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隋唐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大放异彩的时代，其时蕃胡云集，唐都长安沉浸在一片扑朔迷离的胡风之中。
　　一、胡女俑
　　胡，本泛指北方塞外民族，在唐人意识中，有广义和狭义胡人之别，狭义者，似专指西域人。敦煌残卷载：“从大寔(食)国以东，并是胡国，即是安国、曹国、史国、石骡国、康国……并属大寔所管”。《安禄山事迹》卷上载安禄山曾谓哥舒翰：“我父是胡(安父为昭武九姓人)，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哥母为于阗人)。”宋《高僧传》卷一《释跋日罗菩提传》载高僧金刚智自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可见当时在许多人心目中突厥、天竺人有别于胡人。但一般而言，所指笼统，史籍中有以突厥为胡者，有以天竺为胡者，有以吐蕃为胡者，其余大食、波斯、北方少数民族呼为胡者也很常见[1]；更有甚以南越人称胡者，《宣室志》卷一“陆颙”条：“胡人曰：‘我南越人，长蛮貊中’”。蕃，唐人多称外使为蕃客，外商为蕃商。《北梦琐言》卷五“中书蕃人事”条：“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左言右咸)、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岩廊。崔相慎猷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而曹姓为典型中亚人标记，此处蕃指中亚康国人。《新唐书》卷四十六《百官志》：“凡蕃客至，鸿胪讯其国山川、风土……”唐房千里《投荒录》记载了广州的“蕃坊”内有外国居民自己选出的“蕃长”，当时非汉人将领被统称为“蕃将”，专列于《新唐书·诸夷蕃将传》，诸将分属各族。此外也有称吐蕃为蕃，《全唐文》卷四三二张镒《与吐蕃盟文》：“剑南西山大渡河东为汉界，蕃国守镇在兰、渭、原、会……大渡水西南为蕃界。”所以在广义上蕃胡区分不明，常常并称，《敦煌遗书》S．1344号《唐户部格残卷》记载垂拱元年(685)敕：“诸蕃商胡，若有驰逐，任于内地兴易。”谢海平先生认为唐人眼里广义的蕃胡为：“东自日本、新罗、高丽、百济，南至占城、真腊、室利佛逝，西至拂菻、大食、波斯、吐火罗、昭武九姓诸国、天竺，北至结骨、薛延陀、铁勒，……突厥、回纥、吐蕃、奚、契丹、室韦、靺鞨、渤海、吐谷浑、南诏、骠国人民，凡流寓于唐者莫不包焉。”[2]
　　从出土文物看，男性蕃胡俑很多，但胡女俑很少，但史乘中提到胡女非常多，更著名的是提到胡姬。锺辂《前定録》记载容州有胡女，乃“洞主之婢”，不知族属。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来看，有“胡婢绿珠”、桃叶、绿叶、春儿等，她们作为奴婢被米、曹、康、石等兴生胡携带贩卖至长安等地[3]。中唐时元稹《胡旋女》：“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白居易《胡旋女》诗中也责备：“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余里，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太平广记》卷二五六引《云溪友议》载唐陆岩梦《桂州筵席上赠胡女》：“自道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于华岳山……。”可见，胡女多为西域人。唐代文献更多提到的是胡姬，胡姬本也应当是胡女之泛称，从《全唐诗》卷二九○杨凝《从军行》：“汉卒悲萧鼓，胡姬湿采旃”可知。但唐诗中的胡姬却多是指酒家胡女，张祜《横吹曲辞·白鼻騧》：“为底胡姬酒，长来白鼻騧，摘莲抛水上，即意在浮花”，形容胡姬的容貌白皙漂亮。据葛承雍先生统计，描写胡姬的诗歌就有16首，他认为胡姬最后成为西域女子标识性符号[4]。胡女除作为妓女、歌舞者及酒家女外，还有不少嫁作汉人，《新唐书》卷一一七《裴伷先传》：“娶降胡女为妻。”
　　目前所见胡女俑有四个，一为唐金乡县主墓所出，报告认为“疑为胡姬”[5]，葛承雍认为顶多是接近外族妇女形象，没有理由认为就是胡姬[6]。一为甘肃庆城唐代游击将军穆泰墓所出[7]。另两个为陕西历史博物馆所藏。
