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一、唐陵蕃酋像石刻的发现与定名
　　蕃酋像是唐代帝陵陵园石刻中特殊的一类雕像，宋至明清，学人探访唐昭陵、乾陵时多所关注，曾有记述[1]。上个世纪初，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桑原*(左阝右上少右下马)藏在踏查唐陵时均已经注意到乾陵石刻中极为特殊的一类石人——“蕃酋像”[2]。桑原*(左阝右上少右下马)藏在《考史游记》有如下描述：“蕃酋石像位于(乾陵)内城门的内侧，右侧仍站立的有21尊，躺倒的有3尊，合计24尊；左侧站立的16尊、躺倒的13尊，合计29尊。高均五尺余。背后原有题铭，现多不清，难以识别。”[3]
　　王子云1940年至1942年曾调查关中西汉十一陵和唐十八陵，将乾陵的蕃酋像称之为“客使像”，并对其象征意义做了推测：“乾陵人像雕刻中的客使像，是武则天为显示唐帝国的强大，利用高宗安葬时各邻近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派来的致吊送葬使臣来长安的机会，特令雕工把他们一一雕出列置在陵前以助威仪的，有的在身后还刻出使者的姓名和国籍。十分可惜的是他们的头部被人凿去”[4]。
　　上世纪50年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对唐十八陵进行多次调查，80年代初，贺梓城以调查记的形式简单做了介绍，他注意到一些石像的“服饰和汉族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乾、泰、崇三陵南门外，东西陈列石刻立像多尊，计乾陵六十一尊，泰陵、崇陵各为八尊，均残缺无头，有的仅存残躯一节，身穿长袍窄袖大衣，足着长靴，腰勒宽带，系有小囊，其中乾陵一尊立像后脑部尚存几绺小辫，崇陵一残躯身披斗篷，这些服饰和汉族不同”[5]。
　　刘庆柱、李毓芳曾在1980年代调查唐十八陵，所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提及有蕃酋像的唐陵有昭陵、乾陵、定陵、泰陵、崇陵、庄陵、简陵等7座，并对部分蕃酋像作了简略描述。其中，将昭陵蕃酋像称之为“蕃君长像”、乾陵称为“蕃臣曾侍轩禁者群像”、其余5陵皆称之为“蕃民像”[6]。
　　刘随群1984年调查崇陵时，将发现于陵园南门阙以南散见于地表的6件蕃酋像称之为“祭坛石人”，并对6件石人略作描述”[7]。
　　近年，随着昭陵北司马门遗址的发掘和“唐代帝陵大遗址保护项目考古调查”的逐步展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又分别在桥陵、建陵、光陵、贞陵、简陵、靖陵发现有蕃酋像石刻，原曾经发现蕃酋像的昭陵、乾陵、泰陵、崇陵又新发现数量不等的蕃酋像，数量和种类都有所增加，进一步丰富了对于蕃酋像的认识。除了蕃酋像石人和石像座，还分别在昭陵、乾陵、桥陵、贞陵、崇陵发现当时安放蕃酋像的建筑遗址，可将之称为“蕃酋殿”。其中昭陵蕃酋殿位于北司马门内，乾陵位于南门门址与南门双阙之间，桥陵、崇陵、贞陵均为与南门门阙之南[8]。
　　关于这类石人至今学术界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现有“蕃酋”、“蕃君长”、“蕃臣”、“蕃民”、“王宾”、“客使”诸称。依《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唐代将少数民族首领或外国君长通常称之为“蕃酋”、“蕃君长”或“蕃夷君长”[9]。《唐会要》将昭陵北司马门的此类石人明确称为“蕃君长”[10]，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则称之为“蕃酋”：“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騣，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11]。我们认为，将这类石人像称为“蕃酋像”较为合适。
　　二、唐陵蕃酋像的识别与分类
