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近年来，考古学与艺术史研究在中国古代遗存图像的解读方面，取得不少明显进步。使学界对古代中国和西域诸民族的社会风貌，得到空前了解。当然，这种进展是在探讨的递进过程中累积而成的。下面要讨论的“剺面截耳”图像也是这样。就笔者所知，对于剺面图像的讨论，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俄国的马尔沙克、法国的葛乐耐、日本的宫治昭等，早已经涉足这方面研究。不过自Judith Lerner博士起，再次掀起讨论。她在讨论日本Miho博物馆所藏北齐石床榻图像时，专门讨论了图像中的“剺面”丧俗[1]。之后中国的姜伯勤、雷闻、日本的曾布川宽等，也专门或者涉及到此类图像的探讨，补充和拓展了研究范围[2]。早在之前，已有学者利用文献资料研究过此俗[3]。本文拟在诸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上，以图像与文献互证，拟对“剺面”细节过程以及与此风俗相近的剪发、截耳、椎心、割鼻诸丧俗，做一些补充探讨。
　　迄今为止，已在中亚诸国和中国发现多幅有关剺面等丧俗的图像，出土地域为中亚和东亚，即使在东亚发现的图像，其内容也是来自中亚，时间是从公元6世纪—8世纪。时代较早的是日本Miho博物馆藏北齐石床榻画像，有一幅哀丧图，上部右方是一个栏圈，象征死者停柩之所。中部有一火坛和两个祭司，左部是一群哀悼的突厥族男女，有的男性正在手举小刀，做着划脸的姿态。
　　在阿富汗的巴米杨石窟Fc洞(72窟)和K洞(330窟)《涅槃图》壁画中，也有一些剺面等丧俗图像，如K洞(330窟)《涅槃图》中，就有穿着中亚服装的贵人与女性，“特别引人注目的悲切哀悼的姿态，有的举手打头，有的捶胸，有的扑向世尊。画面中央是一个乱抓头发的人。”[4]这种乱抓头发的图像很可能源自“剪发”之俗，这样的场景就是源自中亚的丧葬习俗。
　　新疆克孜尔石窟也有几幅《涅槃图》，其中224窟绘制于公元7世纪左右的《举哀图》壁画，描述佛涅槃后，各国人赶来吊唁的情景。该图分为上下两部分，上排有5个人，衣装各异，男女皆有，中间一男性身着窄袖翻领服，头留短发，右手持一小刀，刀尖扎向额头。下排6个人，也是服装不同，右起第二人，头留长发，唇上有小胡子，似为突厥人，也是右手持一小刀，用刀尖在额头划去。由来人所着各种风格的服装来看，当来自中亚各国。
　　敦煌石窟158窟《举哀图》壁画，时代为中唐时期。该窟正面是一个释迦牟尼涅槃泥塑，右边脚后绘着一幅《举哀图》，画着各国男女吊唁者，由衣饰风格分析，中亚人居多。十几人中，有四人手持刀剑。前面右起第一人为长发中年男性，赤着上身，右手握一柄长剑，剑尖直刺胸膛。第二人穿翻领长袍，头上缠一窄巾，正在侧着身体左手揪鼻，右手持一小刀，在割鼻尖[5]。第三人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双手擂胸。第二排右起第一人头戴高顶宽卷檐帽，身穿长袍，双手各持一柄小刀，分别刺向裸露的胸口。右起第二人头有小冠，身著圆领窄袖花长袍，左手揪耳，右手持刀，正在割自己的耳朵。
　　还有幅出土于花刺子模的托克—卡拉遗址一个盛骨瓮图像，时代为公元七、八世纪左右。画面中部是一个仰身向上的死者，四周环绕悲哀的男女，有的男性单手或者双手揪着头发，表示发自内心的哀痛。
　　最后一幅是片治肯特2号遗址出土壁画。由该遗址包含丧俗内容的壁画，有理由相信，该遗址可能是神庙遗址。这幅图的时间是7世纪左右，里面是一个帐幕形的圆形建筑，三个开着的窗户，可以看到里面停放着一具女尸，旁边有三个妇人模样的人在揪着头发号啕大哭。帐幕前坐着一堆男人，有的似在弹奏乐器，有的手持小刀，在脸上划过。左侧还有几个祭司一类的人。
　　以上图像均与丧俗有关，是了解中亚丧期内剺面诸俗的珍贵资料。每幅图内，又由多幅单人小图组成，经过初步统计，约有剺面图6幅、椎心图4幅、截耳图3幅、割鼻图1幅、剪发图l幅。这些图中，剺面图数量较多，在第一、第三、第六幅图中都有。即自己用小刀划破额部，流出鲜血。
