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河曲地域粟特人“六胡州”治城新探
艾 冲
唐代“河曲”是一个多民族散居杂处的地域[1]。其中，以粟特人(昭武九姓胡)移民为主体的“六胡州”位于“河曲”地域的中部偏西[2]。粟特人“六胡州”及其后继行政单位经历多次嬗替，情况较为复杂。因而各个时段行政单位的治城位置就显得扑朔迷离，长期以来难得其实[3]。探明这个问题，对于古代民族关系史、鄂尔多斯地区历史地理、区域自然环境演变和唐代历史诸研究工作，均具重要的学术意义。作者试对粟特人“六胡州”及其后继行政单位的治城所在作初步探索，以期抛砖引玉，再现历史真相。
一、唐前期粟特人“六胡州”地区行政建制的演变
1．建置“六胡州”时期
所谓“六胡州”是指管理粟特人(昭武九姓胡人)移民的鲁、丽、塞、含、依、契6州。昭武九姓胡人原居于中亚地区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其部分人口后移至东突厥地区，聚族而居。贞观四年(630)，唐朝军队平定东突厥后，这部分昭武九姓牧民各以部落为单位归属唐朝，移居“河曲”地域中西部。唐朝在那里建置6个羁縻州——鲁、丽、塞、含、依、契6州，以管理当地的昭武九姓牧民[4]。时人笼统称作“六胡州”，在行政上划归灵州都督府监管。可见，“六胡州”始建於昭武九姓胡人迁入“河曲”地域的贞观四年(630)。[5]调露元年(679)之前，“六胡州”(鲁、丽、含、塞、依、契6州)的刺史分别由昭武九姓各部首领担任，属于羁縻性质。这种行政模式稳定了近50年[6]。
调露元年(679)，因单于都护府管内突厥族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发动叛乱，“河曲”的昭武九姓牧民受到外部的武力威胁与袭扰。同年，唐廷对于“六胡州”(鲁、丽、塞、含、依、契6州)改变行政管理模式，由中央政府派员充任“六胡州”的行政长官——刺史。这就标志着6州从此转变为正州，仍旧隶于灵州都督府。[7]此后，“河曲”昭武九姓胡人移居区域的行政建置维持了25年，迄长安四年(704)为止。前后相加，“六胡州”存在时间达75年。
2．建置“匡、长二州”及兰池州都督府之时期
据《旧唐书·地理志》载：长安四年(704)，唐朝调整“六胡州”的行政建制，把鲁、丽、塞、含、依、契6州合并为匡、长2州。延至神龙三年(707)，增置兰池都督府，管辖兰池、匡、长3州，州之下则以“六胡州”居民为基础分置6县。仍旧隶于灵州都督府[8]。兰池都督府驻地“在盐州白池县北八十里”[9]。这一建制保持15年，至开元十年(722)而废。
开元九年七月，勘定兰池州叛胡“康待宾之乱”。十年(722)，昭武九姓的3州“复分为鲁、丽、契、塞四州”。但在同年九月再度平息“康愿子之乱”后，唐玄宗“诏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於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10]至开元十八年(730)，在“河曲”昭武九姓故地复罢4州，合并为匡、长2州[11]。无论是“六胡州”，还是匡、长2州，兰池都督府，或是鲁、丽、契、塞4州，其管理区域基本上是重合与一致的。
3．建置旧“宥州”和新“宥州”时期
唐代的宥州分作旧“宥州”和新“宥州”两个阶段。旧宥州是唐前期管理粟特(昭武九姓胡)牧民的行政机构，新宥州则是唐后期元和九年设置的管理党项牧民的州级政区。
(1)旧“宥州”
开元二十六年(738)“九月丙申朔，……庚子，於旧六胡州地置宥州”[12]。《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较为详细：唐朝“自江淮放回原迁胡户，於此(废匡州城)置宥州及怀恩、怀德(废塞门县城)、归仁(旧兰池州长泉县城)三县。”这1州3县管理原“六胡州”昭武九姓人口，改隶夏州都督府统摄。宥州，天宝元年(742)改称宁朔郡，“其后侨治经略军”，即“天宝中，宥州寄理经略军”，或曰“天宝末，宥州寄理於经略军，盖谓居中可以总统蕃部，北接天德，南据夏州”。[13]至德二年(757)，改称怀德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宥州。唐代宗宝应(762—763)后撤废。旧“宥州”驻在废匡州城约18年(738—755)。
