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长安胡人职业结构初探
路学军
唐代长安是一座开放性的国际都市，有唐一代，来自各地的胡人[1]源源不断地进入长安并为其带来了浓厚的异域色彩；对此，不少学者曾做过多方面的研究。然而，对于长安胡人及其后裔职业结构的研讨，学界虽有涉及，却仍属于较为薄弱的环节。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以理解职业内涵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对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
职业是人们从事相对稳定的、有合理收入的、专门类别的工作，它具有连续性、专门性和经济性等特征，而职业结构则是职业的具体分布状况。从总体上看，唐代的职业仍以传统的士、农、工、商为本，即唐人所云：“辩天下之四人，使各专其业。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巧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食禄之人不得夺天下之利。”[2]但由于社会的发展，唐代的职业结构已经出现了某些新的变化，在移居长安的胡人群体中，这一点表现的尤为明显。进入长安的胡人，其从事的职业多依城市需求和各自所长而定，因此他们的职业分布较士、农、工、商的划分显得更具自身特色，而在这其中，充任武职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一端。
陈寅恪先生曾说：“以唐代武功言，府兵虽至重要，然其重要性殊有时间限制，终不及蕃将一端，其关系至深且钜，与李唐一代三百年相始终者，所可相比也。”[3]在这里，陈先生实际上讲了两层含义：其一，有唐一代，胡人在军事斗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二，与府兵不同，胡人从军多具有职业性。长安胡人从武者一般也均呈现职业化的特征，不过其具体情况却颇有不同。
胡人善骑射又勇于攻战，魏晋以来常以军功入仕，有的还进而衍为军人世家。唐代此类胡人及后裔在长安充任武职者甚众，他们出入朝堂宫廷，形成了长安胡人中极为显赫的群体，这在文献和出土墓志中都有诸多记载。如《旧唐书》卷五五《李轨传》载，唐初“安修仁之兄兴贵先在长安，表请诣凉州招慰轨。……轨寻伏诛，……诏授兴贵右武侯大将军、上柱国，封凉国公，食实封六百户，赐帛万段。”贞观时，其子安元寿曾充当宿卫，后以军功官至右威卫将军[4]。再如浑瑊“(父释之)本铁勒九姓部落之浑部也。……少有武艺，从朔方军，积战功于边上，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宁朔郡王。广德中，与吐蕃战，没于灵武，年四十九。……(瑊)年十余岁即善骑射，随父战伐，……迁中郎将。”[5]其第三子浑鐬“以父荫起家为诸卫参军，历诸卫将军。(元和)三年，入为右金吾卫大将军、知街事，历诸卫大将军”[6]。再看以下几则墓志，其内容也均反映此种情况。安度“祖陇，齐任滁州青林府鹰击郎将；父定，隋任河阳郡镇将。君往以大□□□之功，帝授陪戎之职”[7]康武通“父仁，隋任左卫三川府鹰扬郎将；(武通)以贞观一十二年改授陪戎副尉”。[8]康续系康国人，“曾祖德，齐任凉州都督；祖逞，齐任京瓷府大都督；父老，皇朝左屯卫翊卫”。安怀“祖智，隋任洛川府左果毅，勇冠三军……父昙度……唐朝任文林郎，非其好也。(安怀)但以生□太平，咸须有职，蒙受陪戎副尉[9]。康庭兰“曾祖匿，皇朝游骑将军守左卫诩府中郎将……祖宁，归德将军行右领军卫将军……父烦，云麾将军上柱国；(庭兰)壮武将军行右威卫诩府左郎将上柱国，出身入仕，移孝成忠”[10]。
除以军功入职外，胡人内附及使节、质子来唐也多被授予武职，任职长安者也不在少数。内附胡人入唐后，其首领时有在长安充任武职者，如《贞观政要·议安边第三十六篇》载：“自突厥颉利破后，诸部落首领来降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胡人使节在长安出任武职的也不乏其例，如《唐会要》卷九五“新罗”条载新罗使节金思兰“恭而有礼，因留宿卫”。墓志中也有“大唐故酋长康国大首领因使入朝检校折冲都尉”的记载[11]。还有国王自为使节而留为武职者，如《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十二》载：“(天宝八载)护密王罗真檀入朝，请留宿卫；许之，拜左武卫将军。”
唐代国力强大，中央王朝控驭周边的能力较强。各族为取得朝廷的信任，常遣派子弟入质京师以换取唐王朝的支持。不少胡人政权都曾派质子到长安，形成“蕃望子弟多授以侍卫之官”的局面[12]。质子入朝后多被授予中郎将等军职。《唐会要》卷七十一“十二卫”条即载：“显庆三年，以四夷君长来朝者多，乃置怀德归化将军以授之。仍隶诸卫。至是，上以降附者名位有差，故增置中郎将以下员。”质子入朝时间很长，还有世代为质的。如右领军卫上将军何文哲即质子之后：“公本何国王丕之五代孙，前祖以永徽初款塞来质，附于王庭”[13]米继芬“其先西域米国也……遐质京师，永通国好……(继芬)承袭质子。”在禁军中服务[14]。
