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胡人与胡俑
高文文
大唐立国，国力强盛，威名远播。当时的真“外国人”慕义向化，加上唐王朝采取了开放的外交政策，对各外来民族的人民施行一定的优惠保护，很快唐代便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胡人。整个唐朝上下都沉浸在一片胡风当中。
在唐代，“胡人”泛指唐王朝管辖区域内的各族少数民族人民，也包括周边各国的人民。胡俑就是以这些胡人为原形，捏塑而成的随葬品。胡俑在唐墓中出土频繁，据相关考古资料显示，胡俑在太宗贞观年间出土较少，而从高宗显庆年间以后逐渐增多，至盛唐时期达到高峰，安史之乱后减少，至唐后期消失。从这也可以看出，作为胡俑原形的胡人在唐代的发展脉络：贞观年间，由于战争还在继续，涌入唐王朝的大部分胡人是以战俘，或者说是因战败而迁入唐朝腹地的，他们当中不乏有地位显赫者，但就总体而言这一群体并未对整个唐朝形成太大的影响，因而墓葬中的胡俑形象也就相对较少。到了高宗显庆以后，大唐王朝的国力日臻强盛，声名远扬。许多周边少数民族及国家纷纷慕名而来，他们在唐经商、学习、谋生，同时他们也将自己的文化习俗带到了唐朝，并深深地烙进唐人的社会生活中；另一方面，随着唐人财富的增多，厚葬之风日益盛行，这样在唐人事死如生的随葬品中，各种形象的胡俑也逐渐多了起来。但胡俑一股出土于有明确纪年的大、中型墓中，小墓则极少。这也说明胡人当时在唐的地位并不高。安史之乱的爆发使这种厚葬之风有所减弱，安禄山以胡乱华，使得当时的唐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胡俗看成是灾祸的象征。因此安史之乱后唐朝全国上下皆视胡人、胡俗为祸害，用胡俑作为陪葬品也随即不再盛行，这便是胡俑在唐后期墓葬中几近消失的原因。
从存世的文献资料来看，来华最多的胡人是商人、僧侣、艺人等。而从出土的胡俑来看，在华胡人的身份却是多种多样，下面就简要分析一下，以飨读者：
苦役：这类俑数量众多，且多半随马匹和骆驼出现。从出土情况看，这些俑一般位于墓葬的前面，多双手攥拳，做执缰牵引状，身后跟有马或骆驼。不同的是，马一般不驮东西；骆驼的背上则有一定量的物品。这反映了当时的权势贵族利用外族胡人管理马匹和骆驼的习俗。如永泰公主墓出土的袒腹马夫俑，此俑头发中分盘辫于脑后，身穿绿色齐膝盖大衣，褐色绒毛外露，袒胸露乳，左手持缰，右手抓袍，作牵线状。也有一些俑是从事其他体力劳动，如武昌东郊何家垅188号唐墓中有两件胡俑：一件立俑，右手执斧持于胸前；一件坐俑，腿前放一箕形物，像是在从事一种活计。[1]可见当时在中原的贵族之家从事体力劳动的胡人还是不少的。
侍从：侍从和苦役同为奴仆，但侍从的地位要比苦役略高，因此这里将侍从单独拿出来讲。这类俑一般双手拱于胸前，显示出对主人毕恭毕敬的神态。这种俑直接服务于主人，因而地位较高。如金乡县主墓出土的着汉装的胡姬俑，此俑方鼻深目，头梳刀型高髻，身穿汉装，双手拱于胸前，恭谨侍立，楚楚动人。这件俑与同时出土的其他女俑相似，但方鼻深目的特征使她迥然不同。可见，西域妇女也有受雇于权贵之家，受其役使的。另外还有一些侍从俑是以技艺供奉主人，他们或是驯兽逗鸟，或是从事其他一些技艺。如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两件骑马狩猎胡俑，一个张弓欲射，一个则回身责训猎豹，生动地勾画出了一幅狩猎出行的场面[2]。
商人：此类胡俑一般同骆驼搭配在一起，有的胡俑位于驼前作牵引状，身后或身边的骆驼背上多有物品，有些只驮毛毡一类东西；有的则杂七杂八驮了很多。如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载物骆驼和牵驼俑，牵驼胡人头戴璞头，身穿窄袖红色长袍，后面的驼背上驮有一条装满货物的长圆形袋子，另有丝、绸垂于两端，丝束下吊有马勺、扁壶、野鸡、兔子、刀鞘、剑囊，还有一只猴子蹲在袋上[3]。骑驼的胡俑也有不少，有的骑在无货的驼背上，如金乡县主墓出土两件骑驼胡俑，一件胡俑骑于立驼之上，头戴圆顶翻沿胡帽，穿圆领窄袖袍；另一件胡俑骑于卧驼之上，头戴尖顶胡帽，穿圆领窄袖袍[4]。有的则骑在装满货物的驼背上作赶驼状。如山西唐王深墓就出土了一件骑驼俑，一西域胡人骑在横搭行囊的驼峰中间，胡人右手上举，左手向前微抬，作挥鞭驱驼状。无论是牵驼俑还是骑驼俑，它们都生动地再现了昔日丝绸之路上往来驼队的繁华，反映了唐王朝与周边各族经济贸易联系的广泛性和开放性，由此可想而知，当时的中西贸易是何等的繁华。
艺人：唐人喜爱乐舞，因此唐乐在继承隋代九部乐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周边各族、各国的音乐即胡乐，定为十部：燕乐、清乐、西凉、天竺、高丽、龟兹、安国、疏勒、高昌、康国。舞蹈也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翻新。在民间，正如王建所写到：“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胡乐、胡舞在当时的流行可见一斑。唐墓中也出土了不少伎艺胡俑，如鲜于庭诲墓出土的骆驼载乐俑，巨大的骆驼上载有五个怀抱乐器的人，其中三个胡人、两个汉人[5]。独孤思贞墓中也出土了两件舞蹈俑，身着短衣，下穿裤，屈膝弯膊甩袖，腰肢扭向一边，做舞蹈状，形象生动[6]。另外，新疆吐鲁番的阿斯塔那336号唐墓出土的昆仑奴俑也属此类。俑的右臂上举，手握向内，与右手相应，右腿直立，左腿弯曲，脚尖虚起于右脚上，轻灵捷健。因同时出土的还有两件胡俑和一个狮子俑，所以认为这尊昆仑奴俑所扮的是狮子郎，专供主人娱乐之用[7]。此外，在近年对胡俑的研究当中，葛承雍先生突破性认为胡人袒腹俑不是牵马俑或是牵驼俑，而是故意挺肚袒腹露胸表演幻术的外来艺人，也是西域胡人标志性的“胡俗”文化符号[8]。这也为我们研究此类胡俑开辟了新的道路。