经略军驻在榆多勒城，为天宝中王忠嗣奏准迁置，遂亦作为旧宥州的寄治之城。[14]宥州究竟于何年寄治经略军城?经略军与振武军都是在王忠嗣任朔方节度使期间迁驻新址的。振武军原驻东受降城，天宝四年被王忠嗣移至单于都护府城。据此判断，经略军也当在此年由灵州城迁入榆多勒城。[15]宥州寄治于此当在其后的天宝末年。旧宥州寄治经略军城历时32年(755—786)，迄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十二月为止。是年十二月，宥州管内“昭武九姓胡东走石州，降于河东节度马燧”。随着粟特牧民进入河东地域的云、朔二州，旧宥州建制遂被撤销[16]。管理粟特牧民的旧“宥州”大致维持了50年之久，即开元二十六年迄贞元二年(738—786)。
由此可知，旧宥州的治城有前、后之区别，开元二十六年宥州初置之际，驻地在废匡州城；延及天宝末(一说天宝中)，宥州寄治经略军城(即榆多勒城)。探明这二处宥州治城的位置，有助于勾画出“六胡州”地区的基本幅员”[17]。
(2)新“宥州”
新“宥州”是指唐代后期为管理党项牧民而建置的州级政区。这与管理昭武九姓牧民的旧“宥州”有所不同。何况新“宥州”是在旧“宥州”被废27年之后才得以重置。但为说明宥州的建制沿革，必须略作讨论。
唐宪宗元和八年(813)，中书侍郎平章政事李言甫奏“‘请置宥州，理经略军’。至九年五月，诏复於经略军城置宥州，仍列为上等州；於州郭下置延恩县，列为上县。改隶夏绥银观察使”。在元和九年(814)复置宥州之际，唐廷相继调遣“夏州骑士五百人，营於经略(军)故城，应援驿使，兼护党项部落”；“取鄜城神策行营兵马使郑杲下兵士并家(属)九千人，以实经略军”[18]。
新“宥州”建置之初，仍治经略军城。延及元和十五年(820)九月，经夏州节度使李佑奏准，宥州移治于夏州长泽县城(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部城川古城)。长泽县从此改属宥州。稍后被吐蕃攻破，遂废。长庆四年(824)，经过夏州节度使李佑奏请，复置宥州于长泽县，管2县：延恩、长泽[19]。宥州二度复置后，辖区较前扩大，其建制维持至唐末。其后为西夏所控制，历五代迄北宋亦然。参见附表1《唐代粟特人“六胡州”地区行政建制沿革简表》。
二、唐前期粟特人“六胡州”地区行政单位治城有多少
唐代粟特人“六胡州”及其后继的行政建制单位究竟有无治城，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具体到鲁、丽、塞、含、依、契六个早期栗特移民组成的州级单位。更是如此。
依据各种资料分析，“河曲”粟特移民区域早期的六个羁縻州是有其治城的。首先，这些东迁的粟特人原居中亚两河(锡尔河、阿姆河)一带，具有定居的传统。正因如此，他们从事的畜牧业是一种定居型畜牧经济活动。他们移入“河曲”地域中西部后依然保持其定居之传统[20]。其次，同期归附的河曲突厥诸部的都督府，皆有其治城。据历史文献记载：贞观四年，东突厥汗国灭亡后，唐朝在移入“河曲”地域的突厥诸部建立羁縻都督府以治之。各个都督府均有固定的治城，例如：化州(北开州)都督府驻在夏州德静县城；唐代夏州德静县故址，位于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西部、海流兔河上游的补浪河乡魏家峁村附近。长州都督府驻在夏州长泽县城；唐代夏州长泽县故址，即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部的城川古城。祐州都督府驻在银州开光县城；唐代银州开光县故址，位于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东部的开光川河谷[21]。依此推断，在同一时间迁入同一地域的粟特诸部“六胡州”也应有各自的治城。第三，粟特移民居住的“六胡州”地区后期出现的匡州、长州、兰池州、兰池都督府、宥州诸府州均有其治城，可以反证早期的“六胡州”——鲁、丽、塞、含、依、契6州也必有各自的治城[22]。第四，历史资料显示：武则天统治时期，李峤曾奉命督筑“六胡州”诸城。这就直接证明了鲁、丽、塞、含、依、契6州各有其治城。武则天神功元年(697)，李峤建议加强对后突厥势力的军事防御，“治兵以备之”。同年，李峤奉命督筑“六胡州”诸城，竣工后即兴赋作《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之诗，所谓“奉诏受边服，总徒筑朔方。驱彼犬羊族，正此戎夏疆。三旬无愆期，百雉郁相望。驱车登崇墉，顾眄凌大荒。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正是“六胡州”各有治城的真实写照[23]。第五，毗邻鄂托克前旗的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出土的唐人墓志铭云：“乙未唐上柱……粤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经于鲁州，如□州□□礼私事，春秋八十有五，以其月二十八日迁窆於□州东石窟原，礼也……”。其中“经於鲁州，如□州”文字，系指粟特人“六胡州”之鲁州、□州治城，这就无可辨驳地表明：“六胡州”确实各有其治城[24]。
