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2004年，在西安市南郊31号唐墓中出土了一件三彩骆驼陶俑 [1]，骆驼呈卧姿，其身上装载有一些物品，似乎是在途中休息。骆驼俑的背部所载物品，可以通过造型确认的有皮囊壶、菱花形盘、胡瓶、丝绸等。这件三彩骆驼俑被发掘者认为是最为精美的三彩器之一，笔者也有同感，因此，拟从骆驼俑自身及所载物品进行个案分析，探讨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情形。
　　一、骆 驼
　　首先，从三彩骆驼俑本身谈起。毫无疑问，它的制作是以当时所能见到的骆驼为模特的，而在陆上长途运载工具还不发达之时，人们选择了耐力强、能驮载的骆驼。因此，在现代人的意识中，骆驼有意无意地成为一种长途跋涉乃至“丝绸之路”的象征。对于漫长的“丝绸之路”，特别要经过干旱沙漠地带的商队而言，骆驼是不可或缺的运载工具。
　　我国古代人对骆驼的认识有一个过程。据王嘉《拾遗记》记载：周灵王时，“有韩房者，自渠胥国来，献玉骆驼高五尺。”[2]据《艺文类聚》卷94引华峤《汉书》云：“南单于遣使诣阙，奉蕃称臣，入居于云中，遣使上书，献骆驼二头，文马十匹。”骆驼造型的玉器及骆驼本身之所以能够成为上贡品，说明它们在当时还是稀罕之物。从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来看，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件博山炉上装饰有骆驼纹，并且与凤、虎、龙等装饰在一起，其展开顺序为凤、虎、骆驼、龙[3]。将骆驼与传统的凤凰、虎、龙并列，可见当时人将骆驼看得很神秘，有将其视为灵兽之意。到了东汉时期，画像石上开始出现骆驼形象，如河南南阳汉像石上所装饰的胡人骑驼形象[4]；四川新都汉墓中出土的骆驼载鼓画像砖上的骆驼[5]等。但四川新都汉墓画像砖上的骆驼有明显的失真之处，这也可能与四川一带当时人对其了解不多有一定关系。据《王氏见闻录》记载，即使到了五代之时，因“蜀地无骆驼，人不识之。蜀将亡，王公大人及贵权幸出入宫省者，竟执骆驼杖以为礼，自是内外效之。其仗长三尺许，屈一头，傅以桦皮。”[6]
　　文献中还有大量关于骆驼本性及传闻的记载，大多数与长途跋涉有关。如《艺文类聚》卷94引《博物志》云：“敦煌西渡流沙，往外国，济沙千余里中，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停不行，以足踏地。人于所踏处掘之，辄得水。”[7]同卷又引《异苑》云：“西域苟夷国，山上有石骆驼，腹下出水，以金铁及手承取，即便对过，唯葫芦盛者，则得饮之，令人身体香净而升仙，其国神秘，不可数过。”[8]唐人段成式在其《酉阳杂俎》中云：“驼，性羞。《木兰篇》：‘明驼千里脚’，多误作‘鸣’字。驼卧，腹部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9]
　　到了魏晋时期，以骆驼俑随葬的现象逐渐增多。说明随着“丝绸之路”的不断繁荣，人们对于这种动物已经司空见惯。例如，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学东路北魏墓[10]、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11]、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12]等都随葬有各种造型的骆驼俑。与此同时，洛阳城还出现了铜驼街这样的街道名称以及立于街道上的铜骆驼。据《艺文类聚》卷94引《洛中记》云：“有铜驼二枚，在宫之南四会道，头高九尺，头似羊，颈身似马，有肉鞍两个相对。”[13]以骆驼作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雕塑，与当时洛阳城作为“丝绸之路”的中心有密切关系。
　　从汉武帝之时张骞开通西域，经过了数百年，“丝绸之路”的中心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不断变迁而从汉代的长安，转移到了魏晋洛阳。洛阳城当时中外交流的繁荣情景还可以通过文献记载得到清楚认识。据《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以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以后，赐宅归德里。……北夷酋长，遣子入侍者，常秋来春去，避中国之热。时人谓之雁臣。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之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欢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矣。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阖阊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14]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的洛阳已经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居住着大量外来民族，其中包括“商胡贩客”，而当时“商胡贩客”所依赖的主要运载工具是骆驼，并成为洛阳城的一道风景线。所以，铜骆驼的竖立及铜驼街名称的出现，墓葬之中骆驼俑的出现，都与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密切相关。
　　在北朝晚期的一些图象资料中，还出现了形象逼真的驼运图。例如，山东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纹样中的“商旅驼运图”中线刻一骆驼，骆驼背上有兽面纹鞍具，驼峰两侧是成卷的织物，织物之外悬挂一件高足状器物(原报告作者认为是皮囊)[15]。北齐娄睿墓墓道壁画中，也绘制有胡人与驼队[16]。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不一而足。骆驼驮载的这些物品，绝大多数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贩卖品。    
　　到了隋代，情况进一步发生变化，特别是随葬骆驼俑的墓葬数量明显增加，而且多与胡人一起出现。如山西太原斛律彻墓出土l件[17]、西安隋吕思礼墓出土l件[18]等都随葬有骆驼俑，但与唐墓中随葬骆驼俑的相比较，数量尚少，但有的驼背上载有丝绸等物品，斛律彻墓出土的骆驼俑就是如此，该骆驼俑高大健壮，张嘴嘶鸣，双峰间驮载丝绸等，其上坐一胡人。在一些外来移民的墓葬石刻上装饰有特殊含义的骑驼图，如山西太原隋虞弘墓出土的石椁上雕刻有骑驼狩猎的胡人形象[19]。