　　石刻蕃酋像族属的识别难度极大，故学者很少涉及。昭陵“十四国蕃君长像”姓名、族属史载明确，且有残存的刻铭像座印证[12]，但由于石像残躯与像座早年分离，现已无法一一对应。乾陵的蕃酋像背后原均有题名，标明姓名及民族或国别，多数并有唐王朝所封职官。北宋元祐年间，游师雄曾访得乾陵当地旧家藏蕃臣像背部铭刻拓本，复录刻成四块碑石，分立于东、西石人之前，后亡其一，而三碑残缺[13]。李好文重觅得其中三碑，所撰《长安志图》录得补缺者记39人[14]；清代叶奕苞《金石录补》则校记为36人[15]。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对昭陵、乾陵蕃酋像姓名身份进行过考证，有所增益[16]，但这些讨论均限于石人座刻铭或早期拓本与文献的考订，未与具体的蕃酋像进行对照。哪个蕃酋像是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只有7尊蕃酋像背后残存部分刻铭，使得个别雕像身份得以确认。此后诸陵所见蕃酋像，均未发现像座或雕像背后有刻铭，族属、身份认定缺乏依据。因此，大部分蕃酋像身份与族属主要还须根据其服饰、形象作推测。
　　迄今唐陵发现的百余件蕃酋像几乎都已身首分离，而且头部不知去向，只有乾陵南门外西侧的一件蕃酋像残存有头部下半截。作为形象特征最为显著的头部缺失，已经使我们无法根据面部形象来判别人种或族属，服装、装饰品和个别保留于肩背的长发成为我们可以分析和推测的唯一依据。通观迄今发现的唐陵蕃酋石像，其服饰大体可以分为三大类：一为圆领或翻领的窄袖袍服，腰束带，脚穿靴(凡发现有蕃酋像的唐陵均有此类)；二为身着袒右衣，跣足或穿着凉鞋(此类见于昭陵、泰陵、崇陵)；三为褒衣博带，脚穿高头履(此类见于昭陵、乾陵、崇陵)。此外还有个别穿着半臂或身披披风的形象(仅见于崇陵)。第一类数量最多，尤其乾陵更甚，占总数90%以上，可能为北方和西域、中亚民族或国家的人；第二类可以被认为是南亚、东南亚民族或国家的人；第三类很有可能是新罗或日本人。
　　在第一类着圆领或翻领袍服的石人中，可见有一些腰前佩戴有短弯刀，还有个别石人背后有下垂的长辫。这类石人与北方草原至中亚广泛分布的突厥石人有较多相似的特点，引起我们特别关注。
　　三、文献中有关突厥人形象与服饰的资料
　　公元六，七世纪，突厥游牧民族政权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占据着主导地位，到突厥木杆可汗在位时期(553—572)，突厥人“西破*(左口右厌)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17]控制了包括西域在内的广大中亚和东亚地区。北朝、隋代以及唐代初期，突厥民族政权一直是中原政权的主要威胁，中原政权甚至往往成为突厥臣属。七世纪初至七世纪中叶，由于与唐王朝的战争和内部矛盾的激化，东西突厥汗国相继灭亡，突厥人依附唐王朝。之后又有薛延陀汗国的建立和东突厥的复兴。可以说，突厥政权的兴起与分裂，对于隋唐两朝中原地区和西域的历史进程都曾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8]。
　　文献中关于突厥人服饰与形象的记载多流于简略，较早见诸史书者为《北史》、《周书》，仅寥寥数字：“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身衣裘褐”[19]。南北朝至隋唐文献中记述周边民族风俗最详者莫过于《隋书》，所记突厥风俗也仅“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有角弓、鸣镝、甲、矟、刀、剑”数言[20]。关键词无非“被发左衽”四字，所谓“被发”应当是长发披下直至肩背，可以是散发披下，也可以是辫发下垂。《新唐书》《旧唐书》突厥传中关于风俗服饰记载极少，没有超过《隋书》。但有几则散见的资料使我们得知突厥人服饰之一二。“常山愍王承乾……又好突厥言及所服，选貌类胡者，被以羊裘，辫发，五人建一落，张毡舍……”[21]。这里明确将“羊裘”和“辫发”作为突厥人服饰和发式的特征。
