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1961年8月8日—1962年4月16日，由陕西省文管会杭德州担任队长，发掘了位于唐乾陵东南2.5公里处的一座陪葬墓——永泰公主墓[1]。墓葬全长87.5米，为多天井长斜坡墓道砖砌双室墓。墓内绘有壁画，墓道东壁在青龙、阙楼、仪仗队之后、第一过洞建筑之前，绘有一幅《胡人备马图》，背后是插有六杆戟的列戟架。很明显，这幅《胡人备马图》表示的是主人即将出行，胡人驭者准备就绪的场景。这一题材源自何时?又是怎样演变的?本文对此及相关问题做一探讨。
　　马是人类最早用于乘骑的动物之一，马拉车也是最早使用的交通工具。出行作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墓葬中的反映几乎贯穿整个古代历史。商代墓葬中，就有活马及车作为贵族出行坐骑随葬。战国时期，墓葬中象征主人出行乘坐的马及车以明器的形式随葬。汉代开始，墓葬中为主人出行而准备的鞍马，作为常见的题材，大量地出现在画像石(砖)、壁画及陶俑中。这些鞍马为静止的站立状态，有的有马夫；有的没有，而且大多安排在门口处，显然表现的是备马待行的内涵，与表现出行的作奔跑状的马截然不同。东汉时期，备马待行中的马夫出现了胡人的形象[2]。公元6世纪，胡人备马的图象出现在墓葬绘画中，如现藏于日本Miho博物馆的北朝后期的石刻棺床，在大门外有《胡人备马图》[3]。山东济南北齐□道贵墓墓室东壁[4]、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墓室东壁[5]、隋虞弘墓石椁正面东侧[6]、山东嘉祥徐敏行墓墓室西壁[7]等等，也都绘制有胡人备马的图像。
　　唐代，胡人备马的题材非常流行，其表现形式有雕塑(陶俑)，有绘画(壁画)。壁画中的《胡人备马图》最早见于贞观五年(531)李寿墓[8]，墓道东西壁骑马仪仗队伍之后、第一过洞建筑之前，有一组由7人1马组成的《胡人备马图》，其中执缰牵马者为胡人，马身后站立的6人，分别持伞盖、雉尾扇，其内容、组合，可以看出与北朝有一脉相承的关系[9]。之后，新城长公主墓、韦贵妃墓、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陕西咸阳苏君墓、宁夏固原梁元珍墓、山西太原唐墓等[10]，也都有《胡人备马图》，但布局、内容、所处位置以及前后组合关系与前代相比有很大变化。唐代的《胡人备马图》大多位于墓道或天井，更加注重礼仪的表现，从图象学角度看，目前还没有发现完全一样的。
　　唐代之后，宋、辽、金、元墓葬壁画(或砖雕)中，仍然还有《备马图》，但内容已与唐代的《备马图》有很大区别。
　　永泰公主墓《胡人备马图》虽然是传统题材的延续，但仍然有一些值得我们重视和解读的信息，下面就相关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
　　1．关于白马
　　永泰公主墓《胡人备马图》中的马为白马，小头，长脸，属西域大宛马的后代。马披鬃垂尾，马身上的装配有鞍、鞯、障泥、马镫、络头、攀胸、鞧带等，马具齐全，鞍饰华丽，马镫、络头、攀胸、鞧带上还有金饰，与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一组金饰马具一同显示出其身份的高贵，而马鞍上盖袱也正是备好马以待主人出行的重要标志。
　　白马在世界文化史中都是具有特殊地位的，英国发现的远古时期雕刻在白垩土层上的白马，被认为是某种马神信仰的产物[11]。中国古代，白马被誉为神灵之马，《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讲黄帝“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秦汉时期，白马作为祥瑞之物，在文献中屡屡出现，帝王常常沉白马和玉璧来祭江神、海神[12]，“刑白马歃血以盟”也是当时重要的契约活动[13]，在汉代画像砖(石)上白马作为神灵和祥瑞之物也有反映[14]。魏晋南北朝时期，白马仍然是瑞祥之物，如《宋书》卷二八《符瑞志》中就有“白马朱鬣，王者任贤良则见”的记载。白马与佛教也有密切的关系[15]。在文学作品中，还出现了盛赞白马的诗篇[16]。
　　唐代，继承了古代“刑白马歃血以盟”的传统，唐太宗曾与突厥颉利可汗刑白马设盟，以使突厥引退[17]。白马在唐代是高贵的马种，神明的象征，唐太宗从突厥骨利幹国贡献的上百匹名马中挑选出十骥，其中就有白马“腾云白”、“皎雪骢”、“凝露白”[18]。李白、杜甫等都有歌颂白马神奇英武的诗文[19]。正是因为白马的特殊含义，不仅李寿墓、新城长公主墓、韦贵妃墓、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壁画中为主人备好的坐骑、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中主人骑的是白马，就连传世名作韩幹所绘的唐玄宗宠马照夜白[20]，也是白马，白马成为身份等级的重要象征。我们从章怀太子墓壁画《狩猎出行图》中主人骑的白马看，马走的是对侧步。这种马数量极少，且经特殊训练，走起来不仅速度快，而且鞍口平稳、舒适，没有前颠后仰之苦，不易产生疲劳，加之华丽的装饰，披鬃垂尾的气派，更是非皇家贵族所莫属。
　　唐代以后，白马作为高贵神灵之物，仍然用来祭祀天地或缔约结盟[21]。
　　2．关于御马六鞘
　　鞘是马鞍后部垂挂的装饰性的带子。鞘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文献中没有记载。考古资料显示，至迟在汉代，马鞍上就出现了鞘，如河北定县三盘山西汉墓出土的错金银嵌松石铜俾倪，马上有二鞘[22]，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上的马也有二鞘[23]。魏晋南北朝时期，马鞘仍然流行，甘肃敦煌西晋墓M37画像砖《骑射图》中的马有二鞘[24]，辽宁朝阳袁台子四世纪初至四世纪中叶的墓葬壁画《车骑图》中的马有三鞘[25]，敦煌257窟北魏壁画《九色鹿本生》中的马有四鞘[26]，山东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第五石上的马有四鞘[27]，西安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正面屏风第四幅《宾主相会》上的马有四鞘[28]。这一时期，鞘的根数一般在2—4条，即二鞘、四鞘，虽然坐骑的主人都是有地位的贵族，但还看不出与身份等级有直接或必然的关系。