　　中国关于丧葬“剺面”的记载，最早约见于汉代，如《后汉书》卷19《耿秉传》记载，“匈奴闻秉卒，举国号哭，或至梨面流血。”文内的“梨面”即“剺面”。同时代的羌族也有此俗，《后汉书》卷16《邓训传》：“四年冬，病卒官，时年五十三。吏人羌胡爱惜，旦夕临者日数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骑马歌呼。至闻训卒，莫不吼号，或以刀自割，又刺杀其犬、马、牛、羊，曰：“邓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关于此事，《东观汉记》[6]、《资治通鉴》也有记载[7]。也有的记载为“划面”。如北周《尉迟运墓志》：“群胡划面，岂唯邓训之亡。”[8]尉迟氏乃吐谷浑族人，说明在吐谷浑族，也流行这种习俗。
　　世界范围内关于丧葬“剺面”的记载，最早见于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他记载，斯奇提亚人(斯基泰人或塞种人)的国王死后，尸体要带到异族，“在尸体送到的时候，接受尸体的人和王族斯奇提亚人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割掉他们耳朵的一部分，剃了他们的头，绕着他们的臂部切一些伤痕，切伤他们的前额和鼻子，并且用箭刺穿他们的左手。”[9]斯奇提亚人是著名的游牧民族，在他们称雄中亚时，已经流行起了后世所谓的“剺面、剪发、截耳、椎心、割鼻”诸丧俗，可以相信，匈奴、羌族等民族的此俗，应是斯奇提亚人丧俗的滥觞。
　　剺面之丧俗，有一个适用范围，一般用于亲属上辈，是表示孝心和哀悼之意。对外可以扩大到圣人、头领等，新疆克孜尔石窟“涅槃”图中的哀悼者剺面之事，便是对圣人的尊敬和悲痛。圣人之死，如同父母，故奔丧者以刀剺面。耿秉和邓训逝世，匈奴、羌族以刀割面，也是深感其恩，将其视为圣人。前述Miho博物馆藏北齐石床榻上突厥人剺面之事，死者一定是一位中亚部族首领，故突厥人前往吊丧而且剺面。
　　在丧葬过程中，剺面之事，要举行两次，据《北史·突厥传》，一次是在亲人初死，“停尸于帐”之时。这种“停尸于帐”的写实画像，现在可以看到两个，一个在前述花喇子模的Tok—Kala遗址一个盛骨瓮画面上，一个在片治肯特2号遗址南墙壁画上，均可与文献记载互证。另外几幅涅槃图，主要是宣扬佛教，与这两幅像又有区别。《北史·突厥传》记载：“停尸于帐”，“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这里提到，“子孙及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说明所杀羊、马较多，除直系亲属外，亲戚来吊丧，也要自带羊、马等，在帐前杀祭。之后骑马绕帐走七圈，每圈经过毡帐门口，都要边哭边以刀剺面。
　　第二次剺面是在埋葬时，“葬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葬日距初死，讲究隔季埋葬，一般是，春死秋葬，秋死春葬。这一日，也要求亲属设祭、走马、剺面，“如初死之仪”。需要指出的是，史书记载的突厥“剺面”之俗，与图像表现的有出入，史书记载的走马之事，在几幅图像中都不见。Miho石床榻图中有马，位于吊唁者身后，似表示吊唁者闻讯由远方奔来。上部栏圈里有骆驼，或许是为祭典死者的。另外图中有文献中没有提及的圣火坛和祭司，表明对死者的祭祀仪式，明显有袄教色彩。再据文献“绕帐走马七匝，诣帐门以刀剺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看，“剺面”之举，似在马背，而图像中的“剺面”情景，或跪、或立，只有两种，但是用刀剺面，却是一点不假。突厥铁骑一度弛骋于中亚和东北亚，其习俗来源颇为混杂，但肯定的是，这种习俗与匈奴、羌族、吐谷浑等民族的习俗一脉相承，可证此俗流传很广。
　　在一些游牧民族中，葬俗中除流行剺面之俗外，还流行椎心、割鼻、截耳之俗。椎心，即捶击胸口，极度悲痛。有时候又作“刺心”当是用刀剑匕首之类利器，割破胸部，流出鲜血。用手捶击胸膛的吊丧场面在前述克孜尔石窟《举哀图》、托克—卡拉盛骨瓮图像中均有多幅。用利器刺胸膛的图像也不乏见，如前述敦煌石窟158窟《举哀图》中，绘二人持刀剑刺胸的图像，就是这种葬俗在图像上的反映。唐代阿跌之族便流行此俗。《旧唐书》卷16l《李光进传》：“李光进，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也。父良臣，袭鸡田州刺史，隶朔方军。”有趣的是，李光进与其父亲的墓志均存于世，可以补史载之不足。《山右石刻丛编》卷七收《唐故开府仪同三司鸡田州刺史中丞赠太保李公墓碑》，便是其父李良臣之碑，记载该族由来，在北狄“世为大人”与回鹘有密切关系，为突厥可汗之婿，澄清了其族属来源。《李光进碑》记载，他逝世后：“闻丧而哭于野者雷动，会葬而登于垄者星奔，岂止剺面刺心辍舂罢市而已。”[10]由这些记载中提到“剺面刺心”可见，在其族的葬俗中，的确存在着“刺心”之俗。由上述图像中信徒的虔诚表现看，椎心之俗与中亚某些国家的“幻人”、“幻术”大不相同，是实实在在的葬俗，不是一种表演。