　　应当指出的是，“辫发”并非突厥人所独有。文献记载，西域的康国“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丈夫剪发或辫发。其王冠毡帽，饰以金宝。妇人盘髻，蒙以皂巾，饰以金花。[22]”青藏高原上的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里，胜兵八九万。辫发毡裘，畜牧为业。[23]”无论文献记载准确与否，我们还没有发现康国和大羊同国的人物形象资料。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唐代，“解辫削衽”被当作外蕃异族归顺的代词。“圣历初，突厥默啜遣使请和，制遣左豹韬卫将军阎知微入蕃。册为立功报国可汗。默啜又遣使入朝谢恩，知微遇诸途，便与之绯袍、银带，兼表请蕃使入都日，大备陈设。归道上言曰：‘突厥背恩积稔，悔过来朝，宜待圣恩，宽其罪戾，解辫削衽，须禀天慈’。”[24]唐太宗《封怀化君王李思摩为可汗诏》有“分地之长，解辫而来王；引弓之民，尽落而内附”[25]。唐高宗时兰台舍人徐齐聃《谏突厥酋长子弟给事东宫疏》有“今乃使毡裘之衣，解辫而侍春闱；冒顿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句[26]。以上三例虽均专指突厥，但更多的情况下成为对所有外蕃异族的泛指。这恐怕是北朝至唐代突厥人给中原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一提起外族就冠以“辫发”的缘故。
　　四、北方草原石人中的突厥石人
　　在我国的新疆、内蒙以及蒙古共和国、南西伯利亚地区、中亚地区、南俄地区的广大草原地带，分布着众多被称为“草原石人”的石雕人像。这些石人多位于墓葬附近或祭祀遗址附近，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3世纪。其中有不少被认为是6～8世纪的突厥民族石人。王博、祁小山对突厥石人专有分析：“突厥时期的墓地石人在蒙古各省区境内都有发现，……许多石人都保留了与墓葬的组合关系”。蒙古地区和新疆地区的突厥石人主要有五种类型，其中有一种石人长发披肩或长发披后，有些腰间还佩戴有短腰刀，这类石人在新疆发现较多。新疆阿勒泰地区清河县乔夏墓地石人、富蕴县水泥厂石人、布尔津县海流滩墓地石人、博尔塔拉州温泉县阿尔卡特墓地石人博乐市加勒赛沟口墓地石人、伊犁地区新源县野果林改良场墓地石人均身穿翻领袍服或圆领袍服，在腰前佩戴短弯刀，刀鞘上有两根系带将之与腰带相连接；伊犁地区昭苏县种马场墓地石人则在背后垂有7根长辫，每根辫子接近辫稍的部位束成细腰状。
　　日本学者林俊雄也曾对欧亚大陆石人做过综合研究，他恃别注意石人的细部表现，分别就发型、帽子、衣服的衣襟、手持容器、手指、佩戴的火镰等进行了观察和分析。他注意到天山北部至哈萨克斯坦分布的一些石人，有将头发编成7—8根或更多根辫子垂至后腰者。束有这种发辫的人物形象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的阿芙拉希阿仆遗址王宫壁画上(7世纪中叶粟特人统治者的王宫)也可以见到，在宫殿西壁描绘有数位背向而坐的人物，后背有数根辫子垂下，被认为是西突厥人。还有一位侧立人物也有长辫垂下。像这样的人物形象还有几例：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的库德尔格(Kudyrge)古墓群9号墓(6—7世纪)出土马鞍的前桥，饰板上雕刻的骑马狩猎人背后垂有数根发辫。同样在乌兹别克斯坦秀丢布拉克(Sütüü—Bulak)Ⅰ—54号墓(7—8世纪)出土的一件骨饰板上，所刻的骑马人背后拖着7根辫子，近辫稍处束成细腰状。塔吉克斯坦的威尔夫尼—奇尔尤特(Verkhnii—Chiryurt)古墓群17号墓出土马鞍的鞍桥饰板所雕刻的骑马人更为清晰，7根长辫垂在身后[28]。更为典型的是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北岸的科尔穆德(Korumdy)石人，这件高2.8米的石人身穿翻领袍服，腰前佩戴一长一短两个腰刀，右手持高脚杯，右手按长腰刀，身后垂下7根长辫，每根辫子下端接近辫稍的部位分别束成较长的细股。南哈萨克斯坦腾根布拉克石人与上述石人极为相似，同样佩戴长短腰刀，背后有7根辫子[29]。
　　五、唐陵蕃酋像中的突厥人形象
　　在昭陵、乾陵、崇陵的蕃酋像石人中，有数例腰带悬挂短腰刀或背后有长辫垂下者。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发现的蕃酋像中有3件属于此类装束，其一身穿翻领袍服，腰系带，腰前右侧有短腰刀悬挂在腰带下，刀鞘略弯，有两根带系挂在腰带下；左手按腰带，右手置胸前；背后垂5根长辫，发辫下部用长方形饰片夹住发辫，辫稍从5个圆孔中穿出。其二仅存上半身，肩部以上残缺，身穿袍服，从残存的胸部观察，可能是圆领，双手拢于袖中，腰带以下残缺；背后垂有7根长辫，每根辫子近辫稍处分别箍有管状物，辫稍垂于腰带下。其三仅存下半身，腹前的腰带下悬挂有短腰刀，刀鞘略弯，以两根系带与腰带连接，左侧还佩戴有椭圆形囊袋。
