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代(618—907年)，尤其是前期(618—755年)，唐文化因受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尤其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两地，“胡化”问题遍及唐文化的各个领域。正如前辈史家所说“长安胡化极盛一时”，“洛阳家家学胡乐”。[1]在前辈史家研究的基础上，十几年前我曾撰写一篇长文《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就唐文化何以会有胡化倾向、唐文化具有胡化倾向的表现、对唐文化具有胡化倾向的估价等三个问题，表述了个人的一些浅见[2]；而本篇拙作，试在前文的基础上，仅就唐代前期长安胡人的状况及其对婚俗文化的影响，再做一些较为深入的探讨，期望广大读者和专家指正。
　　一、唐都长安的鲜卑族后裔和突厥人
　　唐朝前期，在都城长安及东都洛阳等地，居住着许多胡人，主要是唐朝北部、西北部境内的少数民族人士。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这些胡人对唐文化尤其是长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其中，对唐代前期婚俗文化影响最大的族属，是鲜卑族后裔；其次是当时北方最主要的少数民族——突厥族。
　　鲜卑族是北朝“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之一。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鲜卑拓跋部，亦称拓跋鲜卑。根据史书记载与考古发现，拓跋氏祖先发源于大兴安岭原始森林，曾以射猎为业[3]。至东汉时期，鲜卑拓跋氏两次南迁。“匈奴日趋衰弱，鲜卑取而代之，故东汉中期，草原上的民族融合渐渐转为鲜卑化的倾向。”[4]其后三国鼎立和西晋的短期统一，并未伤及鲜卑，而且一部分还在南迁。在“五胡”十六国时期，代国、前燕、后燕、西燕、西秦、南凉、南燕等地方政权，都是鲜卑族建立的。其中，西燕慕容冲于公元385年即位于阿房宫，是第一个入居长安的鲜卑族皇帝。在南北朝时期，北朝的鲜卑族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北魏，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公元490年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并下令“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今山西代县北鲜卑)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5]从此大批鲜卑族人的籍贯改为河南洛阳。在孝文帝太和年间的汉化改革中，许多鲜卑族姓改为汉姓，他自己亦改拓跋为元姓。经过改革的北魏，曾经统一北方。但不久由于北部六镇起义和内部矛盾的激化，北魏便日趋衰落。[6]永熙三年(534)七月，北魏孝武帝元修为权臣高欢所逼，被迫从洛阳西入长安，投奔另一权臣宇文泰。十月高欢立元善见为帝，徙都河北邺城，建立东魏；闰十一月(535)，25岁的孝武帝被宇文泰毒死。宇文泰立元宝炬为帝，大统元年(535)正月即位，是为西魏文帝。应该说，从孝武帝西迁，东魏建立开始，北魏已经灭亡。[7]因此，史家把北魏排除在古都西安十三朝之外，是正确的。[8]但北魏孝武帝是第二个入居长安(尽管时间很短)的鲜卑族皇帝，却毫无疑问。
　　入居长安时间长、影响大的鲜卑族权臣，当属宇文泰。据史书考证，宇文泰字黑獭，代郡武川镇(今内蒙武川县西南)人。其先人为鲜卑之主，当地习俗谓天曰宇，谓君曰文，因号宇文国，并以宇文为姓氏，可见“宇文”即天君之意[9]。宇文泰在西魏苦心经营20余年，并多次战胜东魏的进攻[10]。但由于元氏帝室还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直至公元557年才由他的儿子宇文觉灭掉元氏为帝的西魏而建立北周。在宇文泰以丞相身份掌管西魏军政大权时期，竭力推行鲜卑化的政策。其显著标志之一，是恢复鲜卑旧姓和赐他族人以鲜卑姓。前者，宇文泰是以皇帝(元宝炬)诏令的形式颁布的。