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代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大批胡人越过广垠的沙漠来到唐朝[1]。他们的形象通过陶俑、壁画等形式保留下来，生动的再现了胡人在唐朝的生活情景。上世纪中期以来，考古工作者在长安、洛阳等地出土了大量的胡俑，这些胡俑的出土填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是研究唐代胡人的重要资料。向达先生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Jane Caston Mathler的《唐俑中的西域人》，孙机先生的《中国圣火》，葛承雍先生的《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荣新江先生的《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从撒马尔罕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等对此均有涉及。而进行专题论述的有夏鼐先生的《西安唐墓中出土的几件三彩陶俑》、李梅田的《唐代陶瓷中的外来文化因素》、孙迟的《唐代胡俑、骆驼与“丝绸之路”》、张庆捷的《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韩建武的《陕西唐墓出土的胡人俑》，以及任江的硕土论文《试论西安、洛阳地区唐墓出土的蕃人俑》等[2]。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通过胡俑考察胡人在唐朝的生活。不妥之处，敬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 唐代胡俑的类型
　　唐代厚葬之风盛行，明器制作更是盛极一时，在一片开放的胡风影响之下，留下了大量制作精美的胡俑。从这些出土陶俑所反映的胡人形象来看，胡人在唐朝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或从事着不同的职业)，大体可将这些俑类形象分为以下五种类型[3]：
　　1．文吏俑
　　彩绘胡人文吏俑(1985年在陕西三原出土，图见《神韵与辉煌——陶俑卷》第123页)深目高鼻，浓眉大眼，络腮胡，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开胯袍，腰系带，穿长裤，尖头靴，左手提袍角，右手叉腰，昂首鼓腹，风度翩翩。此俑所穿服装是唐朝官员日常所穿的常服，由幞头、圆领袍服、腰带和尖头靴构成。
　　2．武官俑
　　彩绘武官俑(1996年西安西郊陕棉十厂唐墓出土，图见《中国陶俑真伪鉴别》第44页)深目高鼻，络腮胡，身穿长袍，右臂弯曲置于胸前，左臂置于腹上，双手呈握拳状，应该手中原有东西，猜测为笏。唐三彩胡人武官俑(2002年陕西西安南郊唐墓出土)头戴鹖冠，两眼圆睁，深目高鼻，双耳较大，满脸络腮胡，着绿色长袍，身微向前倾，双手执笏于胸前，神态威猛。通体施绿、白、黄、褐釉，以绿釉为主[4]。
　　文吏俑和武官俑反映了胡人在唐朝做官的情况。唐朝以其开放的胸怀，吸收了许多外国人在唐做官，《资治通鉴》载：“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5]由于胡人能征善战，有唐一代就有许多胡人军事将领，他们以卓越的军事才能吸引了唐朝统治者，为唐王朝边疆的稳固和发展做出贡献。如定远将军安菩“时逢北狄南下，奉敕遄征，一以当千，独扫蜂飞之众。”[6]；波斯人阿罗憾在唐任右屯卫将军；阿史那忠(突厥首领)任右骁卫将军；安元寿任右威卫将军等。但同时也有像安禄山、史思明这样的胡人将领掌握了军事力量来对抗中央。现今已出土的唐代胡俑中，文吏俑和武官俑为数很少。
　　3．乐伎俑