　　乾陵有两件腰悬短弯刀的蕃酋像，一件为西侧南三排第4号石人，一件为东侧南一排7号石人。两件石人大同小异，均身穿圆领袍服，脚穿靴，双手拱于胸前，从手中残存的长方形孔窝观察，原应手持笏板。石人腹前的腰带下方悬有短腰刀，刀柄较短，刀鞘弯弧，用两根系带与腰带连接。因风化严重，腰刀细部模糊不清。这两件石人均未见到有披发或发辫。另有西侧南一排第5号石人，是乾陵仅存有半个头部的蕃酋像，这件石人身穿交领左衽袍服，腰束带，有长发分缕散披与后背和双肩，但没有佩戴腰刀。
　　2007年，在崇陵南门门阙以南发掘出土14件蕃酋像石人，其中有两件腰悬短弯刀的蕃酋像。其一肩部及头部残缺，身穿袍服，脚穿靴，双手在胸前施“叉手礼”；其二头部残缺，身穿袍服，领部虽残，可以看出原应为圆领，肩搭披肩，双手拢于袖中。两件石人腹前的腰带下均悬挂短腰刀，由于石人长期埋在地下，保存状况较好，腰刀各部位结构清晰可见，刀柄短粗，刀鞘弯弧，鞘上有两根系带悬挂在腰带的带銙上。
　　六、相关问题
　　由于以前唐陵发现蕃酋像较少，学者往往认为蕃酋像并未成为唐陵石刻制度中固定的组合内容，直至北宋皇陵中才成为定制[30]。根据近年的考古发现，蕃酋像石刻自唐太宗昭陵开始出现(即所谓“十四国蕃君长像”)，乾陵最盛，多达61尊(有学者分析原可能为64尊)，至此形成制度，此后的唐陵石刻中多有发现(根据迄今的考古调查，先后在11座唐陵陵园发现蕃酋像)，一直延续至唐末(关中唐陵中最后一座帝陵——唐僖宗靖陵亦有发现)。可见在乾陵以后，蕃酋像在唐陵石刻组合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类。
　　唐陵石刻制度对后代的帝陵石刻制度有直接影响，如北宋皇陵就设有蕃酋像。河南巩县的北宋皇陵现存所谓“客使像”多件，其中永昌陵现存“客使”石像2件、永熙陵现存“客使”6件、永定陵现存“客使”6件、永昭陵现存“客使”6件、永厚陵现存“客使”5件，永裕陵现存“客使”6件、永泰陵现存“客使”6件。皇后陵均不见“客使”像。由此可见，北宋皇帝陵石刻组合中固定的6尊“客使像”是成为定制的[31]。我们特别注意到，其中也出现有腰悬鱼形腰刀的“客使”形象。
　　关于蕃酋像的象征意义，诸说不一，有“曾侍轩禁者”说[32]，有“阐扬先帝徽列”说[33]，“奔丧助葬”说[34]、“助工役”说[35]、“葬高宗祭奠”说[36]、“客使”说[37]等等。查诸文献，唐代诸蕃酋(或曰“蕃君长”)有不少入京朝贡或在长安城常驻，有些还身居要职，出将入相。一些重要仪式以及随驾谒陵、随驾巡泰山、随驾校猎经常可以见到众蕃酋随从[38]，成为唐王朝皇帝仪卫的组成部分。在帝陵陵园树立蕃酋像，与神道其他石刻一样，应当是象征皇帝生前仪卫。唐人封演已有明论，“如生前之仪卫耳”。
　　唐陵发现的蕃酋像，体量大小均同常人，复原高度在1.6—1.9米之间，写实性较强，完全不同于体量高大、程式化的神道石人。前述唐陵蕃酋像中佩戴短腰刀或背后有长辫的石人，与北方草原地区遗存的突厥石人相比较，有不少相似特征，最明显的就是腰刀和发辫或披发，有理由推测这类石人是突厥人形象。但必须注意到，德宗入葬崇陵已是永贞元年(805)，后复兴的东突厥领地也已经被回鹘人占领，作为地方政权的突厥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回鹘政权成为唐王朝北方最为强盛的地方政权，唐陵蕃酋中应有回鹘人形象。虽史书不见记载回鹘人服饰，从种种迹象可以看出，回鹘人习俗多同突厥[39]。也许，崇陵所发现的腰悬短腰刀石人是回鹘人的形象。
　　唐陵陵园石刻中蕃酋像的出现，很可能受到北方草原地带墓葬石人影响，有学者指出是受突厥墓葬习俗影响[40]，不无道理。
　　注释：
　　[1]详见注释[11]、[12]。
　　[2]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桑原*(左阝右上少右下马)藏著《考史游记》，岩波书店，东京，2001年，页113—129。
　　[3]上揭《考史游记》页116—117。
　　[4]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页26。
