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胡俑“袍”的领型
万 芳
文中所指“胡俑”，是随葬于唐代墓葬中且具有“深目高鼻”特征的俑像。由于此面貌特征仅在男俑中突显，故本文所研究的服饰也限于男服。文章通过比对中原及中亚地区的俑像及壁画形象，对唐代中原西胡所穿的“袍服”的不同领型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唐代胡人所穿袍服主要有三角形单翻领及双翻领两式，其中，三角形单翻领源于中亚哒，而双翻领则是四至七世纪广泛流行于中亚地区的一种袍服样式。相对于三角形单翻领，双翻领袍服更为中原人所接受。而圆领样式，很可能是翻领闭合后的另一种穿着形态。
一、唐代的“胡人”、“胡俑”与“胡服”
“胡人”，是古代华夏汉族对异族的一种称呼。汉唐间不同时期史籍中，“胡人”所指各有不同。吴震先生认为，“胡”于先秦专指匈奴，汉晋时泛称居中原以西及北的异族。南北朝至隋唐时，则成为具有“深目高鼻”特征的西域民族之统称[1]。本文承其观点，认为唐代所称“胡人”皆为西胡，即中亚、西亚以及葱岭以东我国西北地区的西域诸国人。而唐代“胡俑”，即指具有“深目高鼻”特征的墓葬俑像。
汉唐时，往来于丝路上的胡人众多，他们的生活及形象不仅被载入史籍，也被记录于雕塑及绘画作品中。由近代考古发现来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陕西、宁夏地区墓葬随葬俑中，已见胡人形象，但至唐初胡俑仍不多见，高宗显庆后唐墓胡俑数量蔚为可观，胡俑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随葬品[2]。已发掘的隋唐墓葬，尤其是大、中型墓葬中，出土胡俑难以计数，出土地点集中在陕西、河南以及新疆。本文论述取材，多属西安隋唐墓出土胡俑。
前辈学者针对唐墓胡俑服饰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两个方面，其一就是通过研究发式、服饰的特点，来判断胡人的身份、族属，进而讨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相关议题。而服饰史研究专论中，多着重于探讨胡服对汉族服饰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相关图像的对比，对胡俑袍领型的差异及其源流问题作简要讨论，希望以此进一步了解唐代服饰中的胡汉交融现象。
二、唐代胡俑“袍”的领型
前辈学者对胡服的研究，多倾力于“发式”或“帽饰”，而作为“胡服”主体的“袍”，或因为廓型式样的“千篇一律”，而常常被研究者所忽略。故而，这些袍服在各类著述中往往被描述为“窄袖紧身袍”、“腰束带”、“下着裤”、“脚蹬长靴”，多是寥寥几笔而过。对于古代任何一段时期的服饰史研究而言，服饰总体廓型的相对稳定不言而喻，而服饰的差异性往往通过局部造型的变化来体现，因此，服饰源流的研究探讨也应着眼于这些细微的差异。
领型，在服饰中是近首齐项的结构，也是服饰中所承载的时代、族属特征的标志性结构。事实上，在鲜卑入主中原之前，中原服饰无论男女皆以交领为尚。东魏、西魏时期敦煌壁画中，虽不乏有穿窄袖圆领袍的鲜卑人物形象，但就同期中原的墓葬俑像来看，鲜卑族服饰的影响并不深远。据目前考古资料，大量袍服形象的出现始于北齐，其形可由北齐徐显秀墓及东安王娄睿墓壁画中略见一斑，男子袍服既有交领亦有圆领，并无定式。而翻领袍见于中原应始于隋唐之际，尤其多见于具有“高鼻深目”特征的胡人形象中。由众多发掘报告及相关研究来看，胡俑袍服的领型主要有三种，即“单翻领”、“双翻领”及“圆领”，其中又以翻领样式居多。翻领袍又有单翻领及双翻领两式，两式的袍服门襟多为右衽，翻领均呈三角形。
1．三角形单翻领
就唐代“胡服”，段文杰先生曾指出：唐代的时装、新装有不少是西北少数民族或中亚诸国乃至波斯的服装样式[3]。而就三角形翻领袍服的源流问题，姜伯勤先生曾有专论[4]。先生通过对比敦煌、克孜尔，以及巴拉雷克和丰都基斯坦壁画人物形象，认为三角形翻领袍服是流行于粟特等地的中亚胡人服饰，此论当无误。但先生进而指出，单翻领袍服是六世纪哒人或粟特人中贵族的服装，似乎不妥。不难发现，在巴拉雷克壁画中，男女主人身后的执扇侍女所服亦着三角形单翻领袍。因此，此样式服装的使用应不限于贵族。由姜先生的论述，我们虽然可以肯定三角形单翻领袍是五至六世纪开始流行的中亚胡人服饰，但究竟是属于栗特人还是哒人呢?要解答这一问题，还需对粟特人及哒人的壁画遗迹进行进一步的梳理。
公元五至六世纪的栗特人图像资料，主要见于我国关中及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其中，关中地区多是墓葬考古，如西安北周安伽墓、西安北周史君墓。这些墓葬均保存了大量六世纪的粟特题材图像。这些图像资料中，短发形象的栗特人多穿圆领袍[5]，少数着双翻领袍，未见有单翻领袍的例证[6]。而在五至六世纪的新疆克孜尔壁画中，也有不少粟特商人形象[7]，但同样不得单翻领袍例证。通过这批图像资料的梳理，我们有理由怀疑单翻领袍样式出自粟特的可能性。