大统十五年(549)：“初诏诸代人太和中改姓者，并全复旧。”[11]后者，颁布于西魏恭帝(元廓)元年(554)：“魏氏之初(鲜卑族所建北魏初期)，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12]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宇文泰恢复鲜卑旧姓和赐他族人以鲜卑姓，都是为了维护他所创建的府兵制，维护鲜卑族掌控军队的领导权。西魏府兵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中的两位，李虎赐姓大野氏，另一位杨忠赐姓普六茹氏。从此李渊的祖父李虎、杨坚的父亲杨忠，都成了鲜卑化的汉人。
　　李渊(566—635)，自云“其先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凉武昭王(李)暠七代孙”。北周天和元年(566)“生于长安，七岁袭唐国公。”[13]李渊的祖父李虎，北周时追封为唐国公。于杨坚(杨忠之子)掌握北周大权时，还复本姓。李渊的父亲李昞，北周柱国大将军。李昞妻独孤氏，是西魏、北周初柱国、卫国公独孤信之女，与隋文帝杨坚的独孤皇后是亲姐妹。李渊的妻子窦氏(后追封为皇后)是鲜卑族。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娶鲜卑族后裔长孙氏为妻，二人即后来鼎鼎大名的唐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唐高宗李治是太宗的第九子，长孙皇后所生的第三子，贞观二年(628)六月，生于长安东宫的丽正殿。[14]由此可以判定，唐高祖、太宗、高宗祖孙三代皇帝，是长安胡人的后代，具有明显的鲜卑族血统。另外，属鲜卑族后裔的唐代前期的宰相13人：
　　纥豆陵氏4人：窦抗，相高祖；窦威，相高祖；窦德玄，相高宗；窦怀贞，相中宗。
　　秃发氏1人：源干曜，相玄宗。
　　屋引氏1人：房融，相武后。
　　宇文氏3人：宇文士及，相高祖；宇文节，相高宗；宇文融，相玄宗。
　　长孙氏1人：长孙无忌，相太宗、高宗。
　　勿忸于氏1人：于志宁，相太宗、高宗。
　　乌丸氏1人：王珪，相太宗。
　　豆卢氏1人：豆卢钦望，相则天女皇、中宗。
　　阎氏1人：阎立本，相高宗。[15]
　　既然唐代前期的皇帝具有鲜卑族血统，十几位宰相是鲜卑族后裔，因而唐代前期的婚俗文化，深受鲜卑族婚俗的影响，便不足为怪了。
　　在唐代前期入居长安的胡人，人数最多者当属突厥族。这时期的突厥族，分成东突厥、西突厥；东、西突厥灭亡后，又有东突厥的后裔，称北突厥或后突厥。由于唐代皇帝带有鲜卑族血统等原因，能够推行民族融合的政策和“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16]。贞观四年(630)二月，唐太宗派李靖、李勣率军打败东突厥。三月，太宗任突厥酋长阿史那思摩为右武候大将军，使东突厥降众为之欢欣鼓舞。当月各少数民族君长入长安，请太宗为天可汗，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各少数民族酋长皆呼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随后，东突厥另一酋长思结俟斤率众四万降唐。太宗以东突厥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北平郡王。颉利可汗虽顽抗后被俘，入长安后亦受到优厚待遇，四月，“诏馆于太仆，厚廪食之。”太宗采纳温彦博的建议，“处突厥降众，东自幽州(今属北京)，西至灵州(今属宁夏)；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五月，以突利为顺州(治今辽宁朝阳南之五柳城)都督，统率部落酋长。又以阿史那思摩为北开州(治今陕西榆林西)都督，使统率颉利旧众。又以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原西突厥人，姓阿史那，因有功于唐，赐姓史)为丰州(治今内蒙古九原县西南)都督。“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17]这是大唐长安城历史上的辉煌一页，这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大团结、文化相互交融的壮丽场面。唐太宗为西北各民族酋长拥戴为天可汗，当之无愧!