　　其一、高20厘米，1960年陕西省乾县永泰公主墓出土。突目高鼻，辫发。古代西域，山高林密，是游牧民族跃马纷争之地，当地居民普遍流行辫发之俗。唐代辫发民族主要有窒韦、突厥、回纥等。室韦人是髡发后辫发，回纥史载不详，当与其同种族的突厥相类，《周书·突厥传》载：“突厥，其俗披发左衽，犹古之匈奴也。”《新唐书·太宗诸子传》载李承乾常选容貌似突厥之人，叫他们辫发，但据11世纪波斯人乌特比称突厥人“宽脸庞，小眼睛，扁鼻子，少胡须”，相貌与此不合。《梁书·高昌传》载，高昌人“面貌类高丽，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裤，女子发辫而不垂，著锦缬、缨珞、环钏。”面相亦不合。让我们再来看看吐蕃，据北宋王溥《唐会要》卷一一七《吐蕃》记载：“大中三年七月，河陇耆老率长幼千余人赴阙下，上御延庆楼观之，莫不欢呼作舞，更相解辫，争冠带于康衢。”新疆博物馆清理吐蕃米兰古城，亦发现墓主人为单辫或双辫；《五代史》载：“吐蕃男子冠中国帽，妇人辫发”，所以此俑或为吐蕃妇女。穆泰墓所出也当为吐蕃女。唐时与吐蕃时战时和，流入唐境吐蕃人非常多。唐处理办法多为放还，但不愿回者依愿。《旧唐书》卷十七《敬宗纪》记载，宝历元年湖南观察使沈传师奏：“当道先配吐蕃罗没等一十七人，准赦放还本国，今各得状，不愿还”，帝从之。另外还有大量被贩卖的吐蕃奴婢。《唐会要》卷八六记载大中五年二月敕：“边上诸州镇送到投来吐蕃、回鹘奴婢等，今后所司勘问了，宜并配岭外，不得来内地，”反应了畜养吐蕃奴婢已成风气。也有汉人娶吐蕃女为妇的，《全唐诗》卷四一九元稹《缚戎人》诗注云：“延州镇李如暹，蓬子将军之子也，尝没西蕃。及归，自云：‘蕃法惟正岁一日，许唐人没蕃者服衣冠’。如暹当此日，悲不自胜，遂与蕃妻密定归计。”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另一胡女俑高15.2厘米，西安市郊区出土，突目高鼻，梳高髻，着袍服，为舞女形象，相貌似为中亚女子，为胡姬的可能性较大。胡姬的一个特点就是能歌善舞，李白《醉后赠王历阳》：“双歌二胡姬，更奏远清朝。”《全唐诗》卷一一七贺朝《赠酒店胡姬》：“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毾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鲙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章孝标《少年行》：“落日胡姬楼上饮，风吹箫管满楼闻。”正是对胡姬乐艺娴熟的描写。
　　二、胡僧俑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件高15厘米的胡僧俑，该俑1955年西安市纬十街出土。唐代多有入境求法弘法者，以新罗、日本僧为多，但西域及印度僧人也不少，《全唐诗》卷七八五无名氏有：“天竺胡僧踏云立”之诗句，《景德传灯录》卷五：“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东游韶阳，见六祖于言下契悟。……三藏后不知所终”。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载开成四年六月：“中天竺那兰陀寺僧三人，来游五台。”僧贯休亦有《遇五天僧入五台诗》五首。天竺僧多宿于各地天竺寺内，《全唐诗》卷七四六陈陶《宿天竺寺》云：“西僧示我高隐心，月在中峰葛洪井。”《佛祖统记》卷四：“宪宗元和三年，吴郡齐君佐勤学贫困，欲求食天竺寺，饥不能前，一梵僧顾面笑曰……。”除天竺僧外，西域僧也很多。《册府元龟》卷九九九：“(天宝)十二载四月甲戌，骨咄国人史难之、康丁真表气度为僧，许之”，《北梦琐言》逸文卷载西域僧“至蜀，蜀人敬之。”《全唐诗》卷二二○杜甫《海棕行》：“时有西域胡僧识。”《太平广记》卷一○一“延州妇人条”引《续玄怪记》记载大历中有胡僧自西域来。另有许多胡僧不知地域国别，《宣室志》卷六载凤翔府：“三宝村建村时，胡僧言村中有三宝。”《全唐诗》卷一九九岑参《太白胡僧歌》，说明太白山有胡僧隐居，《广记》卷四○六《婆罗木条》言外国僧识婆罗木。
　　胡僧在唐地以传教弘法者为多，高祖武德九年(626)中天竺高僧波罗颇迦罗密多罗到长安大兴善寺译经传法，高宗时天竺僧人慧智父子世居长安慈恩寺传经，开元四年(716)中天竺僧人善无畏携带梵本经从吐蕃来到长安，开元七年(719)南天竺僧人金刚智也携弟子北天竺人不空由海道经广州、洛阳来到长安。唐中宗时义净在长安大荐福寺设翻经院，参加译经的有吐火罗沙门达摩来磨，中印度沙门拔驽，罽宾沙门达磨难陀，东印度居士伊舍罗、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等[8]，另据牛肃《纪闻》卷三载西域僧伽大师，中宗时被尊为国师，出居荐福寺。《高僧传》载会昌三年有师(狮)子国僧住慈恩寺。