粟特人“六胡州”及其后继行政单位的治城究竟有多少?据附表1可作初步推断，不同时段的行政单位均有其治城，总数应达至26处。但是，几个时段的行政单位重复驻在某一治城，是不可避免的行政建置现象。除去重复设置者(鲁、丽、塞、契，延恩、怀德、归仁、长泽)之外，还有18处治城。若再除去重复设置之长泉、塞门等6县，则仍有12处治城。这12处治城有无重合者，有待进一步探索。
三、唐前期粟特人“六胡州”地区府州治城的位置
由于粟特人“六胡州”地区后期诸府州的治城在历史文献中记录相对较多，易于探求，更因后期诸府州治城与前期“六胡州”治城间存在承袭及变迁的联系，因而在这一节拟采用“逆向推理分析”方法，并参照文物普查资料与实地调研成果，探求诸府州治城的地理位置。
1．宥州治城的三置两迁
依据本文第一节的论述，开元二十六年(738)，初置宥州于粟特移民“六胡州”故地，治所在废匡州城；天宝末年(755)宥州驻地北迁，寄理经略军城；至贞元二年，废其建制。元和九年(814)，再置宥州于经略军城；元和十五年(820)九月，宥州移治于夏州长泽县城(今鄂托克前旗的城川古城)；同年，宥州治城因被吐番军队攻陷，宥州遂废。长庆四年(824)，经夏州节度使李佑奏请，第三次置立宥州，治长泽县城，管2县——延恩、长泽。此后，宥州建制维持至唐朝末年。
宥州的第三个治城——夏州长泽县城，经实地考古调查得知：该古城遗址就是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苏木的城川古城[25]。这一点已为史学界所公认。
宥州的第二个治城，与管理粟特牧民相关，其位置迄今尚不明朗。但我们可依据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推断其地理位置。唐贞元二年以前的经略军城，是管理粟特牧民的宥州之第二处治城——宥州新城。它坐落在夏州城北偏西320里(一说300里)处，恰在夏州通向天德军城与丰州城的干线驿路之侧[26]。依据这个方位，宥州新城遗址应在今鄂托克旗的巴音淖尔乡与木凯淖尔乡一带。在巴音淖尔乡驻地附近，存在一座古城，被称作“水泉古城址”，该古城座落在巴音淖尔乡后哈达图村西南约2公里。城址内遗物显示为汉代古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1000米。城墙系夯筑土墙，基宽1—5米，残高l—1.5米，夯层厚约10厘米[27]。这座古城似乎跟唐代经略军城、宥州新治城无甚关系，然而《元和郡县图志》向我们清楚表明：经略军是迁驻古代的榆多勒城，换言之，榆多勒城并非唐代创筑之城，而是利用汉代古城而修的。再从“水泉古城址”边长达1000米的占地规模来看，显然不是县、乡驻在之城镇，而应是军、州等高中级机构驻在之大城。如此，唐代经略军城、宥州新城的位置，应是今鄂托克旗巴音淖尔乡后哈达图村西南的“水泉古城”无疑。
管理粟特牧民之宥州的第一个治城——宥州旧城，今人更不清楚其所在。我们可透过相关的里程来推断宥州旧城的位置。天宝末，寄治经略军城的宥州，史籍明确指出“距故州东北三百里”[28]，或“西南至废宥州三百里”，即宥州新城西南距宥州旧城约300里之遥[29]。《通典》记载着废宥州宁朔郡(宥州旧城)与盐、夏2州的正确里程。宁朔郡(宥州)下“东至朔方郡(夏州)二百一十里，南至五原郡(盐州)一百四十里，西至灵武郡三百二十里，北至安北都护府八百里”。五原郡(盐州)下“北至宁朔郡一百四十里”[30]按照《通典》宁朔郡(宥州)东距朔方郡(夏州)210里、南距五原郡(盐州)140里的数据，测算宁朔郡旧城(废宥州)所在地，恰与其它相关里程数据吻合。这表明《通典》里程记载的正确性。另外，《元和郡县志》、《通典》均称：灵州至盐州的里程为300里，盐州至夏州里程300里。灵州城在今宁夏灵武西南，盐州城即今陕西定边县，夏州城即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古城。3座州城间距里程明确无误，其治城地点也准确定位。我们可以这三城作为参照点，借助史籍所载新宥州(经略军城)、废宥州(宥州旧城)与上述三城的里程数据，推断出宥州旧城的所在地[31]。测算结果是：废宥州(宥州旧城)位于夏州城西偏北210里、盐州城北偏东140里之处，略当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吉拉苏木驻地西北、查干巴拉嘎苏村东侧的查干巴拉嘎苏古城[32]。