　　唐朝前期的皇帝是北朝鲜卑族后裔，当朝五品以上官吏百余人是突厥族，突厥族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这种状况的存在，必然影响唐代前期的婚俗文化。
　　二、唐代前期婚俗文化的胡化倾向
　　鲜卑族的婚姻习俗，早在东汉时就有“收继婚”的婚姻方式。“乌桓者，本东胡也。”“其俗妻后母，报寡嫂，死则归其故夫。”而“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言语习俗与乌桓同。”[18]就是说，父死后，其子要娶后母；兄死后，其弟要娶寡嫂。但妇女本人死后应陪葬前夫。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西魏北周。
　　史载，隋唐北部的突厥族，“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其婚俗与鲜卑类似，“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19]另有史书记载：“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其婚俗，“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20]
　　鲜卑、突厥族这种“收继婚”的习俗，在氏族上层尤其明显。这种婚姻习俗，既保留有原始社会群婚制的残余形式，又反映出不愿本氏族妇女转嫁出本地区、本氏族的强烈需求。例如隋末唐初的东突厥首领的婚姻状态，隋义成公主先为突厥启民可汗之妻，启民卒后，又嫁给启民之子始毕可汗；始毕卒后，再嫁始毕弟弟处罗可汗；处罗卒后，复嫁给处罗弟颉利可汗[21]。贞观四年(630)，正是这位颉利可汗，被俘后入居长安受到优厚待遇。
　　由此可见，唐代前期具有鲜卑族血统的皇帝及宗室贵戚、嫔妃公主等，必然深受北方鲜卑、突厥等胡人“收继婚”的影响。尤其是入居突厥将领、户口众多的京城长安，在婚姻礼俗上具有胡化倾向，便成为不足为怪的历史现象。史载，唐武德年间，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高祖李渊的爱妃张婕妤(正三品)、尹德妃(正一品)私通[22]。九年(626)六月四日，秦王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八月即皇帝位，是为太宗。太宗为一代明君，但是在婚姻关系上却承袭了鲜卑、突厥族“收继婚”的习俗。他的亲弟弟李元吉死后，他却纳弟媳为妃，甚宠爱，曾想立为皇后，被魏征谏止[23]。贞观十一年(637)，“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太宗)闻其美，召入后官，为才人(正五品)。”[24]武则天入皇宫当了12年才人，太宗并不爱她；但太子李治，在太宗晚年多病时，“入侍，悦之”[25]，喜欢上了武才人。贞观二十三(649)五月二十六日，太宗病逝。六月，太子李治即位，是为高宗。八月，葬太宗于昭陵(在今陕西礼泉)。九月武才人便入感业寺(今西安北郊六村堡西北)当尼姑。永徽元年(650)五月太宗忌日，高宗去感业寺进香，二人再次相遇，十分激动。二年(651)，高宗又去感业寺，二人已有鱼水之情。三年(652)秋，武才人在感业寺生下李弘(高宗第五子)。四年(653)五月高宗又去感业寺进香时，接武则天入宫。不久立为昭仪(正二品)，后又进号“宸妃”。永徽六年(655)十月，高宗废王皇为庶人，发布《立武氏为皇后诏》。十一月初一，高宗在长安皇宫举行册封皇后的盛典。武皇后在长安宫城肃义门楼上，接受文武百官及四方少数民族酋长的朝拜。[26]这是在鲜卑、突厥婚俗影响下，“收继婚”即父死子妻继母，在京城长安最典型、最精彩的一场表演；至于唐玄宗与杨玉环的婚姻关系，则属于另一种类型。它虽然多少也受到鲜卑婚俗的一些影响，但是违背了“唯尊者不得下淫”的突厥婚俗，更与华夏婚俗背道而驰，因此结合的难度较大。其成功，仰仗的是皇帝的权力。史载，杨玉环是唐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父为蜀州司户，父亡玉环幼孤，养于洛阳叔父家。后为寿王李瑁(玄宗第十八子、武惠妃所生)妃。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宠爱的武惠妃病故。后宫嫔妃数千，玄宗无有中意者。有人言寿王妃特别美貌，又善歌舞、通音律。玄宗于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在临潼温泉宫召见杨玉环，“帝大悦，遂专房宴，宫中号‘娘子’仪礼与皇后等。”[27]玄宗为掩人耳目，先度杨玉环为女道士，号太真，潜入宫中，暗中纳为爱妃；同时又为儿子寿王李瑁另娶韦昭训女为妃。两《唐书》说，‘天宝初，进封贵妃”，《资治通鉴》经过考证说，天宝初年(745)“八月，壬寅(初六)，册杨太真为贵妃”。[28]就是说，玄宗经过长达近五年的“过渡期”，才册封杨玉环为贵妃(正一品)，才出现历史上老公公把儿媳妇弄到手的经典爱情故事!
