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龟兹色釉陶的发现与研究
张 平
龟兹地区考古资料表明，在唐代安西境内的一些古城遗址、墓葬，以及一些佛教的石窟寺中都出土过一定数量的属于低温色釉的陶器和建筑装饰材料。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低温色釉新工艺技术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龟兹物质文化研究的内容，也对新疆古代玻璃和琉璃制造史，以及揭示丝绸之路上的科技文化交流史等课题的深入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拟对龟兹唐代考古发现部分实物资料进行观察和分析，借以说明这类低温色釉陶的出现，在龟兹古代陶器生产工艺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
一、龟兹低温釉陶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
近年龟兹境内唐代遗址、墓葬或佛教遗址内所发现的低温色釉陶器，从外貌观察主要是胎质为普通陶土，胎色多为红色，表面施有深绿、翠绿、蓝绿、黄绿和“唐三彩”色釉陶器制品。其重要考古发现的主要遗址：
1．轮台县
1980年至1981年，轮台县在其境内开展了较为全面的文物调查[1]。其中发现有低温色釉陶器实物资料的主要遗址有：
拉伊苏古墓出土的5件陶器中有3件是低温色釉陶器。其中：三耳釉陶罐1件，细砂红陶质，轮制。喇叭口、卷沿、溜肩、小平底，三个条形耳自口沿通达肩部。通高16.5、口径10、底径6.5厘米。陶罐外施敷深绿色釉彩，口沿上并有一圈呈乳钉状的绿色琉璃釉斑。
釉陶碗l件，细砂红陶质，轮制，敞口，小圈足底。通高5.5、口径9.5、底径3.9厘米，表面挂绿色釉彩。
釉陶壶1件，细砂红陶质，轮制。长颈、溜肩、鼓腹、小平底。表面挂绿色釉彩。
此外，拉伊苏烽戍，阔那协海尔古城和阿克墩戍堡等遗址都有一定数量的深绿或草绿色釉的罐、壶、瓶、碗等器底、口沿、把手残件出土。
2．库车县
库车县发现唐代釉陶的重要遗址有：玉奇吐尔戍堡、库木吐拉遗址、唐王城、龟兹都城，以及森姆塞姆、克孜尔尕哈石窟，苏巴什和博其罕那佛寺等，都采集到深浅不等的绿釉陶制品[2]。其中有釉陶罐、釉陶壶、釉陶钵、釉陶杯，以及铺地装饰的釉陶砖、瓦等建筑材料。其造型工艺有手制、模制和轮制，釉陶器上并有模制的莲花、联珠、忍冬或贴塑的人面纹装饰图案。其中龟兹故城中的哈拉墩遗址，在唐文化层内出土了一件釉陶灯[3]。陶灯为泥质红陶，模制工艺成型，通体挂绿釉。釉陶灯造型新颖，灯腹壁作莲花瓣形，浅腹、平底、横把柄。高4.5、口径约8.4、底径4厘米。
3．拜城县
琉璃釉陶器主要出土于克孜尔石窟寺遗址，如1977年修建克孜尔道路时，于克孜尔墓地出土1件三耳绿釉罐[4]。1989年至1990年的克孜尔石窟维修工程中的窟前遗址清理，出土了丰富的低温釉陶制品[5]。主要有绿色釉方砖、釉陶罐、釉陶钵、釉陶碗、釉陶杯、釉陶豆、釉陶盘、釉陶香炉等丰富的釉陶制品。其中，三耳釉陶罐3件。泥质红陶，通体施敷绿釉，手制。三耳自沿通达肩部，盘口、溜肩、斜腹、小平底、釉色斑驳，杂有气泡。大者，通高16、口径13.5、底径6厘米；中者，通高7.6、口径2.4、底径2.2厘米；小者，通高3.4、口径2.4、底径1.4厘米。