2．兰池州都督府的治城
兰池州都督府的治城，位于盐州白池县城北80里处。史称：“神龙三年(707)夏置兰池都督府，在盐州白池县北八十里。仍分六州各为一县以隶之。”[33]白池县，原名兴宁县，龙朔三年初置；景龙三年，更名为白池县，“以地近白池。因以为名”。白池县城“南至州九十里”。[34]
盐州城故址，位于今陕西定边县城西南。白池县城故址，即今鄂托克前旗南境、北大池东侧的“大池古城址”，经考古调查获知，该古城位于“二道川乡大池寨子村南侧。唐代至西夏。平面呈方形，边长约310米。城墙夯筑，基宽2—5米，残高1.5—2米，夯层厚10厘米。东西各设1门。城内文化层厚0.5—0.8米。……城址西北约2.5公里处为其墓地。……出土有“开元通宝”铜钱等。”[35]西距北大池约2公里。据此推知，兰池都督府治城应在盐州城北方170里处，恰当今鄂托克前旗驻地——敖勒召其镇附近。在该镇东面迄今存在一座古城遗址，今称“敖勒召其古城”(或称巴格陶利古城)，应是唐代兰池都督府的治城所在。兰池州治城与兰池都督府城同在一地，即敖勒召其古城[36]。
3．匡、长2州的治城
匡、长2州的治城，虽然史书未见明确记述，但仍向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探考线索。
关于匡州治城的位置，应在今鄂托克前旗之境。《旧唐书》载：开元“二十六年，自江淮放回胡户，於此置宥州及延恩、怀德、归仁三县。……延恩(县)，开元二十六年，以废匡州置，后随州移徙。”[37]延恩县，是宥州的附郭县，与宥州同驻一城；这就是说，宥州政府、延恩县政府均驻在废匡州城。从前面的论述已知：宥州旧城，即今鄂托克前旗吉拉苏木驻地西北、查干巴拉嘎苏古城。该古城也就是唐代长安四年迄开元十年的匡州治城。
关于长州治城的位置，应在今鄂托克旗之东半部。当“六胡州”被调整为匡、长2州之后，匡州管辖“六胡州”地区的南半部，这已从匡州城的位置得到证实。那么，长州必然是管辖“六胡州”地区的北半部。具体的说，长州治城相当今鄂托克旗查布苏木(驻布隆庙)东境的哈达图村东北、都思兔河南源两条小河汇流处的保尔浩绍古城(或称水利古城)，城址出土有汉代五铢铜钱、唐代开元通宝铜钱。东邻包乐浩绕苏木[38]。此处地形优越，水源近便，适合大型聚落存在。
4．鲁、丽、塞、含、依、契6州的治城探究
贞观四年组建的粟特人“六胡州”——鲁、丽、塞、含、依、契6州，分布在唐代“河曲”地域的中西部，管理从事畜牧经济的粟特移民(昭武九姓胡)。
“六胡州”的前三州——鲁、丽、塞3州，当分布在“六胡州”地区的南半部，相当今鄂托克前旗东半部、宁夏盐池县与陕西定边县北缘地带。前三州的治城，应不出这一区域。关于6州的治城，迄今尚有线索可资者，惟有鲁州。
鲁州治城，1984年，在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出土的唐人墓志铭：“乙未唐上柱……粤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经于鲁州，如□州□□礼私事，春秋八十有五，以其月二十八日迁窆於□州东石窟原，礼也……”。久视元年，乃唐代女皇武则天的年号，即公元700年；乙未年，即武则天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墓志铭记载的这段时间，正处在“六胡州”建制存续期间。其中“经於鲁州，如□州”文字，系指粟特人“六胡州”之鲁州、□州的治城。[39]依墓志铭可知，墓主逝世后，灵柩经由鲁州而运回□州。随后被安葬於□州东石窟原。据此相互关系，参照文物普查所获古城位置资料，笔者认为：鲁州治城相当今鄂托克前旗东部的“查干巴拉古城”。该古城位于鄂托克前旗查干陶勒盖苏木(驻昂素庙)南部的查干巴拉嘎苏村东北，时代为唐至西夏。其西南方虽有白池县城址，却未被墓志铭提及，显然墓主的灵柩运输路线并未经过该城。丽州治城，从鲁州治城所在的“查干巴拉古城”(或今乌兰道崩古城)向西，则是盐、夏二州西赴灵州的交通干道，至今鄂托克前旗三段地乡西境，有一座唐代古城，被当地居民称作“巴郎庙古城址”。