹘’字，回鹘佛教中的基本术语不是梵文，而是粟特文”。
回鹘是我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根据文献记载，其先世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后的丁零(或丁灵)，后又称为铁勒、高车、乌护、回纥、敕勒、韦纥等，主要游牧于天山以北至蒙古草原上的克愣格河、鄂尔浑河流域。公元744年立国于鄂尔浑河畔，公元840年被黠嘎斯乘机攻破，部族离散后其中的一支奔西州(今吐鲁番)，以高昌为中心建立了回鹘高昌国[7]。
据史书记载，昭武九姓国都是月氏人，先祖居祁连山之北的昭武城(今甘肃张掖附近)，后来逐渐西迁，居于亚美尼亚地区，也包括在唐代的西域范围之内。笔者认为：秦汉时期的昭武九姓中所指的胡人其先祖居祁连山之北，后东迁至西域(形成五胡十六国)再东迁至唐长安城。
在新疆吐鲁番2004年发掘的巴达木古代墓葬中有三个台地，其中一、二号台地是聚族而葬的两座茔院，以开挖地沟为四界，意为真正意义上的阴宅。从出土的文字资料来看，1号台地为白姓家族龟兹人的茔院；2号台地为康姓家族的康国人，从2号台地出土的保存较好的干尸来看，人体特征为长颅、脸形为上宽下窄，高鼻、深目、黄发，他们是居住在高昌国的胡商或“商胡”或是从事宗教政界为官的胡人。墓地出土有墓志六方，记载了康氏家族成员的状况，其中《延昌十四年(574)康虏奴及妻竺氏墓表》一方，《延寿七年(630)康浮面墓志》从铭文可知，康浮面在高昌国(460—640)末年，曾任左亲侍左右，可以知道这个康氏家族胡人聚落在高昌地区生活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8]。
在吐鲁番地区善鄯县吐峪沟乡洋海1号墓，出土一件《阚氏高昌永康十二年(477)闰月十四日张祖买奴券》提供了准确的粟特人信息，文书呈长方形，长36.5厘米，宽20.8厘米[9]。从文书中可以看出墓主人张祖是从一个叫康阿醜的人那里买到这个胡奴的．从名字来看，康阿醜应当是一个出身中亚康国的粟特人，这里称被买的胡奴为益富，很显然这个名字是后来为了便于买卖被汉化了的。显然是中亚粟特地区来的奴隶。同墓出土有武士泥俑，身材魁梧，深目高鼻，满面胡须，很明显是胡人的特征形象。
粟特文《买奴契约》于1969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135号墓中，记叙了高昌延寿十六年(639)石国人沙门在高昌市场上从康国之子六获手中买得奴婢而写得契约，保人有米国、康国、小石国、何国之子，书写者为高昌籍胡人。此文书已由日本粟特语学者吉田丰和森安孝夫解读，林梅村译为中文，他们认为，隋唐之际，中亚昭武九姓的胡国，有很多人住在高昌[10]，契约文书分旅居者和定居者，定居者皆持本地户籍，为高昌居民，旅居者称自己为某国之子，至少已有两代来高昌，且中亚奴婢可以自由买卖。在麴氏高昌国(499—640)时期，粟特所属昭武九姓迁来逐渐增多，在高昌文书中，姓氏都是用汉字音写，如：曹阿匹……全非汉人名字。
从《北凉玄始十年(421)五月四日马雒赁舍券》来看，文书中提到康口子、黄头、受恩母子三人，从姓看“康”为粟特人，但名字已完全汉化了，他们有自己的房舍，因家境富裕，把房舍出租给了马雒，这与粟特人善于经商、放高利贷的禀性很符合[11]。
2004年对吐鲁番的交河古城沟西墓地进行了抢救性的清理发掘，其为一康氏家族墓地，共有36座，出土有波斯银币、仰俯式莲花文陶罐(明显受汉佛教文化的影响)，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洞式墓，这是当地隋唐时期普遍流行的一种葬俗[12]。出土墓砖五方，其最早纪年是麴氏高昌国延昌三十三年(593)，最晚是唐龙朔二年(662)，这五方墓志处于同一个家族的茔院，根据墓志铭文中出现的康□钵、康蜜乃、康众僧、康业相、康延愿等特有的姓氏以及“胡兵将领”的官名可知，这5方墓志的主人并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汉族人，而均系胡人，即源自中亚昭武的粟特人[13]。另外，从墓志中出现“帐下左右”、“高将”、“内将”等铭文说明，这些粟特人在当地政府中担任一定的军政官职。姜伯勤先生根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高昌丑岁(617)兵额文书》判断，在义和时期(614—619)吐鲁番交河城在军事方面，“曾委与粟特人”。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证实。