　　唐代，鞍鞘更为流行，在两京地区出土的陶俑、壁画、金银器、瓷器、石刻工都有很多发现。孙机先生认为“宋代御马垂六鞘，但昭陵六骏仅垂五鞘，可见唐代尚无此制。”[29]笔者认为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从唐初到公元八世纪初，鞍鞘多为三、四或五条，如李寿墓(贞观5年，631年)壁画《骑射图》马鞍上有三鞘[30]，昭陵六骏马鞍上均为五鞘[31]，张士贵墓(显庆二年，657年)、新城长公主墓(龙朔三年，663年)、郑仁泰墓(麟德元年，664年)出土的女骑俑，马的鞍上都是五鞘[32]，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唐代没有六鞘。从目前考古发现的资料来看，至迟在八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了六鞘，如乾陵神道上的石鞍马是六鞘[33]，神龙二年(706)营建的永泰公主墓，壁画《胡人备马图》中，马鞍上有六鞘，同年营建的另外两座陪葬墓懿德太子墓和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马也都有六鞘[34]，这些事例说明六鞘之鞍在这个时候已经出现。《宋史》卷一四八《仪卫志六·卤簿仪服》记载：“御马鞍勒之制，有金、玉、水晶、金涂四等闹装。……皆垂六鞘。”又记：“诞马，散马也。加金涂银闹装鞍勒。乘舆以红锈鞍、六鞘。”宋代御马垂六鞘之制其实源于唐代，确切的说始于公元八世纪初。
　　不仅在两京中原地区，甚至在遥远的边疆，鞍鞘也有发现，如在新疆和田丹丹乌里克D7寺院发现的约公元7世纪的还愿木版画，马有三鞘[35]；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彩绘打马球俑马上有五鞘[36]、M188《侍马图》屏风上的马有五鞘[37]；在高昌古城发现的唐时期的壁画《骑马的景教传教士》，马鞍上有五鞘[38]；安西榆林窟第25窟凿建于中唐吐蕃占领时期，其北壁弥勒经变中的白马，鞍上也有五鞘[39]；青海都兰吐蕃贵族墓(99DLNM3)出土的骑马木俑上墨绘出四鞘，都兰县公安局收缴的木制马鞍上，亦有四个鞍鞘眼[40]。不仅在中国，在西亚也发现鞍鞘，如波斯萨珊朝Bahram Ⅰ世(274年—276年在位)时期的骑马图摩崖浮雕，马上有三鞘[41]。现藏法国拜尤司教区美术馆的十一世纪时期的罗马式毛织壁毯，上面的马鞍有四鞘[42]。鞍鞘是由中国传入西方，还是由西方传人入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考证。
　　从考古发现的辽墓壁画来看，辽代，马鞍上多有鞘的装饰[43]。金代鞍鞘的使用仍然有明确规定，如《金史》卷43《舆服志中》“宗室及外戚并一品命妇”条记载：“又禁私家用纯黄帐幕陈设，若曾经宣赐鸾舆服御，日月云肩、龙文黄服、五个鞘眼之鞍皆需更改。”传世的金代绘画，如张瑀的《文姬归汉图》，图中的马画有五鞘，但在考古发现的壁画及砖雕中已经很难见到了。明代王鸣鹤《登坛必究·马鞍器械门》中录有“硝绳”一目，这时的硝绳已经是鞍鞘的尾声了。
　　3．关于驭者
　　“胡”是一个经历长期演变的种族文化的概念[44]。在唐代泛指北方、西域少数民族城邦、国家。唐代文献中，既有西胡、北胡这样大的称谓，又有波斯胡、粟特胡(九姓胡)、月氏胡等具体的称谓。一般认为，唐代，“胡”主要指粟特人。位于中亚的栗特人，以擅长养马、精于商贾而著称。文献中有很多粟特胡向唐王朝贡马的记载，唐朝政府也选用粟特人为马牧，如粟特后裔史铁棒，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年)被敕授司马驭寺右十七监，“牧养妙尽其方，服司不违其性”[45]。豪门贵族也多雇用胡人来管理马匹，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鞍马及牵马胡人证实了这一点。
　　永泰公主墓《胡人备马图》中的胡人，深目大眼，与同墓出土的大量胡人俑一样，应该是粟特胡。永泰公主墓是按照“号墓为陵”的规格营建的，是目前所发现的最高等级的女性皇室贵族，为其备马的人，其身份应该是殿中省尚乘局下属的习驭。
　　注释：
　　[1]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2]如湖南衡阳道子坪1号墓出土的铜马和牵马俑，俑即为胡人，见湖南省博物馆编《中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图版190，文物出版社，1983年12月。
　　[3]Susan Whitfleld of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silk road：Trade，Travel，War and Faith》 P114，Hong Kong by South Sea International Press in 2004。
　　[4]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图八，《文物》1985年第10期。
　　[5]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睿墓发掘简报》图版壹，《文物》1983年第10期。
　　[6]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图十五，《文物》2001年第1期。
　　[7]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图四、图五，《文物》1981年第4期。
　　[8]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图版伍，《文物》1974年第9期。
　　[9]可与山东临淄出土的北魏正光六年(525)曹望憘造像座上的《备马图》(见周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中国画像石全集·石刻线画》图版39。河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12月)、西安北周史君墓石堂上的《备马图》(见杨军凯《论西安北郊梁州萨保史君石堂上的图像程序》，《西安文物考古研究》第197页，图W2，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日本Miho博物馆藏北朝晚期的石棺床上的《备马图》(见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第263页，图189，文物出版社，2002年12页)做比较。