经实地调查，这座古城“位于三段地乡巴朗庙村西约1公里。唐代。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约520米，南北约500米。城墙夯筑，基宽2—6米，残高1—2米，夯层厚约10厘米。采集有板瓦、兽纹瓦当，以及泥质灰陶盆、罐，白釉瓷盆、罐、碗等残片。”[40]巴郎庙古城位于宁夏盐池县北缘的苏步井乡窨子梁(唐代墓葬所在)的西偏北方向，基体符合1984年出土的唐代墓志铭述及的“□州”之方位。据《旧唐书》《新唐书》的行文顺序推断，□州当系“六胡州”的第二州——丽州。因此，巴郎庙古城应是唐代丽州治城所在。塞州治城，略当今鄂托克前旗北部、毛盖图苏木呼和淖尔湖西南的“呼和淖尔古城”(或判定为玛拉迪苏木驻地——玛拉迪庙西北6.5公里的苏勒德村唐代遗址。)[41]
“六胡州”的后三州——含、依、契3州，应分布在“六胡州”地区的北部，略当今鄂托克旗的东半部和乌审旗西缘地带。后三州的治城，应不超出这个区域。
含州治城，略当今鄂托克旗查布苏木东境、哈达图村东北的水利古城遗址，亦就是后日的长州治城[42]。依州治城，应在今鄂托克旗驻地——乌兰镇西南、包乐浩绕苏木北部的“敖伦淖尔古城址”。经实地调查，该城址位于“包乐浩绕苏木敖伦淖尔嘎查西约6公里。汉代，该旗文物保护单位。严重沙化。平面呈方形，边长约90米。”此座古城在唐代曾被利用[43]。契州治城，故址在今乌审旗嘎鲁图苏木西北部的“呼和淖尔古城”。经实地调查，该城址位于“嘎鲁图苏木呼和淖尔村西偏南、呼和淖尔南侧。西夏。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约640米，东西约530米。城墙夯筑，顶宽约3米，残高2.5米。城墙外设有马面。城内文化层厚约1米。”[44]
至于粟特人“六胡州”地区的县级行政单位驻地，无从尽知。长安四年至开元十年间(704—722)，兰池、匡、长3州管辖的“长泉”、“塞门”等6县，是“仍分六州各为一县”而形成的。换言之，长泉、塞门等6县是由原“六胡州”——鲁、丽、塞、含、依、契6州改建而成的。因此，长泉、塞门等6县治城也是沿用“六胡州”旧城。问题在于我们无法将长泉、塞门等6县与“六胡州”各个治城的对应关系判别清楚，只好留待异日再行探索。
开元二十六年(738)，宥州属下的延恩、怀德、归仁3县的治城，线索则相对清楚。延恩县与宥州共驻废匡州城——今查干巴拉嘎苏古城，已见前述。怀德县驻在废塞门县城；塞门县，似是“六胡州”之一“塞州”之延续与改名，驻地应是塞州故城——今鄂托克前旗毛盖图苏木的“呼和淖尔古城”。归仁县驻在“旧兰池州之长泉县”城；长泉县，是开元九年春天“康待宾之乱”首发之地，应在“六胡州”地区的北部，指在长州故城相对恰当，即今鄂托克旗查布苏木哈达图村东北、都思兔河南源两条小河汇流处的水利古城。(45]
通过初步探索，我们对唐代前期粟特人“六胡州”诸行政单位的治城所在有新的认知。粟特人“六胡州”地区的府州治城位置及变迁，基本辨识清楚。这对于研究相关的古代民族史、鄂尔多斯历史环境变迁，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然，还是存在若干疑点，有待今后继续探讨。
注释：
[1][4]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
[2]艾冲：《唐代灵、盐、夏、宥四州边界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
[3][5]艾冲：《唐代“六胡州”与“宥州”故地新探》，《中国方域》2003年第2期。
[6][7]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2期。
[8][11][14][17][22][28]《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第974—975页，《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418—1419页。
[9][13][15]《元和郡县志》卷4《关内道四》第106—108页。
[10]《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第184页，卷97《张说传》第3053页。
[12]《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第210页。