　　1957年西安西郊鲜于庭诲墓出土的一件三彩骆驼载乐俑(图见《中国陶俑真伪鉴别》第98页)，骆驼背上共有五个人，其中坐着四位乐师，中立一位舞者，乐师所持乐器为臀案、琵琶和鼓。五人中两位是汉人，三位是深目高鼻的胡人，正在表演着西域的乐舞。而彩绘说唱俑群(图见《丝路胡人外来风》第186—187页图)由五位盘腿而坐的乐师和一位交脚而坐的表演者组成，五位乐手分别持琵琶、箫、横笛、答腊鼓和笙。其中说唱者和打鼓人深目高鼻，络腮胡，为典型胡人特征。他们动作协调，配合默契，表情生动，似乎沉醉于说讲故事当中[7]。骑驼奏乐俑(2002年陕西西安南郊唐墓出土，图见《丝路胡人外来风》第53页)骆驼体型高大，双目圆睁，昂首嘶鸣，尾上卷，背上垫有一椭圆形毡，双峰间侧坐一胡人，左腿搭在右腿之上。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目视前方，头戴幞头，身着窄袖翻领长袍，腰系带，右手抬起，左手握拳作持物状，胸前挂一鼓。[8]胡人善音乐，因此乐伎俑将胡人这一特长生动展现出来。唐朝十部乐就吸收了很多域外成分，如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高昌乐、康国乐等。
　　4．胡商俑
　　唐墓中出土的胡商俑和胡人侍从俑有些很难区分，如牵马俑(骑马俑)，有的跟有骆驼(马)，我们可以从骆驼(马)身上是否驮有货物加以区分；而大多数单个牵马俑，我们试图从胡俑身上是否挂有袋囊等进行简单的划分，挂有袋囊者可视为商人俑(商人长途跋涉，大多带有袋囊等物品)，否则视为侍从俑。就其姿势形态可将其细分为三种：
　　①行商：河南洛阳出土的胡商俑(见《丝路胡人外来风》笫68页图) 头戴尖顶帽，左手持一水壶，右手向上抓着背囊的带子，身后背着重重的袋囊，躬身艰难行走，头向左扭，看着走过的漫漫长路，面带微笑，似乎感到目的地就在眼前，背囊里的货物就要变成财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名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一件大食商人俑(图见《中国陶俑真伪鉴别》第28页)，深目高鼻，弯须虬髯，身穿窄袖长袍，左手提壶，身背行囊，作躬身行走状。
　　②牵马(驼)类胡商俑：1985年洛阳偃师首阳山出土的彩绘牵马男胡俑，头戴幞头，身穿大翻领窄袖束腰长袍，脚蹬高筒靴，腰间左胯挂一方巾，右胯悬一袋囊，双手作牵引状。[9]因其胯间所挂袋囊和方巾应为路途遥远时所准备的，所以推测其为从西域长途跋涉而来的胡商。西安南郊唐墓(M31)中出土的牵驼俑，墓中还有一件载物卧驼俑，双峰间搭有鞍架，上覆驮囊、象牙和丝绸，两侧带马镫壶、花口盘、凤首壶等。依此推测此牵驼俑应为胡商俑，骆驼上所载的正是他要交易的物品[10]。
　　③骑马(驼)式胡商俑：男骑马胡俑(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出土)两件，戴折沿帽，面部无须，身后缠一包裹[11]。
　　为了高额的利润，胡商们不畏艰辛，度过广垠的沙漠来到长安、洛阳。大量胡商俑的出土体现了胡人在唐朝的对外经济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
　　5．侍从俑
　　我们也按其姿势形态将其分为三种：
　　①立式侍从俑：2000年9月河南洛阳东郊出土的陶胡人俑，头戴黑色前后折沿帽，络腮胡，上穿红色圆领左衽窄袖袍，腰束带，下着白裤，足穿靴，左臂曲肘，手置于胸前，右臂下垂向内弯曲，手提一细颈白瓶，双腿并拢站立[12]。彩绘男胡俑两件(1988年洛阳偃师城关镇出土)，[13]还有一类立式侍从俑，身穿圆领窄袖长袍，双手握于胸前，毕恭毕敬，如：1960年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胡俑(见《丝路胡人外来风》第174—175页图)。
　　②牵马(驼)胡人俑：牵马的胡俑多为皇室贵族府邸中的奴仆，为其驷马。因为胡人善于驯养马匹(骆驼)，又强于骑射，故一些贵族府邸中多由胡人来饲养马匹(骆驼)。牵马(驼)俑反映了这一现象，这类俑发现的很多，他们有的头戴幞头，深目高鼻，络腮胡；有的头戴翻沿毡帽；有的辫发；双臂分张，掌心虚握、作持缰牵马(驼)状。这些虽然大多数为单个牵马式胡俑，但入葬时应为胡人俑与马或驼的组合，由于盗墓或是埋葬时放置的问题导致分散，破损。