　　[5]贺梓城：《“关中唐十八陵”调查记》，《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143。
　　[6]刘庆柱、李毓芳：《陕西唐陵调查报告》，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216—264页。
　　[7]刘随群：《唐崇陵调查简报》，《文博》1997年4期，页11—15。
　　[8]其中昭陵资料见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像座疏证》，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十)，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建陵、贞陵部分资料见张建林、张博《2007年度唐陵考古调查》，载国家文物局编：《2007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8年；其他唐陵的调查资料正在整理。
　　[9]《旧唐书·志第八》卷28，中华书局1986年版(下同)，页1051：“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讌设酺会，即御勤政楼。……百僚常参供奉官、贵戚、二王后、诸蕃酋长，谢食就坐”。《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三》卷73，2590页：“时高宗幸温泉校猎，诸蕃酋长亦持弓矢而从”。《旧唐书·志第五》卷25，页972：“贞观十三年正月乙巳，太宗朝于献陵。先是日，宿卫设黄麾仗周卫陵寝，至是质明，七庙子孙及诸侯百僚、蕃夷君长皆陪列于司马门内”。《旧唐书·本纪第三》卷3，页41：(贞观)“五年春正月癸酉，大搜于昆明池，蕃夷君长咸从”。《唐会要》卷7，中华书局1990年版，页96：“麟德二年十月丁卯，帝发东都，赴东岳。从驾文武兵士及仪仗法物，相继数百里。……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国、罽宾、乌苌、昆仑、倭国及新罗、百济、高丽等诸蕃酋长，各率其属扈从，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候道路”。
　　[10]《唐会要》卷20，中华书局1990年版，上卷，页395。
　　[11](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页143。
　　[12]参见张建林、史考：《唐昭陵十四国蕃君长石像及题名像座疏证》，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十)，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13](清)叶奕苞《金石录补》卷22，《唐乾陵石人姓名》条，丛书集成初编，据涉闻梓旧本排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册1521，页211—212。
　　[14]李好文：《长安志图》卷中，《昭陵图说》，页486上栏—487上栏。
　　[15]同注释[2]，页212—213。
　　[16]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集刊·2》，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189-203；孙迟：《昭陵十四国君长石像考》，《文博》1984年第2期，页56—63，5；章群：《关于唐代乾陵石人像问题》，《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年，页748-775；刘向阳：《唐乾陵六十一尊石像之谜》，《故宫文物月刊》12卷第1期，1994年，页104—109。
　　[17]《周书·异域传》卷50，中华书局，1992年版，页909。
　　[18]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9]《北史·列传第八七》卷99，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3287；《周书·列传第四三》卷50，中华书局1974年版，909页。