[16]《资治通鉴》卷232、卷202。艾冲《论毛乌索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18]《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第106—107页。《唐会要》卷70，第1233页，第1247页。
[19]《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418页。《唐书》卷37《地理志一》，第975页。《唐会要》卷70“州县改置上”，第1247页。
[20]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2期。艾冲：《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21]艾冲：《唐代东突厥羁縻都督府的置废与因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期。
[23]《资治通鉴》卷206；《全唐诗》卷57。
[24][39]盐池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盐池县志》第三章《文物古迹》第一节《历史文物》，第41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
[25]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
[26]《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
[27]《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第584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
[29]《元和郡县志》卷4《关内道四》第107页。
[30]《通典》卷173《州郡三》，第918页。
[31]《元和郡县志》卷4《关内道四》灵州、盐州、夏州，第93页、第98页、第100页，《通典》卷173《州郡三》灵武郡、五原郡、朔方郡，第918页、第919页。
[32][35][40][41]《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第588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
[33]《元和郡县志》卷4《关内道四》新宥州，第106页。
[34]《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第1417页。《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第973页。《元和郡县志》卷4《关内道四》盐州，第99页。
[36]艾冲：《唐代“六胡州”与“宥州”故地新探》，《中国方域》2003年第2期。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载《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集》，第218—230页，学苑出版社，2000年。
[37]《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宥州》，第1419页。
[38][42]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载《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集》，第218—230页，学苑出版社，2000年。
[43][44]《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第581—584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
[45]《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宥州》，第1419页。
(艾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