内附及使节、质子在长安所授武职多为虚衔，如其所供职的五府中郎将多只是“凡朝会之仗，三衙番上，分为五仗，号衙内五卫。……借带刀捉仗，列坐于东西廊下”[15]，但这其中也有能力出众者可以领实职，如原于阗国王尉迟胜“本王于阗国。天宝中，入朝，献名玉、良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归国，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击破萨毗、播仙。累进光禄卿。”[16]
此外，唐代对外交流频繁，长安常有大量的胡人以各种原因滞留于此。一些生活无着的胡人也常常将投身行武作为出路。如安史之乱后，吐蕃占据河西，截断了西域与长安间的道路联系，大量西域胡人留郁。史载：“河、陇既没于吐蕃，自天宝以来，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长安者，归路既绝，人马皆仰给于鸿胪，礼宾委府、县供之，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17]
二
唐代“近代以来，又分为文武二职。分曹置上事各理所掌”。[18]胡人除充任武职外，亦有就任文职者。
久居唐朝的胡人受汉文化浸染，有不少能赋诗作文，甚至科举及第、进身官宦者，对此史料中多有记载。如“(宣宗)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19]，可见李彦昇其学识之深厚。再如，康婆“本康国王之裔也，……率下有方，事君以礼，……禀纵多能，博游才艺……武德中左仆射裴寂揖君名义，请署大农”[20]，康婆以胡人入仕，此时已具有相当的汉文化素养。留学生本为学习唐文化而来，出类拔萃者亦有在长安为官者，如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等久已为人熟知。再如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其墓志云：“公姓井，字真成。国号日本，才称天纵。故能□命远邦，驰聘上国。蹈礼乐，袭衣冠；束带口朝，难与俦矣。岂图强学不倦，问道未终；口遇移舟，隙逢奔驷。以开元廿二年正月□日，乃终于官弟，春秋卅六。皇上□伤，追崇有典；诏赠尚衣奉御，葬令官□。”[21]可以看到，井真成虽因早逝而仅被身后赠官，但其经历也反映出了留学生的入仕趋势。
实际上，对于被授军职的胡人质子来说其职任也具有文职属性。质子在唐的活动，“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覩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22]可见，质子职任不拘于宿卫，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习学交游不仅熟悉了汉民族的语言文化，而且还直观接触到了唐王朝的典章制度与风物人情。质子还可以充当使节，代表唐王朝前往外域，或传达招慰册立，或宣谕唐王朝的其他意旨。如史载新罗质子金士信即曾奏称：“臣本国朝天二百余载，尝差质子宿卫阙庭，每有天使临蕃，即充副使，转通圣旨，下告国中，今在城宿卫质子，臣次当行之。”[23]藉以年资，质子官职还可以迁转，史载：“开成元年十二月壬子，新罗国质子试光禄卿赐紫金龟袋金允夫进状称：本国王命臣入朝充质二十六年餮矣，三蒙改授试官再当本国宣慰及册立等副使，准往例皆蒙特授正官，遂授武成王庙”[24]，即要求由试官迁授正官。
与华化入仕相对，一些胡人则身负长技，特别是利用其掌握的外域知识在唐朝政府中任职。如《旧唐书》卷一五八《韦贯之传》曾载：“新罗人金忠义以机巧进，到少府监，荫其子为两馆生。”再如安叱奴本系胡人，擅乐舞，由隋入唐。“时高祖拜舞人安叱奴为散骑常侍”。李刚曾为此切谏而高祖不纳。[25]《大唐新语·极谏第三》亦载：“高祖即位，以舞胡为散骑侍郎。”
就职于司夭监的天竺人瞿昙家族也很典型。瞿昙家族当在唐代前期来唐，以谙熟外域天文历法而先后数代任职于太史监、司天台[26]，其中瞿昙悉达曾在天文历法方面取得较大成就。史载，“《九执历》者，出于西域。开元六年，诏太史监瞿昙悉达译之。”[27]悉达后又撰成《大唐开元占经》一百一十卷[28]。
再如唐代鸿胪寺、中书省所辖的译语人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不管在鸿胪寺还是在中书省，担任译语人的多为胡人，他们具有一定的品级，其职任一般是翻书译语。[29]李德裕任宰相时，其文中就曾谈到石佛庆等辖下外域译语人：“右，缘石佛庆等皆是回鹘种类，必与本国有情，纥扢斯专使到京后，恐语有不便于回鹘者，不为翻译，兼潜将言语辄报在京回鹘。望赐刘沔忠顺诏，各择解译蕃语人不是与回鹘亲族者，令乘递赴京。冀得互相参验，免有欺蔽。”[30]再如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史载永徽元年，“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中书译语人史诃担宅，监察御史韦仁约劾之。”[31]而关于史诃担的具体情况，由于其墓志的发现现在可以有更清晰的了解。《史诃耽墓志》云：“君讳诃耽，字说，原州平高县人，史国王之苗裔也……武德九年，以公明敏六闲，别救授左二监……寻奉救直中书省翻译朝令，禄赐一同京职。贞观三年，加授宣德郎。七年，又加授朝请郎，九年，又加授通义郎。十三年，又加授朝议郎……永徽四年，有诏：朝议郎史诃耽，久直中书，勤劳可录，可游击将军、直中书省翻译如故。”由此可见其任职情况[32]。