　　唐代前期的婚俗，深受北方鲜卑、突厥等少数民族的影响，男女关系比较开放，比较自由。女人在丈夫死后要守贞节的观念很淡薄，甚至没有。妇女再嫁、三嫁者，比比皆是。据统计，有唐一代，公主211人，除幼年夭折、出家入道、事迹不详者外，出嫁123人。其中再嫁者24人：高祖女4，太宗女6，中宗女2，睿宗女2，玄宗女8，肃宗女2；其中三嫁者：高宗女1，玄宗女1，肃宗女l。[29]普通百姓人家的妇女再嫁者亦甚多，并且很容易。例如，一日简老(长者)居船上，“忽听船上哭泣声，皓(旷夫即光棍)潜窥之，见一少妇(寡妇)，缟素甚美，与简老相慰。其夕，简老忽至皓处，问：‘君婚未?某有表妹，嫁与甲，甲卒，无子，今无所归，可事君子。’皓拜谢之，即夕其表妹归皓。”[30]这种情况的出现，除受北方鲜卑、突厥等胡人婚俗影响外，恐怕也和唐代前期地广人稀有一定的关系。史载，“然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开元二十八年户部帐，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应受田一千四百四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31]就是说，“开元盛世”之际，唐朝人口才4814.3609万。北宋司马光经过考证，认同了这一记载：开元二十八年(740)，“是岁，天下县千五百七十三，户八百四十一万二千八百七十一，口四千八百一十四万三千六百九。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文)，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32]当然，这4814.3609万人口，是由国家户部登记的在籍人口。正因为如此，唐代前期皇帝皆鼓励人口增殖，男女必须及时婚嫁。武则天就曾下令“天下百姓，皆须嫁娶以时，勿使外有旷夫，内有寡女”[33]。武则天在推行各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措施的同时，又采取适宜的婚姻、人口政策，使她辅政执政的44年(660年十月至705年一月)中，经济得到发展，人口显著增加。永徽三年(652)，唐有户三百八十万。[34]到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逝时，有“户六百一十五万，口三千七百一十四万”。[35]五十余年间，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
　　唐代前期的婚姻礼俗，既继承了华夏传统礼仪，又接受了北方胡人主要是鲜卑、突厥族婚俗的影响。唐代男女结婚，要有一定的礼仪，通常称为“婚礼”。婚礼分为六个步骤。例如睿宗太极元年(712)，左司郎中唐绍上表曰：“士庶亲迎之礼，备储六礼。”[36]这“六礼”是：纳采(说媒)、问名(交换姓名和生辰八字)、纳吉(问卜)、纳征(订立婚约)、请期(确定婚期)、亲迎(新郎亲迎新娘)。“亲迎之礼”要“备储六礼”,即按六个步骤进行，可见其重要。正是在“亲迎”上，其具体礼节带有明显的胡化倾向。
　　其一，新娘出嫁时要蒙离。在婚礼进行的过程中，新娘要蒙头盖面，用以遮羞和避邪。史载：“武德初，袭齐隋旧制，妇人多著离，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至永徽已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即渐为浅露矣。龙朔三年(663)，有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37]唐初的离，永徽以后的帷帽，即后世的“盖头”来源。这里说的离“发自戎夷”，究竟来自何种少数民族?隋唐之际居住在今青海高原的吐谷浑(辽西鲜卑徒河涉归后裔)“其王公贵人多戴离，妇人裙襦辫发，缀以珠贝。”[38]西域康国，其王先祖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才西逾葱岭，故“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国王“其妻有髻，蒙以皂巾。”[39]而普通百姓，“妇人盘髻，蒙以皂巾，饰以金花。”[40]由此可见，唐代妇女因袭北齐、隋朝，先着离，后戴皂罗，可能先后来源于鲜卑族和突厥族。
　　其二，新娘入门跨马鞍。这一婚姻礼俗其用意是祝福夫妻人生一路平安。这一婚俗，来自北朝少数民族主要是鲜卑族的习俗。唐人记载说：“今士大夫家婚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41]
　　其三，新婚夫妇在室外设帐交拜。上引“今士大夫家婚礼露施帐，谓之入帐”，与新娘入门跨马鞍，都是北朝余风，鲜卑婚俗。史载，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十一月，礼仪使颜真卿等曰：“(嫁娶)相见行礼,近代设以毡帐，择地而置，此乃元(北)魏穹庐(类似今蒙古包)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帐，请准礼施行。”颜真卿等认为在室外择地设帐举行婚礼，是北朝鲜卑族的旧俗，应该按华夏传统礼仪，婚礼改在堂室中施帐进行。同书还记载，同年十一月皇帝敕令，婚礼皆用诞马(马鞍)，在礼经无其文。案周礼玉人有璋，诸侯以聘女。礼云，玉以比德，今请附马加以璋，郡主婿加以璧，以代用马(鞍)。”[42]这一方面说明，鲜卑婚俗在唐代前期确实影响较大；另一方面亦说明，中唐以后其影响力逐渐淡薄，又恢复了华夏传统婚俗。