单耳釉陶杯1件，泥质红陶，通体挂绿色釉，模制。敞口、尖唇、弧腹壁、平底，腹至器底部有平头柱状的单耳，耳部呈梯形状。杯的腹内壁模制有凸起花纹，主题图案为莲花，叶蔓和联珠纹饰。通高4.2、口径12.5、底径12.5厘米。
釉陶香炉1件，细砂红陶，轮制。香炉内外两部分组成一体。外部：敞口、平沿、直腹呈喇叭形状，小平底，通高约26、口径44、底径12厘米。外挂浅绿色釉彩。内部：侈口，口径9厘米，圆沿、方唇略卷，唇面正中有一圈凹入弦纹。束颈、鼓腹，腹部均匀分布五个直径约5—6厘米的椭圆形熏空。内部仅施土色陶衣不挂釉彩。
釉陶豆1件，细砂红陶，手制。口径12厘米。豆柄部残，侈口、平沿、弧腹、高圈足已残，豆腹外壁饰以附加卷草纹和连续的变形S纹。通体施深绿色釉彩。使釉彩与附加卷草的花纹浑然一体，又突出了挂的釉彩。此外，出土最多者为釉陶钵和绿釉方砖残件，均为泥质或细砂红陶，表挂厚薄不同的绿色釉，晶莹光泽的釉层内含有小气泡。
4．新和县
近年在新和县境内的托克拉克艾肯千佛洞，通古斯巴什古城、克孜勒协海尔古城和来合曼戍堡等亦发现一些釉陶制品。尤其出土了釉陶的动物玩具和釉陶的花瓶，其造型、装饰表现出龟兹釉陶制品的丰富多彩和自身特色[6]。如：克孜尔协海尔出土的三耳釉陶罐，通高约42、口径19、底径约15厘米。敞口、高颈、鼓腹、小平底，三耳自沿部通达肩上。在装饰手法上采用了堆贴图案的技法，亦即有浅浮雕式的葡萄叶和人面装饰纹成组的多方连续图案堆贴至肩，表面挂的绿中透黄的釉彩与堆贴的装饰图案浑然一体。其色泽绚丽、造型精美。来合曼戍堡出土的釉陶猪、釉陶羊、狗等动物玩具，可谓形象生动、写实的摆设装饰品[7]。同类釉陶制品在温宿县、柯坪县等唐代遗址中亦有发现。
上述遗址中，同釉陶共存的可供断代的遗物主要有文书和钱币。如轮台县的阿克墩城堡出土有唐代的开元、乾元、大历和突骑施钱币，阔哪些海尔古城出有大历和汉龟二体五铢钱币，拉伊苏出有开元、汉龟二体五铢钱和瑞兽葡萄纹铜镜残件[8]。库车县的玉奇吐尔戍堡和库木吐拉遗址，出有开元、汉龟二体五铢钱币。其中玉奇吐尔遗址曾是唐代安西的拓厥关故址[9]。新和县的通古斯巴什古城曾出土过唐代大历年间的文书，建中通宝钱币[10]，克孜尔协海尔古城也出土大历钱币和唐代的大陶瓮、水管道等[11]。
从已知釉陶的类型划分，除作为铺地装饰的绿釉方砖属建筑材料之外，其余皆为罐、盆、壶、碗、钵、豆之类的实用生活器皿和摆饰物品。其制作工艺有手制、轮制和模制，即以陶土作胎，遍施以绿色的琉璃釉。装饰纹样有刻划、堆贴和模制的几何纹、莲花、卷枝(忍冬)、葡萄叶和人面图案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类型的釉陶器皿中出现一些显然是中原汉文化饮食习俗的生活器具，如圈足的釉陶碗、釉陶豆、釉陶盆和釉陶甑(篦子、蒸锅)等，这些新型的汉化类型的釉陶制品的出现，深刻地反映出唐代龟兹饮食习俗增加了新的文化内容，构成了龟兹釉陶具有造型古朴实用的自身特点。
二、龟兹低温色釉的初步分析
我国陶器工艺美术史表明，颜色釉陶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颜色釉陶又可分为高温色釉和低温色釉两大类。其中高温色釉的出现，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殷周时期。最早发现的高温色釉是以铁的氧化物为着色剂，以氧化钙为熔剂的青釉。而低温色釉的出现要比青釉晚的多，其釉是以氧化铅为主要熔剂，故有“铅釉”之称。其胎质为普通陶土，胎多红色，常施深绿、翠绿、茶黄、赭黄、粟黄、兰等色铅釉，烧成温度在700—900度左右。低温色釉陶表面平整光滑、釉层清澈、光泽强、色彩丰富。但是硬度较低，易出现划痕，其化学稳定性也较差。汉代已相当普遍出现低温色釉工艺，但质料不纯。经南北朝和隋的发展，低温色釉工艺取得了卓越成就，出现了高质量的“琉璃工艺品”和“唐三彩”[12]。
