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两汉时期的东西方文化交往，可明显划分为三个时期：西汉前期(公元前202年—公元前87年)的蜀商时期；西汉后期(公元前86年—公元25年)的汉使时期；东汉的胡人时期。汉代与印度和罗马帝国的交往有两个黄金时代，分别是西汉前期和东汉时期。相比之下，《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西汉后期“黄门译使”出使“黄支”的举动，在中外交往史上并未产生重要影响。
　　一
　　巴蜀商人集团充当了西汉前期西南地区和岭南地区对外交往的主力和先锋，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曾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共记载了西汉初期的12位货殖高手和富商大贾，而最先提到的就是蜀地的2位——蜀卓氏和程郑。西汉前期的巴蜀商人活动能量十分惊人。他们不仅遍布国内的长安、番禺等通都大邑，而且把蜀地的商品远销至西域、中亚、印度、东南亚、东北亚等地。西汉前期，蜀商充当了南方走私贸易的主角。与西南夷和南越国的走私活动，主要是蜀商所为。岭南和西南地区成为走私行为蔓延和滋生的温床，成为蜀商非法贸易的乐土。
　　西汉前期，蜀商的走私活动，甚至深入到今日印度东北的阿萨姆地区。早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就已经传到阿萨姆地区[2]。到了西汉，汉武帝听从了张骞的建议，决定打通巴蜀经西南夷地区通往身毒乃至大夏的道路。“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3]很明显，这条经过云南到达印度的路线，对武帝的使者而言是关闭的，但对走私蜀商来说却是畅通的。“昆明之属”杀略汉使的原因并非因为野蛮，而是因为汉使的所作所为使他们与邻国贸易的特权和利益受到了巨大的威胁[4]。据学者考证，“滇越”这个国家应为阿萨姆地区的迦摩缕波国[5]。位于布拉马普特拉河中游的高哈蒂是古代强大的迦摩缕波国的首都，它东接缅甸贸易路线，西连北印度，是水陆两路货物的转运中心，商业繁荣，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均十分重要。在高哈蒂的考古发掘证明，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地区与中国和罗马的国际贸易联系有着悠久的历史[6]。
　　季羡林先生认为，巴利文《那先比丘经》中记录了弥邻陀王(约在公元前125—前95年)和龙军和尚的问答。龙军举的一个例子里说运货的船只远至支那等地，这是印度古代典籍里找到的有关中印海路交通的记载[7]。笔者认为，龙军和尚并没有指明运货的船只是如何到达支那的，有可能就是从缅甸伊洛瓦底江或萨尔温江溯流而上到达云南的。
　　在南印度泰米尔纳杜邦的坦焦尔县(Tanjore)曾先后出土3枚西汉五珠钱，和1枚武帝初年的三铢钱。在坦焦尔西北卡纳塔克邦南部的迈索尔(Mysore)也出土过1枚武帝时期的五铢钱[8]。饶宗颐先生认为南印度Mysore出土的公元前138年的古汉钱，可以与《汉书·地理志》王莽于元始间与黄支国海上交通之记录相互印证。[9]笔者以为此枚汉钱更有可能是从云南、缅甸传过去的。汉使出使黄支国时，是“赍黄金杂缯而往”，携带铜钱的可能性很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枚铜钱与坦焦尔出土的三珠钱都是武帝初年铸造。武帝登基伊始，实际权力掌握在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手中，也正值私人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时期，西南地区的蜀商最为活跃。这枚铜钱似应与蜀地的走私商人有关，正与《史记》所记载的蜀身毒道相印证。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消灭南越国，不久又平定了西南夷，岭南和西南地区彻底纳入汉朝版图。“巴蜀殷富”的基础坍塌了，蜀商的走私活动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土壤失去了，他们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程(郑)、卓(王孙)既衰”，辉煌不再。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纵横捭阖数百年的巴蜀商人集团从此黯然失色。他们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也从此微不足道了。
　　二
　　随着巴蜀商人身影的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皇家的使者。西汉后期，隶属于黄门的“汉使”在南方地区对外交往中一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汉书·地理志》载：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都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藕，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谴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段记载是我国与东南亚地区海上交通的最早记录，也是西汉时期我国海外交往的唯一一条正史材料。这些“汉使”，从北部湾沿岸出海，千里迢迢，到东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用丝绸和黄金换回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等。他们战胜海盗和风浪，克服重重困难，除了为西汉皇室带回了许多奢侈品之外，还导致“黄支国”的使者“自武帝以来皆献见”，甚至说服黄支王于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谴使献生犀牛。”[10]班固在《西都赋》中曾写到：“ 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11]“黄支之犀”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如此成就，“汉使”功不可没。但总体而言，与西汉前期活跃的蜀商和东汉时期的胡商和胡僧相比，《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西汉后期“黄门译使”出使“黄支”的举动，在中外交往史上并未产生重要影响。
