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李唐王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颇为开放的时期，由于承袭着北朝的文化传统，而在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曾长期生活于北部或西北边疆的古代少数民族，纷纷迁入中原，并建立政权，取代汉族成为统治民族，促成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但是从原居中原的汉人看来，那些民族如匈奴、鲜卑等就是胡人或东胡。而这些民族建立政权以后，特别是如拓跋鲜卑统一北方与南朝对峙以后，则又将在其西北的西域人士称为“胡”。不过当时社会中并不排斥胡人，而且还设有管理在华胡人或胡人宗教的官员，还由来华胡人充任，近年在西安陆续发现的北周安伽、史君诸墓可以为证。
　　李唐建国前，李渊、李世民父子治军，组建骑兵系仿效突厥，战马亦多取自突厥。至李唐建国之初平定群雄的征战中，军中亦有突厥将领，如西突厥特勤大奈(后赐姓史氏)，因屡有战功，累迁右武卫大将军、检校丰州都督，封窦国公。卒赠辅国大将军，已是正第二品。此后有唐一代，武将中一直不乏“胡人”，突厥、突骑施以及昭武九姓诸国人氏都有，还有东北的靺鞨、百济、高丽等，皆能以军功升迁高位，足见李唐王朝时确实颇为开放，并不在乎将领的民族成分，而能因材录用。总体看来，唐代入居中土的胡人，其身份大体可以分为上中下三层：
　　胡人中身分最高的上层人士，如前引史大奈已官居正第二品。许多胡人身为高官，或与公主皇亲等结婚，死后还有陪葬皇陵的荣誉。仅举经过考古发掘的昭陵陪葬墓为例，其中就有突厥人阿史那忠、安国人安元寿等，他们的墓葬都具有多天井的长斜坡墓道，精美的壁画，并有数量众多的随葬俑群。据墓志阿史那忠为右骁卫大将军，安元寿为右威卫将军，皆为正第三品。可惜墓内随葬陶俑群均遭盗扰，所以不知其中是否有“胡俑”。但同为昭陵陪葬墓的郑仁泰墓，死者亦官居右武卫大将军，与阿史那忠、安元寿同属正三品，墓内随葬陶俑群保存较好，其中即有“胡俑”及着翻领胡装的俑，因此推测阿史那忠、安元寿两墓中俑群内容也应与郑仁泰墓相同，恐亦不乏“胡俑”。
　　中层的胡人，虽身无官位，多是入唐的商贾平民，但是其中许多是富有资财者，所以唐人传奇中多有胡人与宝物的故事，另一些人则是经营酒肆商铺的商贾。此外，也有些人入华后担任些小官吏，如在西安曾发现汉文与中古波斯文合璧的苏谅妻马氏墓志，马氏的丈夫苏谅，就是波斯萨珊朝被阿拉伯人灭亡后，流寓华土的波斯人的后裔，后被编入神策军中。
　　下层的胡人，则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奴婢等，许多是畜养牲畜的奴仆，诗人岑参《卫节度赤骠马歌》所咏：“紫髯胡雏金剪刀，平明剪出三鬃高。”即为养马的胡人。想当年唐廷大量购入突厥良马，自多随马群入华的养马者。胡人酒肆商铺中，亦多有服役的胡姬、胡侍。还有从事百戏杂技表演的艺人。这些胡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人役使，目前出现在唐墓随葬俑群中的“胡俑”，恐怕皆以下层胡人为模写对象。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我们从对唐墓考古发掘中获得的“胡俑”，并不足以反映当时在唐朝版图内生活的所有入华“胡人”，而只是可以反映出入华胡人的下层，他们是身受当时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华胡上层人士所驱使奴役，从事养马牵驼，或供随从役使。同时，在观察研究“胡俑”时，还应注意古人制作这些陶俑的目的，本是为了随葬之用，虽然其形貌所模写的模特儿应是社会生活中的下层胡人，但是限于墓仪制度的要求，它们不是写真的艺术创作，而且所依据的“粉本”又常拘于程式化或滞后性，制作的匠师也时有部分局部改变，因此在分析这些俑像时，切忌简单地将其直接等同于社会现实事物。同时仅仅靠某些俑像拟模写了“高鼻深目”或有连鬓胡须即定位为“胡人”，有时也失之简单，因为即使是观察活人，也常有失误。从中国历史上也可寻到生动的实例，如东晋十六国时期，冉闵消灭后赵政权时，大杀氐羌诸胡，看到高鼻多须者就杀。据《晋书·石季龙载记》：“一日之中，斩首数万。……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我们今日辨别“胡俑”时，也应以为鉴。因此仅据形貌而去推测陶俑所模拟的人像的种族或民族，是十分困难的事。
　　虽然从随葬陶俑群中辨识“胡俑”，有极大的局限和许多困难，但是这些俑像毕竟是今人窥知唐代下层胡人的一扇可资利用的窗口，也可以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唐代社会生活。同时唐代“胡俑”的制作常常相当精致，造型也颇生动，还可被视为艺术造诣颇高的唐代人像雕塑品，值得重视。
　　乾陵博物馆能够将西安地区发掘出土的唐代“胡俑”集中展示，必定能将有关唐代“胡人”的学术研讨推向新的高潮，这是令人高兴的。期望通过这次的展览和学术研讨，能推动有关唐代“胡人”的研究，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杨泓，中国社科院考古 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