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关于古代的昆仑、昆仑奴或僧祇奴，中外学者研究论著颇多，所据资料亦大致相同。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法国费琅(G.Ferrand)、张星烺、冯承钧、朱杰勤等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专家[1]，以及杜葆仁先生等[2]；80年代后，有步连生、沈福伟、孙机先生等[3]。其中，步连生撰《试论我国古代雕塑的昆仑人及其有关问题》一文，蒐罗中国汉代起至宋代有关“昆仑人”(包括昆仑奴)的史籍文献及各种文物形象资料(如陶俑、青铜遗物、石刻造像等)甚为全面，并论述这些昆仑人形象是反映今东南亚(南海诸国)和非洲黑人掠买到中国为奴的情况。孙机撰《唐俑中的昆仑和僧祇》一文，则更进一步用文献资料与出土昆仑奴俑，详细论证并分辨昆仑与僧祇(层期)的区别，前者主要指南海诸国人，后者指非洲黑人；但广义的昆仑也包括僧祇。并且以出土的昆仑俑形象之不同，将两者区分开来。这就将昆仑和昆仑奴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笔者基本同意步连生、孙机生先的看法，仅在一些方面有不同的认识，因而想在重新梳理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以前及近来出土文物中的唐代昆仑奴形象，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读者参考。
　　一
　　昆仑及昆仑奴，公元3—6世纪即见于中国史籍。如《晋书》卷三十一《孝武文李太后传》记：“时后为宫人，在织坊中，形长而色黑，宫人皆谓之内崐仑(昆仑)”。又刘宋孝武帝“又宠一昆仑奴，令以杖击群臣”[4]。至隋唐时，有关的记载更多。如成书于宋代的《太平广记》(李昉等编)记载唐代昆仑奴事最多，如该书卷一九四○《昆仑奴》条记：“唐大历中(766—779)，有崔生者……时家中有昆仑奴磨勒”；同书卷一九二《墨君和》条说，其人“眉目棱岸，肌肤若铁……赵王镕初即位，曾见子，悦而问曰：‘此中何得昆仑儿也?’”；同书卷三三九《阎敬立》条引《博物志》云：“刘俶乃云此馆所用并散逃，因指二皂衫人曰：‘此皆某家昆仑奴，一名道奴，一名知远，权且应奉耳’”；同书卷三四《卢顼》条记：顼之家婢小金“夜梦一老人骑大狮子，狮子如文殊所乘……旁有二昆仑奴操辔”；同书卷三六一《裴休贞》条记：“休贞独队厅事”，发现有贼，“于是怪，依灯影中，状若昆仑，齿大而白”；同书卷四二○《陶岘》条记开元中，彭泽令孙陶岘，好泛游江湖，曾见“海舶昆仑奴摩河，善泅水，而勇健”。
　　又《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下《骠国传》记，唐贞元时，骠国献乐于唐，其“乐工皆昆仑，衣绛氎，朝霞为蔽膝，谓之裓襔。两肩加朝霞，络腋。足臂有金宝鐶钏。冠金冠，左右珥珰，絛贯花蔓，铒双簪，散以毳”。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东都洛阳敬爱寺，“……大门外金刚并狮子、昆仑各二，并迎送金刚神及四大狮子”等。
　　唐代诗歌中也有记载，如诗人张籍有《昆仑奴》诗一首：“昆仑家住海洲中，蛮客将来汉地游。言语解教秦吉了，波涛初过郁林洲。金环欲落曾穿耳，螺髻长卷不裹头。自爱肌肤黑如漆，行时半脱木棉裘。”[5]
　　至宋代，昆仑奴之名更显，且已确定。如朱彧《萍州可谈》记：“……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宋史》卷四九○《大食传》记太平兴国二年(977)，大食遣使贡方物，“其从者目深体黑，谓之昆仑奴”。