　　三
　　到了东汉，从南方入境的外国使者和商人人数日渐增多，他们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许多商人打着朝贡的旗号来华贸易。紧接着，佛教徒也接踵而至。使者、商人、佛教徒成为东汉中外交往的主体。古代外国人来中国朝贡者，其本身往往就是商人。而佛教在印度最初就受到商人的支持，佛教与商人早就结下姻缘，哪里有印度或中亚的商人，哪里就有佛教[12]。益州刺史部的永昌郡和交趾刺史部的交趾郡成为胡商和佛教徒云集的地方。
　　公元69年哀牢的归附，并纳入汉朝版图，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不可限量。从汉武帝开始，经过近200年的努力，汉朝官方终于打通了滇缅印的通道。正如戈岱司(George Coedes)和藤泽义美指出，印度文化是以和平渐进方式渗透到云南地区的，汉代的哀牢已经相当开化，确实是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13]。《华阳国志·南中志》云：“永昌郡，古哀牢国……孝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抑狼谴子奉献。明帝乃置郡，以蜀郡郑纯为太守。属县八，户六万，去洛阳六千九百里，宁州之极西南也。有闽濮、鸠僚、傈越、裸濮、身毒之民。”传说汉明帝时，天竺传布佛法的摩滕、法兰二人，就是沿伊洛瓦底江上溯经永昌而达中国的[14]。《高僧传》中所载的摄摩滕和竺法兰二人，均属中天竺人，中天竺地区正是小乘佛教和秣菟罗艺术的中心[15]，他们二人很可能属于小乘佛教，从永昌道来华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后汉书·西域传》载：“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谴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一般认为明帝感梦求法的传说是伪造的。[16]但滇缅印道的正式开通，恰恰正是明帝时期(58—75年)，这一事实，许多人似乎未曾注意。研究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的历史，滇缅印道不可忽视。
　　通过这条道先后3次谴使来华朝贡的掸国很值得注意：
　　(1)(永元九年)(97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谴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17]。
　　(2)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谴使遗阕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18]。
　　(3)永建六年(131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掸国谴使贡献[19]。
　　关于第2次，最值得重视。这是有史以来正史所记载的罗马帝国与中国的第一次直接交往。它比166年大秦使者来华早了46年。《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关于“大秦幻人”的记载，主要来源于鱼豢的《魏略》。鱼豢是三国时魏国人，曾任魏郎中，《魏略》38卷，记事至魏明帝(227—239年)时期，其书较范晔(398—445年)的《后汉书》早200年。《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曰：“大秦国……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而上引《后汉书·西南夷传》所载的掸国使者第2次来朝所献的“大秦幻人”、“善跳丸，数乃至千”中的“千”字，据孙机先生考证应是“十”之误[20]。甚是。“大秦幻人”在当时的东西方都是非常著名的[21]。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就曾经发现在古罗马的折合双连画中就有“跳七丸”的图案[22]。难怪“大秦幻人”一在中国出现，就引起了安帝的高度重视，让他们在次年的元会上表演。
　　汉晋时期少数民族或外国人多以其族名或国名为姓。马雍先生曾言：“大凡以‘支’为姓者皆指后来从贵霜王国迁来的月支侨民，这种以国为姓(如安息人姓安、康居人姓康)的风气也是东汉后期才出现的，正是由于当时中亚人大批来华才产生了这一姓氏华化的现象。”[23]到了汉末魏晋时期，随着外国来华侨民的增多，这种以国为姓的现象更加普遍。
　　据郑德坤先生考证，《史记》、《汉书》中的“月氏”是宋代以后的写法，宋以前的古书中是写为“月氐”的。他引证朱存的《说文假借义证》曰：“月氏正在西，自是氐羌之一种，‘氏’当作‘氐’，故《后汉书·窦融传》注‘小月氐，西胡国名也。’”从而认为“月氏”当作“月氐”，“月氐为氐羌之一种，以族名为国名乃史上之常例。”“氐”与“支”是通的，所以可以假借，而“氏”字乃习惯上的伪字[24]。西北、西南地区的氐、羌等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关系十分密切的两个民族[25]。而贵霜王朝的建立者与西迁的月氏人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月氏人充当了贵霜王朝与汉朝交往的桥梁和媒介。2世纪中叶，贵霜王迦腻色伽一世时期[26]，贵霜帝国的国力达到鼎盛，他的钱币甚至在印度东部的比哈尔邦和孟加拉国境内都有出土[27]。他大力宣扬佛教，推动了不少沙门来到中国传教，同时，长期贸易也使得许多商人逐渐在中国定居。在东汉中期以后，特别是在灵帝时期，中亚地区的居民，包括月支人、康居人、安息人以及一部分北天竺人，陆续不断地移居于中国境内，成为一股移民的热潮。他们来华的路线分为海、陆两道。取海路者经印度航海来到交趾，一些人留居交趾，一些人继续北上，到达洛阳[28]。