　　三、唐代前期华夏婚俗文化的影响作用
　　在探讨唐代前期婚俗文化胡化倾向的同时，亦应看到华夏婚俗文化的长期影响。在胡、华两种婚俗文化的相互影响、交融的过程中，儒家思想意识形态起着主导作用。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把董仲舒的“三纲五常”纳入儒术之后，“夫为妻纲”便成为华夏婚俗文化的主要内容。所谓“一夫一妻”制，实际上是皇帝多嫔妃、贵族、名士多妻妾、普通百姓的一夫一妻制。故有人建议改称“一妻一夫”制。正因为如此，唐初秦王李世民等得知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与高祖的尹德妃、张婕妤“私通”之事后，便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密议，以此为发动“玄武门之变”的突破口。六月三日傍晚，李世民入太极宫，密奏高祖李渊说，建成、元吉“淫乱后宫”。高祖震怒，说“明(明日)当鞫问，汝宜早参。”不出李世民等人所预料，躲在屏障之后的张婕妤窃知世民之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议定，入宫“自问消息”。六月四日晨，当建成、元吉入宫途经玄武门(宫城北门)遭到李世民的伏击。世民射杀建成，其部将尉迟敬德杀死元吉。[43]可见李世民等人是利用状告李建成、元吉兄弟“淫乱后宫”为突破口，从而取得发动“玄武门之变”的成功。这是华夏婚俗的一次胜利。永徽六年(655)九月，宰相褚遂良在高宗的面前，公开反对废王后、立武昭仪为皇后，其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武氏不是“天下令(士)族”；其二，“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44]就是说，婚姻要“门当户对”，“辈行不同”禁止。褚遂良维护的正是华夏婚姻礼俗。十月，高宗在《立武氏为皇后诏》中，理直气壮地抵制上述两条“反武派”的论据。其一，说“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是说武氏乃开国元勋、工部尚书武士彟之女；其二，说武氏为先帝(太宗)才人时，“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45]这里，高宗是举西汉元帝立其父宣帝宫人王政君为皇后一事[46]，以证明自己立太宗时才人武氏为皇后是史有先例的，以证明皇帝婚姻“辈行不同”，并非由他首创。这很可能是高宗自己编造的故事。
　　具有鲜卑族血统的唐代前期皇帝，皆推行尊儒信道崇佛，三教兼容，其同发展的思想文化政策，其婚姻礼俗必然受其影响，甚至主宰。他们三教兼容，各有侧重，但以儒教为治国纲领，是共同的。史载，“及高祖建义太原，初定京邑(长安)，虽得之马上，而颇好儒臣。”[47]兴办学校，以儒家经书为主要教学内容，认为“六经茂典，百王仰则，四学崇教，千载垂范。”[48]太宗尊儒尤其突出。他说：“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49]他命经学家颜师古考定《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左传》等《五经》，成为经文定本；他又令国子监祭酒孔颖达等诸儒撰写《五经》疏议。书成，称《五经正义》。[50]永徽四年(653)三月，高宗“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51]从此各类学校，有了共同的儒学课本；科举考试的明经科，有了命题和判卷的统一标准。当时士人最热衷于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52]
　　在这种皇帝以儒家学说为治国纲领，兼容三教，以《五经定本》《五经正义》为读经注疏范本的氛围中，那些入居长安、身居高官的鲜卑族后裔，如窦威、宇文士及、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人人攻读经史，个个学富五年，便先后成为关陇士族的代表人物。窦威，武德元年(618)任内史令。他酷爱文史，百读不厌，别人笑他为“书痴”，“有文集十卷”[53]。宇文士及，隋朝右卫大将军宇文述之子。隋末投奔李渊、李世民父子，唐初迁秦王府骠骑将军。太宗即位后，任中书令。不久以本官检校凉州(治今甘肃武威)都督，“折节礼士，凉州服其威惠”。贞观十六年(642)卒，赠左卫大将军、凉州都督，陪葬昭陵[54]。长孙无忌，太宗文德皇后长孙氏之兄、唐开国元勋之一，贞观十七年(643)，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他精通文史，长于著述。永徽三年(652)，他奉高宗旨意，领衔与司空、英国公李勣、尚书左仆射兼太子少师监修国史、燕国公于志宁等撰写《律疏》，成三十卷。永徽四年(653)，颁于天下。这就是今传《唐律疏议》[55]。显庆元年(656)，又领衔与令狐德芬“缀集武德、贞观二朝史为八十卷”等书。[56]于志宁，雍州高陵(今陕西高陵)人，“及太宗为秦王、天策上将，志宁累授天策府从事中郎，每侍从征伐，兼文学馆学士。”贞观三年(629)，迁中书侍郎，又加授散骑常侍，行太子左庶子。于志宁“以承乾(太子)数亏礼度，志在匡救，撰《谏苑》二十卷讽之，太宗大悦，赐黄金十斤，绢三十匹。”“及高宗为皇太子，复授志宁太子左庶子，未几迁侍中。”永徽二年(651)，监修国史[57]。在鲜卑族后裔中，是公认的博学之士。