　　总之，关于昆仑和昆仑奴记载甚多，不再一一列举。
　　从上述文献记载看，昆仑或昆仑奴最突出的特点是肌肤黑；人若黑，也可称之为“昆仑”。如前述晋孝武文李太后，因“形长而色黑”，宫人称其为昆仑；五代时，有慕容彦超其人，因“黑色胡髯，号阎昆仑”[6]。甚至物品色黑，亦可以“昆仑”名之。如隋代有美酒“色如绛”，而称为“昆仑觞”[7]；隋炀帝曾改紫色茄子名为“昆仑紫瓜”等。[8]
　　在中国古代，有关昆仑的名称出现甚早，且多在西域[9]。中古时，所记之昆仑人或昆仑国是指今东南亚一带的“南海诸国”。早在公元三世纪万震撰《南州异物志》就说，扶南国(今柬埔寨等地)“自立为王，诸属皆有官长，主之左右大臣，皆号为昆仑”。[10]唐代文献记载更为明确，如《旧唐书》卷一九七《林邑传》记：“自林邑(今越南中南部)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南海诸国大臣、君主、地名也多以昆仑(或讹为“古龙”)为号。甚至在今缅甸南莫塔马湾一带，文献还记有号为大、小的“昆仑国”。[11]当时，南海诸国的“昆仑”人，一般“皆丑黑，卷发”[12]；“深目高鼻，发卷色黑”[13]；“人形小而色黑”[14]；“俗黑身，朱发而卷……穿耳傅珰，以吉贝(木棉布)一幅缭于腰”[15]。而南海诸国在二三千年时，当地土著又为尼格罗澳大利亚种，即所谓“尼格利陀人”，意为“小黑人”。
　　因此，唐宋时，所谓的“昆仑奴”，一般应是指南海诸国的土著尼格利陀人，包括与之逐渐融合的黑色卷发的南海诸国人。这与上引各种文献，特别与张籍《昆仑奴》诗的描述是一致的。
　　二
　　关于僧祇或僧祇奴，见于唐代文献记载的不多。《隋书》卷八二《南蛮·赤土国传》，记赤土国(一般认为此国在今马来半岛的宋卡，Songkhla)国主居“僧祇城”。《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引贾耽“边州入四夷路程”中，记“广州至大食的路程”有“葛葛僧祇国”，此国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部。又两《唐书》的诃陵(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爪哇岛中部)、室利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巨港)传中，有记此两南海国家向唐朝献“僧祇奴”或“僧祇女”、“僧祇僮”的记载；而《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条，则作“金抵僮”、“僧耆女”或“价(僧)耆女”，盖译音不同之故(详后述)。
　　中外学者对僧祇或僧祇奴的研究是从宋代有关文献开始的。宋代赵汝适撰《诸蕃志》卷上，记有“昆仑层期国”，内云：“昆仑层期国，在西南海上……西有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虯发，诱以食而擒之，转卖与大食为奴，获价甚厚……”我国学者冯承钧在注释此条说：“此条亦本《岭外代答》卷三，原文见本书层期条注四，译注以‘昆仑’，为阿拉璧(阿拉伯)语Kanbalu之对音……‘层期’与‘僧祇’皆是Zangi同名异译，应无疑义。《唐书》、《宋史》中的僧祇奴，殆皆来自非洲东岸，然不能确定为何地也。至若昆仑，代表之名称甚多，此外昆仑疑对Komr，是Madagascar为岛之土名，则昆仑层期似言Madagascar岛之僧祇”[16]。法国学者费琅在其所著之《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也云：“又考周去非之《岭外代答》及赵汝适之《诸蕃志》，所载之‘昆仑层期’国名，层期似指东裴(非)洲之Zang。复证以阿刺伯(Arades)与波斯(Perses)之书，其中志有Kamrur岛及Komr岛。比较诸书所记，似不无共同之点可寻。”[17]