　　③骑马(驼)侍从俑：彩绘上身裸体骑马胡人俑(1960年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见《丝路胡人外来风》第192页图)胡人深目高鼻，络腮胡，口张开似在用力大喊，双臂弯曲用力，上身肌肉凸起，体现胡人的威猛和体格的强壮。骑马的侍从俑中还有自成一类的狩猎俑，生动的展现了胡人骑马狩猎的场景，勾勒出胡人矫健的身手。在唐朝狩猎既是一种礼仪，军事训练；又是一种娱乐活动。唐代的皇室贵族大都酷爱狩猎，史书中留下许多相关记载，如《唐会要·蒐狩》载，贞观五年(631)正月十三日，(唐太宗)大狩于昆明池，番夷君长咸从，上谓高昌王麴文泰说：“大丈夫在世，乐事有三：天下太平，家给人足，一乐也；草浅兽肥，以礼畋狩，弓不虚发，箭不妄中，二乐也；六合大同，万方咸庆，张乐高宴，上下欢洽，三乐也。”[14]齐王李元吉也曾说过“我宁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猎。”[15]现今已出土的唐墓中，发现胡人狩猎俑的有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金乡县主墓、郑仁泰墓等。有的狩猎俑反映了狩猎活动中的紧张与激烈场面，如永泰公主墓彩绘胡人骑马携猎豹俑(见《丝路胡人外来风》第190页图)骑马胡人头戴幞头，浓眉虬髯、身穿翻领袍服，下着窄腿裤，足蹬靴。一只凶猛的豹子，张牙舞爪，胡人在马上侧身用左手抓住身后的豹子，怒视断喝，右手高举作击打状，骏马筋骨匀停，回首似乎注视着主人与豹子的对抗。凸显出狩猎的紧张激烈，胡人、豹子、马三者动静结合，相得益彰。[16]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骑马狩猎俑(见《丝路胡人外来风》第112页图)胡人骑坐在马上，头戴幞头，深目高鼻，红唇，八字胡虬髯，右手持缰。头扭向左方，双目聚精会神，马上的猎豹此刻也紧盯前方，似是发现了猎物，正在蓄势待发。而有的狩猎俑则反映出狩猎中的轻松、悠闲，如郑仁泰墓中出土的彩绘釉吹哨胡人骑马俑(图见《丝路胡人外来风》第52—53页)胡人右臂伸展上举，左臂弯曲，左手放在嘴上方似是在吹口哨呼唤猎鹰(鹞)等准备行猎，胡人面带微笑，轻松悠闲，正在享受狩猎带来的乐趣。唐代皇室贵族狩猎常以猎豹、狗、鹞等助猎。《新唐书·百官二》殿中省条记载：“开元初，闲厩马至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以驼、马隶闲厩，而尚乘局名存而已。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一曰鵰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17]这些动物多是西域各国进贡来的，当时安国、史国、大食、波斯、拂菻等都向唐朝进贡过。而西域胡人也以善于驯养鹰犬及狩猎，成为皇室贵族游猎时的好助手。由于胡人骑马狩猎俑出现在少数皇室、贵族和官员墓中，而陶俑视死如事生的观念，狩猎应为其日常生活的体现，所以这些胡人应为墓主人的奴仆。
　　二 唐代胡俑的基本特征
　　从有关胡俑的图片资料，尤其是乾陵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小雁塔博物院陈列的胡俑，我们可以看到唐代胡俑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唐代胡俑多为明器。胡俑基本上都是在墓葬中出土的，多为陪葬时放入墓中的陪葬品。唐朝厚葬之风盛行，陪葬物品种类、数目更是惊人。《唐会要·葬》载，“太极元年(712)六月，右司郎中唐绍上疏曰：‘……比者，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象马，雕饰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礼。更相扇动，破产倾资，风俗流行，下兼土庶，若无禁制，奢侈日增。望请王公以下送葬明器，皆依令式，立陈于墓所，不得衢路舁行。’”