上述巴拉雷克城堡遗址(City site of Balalyk—Tepe)壁画，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中亚中世纪大型壁画，地处今乌兹别克斯坦铁梅兹城西北。其遗址位置虽也在古粟特地区，但学界普遍认为其壁画内容是六世纪上半叶统治粟特地区的哒贵族的生活写照[8]。巴拉雷克壁画中，男子腰间无一例外的束有细腰带，带下垂“事”，可辨的有手巾、袋、匕首等。从厚重的垂挂物及带宽看，腰带应以金属制。这种束带样式具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不同于片治肯特壁画中粟特人配长剑或钱袋的特征。由巴拉雷克壁画看，三角形单翻领袍在哒人中应是男女、贵贱皆用的常服，这也可以证明这种样式在这个民族中已存在、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此外，同属哒艺术遗存的迪拜津(Dilberjin)16窟壁画(五世纪或六世纪初)中[9]，亦发现有装着同样式样的男性供养人。以上，通过对粟特及*(左口右厌)哒人的壁画遗迹的梳理比对，我们初步可将“三角形单翻领袍服”的源流归于五至六世纪的哒而非粟特。
见于*(左口右厌)哒于五至六世纪在吐火罗斯坦以及东突厥斯坦部分地区的霸主地位[10]，我们有理由相信，单翻领袍样式在此期间得到了极广的传播。首先接受的当为粟特人。图五为一件镀金银碗碗壁的上下两部分。有学者据碗上的粟特铭文等特征，将此碗“归于六至七世纪初的粟特”[11]。图五A中所描述的希腊罗马神话题材以及大公等形象，与巴拉雷克壁画极为相似，而图五B上宴饮情景与安伽墓围屏图像中的场面又如出一辙，不同的是，这里的粟特商人穿着的正是*(左口右厌)哒样式的三角形单翻领袍。除粟特地区外，由西向东，我们在克孜尔六至七壁画中发现的三角单翻领袍例证则更为丰富。如第8窟、新1窟、69窟、104窟、224窟等，都有发现。无论是领型，发带以及腰饰，都与巴拉雷克壁画中男子形象颇为相似。也有学者认为，迪拜津(Dilberjin)壁画中的人物姿势及服饰都与克孜尔壁画有着一定联系[12]。
虽难有全面统计，但仅就西安乾陵博物馆及陕西考古所所藏胡俑来看，穿单翻领袍者数量不在少数。当我们看到唐代不同发式的西胡俑皆着此袍式时，有理由推测，至少在唐代，三角单翻领袍已成为众多西胡民族的常用款式之一。
仍需强调的是，唐胡俑的单翻领袍与巴拉雷克及克孜尔壁画形象中所见样式仍有不同。
首先，唐胡俑翻领袍多右衽，且门襟居体侧。而上述壁画中的翻领袍无一例外的皆左衽，门襟居中。其次，唐俑单翻领袍的门襟及领缘多无边饰，由领部自然垂落的褶纹推测，其面料较轻薄，又无纹样花饰，应多以绢制。而巴拉雷克及克孜尔所见袍服，不仅缘边复杂，且主体面料多为连珠纹、菱格花卉纹等，是为织锦的可能性大。存在这类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这些胡俑的身份。如多数发掘报告所述，这些胡俑多作手持缰绳状，且随葬时多置于马、驼冥器附近，也因此，多将他们称作“牵马胡俑”或“牵驼胡俑”，多数俑像的原型极可能是贵族之家奴，其身份决定了他们服用华贵织锦服饰的能力相对有限。或又因长期生活于中原，才改左衽为中原所尚的右衽，亦在情理之中。
2．三角形双翻领袍
相对于三角形单翻领袍，壁画及石刻图像资料中的三角形双翻领袍例证颇多，在巴拉雷克、片治肯特、克孜尔及北周石刻画中均有所见。在上文已提及，安伽墓已见双翻领袍的服饰形象，但其翻领呈长方形，较窄，形似一道领部的缘饰，与巴拉雷克壁画中的三角翻领领型不同，而与片治肯特私人住宅里壁画的几处人物服饰相似。而我们在克孜尔壁画中、北齐画像石以及丰都基斯坦壁画中，却又发现与巴拉雷克相似的三角双翻领样式。由以上的图像比较，可以肯定，双翻领样式是四至七世纪的粟特地区较为流行的服饰之一。依翻领的形状，又有两式：一为条形窄领；二为三角翻领，也是唐代胡俑中常见的双翻领领型。
相对于三角形单翻领，双翻领在唐代的流行程度较高。由唐俑及唐代壁画资料看，三角形单翻领多限于胡人俑所服，而双翻领则为中原男女所接受，可能是对称性以及缘边的装饰效果，双翻领袍特别受到唐代女性的青睐，在韦泂墓[13]、薛儆墓[14]以及李寿墓[15]的石椁线刻图中均有充分表现。
3．翻领与圆领
一般认为，胡俑袍服的领型主要有三种，即“单翻领”、“双翻领”及“圆领”。而具有，“高鼻深目”特征的胡俑中以翻领居多，尤其是单翻领者为众。事实上，所谓“翻领”和“圆领”，可能只是穿着状态的不同表述。因为我们在不少胡俑的翻领角上，发现了圆形的纽扣[16]。由这一细节推测，该袍闭合后应是圆领样式。而此种圆领袍也是唐代绘画作品中，大部分汉人所穿着的样式。