　　[20]《隋书·列传第四九》卷84，中华书局1973年版，页1864。
　　[21]《新唐书·列传第五》卷80，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3564。
　　[22]《旧唐书·列传第一四八》卷198，中华书局1973年版，页5310。
　　[23]《唐会要》卷99，中华书局1998年版，页1770。
　　[24]《旧唐书》卷185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4794。
　　[25]《全唐文》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页26。
　　[26]《全唐文》卷168，页757。
　　[27]王博、祁小山：《丝绸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
　　[28]林俊雄：《ュ－ラシアの石人》，雄山阁(日本东京)2005年。
　　[29]C.A.H／IETΠлETHEBA Cтегги Евразии евразии В эпоху средневековъя. ИЗДАТЕЛЪСТВО·L《HAYKA》，MOCKBA l981(C·A普列特列娃主编：《中世纪时期的欧亚》，科学出版社，莫斯科，1981年)，页127。
　　[3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页450：“唐陵石雕像中位置不甚固定的‘蕃酋’或‘蕃民’形象，在宋陵成为仪仗行列内的六躯客使像”。沈睿文：《唐陵神道石刻意蕴》，《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4期：“在唐陵中所谓‘蕃臣’像并未成为一种固定建制，且在唐陵中位置、数量都不固定。宋陵则将之例改成仪仗行列内的6对客使像，无疑已敷衍成形式。”
　　[3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宋皇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各陵客使像分别见页44、页66—69、页108、页138—153、页175—179、页211—224、页262—266。
　　[32]见注释[11]。
　　[33]《唐会要》卷20，中华书局1990年版，页395。
　　[34]李好文《长安图志》卷中第8页，光绪十七年，(日本)思贤讲舍用灵岩山馆本重雕影印本。“赵楷为之记曰：乾陵之葬，诸蕃之来助者何其众也”。
　　[35](日)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36]陕西省文管会：《乾陵勘察记》，《文物》1960年4期。
　　[37]同注释[4]。
　　[38]《旧唐书·礼仪四》卷24，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925：垂拱四年“十二月，则天亲拜洛受图，为坛于洛水之北，中桥之左。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僚、蛮夷酋长，各依方位而立。珍禽奇兽，并列于坛前。文物卤簿，自有唐已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旧唐书·本纪第四》卷4，中华书局1986年版，页74：(永徽六年)“十一月丁卯朔，临轩，命司空勣、左仆射志宁册皇后，文武群官及番夷之长，奉朝皇后于肃义门。”其余参见注释[9]。
　　[39]林斡：《突厥与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页175。
　　[40]葛承雍：《唐昭陵、乾陵蕃人石像与“突厥化”问题》，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三辑，中华书局，2002年，页150—162。
　　(张建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客座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