[18]胡俑的墓主人多为皇室贵族，如李宪原名李成器，睿宗李旦的长子，让皇位于唐玄宗，死后玄宗追谥曰“让皇帝”。李宪墓出土直立胡人俑34件，此外还有骑驼胡俑。永泰公主名仙蕙，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孙女，唐中宗的第七个女儿，在其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胡俑，形象生动鲜明。金乡县主是唐高祖的孙女，滕王李元婴的第三个女儿，墓中仅骑马狩猎胡俑就有八件。又如安菩为安国人，唐朝封为定远将军。卑失十囊为突厥首领等。这些胡俑大多反映的应是下层胡人的生活，他们或是家中侍从；或是胡人商贾；或是乐伎。
　　其二，唐代胡俑具有明显的胡人特征。异族形象多达数十种，多为深目高鼻，络腮胡。有的头梳辫发；有的头戴幞头；有的戴折沿尖顶帽。有的身着大翻领窄袖长袍；有的上身裸露。唐人在塑造这些形象时没有民族歧视的内容，而是赋予他们以鲜明的民族个性，唐朝沐浴在“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19]的一片胡风的自由空气之中。这种民族特征可能正是他们吸引汉人目光的原因。但有些胡俑形象又带有汉化倾向，如文吏俑和武士俑，这是因为在唐朝做官必须接受唐朝的礼仪要求，官员有特定的服饰规定。而侍从俑则可能因为服侍于皇室贵族家庭，入乡随俗的缘故，所以许多衣着圆领窄袖束腰长袍，而非大翻领的胡服。
　　其三，男性胡俑所占比重较大。就目前现已出土的胡俑数量上看，男性胡俑所占比例较大而女胡俑少。因为女胡俑的特征不像男性胡俑明显，而且唐代妇女穿胡服的现象又十分普遍，所以区分起来十分困难，现今被公认是胡姬俑只有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一件女俑。此俑泥质灰陶，高26厘米。头为刀形高髻，垂于前额，鬓发掩双耳。修眉深目，高鼻丰颐，粉眉朱唇。头微右侧，双手拢于袖内，作拱手侍立状。上身着淡黄色窄袖孺衣，内着半臂，下着粉红色齐胸曳地长裙，肩有白色披帛，亭亭玉立，楚楚动人。[20]胡姬在唐人的诗歌、传奇中屡见不鲜，如李白诗云：“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21]岑参《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诗云：“送君系马青门口，胡姬垆头劝君酒。”[22]酒肆中除了美酒，还有美味佳肴和美妙的音乐歌舞，而胡姬也以擅长舞蹈而出名，尤其是西域的胡旋舞。“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迴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23]但是就目前已出土的胡人俑来看，胡姬的形象很少。
　　其四，制作风格多样。从现今已出土的胡俑看，可谓是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他们的一颦一笑都带有各自的风格特点。但有的胡俑也呈现出姿势，样貌渐趋模式化，如牵马(驼)多是左手握于腰际，右手握拳曲举，眼睛斜视右前方。侍俑多左手握置胸前，右手执壶置腹侧，双腿并立于方形板上(《洛阳陶俑》中第179页与第180页的基本上是一致的)，或是双手握于胸前，毕恭毕敬。这应是胡俑商品化的结果，在《增订唐两京城坊考》西市条中记“《李娃传》：偿安东、西市各有凶肆。”[24]这样出售丧葬用品的专门的店铺出现，批量的生产和销售就成为可能，那么伴随着规模化的发展，势必会出现陶俑形象的模式化。
　　三 胡人在唐朝的生活
　　唐政府实行开放宽容的民族政策，“国朝一家，天下华夷如一。”[25]长安、洛阳是唐两京，拥有众多人口的国际性大都市，并且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吸引着成千上万中外来宾。通过文献记载和出土的胡俑，我们可以对胡人在唐朝生活有所了解。
　　首先，胡人在唐代政治生活中主要从事着三种角色。