　　张星烺先生在其《昆仑与昆仑奴考》一文中，也说：“僧祇及层期国皆即科斯麻士《基督教诸国风土记》中之青几(Zinj)。今代汉文地理书及地图，有译作桑西巴者，又有作桑给巴尔者……桑给巴尔之原义为‘黑人国’，故层期国前所冠昆仑二字，必黑之义。似为阿拉伯文或波斯文黑字之译音也”；又说：“昆仑奴为非洲黑人，既已考定，毫无疑义。昆仑奴与马来半岛之昆仑国无关系也。马来半岛及南洋各岛有内格里托斯人(Negritos，今亦译作尼格利陀人)，与非洲黑人相同。昆仑国之名，或即由此而起。然其人数甚微，为马来人所驱，匿居深山中，不可多见。且西方记载，阿拉伯人亦无自马来半岛及南洋各岛贩运大批内格里托斯人为奴之举也……是近人已有言唐时之昆仑奴即今非洲黑奴者矣。”[18]
　　上述中外学者的论述，可知僧祇(或作僧耆，多为唐代文献记载)，又译作“层期”(多为宋代文献记载)、青几，源于波斯语Zangi，意为黑人，经大食(阿拉伯人)、南海诸国，而传入中国。“昆仑层期国”之“昆仑”，上述诸家释为阿拉伯语“Kanbalu之对音”或Komr(即非洲Madagascar岛)，似有疑问，因为如前所述，昆仑系指当时中国文献对南海诸国卷发黑身诸族的称呼，也应包括南海诸国以西今非洲黑人；且昆仑一词，早在中国先秦文献中已出现，不可能源于中古时阿拉伯语。至于“昆仑”一词的语源及其后由西域地名、山名，为何又转为对黑色物品及南海诸国黑色人的称呼，至今仍是一个谜，还需进一步研究。又上述张星烺先生认为“昆仑奴”仅是指非洲黑人，而排除南海诸国人，如前述，似亦欠妥。
　　按照当时唐宋人称黑色或黑色人为昆仑或昆仑奴之例，将大食人称为“层期”(僧祇)的非洲黑人，也应称为昆仑和昆仑奴，与南海诸国人相同。即是说，所谓的僧祇奴就是昆仑奴，或是广义昆仑奴之一种。关于此，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一释《昆仑语》时，就明确地提出：“上音昆，下音仑。时俗语便，亦曰骨论。南海洲岛中夷人也。甚黑，裸形，能驯伏猛兽犀象。这类数般，即有僧祇、突弥、骨堂、閤篾等，皆鄙贱人也。因无礼义，抄劫为活，爱啖食人，……言语不正，异于诸蕃，善入水，竟日不死”。可见，唐人将僧祇作为昆仑之一种；*(外门内台)蔑，也云吉蔑，指真腊(今柬埔寨)；余两种(突弥、骨堂)无考，但在南海诸国地。事实上，中国唐宋文献所泛指的“昆仑”之地，应包括今非洲东岸地区(如昆仑层期国等)。因此，唐宋时的昆仑奴，应主要指今东南亚(南海诸国)人，但也包括今非洲东海岸一带的黑人。
　　三
　　我国学者孙机曾撰《唐俑中的昆仑与僧祇》一文试图将出土的昆仑俑中，分出哪些是属于南海诸国的昆仑俑，哪些是属于非洲黑人的僧祇俑。他也论证了僧祇俑是广义昆仑俑之一种，认为僧祗俑只是指非洲黑人俑。其结论基本可信从。但是，笔者以为，孙机的这种看法和分类，并不代表唐宋时人的一般看法，因为当时人并没有，也不可能对昆仑与僧祇所属的地域和人种分辨得很清楚，昆仑与僧祇是可以互用的，而且僧祇奴并不一定专指今非洲东部地区之黑人。
　　唐代文献就记载南海诸国中，有名僧祇的国名或地名。如上述贾耽“广州至大食路程”有“葛葛僧祇国”，地在今苏门答腊岛的西部。《隋书·赤土国传》记其王居“僧祇城”。当然，此僧祇城之“僧祇”，可能非指黑人之僧祇，而是佛教用语，系梵文Sāmghika的对音，其意为“众”，指僧尼大众[19]。但“葛葛僧祇国”，则确为南海诸国之一。此其一。
　　其二，唐代文献还多次记载南海诸国向唐朝献僧祇女或僧祇僮事。计有：
　　1．开元十二年(724)七月，尸利佛逝(即室利佛逝)献诛儒二人、价(僧)耆女二人，杂乐人一部及五色鹦鹉。[20]
　　2．元和十年(815)八月，诃陵国献僧祇僮五人及五色鹦鹉、频伽鸟并异香名宝，以其使李诃内为果毅。[21]