　　汉灵帝末年至吴黄武五年(226)，士燮任交趾太守长达40余年之久。《三国志·吴志·士燮传》载：“(士)燮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出入鸣钟磐，备具威仪，笳萧鼓吹，车骑满道，胡人夹谷焚香者常有数十。”这里所谓的“胡人”自然不是交趾的土著居民，而是中亚或波斯人。三国时代的高僧康僧会的父亲就是这一时期经海路来到交趾的胡商。《高僧传·康僧会传》载：“康僧会，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康居系中亚粟特的古称，可见粟特商人在汉末已活跃在交趾地区了。自三国以来，在中国南海地区所见的东伊兰人，主要有来自阿姆河和锡尔河的粟特人，粟特人在三国时期已活跃于交趾一带的海路商业中，粟特人汉时居康居，作为商业民族已移住于波斯—印度—交趾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康僧会作为粟特僧侣在三国时吴国孙权治下推行佛法，且其时康僧会此一粟特人被有司称为“胡人”。康僧会的事迹反映出，三国孙权时，粟特商人的后裔已活跃于华南[29]。交趾胡人的“焚香”活动与佛教活动有关。当时的交趾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如冯承钧先生所言：“南海一道亦为佛教输入之要途；南海之交趾犹西域之于阗也。”[30]
　　四
　　汉帝国的盛世雄风，远播域外。汉朝人对西方世界的地理知识，甚至连唐朝人也未能超越。[31]张骞的“凿空”之行、甘英的西行壮举，他们的足迹距离西方只有一步之遥!然而真正最早的东西方直接接触，却注定由西方人来完成。
　　汉代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有学者指出：“梯加特对公元前58年至公元后107年间欧洲战争作了大量的分析比较之后指出：在欧洲发生的40次较大的战争，有27次与中国西域地区的政局有关。这说明从中国到罗马之间，已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交往体系……从宏观上看，这种‘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的现象，恰恰是古代中国社会在开放中对欧洲社会发生影响的具体表现。”[32]有学者认为“欧亚大陆东方的汉代中国和地中海周边的罗马帝国，像是天上的牛郎和织女星，为天河所隔，虽能偶一相会，大部分时间却是‘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33]说它是“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也好，“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也罢，史书所记载的汉代以前中国与西方仅有的2次直接接触，即公元120年的“海西幻人”来华，以及公元166年大秦使者朝贡，却分别是经南方的缅甸道和南海道来华的[34]，而不是经北方的西域道来华；是西方人主动所为，而不是中国人主动所为。这一事实看似偶然，实为必然。其原因发人深省。“大秦国……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35]罗马帝国是一个海洋帝国，以善于经商著称于世。这与汉帝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张骞西行是为了“断匈奴右臂”，甘英的出使同样是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经济目的。中国人视“海”如“晦”，对大海有一种神秘感，中国人的海洋观是农业民族的海洋观，而非西方商业民族的海洋观，黄门译使出海是为了“求宝”，[36]而不是为了寻找商机。译使远渡南海，依靠的是“蛮夷贾船转送致之”，而非本国或汉人的商船，这一细节，也很值得玩味。
　　两汉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时期。以交趾和益州这两个刺史部为桥梁，以缅甸道、南海道、交趾陆道为主要途径的汉代对外交往，在中外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西汉，活跃的蜀商，通过缅甸道，与印度发生了贸易往来；无名的汉使，远渡南海，到达黄支。到东汉，胡商、胡僧先后来到中国，进而导致了南方诸道的繁荣。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佛教，其传播的途径，也与南方储道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研究丝路胡人问题，东汉时期是一个重要时期，不可忽视；岭南和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一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亦不可忽视。
　　注释：
　　[1]参见周永卫《西汉前期的蜀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贡献》，《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第36—43页。
　　[2]Haraprasad Ray《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篇来自印度的探讨》，江玉祥译，《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57页；班固《汉书》卷61《张骞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687页。
　　[4]Yu，Ying—shih．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7．pp．114—115．Haraprasad Ray《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篇来自印度的探讨》，江玉祥译，《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5]汶江：《滇越考》，《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1980年)。
　　[6]Haraprasad Ray：《从中国至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一篇来自印度的探讨》，江玉祥译，《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第2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7]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
　　[8]杨富学：《南印度出土中国古币汇说》，《中国钱币》1995年第1期。