　　不少胡僧还以特殊才能受到时人敬重，《全唐文》卷七○三李德裕《第二状奉宣令商量奏来者》中提到有大秦僧为眼医，《历代名画记》载狮子国僧人金刚三藏“善西域佛像。”可见胡僧中有才能者颇多。《太平广记》卷二十一记载西域僧曾在昆阳池畔结坛祈雨；李德裕《次柳氏旧闻》记载玄宗尝到东京，天大旱，时圣善寺有天竺僧无畏“祈雨”。当然求雨之事，纯凭运气，《朝野佥载》就记有胡僧宝严，因西京淋雨，止雨未成而被杀。除此而外，还有做生意等等。
　　由于入境胡僧良莠不齐，加之生活习惯、信仰等等不同，唐人对胡僧态度也很复杂，除有大量崇胡僧记载外，也有大量丑化的描写，《宣室志》就记有：“龛有胡僧，貌甚老，枯瘠……化为一猿而去”，甚或有宋《高僧传》卷一所载唐玄宗开元七年：“所司希旨，奏外国蕃僧遣令归国”，使许多胡僧返国。但总而言之，欢迎是主流的，甚或有特殊照顾，《大和上东征传》：“鸿胪依寺报而奏，便敕下扬州曰‘其僧荣叡等既是蕃僧，每年赐绢二十五匹，四季给时服，’”正因为如此，胡僧成为外来胡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羊驼俑
　　最令人惊奇的是陕历博藏有一个动物俑，高14厘米，1958年西安市三桥南何村出土。小头长毛，似滩羊而不象，而和羊驼(alpala)极似。羊驼，偶蹄目骆驼科无峰驼属的一种，别名美洲驼、无峰驼，体型颇似高大的绵羊，颈长而粗，头较小，耳直立，体背平直，尾部翘起，四肢细长，被毛长达60—80厘米，呈纯白、浅灰、棕黄、黑褐等22种不同色型，雄性略大于雌性，羊驼仅仅是南美的土著动物，主要分布在美洲大陆的中西部沿线，在秘鲁、智利、玻利维亚等地海拔高的草原和高原上生活。喜欢小群生活，一般5—10只，以草为主食，性机警。羊驼在一千多年前被驯化，是古印加文明的一笔珍贵财富，早在几百年前，羊驼绒毛就深得古印加王室贵族的青睐，16世纪前后，羊驼可能才通过欧洲入侵者引进到欧洲，那么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难道就有了外来进贡的羊驼?如果不是，它又是什么动物呢?
　　四、帷帽俑
　　唐代妇女首服，初行羃，复行帷帽，再行胡帽。《旧唐书·舆服志》(卷45)：“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网纱)到颈，渐为浅露。”但羃用的当非常少，一则如从头至足俱被蒙住，骑马就不会方便，一则它也当只是作为出门远行时的服饰。到了永徽年间，出现了帷帽，帷帽又称席帽，是一种高顶宽檐的笠帽，在帽檐周围，缀有一层网状面纱，下垂直颈。典型的帷帽形象在新疆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陶俑上可见，但中原地区唐墓所出却大多为改良的帷帽，一种可称之为面幕，这种面幕以布帛做成，长及披肩，露出脸的上半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唐人帛画《树下人物图》中，一人右手高抬，正在脱卸头上面幕，西安市韦曲唐墓《宴饮图》也有男侍者戴这类面幕，不过露着脸面。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陶俑上也可见这种面幕形象，该俑高7.8厘米，西安郊区唐墓出土。第二种没有宽檐的“斗笠”和网状的面纱，是一种可遮蔽发耳，用布帛做的软帽，它的作用仅限于遮挡风尘，与原先用以“避人窥视”已经完全不同。第三种是在策二种上加笠帽，也与垂网状的帷帽不同，目的是在遮挡风尘外，又有遮阳的目的。
　　注释：
　　[1][2]谢海平：《唐代留华外国人生活考述》，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
　　[3]葛承雍：《崔莺莺与唐蒲州粟特移民踪迹》，载《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中华书局2006年5月版。
　　[4][6]葛承雍：《唐宋时代的胡姬与吴姬》，载《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中华书局2006年5月。
　　[5]王自力、孙福喜编：《唐金乡县主墓》，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7]庆阳市博物馆等：《甘肃庆城唐代游击将军穆泰墓》，《文物》2008年第3期。
　　[8]葛承雍：《论唐朝的世界性》，载《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中华书局2006年5月版。
　　(韩建武，陕曲历史博物馆 研究员)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