三
唐代对外贸易频繁，入唐胡商众多。长安系京师所在，是万方幅凑之地，胡商更是云集于此，因而从商构成了长安胡人职业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长安胡商中有不少带有官方色彩。唐代国家强盛，外域政权常派遣使节向唐王朝进贡方物，唐对各国使节则相应馈赠金银丝帛等礼品。与唐朝有朝贡关系的政权很多，史载，“凡四蕃之国经朝贡已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33]虽然朝贡方物与回馈礼品并非一般的商业贸易，但由于对官方遣唐使，唐政府给予优厚的待遇，加之回馈丰厚，因而遣唐使中的确有打着朝贡名义以求获利的胡商。如代宗时，“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34]《资治通鉴》卷二二五《唐纪四十一》也载：“先是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问。”
不过，为数更多的外域商人仍是活跃在长安街头的普通商胡。西市是胡商的聚居区，有各种胡商店肆[35]。这些胡店与胡人关系密切，如史载“元和初，回鹘再朝献，始以摩尼至。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至是遣归国也。”[36]西市胡店也是汉人经常光顾之处。如《太平广记》卷十六载：“(杜子春)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有一老人策杖于前，……曰：“给子今夕，明日午时，候子于西市波斯邸，慎无后期。”
胡商留唐时间不一，久居者有寄寓长达四十余年而不欲归者。[37]值得注意的是，唐代长安胡商有很多是从事奢侈品贸易的，其中尤以贩卖珠宝为盛。到了唐代珠宝几乎成为胡商的象征，而且在唐人看来，珠宝对于胡商来说已不仅仅是一般的商品，而是已经具有了某种神奇力量的精灵，胡商对珠宝的追逐也近于痴狂。
在唐代，胡贾剖身藏珠可谓流传广泛，太宗就曾询问过此事：“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38]胡人重金市珠也往往见于记载。如《太平广记》卷四○二“水珠”条载“开元十年……，有西域胡人，阅市求宝，见珠大喜。……明日，纳钱四千万贯，市之而去。”又如《太平广记》卷四○二载(“严生”条亦载)：“冯翊严生者，家于汉南，尝游岘山，得一物，……或曰：‘珠也。’生因以弹珠名之，常置于箱中。其后生游长安，乃于春明门逢一胡人，……胡人捧之而喜曰：此天下之奇货也，愿以三十万为价。”
除从事居间贩运外，胡商也涉足放贷、餐饮业。部分胡商通过珠宝等贸易完成了财富积累，成为了巨富。有些胡人富商巨贾便从事放贷业，即史籍所谓的“举质取利”。唐代中后期，胡商放贷曾导致朝野不满，以至引起了“举取蕃客钱，以产业、奴婢为质者，重请禁之”的议论[39]，可见此类事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魏晋以来，胡人饮食不断内传。唐代胡人所营餐饮也甚为流行，“贵人御撰，尽供胡食”[40]“时行胡饼，俗家皆然”[41]，以此可见胡食影响之大。长安城里有众多胡人餐饮，而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长安街头的胡人酒肆，即唐人所谓“酒家胡”。“酒家胡”在长安甚为流行，西市及城东至曲江一带，皆有此类酒肆。[42]酒家胡主大多是西域人。如有史料记载：“长安县人史婆陁，家兴贩，资财巨富，身有勋官骁骑尉。其园池屋宇、衣服器玩，家僮侍妾比侯王……婆陁阛阓商人，旗亭贾竖，族望卑贱，门第寒微，侮慢朝章，纵斯奢僭。”[43]文中称长安县人史婆陁乃阛阓商人，即以经营酒肆为业。
为了招揽顾客，长安酒家胡中常有侍酒的异域女性，即所谓的“胡姬”。“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长安酒家胡中佐酒的胡姬以其出色的歌舞表演和浓厚的异域风情，吸引了很多人流连忘返，对此不少文人都留下了记咏，如李白就曾题：“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44]张祜也有诗云：“为底胡姬酒，长来白鼻騧，摘莲抛水上，郎意在浮花。”[45]
尽管文人的描绘充满了浪漫的情调，但胡姬的职业归属却相当独特[46]。事实上，胡姬多是以富有异域色彩的歌舞技艺为客人佐酒助兴。李白《醉后赠王历阳》云：“书秃千兔毫，诗裁两牛腰。笔纵起龙虎，舞曲拂云霄。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举酒挑朔雪，从君不相饶。”[47]有的胡姬还提供陪宿服务，如施肩吾《戏郑申府》云：“年少郑郎那解愁，春来闲卧酒家楼。胡姬若拟邀他宿，挂却金鞭系紫骝。”[48]有学者已指出，胡姬职业的特殊性与其来源密不可分，胡姬有可能是被贩运而来的异域少女[49]。李贺《龙夜吟》云：“卷发胡儿眼睛绿，高楼夜静吹横竹。一声似向天上来，月下美人望乡哭。”[50]应当说正是胡姬真实心境的反映。