　　①使节(臣)，使节是国家友好交往的体现，有些外国使节来到唐朝后就定居下来，如康国大首领康某“因使入朝”，留在唐境内任检校折冲都尉，并娶翟氏为妻，留有嗣子康从远。[26])波斯人阿罗憾，在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充使入唐，仕唐为右屯卫将军，并代表唐朝为“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出使西域诸国，后于景云元年(710)卒于东都私宅。
　　②质子：一般是由一国的王子或皇室子侄担任，武则天“时四夷质子多在京师，如论钦陵、阿史德元珍、孙万荣，皆因入侍见中国法度，及还，并为边害。”左补阙薛登就此上疏直谏，请求禁绝质子。[27]米国质子米继芬，其父米突骑施“遐质京师，永通国好”历任辅国大将军，行左领卫大将军。米继芬“承袭质子”，继续在禁军宿卫，永贞元年(805)死于长安醴泉里私邸，终年92岁。[28]何文哲是何国国王后裔，因祖先在永徽年间(650～655)入唐为质子，遂留长安。何文哲卒于太和三年(829)。[29]
　　③贡人，将人作为“方物”，贡皇室或贵族赏玩。开元十二年(724)四月，康国王乌勒遣使献侏儒一人，马、狗各二。开元十五年(727)五月，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葡萄酒；安国献马。七月突厥骨吐禄遣使献马及波斯锦。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开元十七年(729)正月，米国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30]贡人多与纳贡国当地动物或特产一起进贡，可见其社会地位低下。
　　在上述三种类型中，前两种来唐的胡人多被唐朝授以官职，其中胡人武士俑和文官俑留下了他们的形象。
　　其次，胡人是经商的高手。
　　史载(康国)“生儿以石蜜啖之，置膠于掌，欲长而甘言，持珤若黏云。习旁行书。善商贾，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国，利所在无不至。”[31]胡人在唐朝多从事珠宝、香料、酒店等方面的经营，在唐代笔记小说里留下了许多相关的记载。李灌遇一病波斯，“以汤粥给之。”临死前，波斯人将一珠给李灌作为酬谢。[32]可见胡人善于鉴宝，爱珠如命，不到生命最后关头不将宝贝示人。由于胡人的经商能力，在两京中两市是胡人活动频繁的地方，尤其是长安的西市有波斯邸，是波斯人经营的邸店。《尹君》：“及雍州司法时，有胡盗金城坊者，(杨)纂判，京城诸胡尽禁问，尹君不同之日：‘……请西市胡禁，余请不问。’”[33]于此可知胡人在西市者甚多。《增订唐两京城坊考》卷五中，洛阳的北市香行条中记，古阳洞北一小龛《窟龛题记》刻有“北市香行社社官安僧道，录事□□□、史立策、□□□、康惠澄……右件社人等一心供奉。永昌元年三月八日起手。”[34]可见粟特人在洛阳的香市中的作用。而长安洛阳出土了大量的胡商俑，则展现了胡商在唐朝商业中的作用。
　　再者，胡人既保持其文化传统又受到了汉人文化的影响。
　　胡人有许多精通音乐、舞蹈、绘画的艺人大批来到唐朝，他们带来了西域特色的艺术，如曹保及其子善才，其孙纲俱以琵琶闻名于当时；大小尉迟善画佛教画和西域人物；西域的舞蹈家们多是跳胡旋舞、胡腾舞等西域舞蹈。但是胡人来到唐朝时时刻刻沐浴在大唐文化之中受到唐文化的影响，“服改毡裘，语兼中夏”，而且久居唐朝的胡人，到他们的儿孙时已经习汉文，说汉话，有的汉文化达到很深造诣，大食人李彦升在唐宣宗时考中进士。唐末五代的波斯人李珣以诗词闻名于世写有《琼瑶集》。
　　大唐帝国的强盛统一及其开放的民族政策，吸引了广大胡人。他们不畏艰辛，踊跃前往，成为传递中西文化和物品的使者。他们的形象通过文吏俑、武官俑、乐伎俑、胡商俑、侍从俑等形式保留下来，生动的再现了胡人在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情况。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王双怀教授的悉心指导，特致谢忱!)