　　[10]新城长公主墓的《胡人备马图》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图版一○：l，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韦贵妃墓的《胡人备马图》见昭陵博物馆编《昭陵唐墓壁画》第119页、120页，图版86、87，文物出版社，2006年1月；永泰公主墓的《胡人备马图》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图版伍-1，《文物》1964年第1期；懿德太子墓的《胡人备马图》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重润墓壁画》图版十五，文物出版杜，1974年12月；苏君墓的《胡人备马图》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第497页，《考古》1963年第9期；梁元珍墓《胡人备马图》见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梁元珍墓》图版壹，《文物》1993年第6期；山西太原唐墓的《胡人备马图》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彩色插页贰，《文物》1988年第12期。
　　[11]见邹文、刘岳主编：《外国绘画经典》(上)图006，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12]如《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有“欲祠泾，沉四白马。”《汉书》卷29《沟洫志》有“(武帝)以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湛(沉)白马、玉璧。”
　　[13]如《史记》卷9《吕太后本纪》有“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
　　[14]如山东嘉祥武梁祠祠顶的祥瑞图中就有白马，见朱锡禄《嘉祥汉画像石》，山东美术出版社1992年版。
　　[15]传说东汉明帝时，白马从西域驮经回到洛阳，因而有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白马寺。之后佛学大师鸠摩罗什、玄奘也都是乘着白马完成其佛教壮举的。现藏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的9世纪的高昌壁画《逾城出家图》，王子乘坐的就是披鬃白马，见许建英、何汉民编译《中亚佛教艺术》图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安西榆林窟25窟北壁中壁画佛教儴佉王的七宝中的马宝即是一匹白马，见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19，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16]如三国魏曹植有五言诗《白马篇》，南朝宋刘义恭有《白马赋》，鲍照有《白马篇》。
　　[17]《旧唐书》卷2《太宗本纪》：贞观元年，“乙酉，又幸便桥，与颉利刑白马设盟，突厥引退。”卷194《突厥传上》也有相同的记载：“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马，与颉利同盟于便桥之上，颉利引兵而退。”
　　[18]见《唐会要》卷72“马”条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骨利斡遣使朝贡，献良马马百匹，其中十匹尤骏，太宗奇之，各为制名，号为十骥，其一曰腾云雪，其二曰皎雪骢”、“凝露白”。
　　[19]李白诗《白马篇》中有：“龙马花雪毛，金鞍五陵豪”句，《发白马》中有：“将军发白马，旌节度黄河”句，《少年行》中有：“五陵少年金市东，银鞍白马渡春风”句；杜甫诗《白马》中有：“白马东北来，空鞍贯双箭”之句。
　　[20]韩幹《照夜白图》，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见杨新、班宗华等《中国绘画三千年》第8l页，图77，中国外文出版社1997年版。
　　[21]如《辽史》卷2《太祖纪下》有“壬寅，以青牛、白马祭天地于乌山。”《元史》卷149《耶律留哥传》有“留哥乃率所部会按陈于金山，刑白马、青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
　　[22]见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第107页，图8—10—1，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23]见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黄明兰、郭引强编著：《洛阳汉墓壁画》第172、173、175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24]见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戴春阳主编：《敦煌佛爷庙湾西晋画像砖墓》图版50(M37：3—3)，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25]见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地区博物馆文物队、朝阳县文化馆：《朝阳袁台子东晋壁画墓》图版肆-3，《文物》1984年6期。