　　唐墓特别是北方地区墓葬之中随葬的骆驼俑不仅数量大，而且造型生动逼真，说明骆驼已是当时社会司空见惯之物。这些骆驼俑它们不仅造型非常优美，而且生动活泼，背部驮载丝绸等物品的骆驼俑明显增多，有的甚至还有演奏乐队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丝绸之路”的繁荣情景，而骆驼俑也成为文化交流的象征之物。与此同时，骆驼俑又与墓葬之中的鸡、狗、猪、羊等构成一组明器群，反映了这种外来动物已经与中国传统融为一体。这种吸收、融合，正是“丝绸之路”的精髓所在，通过骆驼俑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皮囊壶
　　在M31出土骆驼俑的一侧悬挂有皮囊壶，作为盛水用具，它是长途跋涉或在沙漠中行进时的必备品。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中出土的一件银壶，其造型是皮囊式，两侧锤鍱出土舞马衔杯纹[20]。以前人们认为这件舞马衔杯银壶是受契丹文化的影响，但从早期契丹人墓葬中出土的各类鸡冠壶来看，两者之间差异还是较大的，关系并不密切。此外，扬州唐代遗址中也曾发现一件皮囊壶，器身上扁下圆，假圈足。有拱形提梁，提粱一侧有管状竖直口，另一侧作鸡尾形饰，并有模仿皮囊缝合的凸棱，高22厘米[21]。从M31出土的这件骆驼俑上所载皮囊壶来看，这类器物是丝路商人的生活必备品，并不是那个民族特有的东西。
　　三、胡 瓶
　　考古发现和传世的胡瓶数量不在少数，其优美的造型，华丽的装饰始终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北周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胡瓶[22]，是目前所见的最为精美的输入品。对于胡瓶在中国的渊源及其发展演变，有学者进行过专门论述[23]。在唐代金银器中也有几件银胡瓶，一件出土于河北宽城大野峪窖藏[24]，另外一件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墓葬[25]，前者把手已佚，后者完整，但两者的造型基本一致，被认为是栗特银器[26]。至于陶瓷胡瓶，造型多样，以胡瓶演化而来的凤首瓶造型最为优美。胡瓶的最大特点是鸭嘴形流，这种流似乎没有得到唐人的认可，所以，唐代制作的各类质地的胡瓶式器物中，主要以凤首等为其主要特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绘画中和陶俑的手持物中，则以鸭嘴形流为主。特别是持胡瓶的陶俑，多为胡人形象，这种造型的陶俑是对当时现实状况的模拟。
　　三彩骆驼背负的胡瓶，显然是凤首形，也应当是唐王朝境内加工的一件银质器皿或其它质地的器皿。胡瓶由鸭嘴形逐渐被凤首形所代替，这种个别因素的置换，体现了文化交流过程中的选择性。同时，装饰纹样也由连珠圈变成凤凰、狩猎等中国传统题材。如巩义黄冶三彩窑址中出土一件三彩胡瓶，腹部一面装饰独脚站立的凤纹，一面装饰骑马返身射猎者[27]。
　　唐人对于胡瓶的喜爱程度可以从多个方面得到反映，特别是在唐墓壁画或者石棺椁线刻中有大量手持胡瓶的仕女或男子形象。如永泰公主墓的石椁线刻上有手执胡瓶的仕女形象[28]、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中有手持胡瓶的仕女像[29]、礼泉安元寿墓壁画有手持胡瓶的男子像[30]等。在这些以线刻或绘画的艺术形式表现的胡瓶中，以鸭嘴形流为主，仅永泰公主墓石椁线刻中的胡瓶为凤首形，其中的鸭嘴形流的胡瓶很可能是来自西方的输入品。由此可见，唐人在接受外来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在着力改造。最终创造出一种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造型，并且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即唐人认为它们有胡风，而域外之人则认为它们有唐风。
　　四、菱花形盘
　　菱花形器物是唐代流行的一种新颖的器物造型，是唐人尚新样的结果。数量较多而且最具代表性者当数菱花形铜镜，它打破了唐以前铜镜单一的圆形模式，为唐文化增添了新鲜活泼的因素，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枚菱花形四骑狩猎纹镜[31]。铜镜之外，唐代的铜容器中还有一些菱花形铜盘，如在郑仁泰墓[32]、辽宁朝阳韩贞墓[33]等都有出土。不仅铜器，甚至有些唐代陶瓷器也采用了这种菱花造型[34]，但由于制作工艺等原因，远没有金属器中的菱花形器多。
　　与铜镜、铜容器中的菱花形器相比较，唐代金银器中的菱花形银盘更引人注目，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数件。例如，西安东郊韩森寨窖藏[35]、河北宽城大野峪窖藏[36]、山西繁峙窖藏[37]等，分别出土有菱花形银盘。这种造型的器物甚至东传至日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就收藏有此类菱花形银盘[38]，可能是通过遣唐使传入日本的。唐代金银器中，除过菱花形银盘，还有大量的菱花形银盒，如河南偃师杏园村李景由墓[39]和江苏丹徒丁卯桥窖藏出土的银盒[40]、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和弗利尔博物馆收藏的银盒[41]等都是其代表。
　　显而易见，骆驼俑上的菱花形盘，应当是一件唐王朝境内所生产或受到唐文化影响的对外贸易品，而且很有可能就是一件菱花形银盘。
　　五、丝 绸
　　丝绸是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物之一。早在19世纪末，汉代丝绸已在叙利亚帕尔米拉墓葬中发现，因为这一发现，从而诞生了“丝绸之路”这一经久不衰的专用名词，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尽管此后还出现了各种名称，如“白银之路”、“陶瓷之路”、“玉之路”等等，但都没有“丝绸之路”一词的生命力长久。西安南郊M31出土的骆驼俑背部所装载的物品，除过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之外，就应该是丝绸了。实际上，自中国输出的丝绸类产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织成品，这类产品在作为丝绸之路中转站的我国新疆楼兰遗址、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等汉晋唐时期的遗址和墓葬中多有出土，在前苏联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公元前5世纪的墓葬之中也有发现[42]，可见中国丝绸向外输出的历史非常悠久。关于这些输出的丝绸织成品的使用，前苏联考古学家B.M．阿列克谢夫认为，“供最富有的人，特别是供‘公主’出嫁时使用的。”[43]另一类则是生丝。中国的丝以及丝绸产品一直为西方梦寐以求，他们不仅输入中国的丝绸和生丝，甚至渴望了解桑蚕的养殖方法。从西方文献中对于桑蚕的各种传说，可以看到西方人对于中国丝绸和桑蚕之间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例如：