　　3．元和十三年(817)十一月，诃陵国献僧祇女二人及玳瑁、生犀等。[22]
　　上述步连生、孙机文，除引上述南海诸国朝献僧祇童、女外，还引《唐会要》卷一○○及《新唐书·诃陵传》记，“元和八年，遣使献僧祇僮及五色鹦鹉、频伽乌并异香”(《唐会要》)；或云“元和八年，献僧祇奴四、五色鹦鹉、频伽鸟等。宪宗拜内四门府左果毅……”(《新唐书》)。而此两书却未记元和十年八月诃陵国献僧祇僮事。《册府元龟》和《旧唐书》之《诃陵传》和《宪宗纪》又只记有元和十年，而未记元和八年诃陵国献僧祇奴事。两者必有一误。考《册府元龟》系编辑唐代原始《实录》等资料而成，《旧唐书》成书时代较早；再参以此两年诃陵贡品及封敕使者果毅官爵基本相同等事实。显然，《唐会要》及《新唐书》将元和十年“八月”误为“八年”，故所记元和八年诃陵国遣使事误，不取。
　　既然南海诸国向唐朝朝献僧祇奴，此僧祇奴是大食等国将非洲东岸的黑人，经海上丝绸之路贩至南海诸国，后南海诸国再朝献于唐朝的“僧祇奴”，或是南海诸国本身就有的“僧祇奴”呢?看来这两种可能均有，很难分辩和说清楚。
　　因此，那种认为僧祇奴一定是指非洲东部黑人奴婢之说，不一定妥当。事实上，唐宋时，一般均称从南海诸国或大食贩来之今非洲东部肤色黑之奴婢为昆仑奴，有时也沿用流行于南海、大食等地的称呼“僧祇奴”。不过，今天我们根据现有的知识和唐宋时关于昆仑奴或僧祇奴人种、服饰记载的特征，将现存及出土的各种昆仑奴的文物形象加以分析，指出哪些是属于非洲黑人，哪些是属于东南亚(南海诸国)黑人，还是可行的。
　　四
　　现将以前及近十余年来，国内(以陕西省为主)出土的部分文物中较为典型的昆仑奴的形象，例举并分折如下：
　　1．1948年在陕西长安县贾里村唐裴氏小娘子墓出土的两件昆仑奴俑：一件高14.7厘米，一件高15厘米，均为黑色卷发。前者上身著衣被，下束绾于腰部，圆脸大眼；后者上身袖露，下著短裤，隆乳鼓腹，唇红大眼[23]。从其卷发、黑身及大眼、穿著分析，学者均认为此二俑系来自非洲之黑人之昆仑奴(或称为僧祇奴)形象。墓主人裴氏小娘子系唐代名将裴行俭之孙女，卒于大中四年(850)。行俭曾经营西域，多有功，故其家及后代有此昆仑奴。[24]
　　2．1954年在陕西咸阳底张湾唐薛从简墓(开元十四年葬)出土一男僮俑，卷发，身坡干漫，绕肩至腰[25]。干漫，又称都曼，多以吉贝(木棉布)为之，绕双肩或单肩而至腰，或称此为“以缨珞绕身”，“以古贝(即吉贝)横一幅缭于腰”，此为南海诸国人之典型服饰[26]。现存梁职贡图(可能为宋代之摹本)中有南海“狼牙修国(一般以为此国在今马来半岛的北大年一带)使”图，可参见其服饰及形象。因此，可断此俑应为今东南亚南海诸国之昆仑奴。
　　3．1956年西安红庆村唐独孤夫人元氏墓(葬于长安三年)出土一牵马俑[27]，卷发圆脸，大眼，似上述裴氏小娘子墓出土昆仑俑。但其著唐代流行之大翻领之胡服。可能因成牵马奴而改装，其原应为从西域贩来之非洲黑人。
　　4．1971年陕西礼泉昭陵陪葬墓之一的郑仁泰墓，出土一彩陶俑，高30厘米，立于一方板上，黑色卷发，圆脸浓眉，上身著圆领窄袖衫，左肩拨一红带(干漫之一种)，下著束脚红裤，赤脚，带足鐶，双手具残，肤呈肉色[28]。这是典型的来自南海诸国的昆仑奴形象。
　　5．20世纪70年代，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336号唐墓出土一男彩陶俑，高12.5厘米，上身赤裸，下身着桔红色短裤，全身黑彩，嘴唇厚，双手正攥棒舞弄[29]。此俑与上述裴氏小娘子墓所出昆仑俑形象大致相同，应是非洲黑人形象[30]。
　　6．1985年陕西长武县枣元乡郭村唐墓出土一陶俑，高25厘米，卷发赤足，头斜向左上望，项披缨络，手足带鐶钏，肩披干漫，绕至腰，似作舞蹈状[31]。