旅行者：也就是徒负俑，这类俑数量极少，目前发现两件，分别出土于西安和洛阳，但二者形态基本一致[9]：头戴毡帽，后背背包，右手执背带，左手提一水壶，一个衣角被风吹起，弯腰而行，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由上述看来，文献中所记载的大商贾、僧侣、胡籍官员等在胡俑中出现的极少，甚至是没有。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本着传统的丧葬习俗，入土陪葬的胡俑应该是为墓主服务的仆役，他们的职责是在阴间继续侍候主子。而那些比较精明的大商贾、弘扬佛法的僧侣、在朝为官的胡籍官员，则因为较高的社会地位，不会出现在陪葬用的胡俑当中。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在当时，使用胡人作为自己的奴仆已蔚然成风。可见，外国人在唐朝的受待见程度并不高。
从胡俑的外形上分析，一般可将其分为两种：一种是源于南洋诸岛和非洲的黑人俑，也就是昆仑奴俑；一种是源于西域诸国的西域人俑。值得一提的是，众多的胡俑中未见东北亚人的形象，或许是因为东北亚人与中原各地区的人长得本来就很像，很难区分，但笔者却认为不尽然。章怀太子墓曾出土一幅珍贵的《礼宾图》，上画六人，前三位均为唐代外交礼仪人员，而后面有两位就带有明显的东北亚人种特征。从这看来，胡俑中未出现东北亚人俑是另有其因。下面笔者就简略分析一下，望各位方家指教。
来华目的不同。西域人来华大多是羡慕唐王朝的富庶，前来经商，赚取钱物，洛阳出土的背物负重、蹒跚而行的胡商俑，就表现了这种胡商纷至沓来的经济开放景象。而东北亚人来华多是崇慕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他们是来学习的。虽然他们当中也有经商的，但这些商人经商的范围一般在东部沿海地带，深入到唐王朝腹地的绝少，因而在胡俑出土相对集中的中原地区是不会见到东北亚商人的影子的。
来华方式不同。西域人来华是以经济利益为主要目的，所以他们大部分是以散客的形式自发而来，主要是与民间打交道。东北亚人则多以政府组团的形式结伴而来，主要是与官方打交道。
在华作用不同。这主要是指对下层胡人而言。昆仑奴，顾名思义，他们主要是充当苦役、仆人，西域人中也有不少以技艺侍奉中原贵族。这点从唐墓出土的牵驼、牵马胡俑便可看出。东北亚人则很少有此职。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唐人事死如生，他们往往会将生前的奢华死后带到墓葬里。胡俑的出现便是他们生前所奴役过的胡人在墓葬中的真实再现。从现今出土的胡俑来看，更多的是侍从俑，或是执事的侍从俑，他们地位低下；另外在唐代，商人和仆人一样的没地位，一样的位于唐王朝的最下层。在唐人的眼中，他们同样属于侍候人的阶层，因此在唐人的墓葬里，尤其是上层贵族的墓葬里，这些曾经侍候过他们的胡人又以胡俑的形象出现在墓葬中，继续侍候着主人。这就使得今天的我们能够看到那些胡俑披肩执事、从事饮食；怀抱琵琶、翩翩起舞；牵驼拉马、穿越沙漠。因此，不管东西方来华人士的目的、方式、作用有什么不同，一个“事生如死”便将西方人的形象以俑的形式再现给几千年后的我们。这也就是东北亚人形象为什么不见于胡俑中的根本原因。
唐代是一个开放性的大帝国，随着外来人口的不断涌入，也带来各方面的文化习俗，繁荣了唐代的经济和文化，极大地丰富了唐人的物质生活。来唐的胡人在吸收汉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将“胡风”带入唐朝，使唐人的胡化程度胜过前朝任何一代。胡俑便是这一民族融合的最好见证，看着这些精美的胡俑，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东来驼囊满旧都”的世纪，闻着胡饼的香味，倾听着胡姬当垆的笑声，看着各国的乐舞表演，这大概便是我们追寻唐朝的一个梦吧。
注释：
[1]《武昌东郊何家垅188号唐墓清理简报》，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122期。
[2]《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64年第1期。
[3]《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2年第7期。
[4]《西安唐金乡县主墓清理简报》，载《文物》1997年第1期。
[5]《唐长安城郊隋唐墓·鲜于庭诲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60页。
[6]《唐长安城郊隋唐墓·独孤思贞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7]《阿斯塔那336号墓所出戏弄俑五例》，载《文物》1987年第5期。
[8]葛承雍《唐代胡人袒腹俑形象研究》，载《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5期。
[9]《洛阳唐三彩》，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高文文，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