　　一些民族丧俗中，还存在着“截耳”之俗，如敦煌石窟158窟《举衰图》中，第二排有一中年男子，头上有小冠，穿窄袖白色长袍[11]，左手揪耳，右手握刀，正在准备截耳。片治肯特2号遗址南墙壁画上，右部第三排右数第一人，为突厥人形象，一手握刀，一手揪耳，正在“截耳”。两图民族不同，内容一致，可以相互验证。
　　文献也记载有的民族丧俗中存在“截耳”之俗，如《资治通鉴·唐纪》则天皇后神功元年条记载：“俊臣阅司农婢，无可者，以西突厥可汗斛瑟罗家有细婢，善歌舞，欲得以为赏口，乃使人诬告斛瑟罗反。诸酋长诣阙割耳剺面讼冤者数十人。会俊臣诛，乃得免。”《资治通鉴·唐纪》玄宗天宝十年条记载：“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朅师王。加仙芝开府仪同三司。寻以仙芝为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己，制复留思顺于河西。”《资治通鉴·唐纪》肃宗上元二年条也记载：“甲寅，上皇崩于神龙殿，年七十八。乙卯，迁坐于太极殿。上以寝疾，发哀于内殿，群臣发哀于太极殿。蕃官剺面割耳者四百馀人。”由这些记载可见，有些民族确实在丧俗中存在着割耳之俗。《南史》卷七十九《西域诸国·滑国传》也记载：“滑国者，车师之别种也。……人皆善骑射，著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带。……葬以木为椁。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讫即吉。……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国，并滑旁小国也。凡滑旁之国，衣服容貌皆与滑同。”此段记载与梁元帝《职贡图》内滑国的记载大同小异。滑国即*(左口右厌)哒，起源于塞北，公元4世纪初活动于中亚的两河流域，一度于大漠南北与北魏争雄，并从索格底亚那扩展其势力于妫水之南。南朝梁元帝萧绎曾有《职贡图》，画使臣22人，其中便有滑国、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国。对照滑国使者的衣饰和敦煌石窟158窟《举哀图》内截耳者的衣饰，衣服相近，但发式不同，表明在滑国之外，尚有其他民族也有临丧截耳之俗，前面两幅画像便是有力证据。
　　割鼻之俗不见记载，图像唯见于敦煌石窟158窟《举哀图》，由此图割鼻形状看，此人深目高鼻，短发，头上缠一丝巾，耳下垂一耳环，身着窄袖长袍，显然是个西域人。此人属于什么民族，现在难以确定。但是我想，既然其他剺面、刺心、截耳之俗见于文字记载，又有图像为证，那么，割鼻之俗也不会是出于臆造，一定有丧俗为依据，才被画家入画的。由于此图仅有一幅，且出于唐代画家之手，当时人画当时事，可信度应该没有问题，不仅补了史书记载的空白，而且生动直观地再现了此俗，其意义不言而喻。
　　画像中割鼻之人，其族属也非毫无踪迹可寻，唐代僧人惠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了许多国家，其中记小勃律国“著毡衫及靴，剪其发，头上缠叠布一条，女人在发。”小勃律国位于现在的科什米尔西北部，都城孽多城，即今吉尔吉特。这里记载的小勃律国成年男性“剪其发，头上缠叠布一条”的特征，与图像中“短发，头上缠一丝巾”特征正相吻合，时代相近，因此图像中割鼻之人，很可能是小勃律国人或者衣饰相近的邻国人。另在撒马尔罕阿弗拉西阿卜“大使厅”壁画南壁的粟特王出行图中，有两位*(左口右厌)哒大使形象，也是在额部缠一布带。据马尔沙克和毛民研究在Miho北齐石榻、法国吉美博物馆展北朝石榻上，均有*(左口右厌)哒人头缠络带的图像[12]。说明有的*(左口右厌)哒人或其属国也有头缠络带的习惯。