　　类似造型的陶俑，还见于河南郑州上街区唐墓出土的一件三彩陶俑，其服饰、动作、表情与上述几乎完全相同，仅头部斜上角度稍低。又见王子云编《中国雕塑艺术史》下册(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版)图494俳优俑，完全与上述两俑相同，仅头部是向右斜视。
　　此外，上引孙机文还云，在美国奈尔逊博物馆和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的藏品中，也有与上述相同造型的陶俑。他认为，这一造型的陶俑应是来自南海诸国的昆仑奴形象，且是昆仑乐舞俑。此说甚是，因为上述陶俑形象及服饰与前引《新唐书·骠国传》中，所记之“昆仑乐工”的服饰基本吻合。
　　7．1994年在发掘陕西富平县唐献陵陪葬墓一唐墓中，发现墓室北壁西有一“牵牛图”壁画，牵牛人肤色黝黑，卷发，戴项圈，手足戴鐶钏。上身赤裸，斜佩干漫，下著短裤，于牛旁牵牛而行[32]。此当为南海诸国昆仑奴之形象。
　　又在敦煌榆林窟第25窟《文殊变》壁画中，文殊、普贤坐骑的狮、象一侧，有昆仑奴形象驭之。[33]
　　从上引部分文物中典型的昆仑奴形象，以及结合上引关于唐代昆仑奴的文献资料，可以了解，在唐代，一般称当时南海昆仑的地区(包括今东南亚和非洲东部)的肌肤色黑的人或黑种人为“昆仑”或“僧祇”。他们当中一部分奴婢，通过该区地或大食等国作为朝贡的贡品，或随商队贩卖到唐朝内地，被统称为“昆仑奴”，也称“僧祇奴”。其来华路线分两道：一为传统的陆上丝绸之路，即从西域到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等地，在唐朝安史之乱前，昆仑奴多由此道贩卖而来。一为海上丝绸之路。众所周知，至唐安史之乱后，吐蕃据有河陇及西域天山以南地区，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衰落，海上丝绸之路更为兴盛，大食等国经南海诸国至广州、交州的贸易得到发展，昆仑奴则多由此道而来。
　　在唐代，昆仑奴地位低下，为宫廷及一般达官贵族之奴婢，因为他们“能驯伏猛兽犀象”和善泅水，故除了成为家内奴婢之外，多为驯养或驾驭马、驼、牛的奴隶，或海舶船奴；也有为乐工、舞伎者。长安为唐京师，故今西安及其附近出土的有关昆仑奴形象的陶俑、壁画等文物最多，而陆上与海上丝路沿线城镇，也多有发现。这一切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唐代昆仑奴提供了新的形象的资料，弥足珍贵。
　　注释：
　　[1]费琅著，冯承钧译：《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中华书局2002年版；张星烺：《唐时非洲黑奴输入中国考》，载《辅仁学志》第1卷1期，1928年；张星烺编，朱杰勒校订：《中西交通史汇编》第2册附《昆仑与昆仑奴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74—582页；冯承钧利用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对宋代赵汝适《诸蕃志校注》本，中华书局1956年版；朱杰勤：《西方殖民者的黑人奴隶贸易》，载《历史教学》1979年2期等。
　　[2]杜葆仁：《从西安唐墓出土的非洲黑人俑谈起》，载《文物》，1979年6期。
　　[3]步连生：《试论我国古代雕塑的昆仑人及其有关问题》，载《向达先古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35—648页；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华书局1990年版；孙机：《唐俑中的昆仑和僧祇》，载其所著《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1—259页。