有纽翻领的服饰形象多见于唐代中原地区的图像材料中。而巴拉雷克和克孜尔壁画中的翻领形象多无纽，仅在约公元7世纪克孜尔224窟荼毗图中发现有一例。该人物深目高鼻，短发齐耳，外袍紧缚，左衽单翻领，门襟居中，领襟缘锦。以上特征都十分符合我们前文所论及的*(左口右厌)哒式翻领袍。唯一不同之处，即是领尖缀有三瓣形纽。而这种加纽穿着成圆领的方式，也极可能是收到汉人审美的影响。因为，反过来看，我们很难看到汉人穿单翻领袍的例证，似乎唐代汉人并不喜爱这种坦胸且不对称的袍服样式。
三、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相信对于袍服而言，领型是十分重要的民族和文化标志，也是我们搜索源流及沿承关系的路标。在其指引下，我们推断，唐代西胡人偏爱的三角形单翻领袍实源于具有游牧血统的*(左口右厌)哒人。在哒人长期统治下，西域诸胡逐渐接受了这一样式，但中原汉人似乎始终并未接纳。此外，双翻领样式在五至七世纪的中亚，是颇为常见的袍式，于隋唐时，多见于中原女扮男装的侍女形象中，犹如一种流行的风尚。而汉族男子还是多穿着北齐样式的圆领袍。由此看来，仅就袍服而言，西胡服饰对中原汉族服饰影响相对有限。相反，胡人于翻领上加纽，改左衽为右衽，多为中原服饰的影响所致。
注释：
[1]吴震：《阿斯塔纳—哈拉和卓古墓群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胡人》，见殷晴主编：《吐鲁番学新论》，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266页。
[2]孙迟：《唐代胡俑、骆驼与“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第106—108页。
[3]段文杰：《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页。
[4]姜伯勤：《敦煌莫高窟隋供养人胡服服饰研究》，见郝春文主编：《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6—358页。
[5]荣新江：《金樽美酒醉他乡—从安伽墓看粟特物质文化的东渐》，见赵丰主编：《丝绸之路艺术与生活》，香港艺纱堂服饰出版社，笫23页。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5页。
[7]见于克孜尔38窟、114窟、14、17窟等。影山悦子、荣新江都有专文考证这些印度萨保形象是为粟特商人原型。参见影山悦子：《粟特人在龟兹：从考古和图像学角度来研究》，见《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1—204页；荣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聚落补考》，《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第9页。
[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9]и. т. кругпикова，НАСТЕННЪДЕ РОСДИСИ В ДОМЁЩЕНИИ 16 СЕВЕРО- ВОСТОЙНОГО КУПЪТОВОГО КОМДПЕКСА ПИПЪВЕРДФИНА，НЭАТЕПВ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ВА 1979。
[10]哒于5世纪末已经占领了整个吐火罗斯坦，包括帕米尔和相当大一部分的阿富汗斯坦。同时，也夺取了东突厥斯坦很大一部分。并与479年征服了吐鲁番地区，522年，在敦煌北面地区的柔然主也归降了哒。参见B.A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112页。
[11]斯它维斯基：《古代中亚艺术》，陕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第117页。
[12]同上，第122页。
[13]陕西省文管会，《长安县南里(李)王村唐韦泂墓发掘记》，《文物》1959年8期。
[14]山西考古所，《唐代薛儆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9期。
[16]该俑图片摘自，故宫博物院编：《雕饰如生：故宫藏隋唐陶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图134。
(万芳，女，上海东华大学服装学院 博士生)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