四
在各民族长期融通的基础之上，唐人形成了强烈的包容意识和开放精神。与前代相比，唐人较少有华夷之辩的局限，他们总是以好奇的眼光看待外来文化。同时魏晋以后，中原艺术残失散缺，也须外域艺术的进入而获取新生命[51]。正基于此，外域的音乐、舞蹈、绘画等艺术门类在长安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异域艺人也源源不断的循各种途径来到长安，他们出入朝堂街巷，以从艺为业，由此形成了独特的胡族艺人群体。
唐代有一批胡人画师活跃于长安。如唐初入居长安的康萨，及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均为丹青高手[52]。但以乐舞为业的异域艺人则人数更为众多，也更为引人注目。
宫廷是胡族乐人集中之所，他们不仅从事演出，也参与谱定曲目，对唐代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兹举几则史料为证。如隋末唐初，胡人王长通、白明达等曾参与修定宫廷音乐。《隋书》卷七八《艺术·万宝常传》载：“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令乐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隋亡，入唐代宫廷，“贞观三年，太宗令祖孝孙增损乐章，孝孙与明音律人王长通、白明达递相长短。”[53]又如《唐会要》卷三十三载，“贞观末。有裴神符者。妙解琵琶。作胜蛮奴火凤倾杯乐三曲。声度清美。太宗深爱之。”胡人乐工康昆仑亦长于琵琶演奏。《新唐书》卷二二《礼乐十二》：“大历元年，又有《广平太一乐》，《凉州曲》，本西凉所献也，其声本宫调，有大遍、小遍。贞元初，乐工康昆仑寓其声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号《玉宸宫调》……。”安金藏为唐代名臣，也曾为艺人。史载，“安金藏，京兆长安人，初为太常工人。”[54]外域乐人长期在长安活动，有的已成为世家，他们家学相承，技艺精湛，长期入奉宫廷。如著名的曹保、曹善才、曹纲祖孙三代来自西域曹国，俱以演奏琵琶著称当世。李绅曾记曹善才的宫廷演出“穆王夜幸蓬池曲，金銮殿开高秉烛。东头弟子曹善才，琵琶请进新翻曲。”[55]白居易曾做诗称赞曹纲。“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蕃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56]元和年间，胡人米嘉荣歌曲之妙也为时人所称道，曾长期供职宫廷。刘禹锡《与歌者米嘉荣》诗云：“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57]嘉荣之子米和也以深谙家传。《乐府杂录·琵琶》载，“咸通中即有米和，即嘉荣子也。申旋尤妙。”
教坊是后起的唐代宫廷音乐机构之一，史载，“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玄宗)精晓音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58]。教坊中，有相当一部分乐工也是胡人。如《教坊记》中有“筋斗裴承恩”[59]，裴承恩供奉于玄宗朝，善筋斗，应为西域人[60]。《教坊记》还载：“筋斗裴承恩妹大娘，善歌。”[61]裴大娘为裴承恩之妹，善歌，也当是胡人。
此外，宫廷中尚有些名姓不传但却明确以从艺为业者。如《旧唐书·德宗纪下》：“(贞元)十八年春正月……乙丑，骠国王遣使悉利移来朝贡，并献其国乐十二曲与乐工三十五人。”白居易诗中也曾提到外域舞女：“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62]
还有一些外域艺人出入于宫廷、民间，他们多从事杂技、魔术等表演活动，即入奉宫廷又献艺街头，其表演富有异域色彩，且多惊险刺激的场景，受到了长安仕民的热烈欢迎。外域艺人演出影响之大甚至引起了统治者的疑虑，高宗就曾下诏禁断。史载：“如闻在外有婆罗门胡等，每于戏处，乃将剑刺肚，以刀割舌。幻惑百姓，极非道理，宜并发遣还蕃，勿令久住。”[63]
结 论
综上所述，武职、文职、商贾、艺人等类型构成了长安胡人的主要职业形态。作为唐帝国的首都，长安以其开放和宽松的环境为各地胡人提供了广阔的职业舞台，胡人则充分利用这一平台获取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同时也为自身的文化保存创造了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胡人的职业实践为长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都注入许多极具活力的新鲜因子，而这正是唐帝国取得前所未有繁荣的重要保证。此外，还应看到，在长安生活的胡人非只上述几类，如入唐留学生、外来僧侣、胡人战俘、奴婢、贡人等，其活动也很活跃。这些外域人入唐的原因、目的、方式各不相同，以职业的真正含义来衡量，他们的行为并不具有职业特征。不过，在唐帝国宽松的治理之下，相当多的此类外域人是有机会在入唐之后获取职业身份的，可见对长安生胡人的职业状况确应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待。