　　[9]饶宗颐：《蜀布与Cinapatta》，载《选堂集林·史林(上)》，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版。
　　[10]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29页。
　　[11]严可均：《全后汉文》卷24，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36—237页。
　　[12]季羡林：《商人与佛教》，中国史学会编《第十六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学者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9～191页。吴廷璆、郑彭年文《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2期。
　　[13](日)藤泽义美《古代东南亚的文化交流——以滇缅路为中心》，徐启恒译，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南亚与东南亚资料》1982年第2辑。
　　[14]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0、11页。
　　[15]阮荣春：《佛教南传之路》，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6]吴廷璆、郑彭年：《佛教海上传入中国之研究》一文对此问题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17][18]范晔：《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51页。
　　[19]范晔：《后汉书》卷6《顺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58页。
　　[20]杨泓、孙机：《寻常的精致》，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21]冯承钧认为《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所载的“大秦幻人”是南天竺之幻人，《魏略·西戎传》中所载的幻人才是地中海地区的大秦幻人，《中国南洋交通史》第5—6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谢光认为“海西”为泰国地名，见《后汉书掸国考》，《泰国与东南亚古代史地丛考》，华侨出版社1997年版。笔者不以为然。
　　[22](日)宫崎市定：《条支和大秦和西海》，刘韶军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08页。
　　[23]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24]郑德坤：《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240—246页。
　　[25]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22页。
　　[26]关于迦腻色伽即位的时间，众说纷纭，哥舒曼(Ghirshman)认为是公元144年，得到学术界较多的支持。见《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缩印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0页。
　　[27](印度)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著，张若达、冯金辛等译《印度通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177页。
　　[28)马雍：《东汉后期中亚人来华考》，《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57—59页。
　　[29]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版。
　　[30]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第8～9页。
　　[31]贺昌群：《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之演进》，《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7页。
　　[32]丘进：《中国与罗马——汉代中西关系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0～211页。
　　[33]邢义田：《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的再检讨(1985—1995)》，《汉学研究》1997年第15卷第1期。
　　[34]李约瑟认为，《三国志》卷30注引《魏略》曾经记载西方到中国的使者(往往只是商人)在134年来华，见《中国史书中所记载的中国同西方的接触》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420—421页。此说有误。今查《魏略·西戎传》云：“阳嘉三年(134)时，疏勒王臣槃献海西青石、金带各一。”又《后汉书·西域传》：“阳嘉二年(133)，(疏勒王)臣磐复献师子、封牛。”《后汉书·顺帝纪》：“阳嘉二年(133)……疏勒国献师子、封牛。”在顺帝阳嘉三年左右，并没有西方使者或商人来中国。莫任南、林梅村均认为，公元100年，罗马商团曾经从西域来到洛阳，这是中国和欧洲最早的直接交往，见莫任南《中国和欧洲的直接交往始于何时》，《中外关系史论丛》第一辑；林梅村《公元100年罗马商团的中国之行》，《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针对此说，邢义田先生已撰文商榷，见邢义田前揭文。
　　[35]陈寿：《三国志》卷30注引《魏略·西戎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61页。
　　[36]蔡鸿生：《南海交通史研究若干问题》，2002年3月23日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南海交通史研讨会”上的演讲。
　　(周永卫，华南师范大学历中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