　　[26]见邹文主编：《中国艺术全鉴》图074，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27]见山东省益都县博物馆夏名釆：《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图五，《文物》1985年10期；夏名采《青州傅家北齐画像石补遗》图1，《文物》2001年5期；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第242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28]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图版五四，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29]孙机：《唐代的马饰与马具》，《文物》1981年10期；又见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中的《唐代的马饰与马具》，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30]见申秦雁：《神韵与辉煌陕西历史博物馆国宝鉴赏 唐墓壁画卷》第32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
　　[31]见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合编：《昭陵文物精华》第1—第7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32]张士贵墓出土的釉陶女骑马俑上为五鞘，见陕西省文管会、昭陵文管所《陕西礼泉张士贵墓》图版十、图版十一，《考古》1978年第3期；新城长公主墓出土的C型女骑俑(K4：108)上为五輎，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掘报告》图版一○：1，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郑仁泰墓出土的釉陶女骑马俑上为五鞘，见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合编《昭陵文物精华》第64页、第65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
　　[33]见王子云编：《陕西古代石雕刻(1)》图53，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34]懿德太子墓墓道西壁《仪仗图》马上有六鞘，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唐李重润墓壁画》图十三，文物出版社，1974年；章怀太子墓墓道东壁《狞猎出行图》、墓道西壁《马球图》马上有六鞘，见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唐李贤墓壁画》图三、图十八，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35]见许建英、何汉民编译：《中亚佛教艺术》图24，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2年版。
　　[36]见穆舜英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彩版393，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37]见穆舜英主编：《中国新疆古代艺术》彩版216，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38]见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丝路古道上的文化》插图24，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39]见敦熄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19，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40]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都兰吐蕃墓》图版三○—4，第167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1]见《世界大遗迹4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第156页，图版128，(日)增田精一 编辑，讲谈社，1997年3月第7次出版发行。
　　[42]见祝重寿：《欧洲壁画史》附图四，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
　　[43]如库伦辽代壁画墓一号墓墓道北壁《备马图》，马上有五鞘，见王建群、陈相伟《库伦辽代壁画墓》彩版三—1，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马鞍上有四鞘，壁画《牵马图》中的马身上亦有四鞘，见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图版二六-1，图版一-1，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河北宣化辽张世卿墓《备马图》，马上有四鞘，张世古墓《备马图》，马上有二鞘，韩师训墓《备马图》，马上有三鞘，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壁画》图版55、76、85，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
　　[44]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
　　[45]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第82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申秦雁，女，陕西历史博物馆 研究员)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