注释：
[1]胡人有多重含义，此处意指与汉人相对的外族人，但在唐代其主体已与汉族融合的民族，如鲜卑、匈奴等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2]李林甫：《大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4页。
[3]陈寅恪：《论唐代蕃将与府兵》，《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09页。
[4]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页。
[5]《旧唐书》卷一三四《浑瑊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03页。
[6]《旧唐书》卷一三四《浑瑊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711页。
[7][8][9][10]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03、545、845—846、1511页。
[11]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4页。
[12]王钦若等：《帝王部·来远》，《册府元龟》卷一七○，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051页。
[13]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94页。
[14]郝本性：《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2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
[15]《新唐书》卷二三上《仪卫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1-482页。
[16]《新唐书》卷一一○《尉迟胜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27页。
[17]《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德宗贞元三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492—7493页。
[18]《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04页。
[19]陈黯：《华心》，《全唐文新编》卷七六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47页。
[20]周绍良、赵超：《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
[21]王勇：《井真成墓志与唐国子监》，《日本学刊》2006年第2辑。
[22]《唐会要》卷五六，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966页。
[23]王钦若等：《外臣部·纳质》，《册府元龟》卷九九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694页。
[24]王钦若等：《外臣部·褒异第三》，《册府元龟》卷九七六，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66页。
[25]《旧唐书》卷六二《李纲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75页。
[26]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1页。
[27]《新唐书》卷第二十八下《历四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91页。
[28]《新唐书》卷五九《艺文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45页。
[29]韩香：《唐代长安译语人》，《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30]李德裕：《论译语人状》《全唐文新编》卷七○一，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7975页。
[31]《唐会要》卷六十一，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067页。
[32]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0页。
[33]李林甫：《唐六典》卷四《尚书礼部》，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29页。