　　与此同时，那些能征善战、仰慕天可汗唐太宗的突厥族将领，如阿史那忠、阿史那社尔、阿史那思摩等人，归唐后并不贪恋在长安享受荣华富贵，而是长期镇守地方，率领军队捍卫大唐疆土，死后归葬昭陵，永远长眠在中华大地上[58]。中华传统儒学，使入居长安的鲜卑族后裔、突厥族将领，很快便与华夏民族交融；使唐代前期婚俗文化中的胡化倾向，很快便与华夏婚俗文化融合。这就是至唐代中期，旧有的鲜卑、突厥族婚俗文化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
　　注释：
　　[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1页、第61页引王建《凉州行》，三联书店1957年版。
　　[2]拙作：《论唐文化的胡化倾向》，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校庆50周年专号。原稿较长，载韩国《魏晋隋唐史学会会刊》1997年第81期。
　　[3]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载《文物》1981年第2期。
　　[4]吕一飞：《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第2—3页，黄山书社1992年版。
　　[5]《魏书》卷7《高祖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8页。
　　[6]详见拙作《论北魏的灭亡和孝武帝西迁的几个问题》，载《北朝研究》1995年第3期。
　　[7][9]详见拙作《北魏孝武帝西入长安史实考释》，载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8]牛致功：《关于西安建都的朝代问题》，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
　　[10]详见拙作《宇文泰的擢拔廉吏与西魏经济的发展》，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拙作《论西魏与东魏之间的几次战役》，载《北朝研究》1996年第1期。
　　[11]《北史》卷5《西魏文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0页。
　　[12]《周书》卷2《文帝纪》，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36页。
　　[13]《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页。
　　[14]《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5页。
　　[15]参阅吕一飞；《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第93—94页，略有改动，黄山书社1992年版。
　　[16]《资治通鉴》卷198太宗贞观二十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37页。
　　[17]《资治通鉴》卷193太宗贞观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72页—6078页。另据《旧唐书》卷194《突厥传》载：“其酋长至者皆拜为将军、中郎将等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因而入居长安者数千家。”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63页。
　　[18]《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979页、2985页。
　　[19]《周书》卷50《异域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第907、910页。
　　[20]《隋书》卷80《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63—1864页。
　　[21]参阅江应梁主编：《中国民族史》(中)，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22]《旧唐书》卷64《高祖二十二子·隐太子建成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16页。
　　[23]《新唐书》卷80《太宗诸子·曹王李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79页。
　　[24]《资治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一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34—6135页。
　　[25]《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武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4页。
　　[26]详见拙作著《武则天》，西安出版社2007年版，第24—40页，第43—46页。