　　剪发之俗，见于记载，如北朝时的于阗国，“居丧者剪发剺面为哀戚，发长四寸，即就平常。”[13]然而剪发图像，极少发现。片治肯特2号遗址南墙《哀悼图》中，右前一人，一手拉发，一手执一物，比匕首短小，位置停在脸部下，像是剪发的图像。因为较模糊，不能完全肯定。本文前述新疆克孜尔石窟224窟“举哀图”和出土于花刺子模的托克—卡拉遗址一个盛骨瓮图像中，均有临丧者以手揪发形象，估计就是剪发之俗的演变。直至当代，在中国北部个别地区，还存在父辈逝世，子辈理发之遗俗。
　　男性剺面椎心习俗并不奇怪，令人吃惊的是，女子也参与这些习俗。如新疆克孜尔石窟224窟《举哀图》壁画上排右手第一人，便是一位妇女，手持小刀，似要剺面或者椎心。就图像观察，大多数女性多是揪发捶胸，手持刀具的，唯此一例。女性剺面之事，文献也仅有一处记载，《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五《回纥传》：“毗伽阙可汗初死，其牙官、都督等欲以宁国公主殉葬，公主曰：‘我中国法，婿死，即持丧，朝夕哭临，三年行服。今回纥娶妇，须慕中国礼。若今依本国法，何须万里结婚。’然公主亦依回纥法，剺面大哭，竟以无子得归。”从数量比例统计看，女性剺面数量在图文中各见一例，表明女性参与此俗的数量远远低于男性，暗示剺面诸俗似有性别之分，可能女性剪发捶心者较多，而剺面者较少。
　　通过图像解读，对古代中国或者中北亚诸游牧民族间流行的剺面、剪发、截耳、椎心、割鼻诸葬俗与所属民族范围有了大体认识。也仅仅是大体认识，因为以上丧俗流行界域比较混乱，许多细节不清楚。如有的民族只有剺面一种丧俗，而有的民族则同时有两种以上的丧俗，如滑国和敦煌石窟158窟《举哀图》内截耳者不是一个民族或国家，而同时流行截耳丧俗。剺面是一种盛久不衰的风俗，隋唐时期，其他与突厥相近风俗的康国、史国、安国等，也都有剺面丧俗[14]，Miho博物馆北齐石床榻图像也是一个证据。北朝于阗国是“居丧者剪发剺面”，唐代阿跌之族既流行剺面之俗，又流行刺心之俗，是两俗并存。突厥《毗伽可汗碑》也记载，突厥毗伽可汗去世时，奔丧者“许多人剪掉了头发，撕裂耳朵。”[15]敦煌变文《王昭君变文》也载昭君亡后：“衙官坐位刀离(剺)面，九姓行哀截耳珰。”[16]反映出这几种丧俗混杂使用的普遍情况，也证明诸俗并不是相互排斥、不能并存的，而是可以两种甚至多种共存于一个民族。由此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几种丧俗的使用有何区别?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诸俗实质上都是自割出血，以所割部位不同，给予不同名称，名异而实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具体使用的差异。而搞清这些细微差异，尚需新资料的发现与深入研究。
　　剺面、截耳、椎心、割鼻诸俗表现形式各有不同，进一步考究，除掉剪发之俗外，其他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流血的形式表达悲痛，以自己的血来表示内心真诚和勇敢。这种习俗由来已久，可以说与歃血盟誓同源，与对血的信仰有关。游牧民族随身携带小刀，便于进行此俗，这可能是此俗在游牧民族中广为盛行的原因之一。游牧民族的丧俗相当复杂，目前知道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
　　宋元明清，这种风俗依然在一些少数民族间盛行，如契丹、女真等族。这是一种流传地域很广，流传民族很多，盛久不衰的葬俗，历代史籍和诗文均有记载。剺面之俗含义和应用比较广泛。它不仅仅是表示哀痛，也常用于表诚明志，这点蔡鸿生、孟楠和雷闻都已做过详细研究[17]，本文不再重复考证。
　　注释：
　　[1]Judith A．Lerner，“Central Asians in Sixth——Century China：A Zoroastrian Funerary Rite” Iranica Antiqua 30(1995)：179—90.