　　在罗马人拖雷美的《地理书》中，将中国称为赛里斯国。克拉勃罗德谓赛里斯实来自“丝”字[44]。公元二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包撒尼雅斯则在其著作中就中国养蚕之事进行了详细描述。“赛里斯人用织绸缎之丝，则非来自植物，另有它法以制之也。其法如下：其国有虫，希腊人称之为塞尔，赛里斯不称之为塞尔，而别有它名以名之也。虫豸大，约两倍于甲虫。它种性质，皆与树下结网蜘蛛相似。蜘蛛八足，该虫亦有八足。赛里斯人冬夏两季，各建专舍，以畜养之。虫所吐之物，类于细丝，缠绕其足。先用稷养之四年，至第五年，则用青芦饲之，盖谓此虫最好之食物也。虫之寿仅有五年。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乃死，其内即丝也。”[45]这段文字说明，当时的希腊人还不真正了解桑蚕的养殖。
　　东罗马拜赞廷人梯俄方内斯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蚕种传入罗马的过程，同时也对养蚕有了更加详细的记载。“哲斯丁皇帝在位时，有波斯人某至拜赞廷传示蚕之生养方法，盖为以前罗马人所未知悉也。波斯人某，尝居赛里斯国。归国时，藏蚕子于行路杖中，后携至拜赞廷。春秋之际，置蚕卵于桑叶上，盖此叶为其最佳之食也。后生虫，饲叶儿长大，生两翼，可飞。”[46]这一记载较前有所进步，更接近于真实，说明到了公元二世纪之时，西方人已基本了解中国桑蚕的养殖情况。还可从隐匿蚕卵带往国外的情况看出，西方人不仅对中国的丝绸充满渴望，也有希望获得桑蚕的养殖方法自己生产的愿望。
　　两相对比可以看出，关于桑蚕的知识从中国传播到西方，并且为西方人所熟知，有一个漫长而又充满曲折的过程，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出现过各种曲解。但从曲解到正确认识，反映了西方人对桑蚕充满神秘感，也为桑蚕养殖方法传入西方的时间提供了证据。
　　关于蚕种传入外国还有另外的说法。据《大唐西域记》卷十二《瞿萨旦那国下》记载：“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蚕桑种出也。瞿萨旦那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曰：‘尔致辞东国君女，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衣服。’女闻其言，密求其种，以桑蚕之子，置帽絮中。既至关防，主者遍索，唯王女帽不敢以验。(遂入瞿萨旦那国，止麻射伽蓝故地。方备礼仪，奉迎入宫，以桑蚕种，留于此地。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初至也，尚以杂叶养之。自时厥后，桑树连荫，王妃乃刻石为制，不令伤煞。蚕蛾飞尽，乃得治茧。敢有犯违，明神不祐。遂为先蚕，建此伽蓝。数株枯桑，云是本种之树也。故今此国有蚕不杀。窃有取丝者，来年辄不宜蚕。”[47]
　　从以上各类有关蚕种西传的记载和故事，可以看出西方人对于中国丝绸充满了神秘感，正是这种神秘感和渴望，不断刺激着商人们由西向东，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对东西方文化交流起了促进作用。
　　结 语
　　“丝绸之路”的研究方兴未艾，在当今已经成为一门显学。对“丝绸之路”的研究角度是多方面的，既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其方法也多种多样，所涉及的内容也非常广泛。但对某些器物中所包含的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因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此前人们更多地注重了金银器、玻璃器这类器物中所包含的文化交流进行了研究，而对于陶瓷器中所包含的这方面内容的研究尚嫌不足，应该得到加强，这不仅是一个基础性工作，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也许更能感受到“丝绸之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影响程度。通过对若干个案进行剖析，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也可以使得这一研究更加深入，更可以看到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互动性。西安地区墓葬之中类似的发现很多，本文对南郊M31出土的这件骆驼俑的分析仅是一个尝试，其中包含有能够深刻反映唐代“丝绸之路”繁荣的鲜活要素，甚至可以说这件小小的但造型非常优美的三彩骆驼俑是当时“丝绸之路”的缩影。
　　注释：
　　[1]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市南郊唐墓(M31)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期。
　　[2](晋)王嘉著(梁) 萧绮录 齐治平校注；《拾遗记》，中华书局，1981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考古所：《满城汉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4]河南省博物馆 吕品：《河南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动物形象》，《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4期。
　　[5]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金银玉石卷》，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5年。
　　[6](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百四十，中华书局，1961年。