[34]《新唐书》卷二一七《回鹘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21页。
[35]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36]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四○《唐纪五十六》，元和十二年条胡注，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730页。
[37]《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唐纪四十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492—7493页。
[38]《资治通鉴》卷一九二《唐纪八》，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041页。
[39]王钦若等：《外臣部·互市》，《册府元龟》卷九九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728页。
[40]《旧唐书》卷四《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58页。
[41]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42]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43]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伯3813号，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604—605页。
[44]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436页。
[45]《全唐诗》卷五一一，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872页。
[46]温翠芳：《唐代长安西市中的胡姬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西域研究》2006年第2期。
[47]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773页。
[48]《全唐诗》卷四九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655页。
[49]林梅村：《粟特文买婢契与丝绸之路上的女奴贸易》，《文物》1992年第9期。
[50]《全唐诗》，卷三九四，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453页。
[5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52]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2页。
[53]《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19—2720页。
[54]《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忠义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885页。
[55]《全唐诗》卷四八○，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501—5502页。
[56]《白居易集》卷二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88页。
[57]《全唐诗》卷三六五，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126页。
[58]司马光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十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694页。
[59][60][61]任半塘：《教坊记笺订》，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50页。
[62]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0页。
[63]王钦若等：《帝王部·革弊》，《册府元龟》卷一五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921页。
(路学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07级博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