　　注释：
　　[1]本文采用韩建武先生《陕西唐墓出土的胡人俑》中对胡人的划分标准。胡人本是中国古代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族人民的称呼，这里我们泛指外国人，但排除南方少数民族和南海诸国人。
　　[2]夏鼐先生在《西安唐墓中出土的几件三彩陶俑》(《考古学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认为独孤思敬墓中骑在驼背上的男胡俑，头戴塞种人的尖顶帽。李梅田在《唐代陶瓷中的外来文化因素》(《中原文物》，1999年第2期)一文中将陶俑按胡人在唐朝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分成商人和侍从两类。孙迟《唐代胡俑、骆驼与“丝绸之路”》(《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认为张士贵墓出土的四个立式胡俑很像是维吾尔族人，骑马俑可能是泼寒胡戏形象，唐昭陵博物馆陈列的一件三彩骑驼胡俑为波斯人形象。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荣新江、李孝聪：《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分析了大量胡商俑及其陶驼组合，认为墓主人大部分是官僚，少数是富人，小墓中未见有胡商陶驼俑组合。韩建武在《陕西唐墓出土的胡人俑》(《收藏家》，2000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胡俑体貌、数量、职业、分布状况、服饰等方面，分析考辨其种族与国别，有粟特人、大食人、吐蕃人、高昌人、铁勒人、黠戛斯人、龟兹人、波斯人。任江硕士论文《试论西安、洛阳地区唐墓出土的蕃人俑》对蕃人俑从性质方面进行了分类，还分析了蕃人俑原型的五种来源。
　　[3]这里的陶俑主要依据的是洛阳和西安出土的情况，虽不能完全反应胡俑的全貌，但是大致情况如此。
　　[4][8][10]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南郊唐墓(M31)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期。
　　[5][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3，中华书局1956年版。
　　[6]赵振华，朱亮：《安菩墓志初探》，《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7][16]冀东山：《神韵与辉煌—陶俑卷》，第112页、130页。三秦出版礼2006年版。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的六座纪年唐墓》，《考古》，1986年第5期。
　　[11]陕西省文管会、昭陵文管所：《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考古》，1978年第3期。
　　[12]司马国红：《河南洛阳市东郊十里铺村唐墓》，《考古》，2007年第9期。
　　[13]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偃师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洛阳偃师唐柳凯墓》，《文物》，1992年第12期。
　　[14][宋]王溥：《唐会要》卷28《蒐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5][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64，中华书局1975年版。
　　[1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百官二》卷47，中华书局1975版。
　　[18][宋]王溥：《唐会要》卷38《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版。
　　[19]《全唐诗》卷419，元稹二十四《法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16页。
　　[20]韩保全：《精美绝伦的唐代胡人俑》，收藏家，1997年第5期。
　　[21]《全唐诗》卷165，李白五《少年行二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09页。
　　[22]《全唐诗》卷199，岑参二《送宇文南金放后归太原寓居因呈太原郝主簿》，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60页。
　　[23][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3《讽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版。
　　[24][34][清]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2006版。
　　[25][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16，李华十二，中华书局1983版。
　　[26]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天宝146，《唐故翟夫人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版。
　　[2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薛登传》卷112，中华书局1975版。
　　[28]《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二册，第25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版。
　　[29]《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第10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版。
　　[30][宋]王钦若等编：《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1960版。
　　[3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西域下》卷221下，中华书局1975版。
　　[32][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02《李灌》，中华书局1961版。
　　[33][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249《尹君》，中华书局1961版。
　　(刘潇，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隋唐史专业 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