　　[7](唐)欧阳询撰 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
　　[8](唐)欧阳询撰 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
　　[9](唐)段成式撰 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六，本社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6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10]《中国·美の十字路展》图录，印象社，2005～2006年。
　　[11]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
　　[13](唐)欧阳询撰 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中华书局，1962年第1版。
　　[14](魏)杨*之著 范祥雍校：《洛阳伽蓝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5]山东省益都县博物馆 夏名采：《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
　　[16]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齐东安望娄睿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
　　[1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隋斛律彻墓清理简报》，《文物》1992年第10期。
　　[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吕思礼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6期。
　　[1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太原隋虞弘墓》，文物出版社，2005年。
　　[20]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
　　[2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南京博物院 扬州市文化局扬州城考古队：《江苏扬州市文化宫唐代建筑基址发掘简报》，《考古》1994年第5期。
　　[22]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固原博物馆：《北周李贤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
　　[23]罗丰：《北周李贤墓中亚风格的鎏金银瓶》，《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彭善国：《唐代陶瓷凤首壶的类型、渊源与流向》，《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
　　[24]宽城县文物管理所：《河北宽城出土两件唐代银器》，《考古》1985年第9期。
　　[25]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银器》，《考古》1978年第2期。
　　[26]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独立行政法人文化财研究所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巩义市博物馆:《巩义黄冶三彩窑》，大象出版社，2002年。
　　[28]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29]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第1期。
　　[30]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31]孔祥星 刘一曼:《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
　　[32]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33]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唐韩贞墓》，《考古》1973年第9期。
　　[34]後藤茂*：《世界陶磁全集(11)·隋唐》，小学馆，1976年。
　　[35]镇江市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36]宽城县文物管理所：《河北宽城出土两件唐代银器》，《考古》1985年第9期。
　　[37]李有成；《繁峙县发现唐代窖藏银器》，《文物季刊》1996年第1期。
　　[38]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
　　[3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杏园唐墓》，科学出版社，2001年。
　　[40]镇江市博物馆陕西省博物馆：《唐代金银器》，文物出版社，1985年。
　　[41]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三秦出版社，1989年。
　　[42]C.N. 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43]转引自C.N，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44]张星烺编著 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
　　[45]张星烺编著 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
　　[46]张星烺编著 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
　　[47](唐)玄奘 辩机原著 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
　　(冉万里，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 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