如果说在十六国时期胡人在西域地区仅仅是做为奴仆、传教和经商的话，那么到了北凉时期，生活在西域地区的胡人便已经走向了政界的高官阶层，可以断定中亚地区的粟特人应在4世纪末五世纪初已经进入吐鲁番盆地，五世纪中叶粟特人便成为了吐鲁番区域内数量最多的外来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不仅在这里定居、经商，还从事军政界的管理，康氏家族墓的出现，进一步显示出胡人在西域的地位和作用。至于公元7—8世纪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成群结队大量东迁，这些胡人中的相当一部分移居西域地区，据《沙洲伊州志》残卷记载，蒲昌海地区的石城镇、新城、蒲桃城、萨毗城等，是“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于“贞观(627—649)中”率领东迁的粟特胡人，在原鄯善镇废止上重建的；伊州地区(今哈密)的七城亦居住有以石万年为首领的石国移民。唐高宗时期，在播仙镇(今新疆且末)居住着以何伏帝延为城主的昭武九姓聚落，可以说唐代，在西州、蒲昌海、伊州、播仙镇、敦煌、甘州、凉州、长安、洛阳、盐州、云州、范阳、营州的柳城等地以及漠北回鹘汗国境内都分布有许多昭武九姓的聚落。这些东迁的九姓胡人除聚居在一处者外，更有一部分与汉族和回鹘人杂居，并有许多胡人与当地的汉人或回鹘人通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前人已有详述。
四
综上所述，根据出土文物和文献证实，昭武九姓中的“康国粟特人”，至迟在公元421年前就已在西域地区居住生活，如果说乾陵是初唐走向盛唐时期的陵寝文化的代表，在乾陵中出土的那些在唐诗中描写的“玻璃宝眼紫髯须”、“皮肤如玉鼻如锥”的高鼻深目，卷发长须的胡人，特别是章怀太子墓中出土的三彩胡人牵马俑、永泰公主墓中出土的三彩胡人俑、懿德太子墓中出土的胡人骑马狩猎俑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然而，与西域胡人俑相较，昭武九姓中的粟特胡人，应是最早东迁入西域定居，而后继续东迁进入中原地区的。可以说，西域的粟特胡人略早于中原地区，他们的装扮形象和文化风格应更多的保留了原始的胡人风貌与特征。
注释：
[1]洪柳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新发现的“桃人木牌”》，《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162页。
[2](瑞典)贝格曼；《新疆考古记》，王安晓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新疆考古研究所：《2000年小河墓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新疆文物》2003年第2期。
[4]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拉和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5]刘学堂：《试析吐鲁番等地发现的木雕人像与代人木牌》，《吐鲁番学研究》2003第2期。
[6]荣新江、张志清：《从撒马尔干到长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7](德)冯·佳班：《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吐鲁番市地方志编辑室1989年版。
[8]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巴达木墓地清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06年第1期。
[9]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地区鄯善县洋海墓地斜坡土洞墓清理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0][11]荣新江：《新获吐鲁番文书所见的粟特》，《吐鲁番学研究》2007年第1期。
[12]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交河故城沟西墓地康氏家族墓清理简报》，《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3]张铭新：《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新疆文物》2007年第1期。
(侯世新，新疆博物馆 副研究员)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