　　[27]《新唐书》卷76《贵妃杨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93页；并参阅《旧唐书》卷51《杨贵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78页。
　　[28]《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66页。
　　[29]笔者主编：《隋唐文化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7页。
　　[30][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前集卷12《语资》，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7页。
　　[31]《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60页。
　　[32]《资治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入年，中华书局，第6843页。
　　[33]《全唐文》卷96《改元载初赦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36页。
　　[34]《唐会要》卷84《户口数》，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50页。
　　[35]《资治通鉴》卷208中宗神龙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597页。
　　[36]《唐会要》卷83《嫁娶》，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29页。
　　[37]《唐会要》卷32《离》，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85页。
　　[38]《隋书》卷83《西域传·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42页。
　　[39]《隋书》卷83《西域传·康国》，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48—1849页。
　　[40]《旧唐书》卷198《西戎传·康国》，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10页。
　　[41][唐]段成式撰《酉阳杂俎》续集卷4《贬误》，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9页。
　　[42]《唐会要》卷83《嫁娶》，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30页。
　　[43]《资治通鉴》卷191高祖武德九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09—6010页。
　　[44]《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六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90页。
　　[45]《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永徽六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93页。
　　[46]《汉书》卷98《元后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15—4017页。
　　[47]《旧唐书》卷189上《儒学传序》，第4940页。
　　[48]《唐大诏令集》卷105《置学官备释奠礼诏》。
　　[49]《资治通鉴》卷192太宗贞观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54页。
　　[50][唐]吴兢撰《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51]《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1页。
　　[52][五代]王定保著《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页。
　　[53]《旧唐书》卷61《窦威传》，第2364页。
　　[54]《旧唐书》卷63《宇文士及传》，第2409—2456页。
　　[55][唐]长孙无忌等撰《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56]《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第2446—2456页。
　　[57]《旧唐书》卷78《于志宇传》，第2693—2697页。
　　[58]参阅赵文润、赵吉惠主编《两唐书辞典》，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46页、649页、648页。
　　(赵文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