　　[2]姜伯勤《入华粟特人祆教艺术与中华礼制艺术的互动——Miho博物馆藏北朝画像石研究》，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三联书店2004年，第84—85页。雷闻《剺面截耳与刺心剖腹》，《从撒马尔罕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活动遗迹》，文献出版社，2004年。曾布川宽《中国出土的のソゲド石刻画像试论》，载曾布川宽编《中国美术の图像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6年，第97—182页。
　　[3]江上波夫《ュゥラシア北方民族の葬礼におけゐ剺面、截耳、剪发につぃて》，收入氏著《ュゥラシア北方文化の研究》，山川出版社，1951年，第144—157页。又参谷宪《内陆アヅアの伤身行为に关すゐ一试论》，刊《史学杂志》第93编第6号，1984年，第41—57页。孟楠《略论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剺面”习俗》，厉声、安尼瓦尔主编《历史论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4—104页。
　　[4](日)宫治昭著、贺小平摘译《关于中亚涅槃图的图像学的考察——围绕哀悼的形象与摩耶夫人的出现》，《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
　　[5]《往五天竺国传》：小勃律过“著毡衫及靴，剪其发，头上缠叠布一条，女人在发。”见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此处记载头上缠布条特征，与图像接近。
　　[6]《东观汉记》卷九《邓训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95页。
　　[7]《资治通鉴》卷四八《汉纪》四○《孝和皇帝下》永元四年条，中华书局点校本，1983年，第1536页。
　　[8]罗新、叶炜《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中华书局，2005年，第305页。
　　[9]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2页。
　　[10][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二)卷八，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页。
　　[11]《南史·西域诸国传·滑国传》：“人皆善骑射，著小袖长身袍，用金玉为带。”
　　[12]马尔沙克《Miho棺床与六世纪后半业的中国粟特艺术》，《Miho博物馆研究纪要》，2004年，秀明文化财团，日本，第21页；毛民《史君石堂上所见*(左口右厌)哒人形象初探》，张庆捷、李书吉、李钢主编《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207—210页。
　　[13][北魏]杨炫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五《城北·宋云行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71页。
　　[14]见《隋书·西域传》有关诸国风俗的记载。
　　[15]芮传明著《古突厥碑铭研究》，附录《古突厥碑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67页。
　　[16]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五《王昭君变文》，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国八十三年(1994)。
　　[17]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雷闻：《割耳剺面与刺心剖腹——粟特对唐代社会风俗的影响》，荣新江，张志清主编《从撤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41—48页。
　　(张庆捷：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