　　[4]《资治通鉴》卷一二九，宋大明七年五月条。
　　[5]《全唐诗》卷三八五，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339页。
　　[6]《新五代史》卷五三《慕容彦超传》。
　　[7]《太平御览》卷二二三《昆仑觞》条。
　　[8]同上书，卷四一一《昆仑紫瓜》条。
　　[9]参见岑仲勉《昆仑一元说》，载其所著《中外史地考证》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2—47页。
　　[10]此书早佚，此段见《太平御览》卷七八六引。
　　[11]参见拙作《唐“都管七个国”六瓣银盒考》，载《唐研究》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2]《粱书》卷五四《扶南传》。
　　[13]《隋书》卷八二《林邑传》。
　　[14]同上书，《真腊传》。
　　[15]《新唐书》卷二二二《婆利传》。有关昆仑及昆仑人之引证，法国学者费琅《昆仑及南古代航行考》一书，引证四十余条，可参阅。
　　[16]见上引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卷上。
　　[17]见上引冯承钧译本，第9页。
　　[18]见上引《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第578—581页。
　　[19]见上揭孙机文引冢本善隆《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弘文堂1942年版。
　　[20]《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条；《新唐书》卷二二二《室利佛逝传》记此事，末明确系年。
　　[21]《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卷一九七《诃陵国传》；《册府元龟》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贡条，内“僧祇童”作“金抵僮”。
　　[22]《册府元龟》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贡条；《唐会要》卷一○○《诃陵国》条。前者僧祇女作“僧耆女”，且未系月份。
　　[23]见上引杜葆仁《从西安唐墓出土的非洲黑人陶俑谈起》；李秀兰等：《唐裴氏小娘子墓出土文物》，载《文博》1993年1期。
　　[24]见上引孙机文。
　　[25]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文物出版社1958年，图51。
　　[26]参见《梁书》卷五四《狼牙修国传》和《婆利国传》；《新唐书》卷二二二《婆利传》等。
　　[27]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陕西省出土唐俑选集》，图31。
　　[28]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载《文物》1972年7期。
　　[29]王致中：《阿斯塔那336号墓出土的几件泥俑》，载《文物》1962年7、8期合刊。
　　[30]参见上引孙机文。
　　[31]《陕西省志文物志》，1995年三秦出版社，第339页。
　　[32]井增利、王小蒙：《富平县新发现的唐墓壁画》，载《考古与文物》1997年4期。
　　[33]见前引步连生文。
　　(周伟洲，陕西师范大学　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