龟兹唐代低温色釉陶的色釉，通过观察主要是一种单色釉陶。釉色以绿色、翠绿色为主，少数为蓝色釉或黄绿色釉。为了分析龟兹低温色釉的化学成分，我们选择了部分遗址中的残破标本做了定性、定量的化学分析。各类标本观察分析表明：龟兹低温色釉的特点，主要是单色的绿釉和“唐三彩”。其熔剂和着色剂的化学组成分析，色釉的主要着色至少是铜和铁。该釉以氧化铅为主要熔剂。就其化学组成而言，应属于我国传统的PbO—SiO2二元系统。从其低温釉陶的制造工艺观察，其工艺显然是受到中原地区传统的铅釉制陶技术的影响，同时也具有自身传统文化的特点，表现出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
含铅矿物是地球上一种分布甚广的矿物，我国很早就已掌握了铅的冶炼技术。据考古发现，殷商时就已出现铅的冶炼，曾出土有铅卤、铅爵、铅觚等器皿。据已有的研究，我国古代玻璃即是以铅(方铅矿、白铅矿)为主要助熔剂的铅玻璃。我国劳动人民在冶炼和使用铅金属的长期实践中，不断提高对这种铅玻璃物质的形成规律及其性质的认识，并使用到陶器的制作生产中，这就导致铅釉的出现。铅质的低温色釉有着自身的特点，如釉面光泽强，表面平整光滑，有玻璃质感。但其硬度比较低，化学稳定性差，易受水分和大气中碳酸气一类气体的侵蚀等。但在铅釉中加入少量含铜、含铁、含钴的矿物煅烧后，便会出现绿、黄、蓝色调的低温色釉，使陶器表面平整光泽，便于拭洗，成为新型的既美观又耐用的生活器具。
三、龟兹低温釉陶产生的历史背景
考古发现我国中原地区所出土的低温色釉陶系列产品中，是以三彩釉陶器和各类俑的出土而著名于世[13]。为什么唐代能够出现这类雍容华贵、色彩清新、造型生动的低温釉陶制品?这是有着极深刻的历史背景与前提的。
据史籍所载，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自两汉以来，其盛世当推唐代。统一的政治、辽阔的疆域、各民族区域间的密切往来促成了繁荣昌盛的社会经济发展。在此产生的唐代文化，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也占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天宝年间的唐王朝，国内政治空前统一，经济繁荣使得李氏王朝有足够的力量实行经济文化的开放政策[14]。在科技文化方面也有足够的“吞吐”能量，对外来文化进行兼收并蓄的吸收和融会，使传入的任何一种外来文化科技都能作为养料吸收到自己的体内，推陈出新，并成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开放性的丝绸贸易往来，丰富了东西方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在科技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发展，西方各地的玻璃和玻璃器、各类毛织品、植物新品种、药材、香料及其他珍奇不断输入我国；我国的丝绸、冶铁技术、水利灌溉技术、漆器等也输入西方各地。
因此，唐代低温釉陶新科技产品的出现，亦即三彩釉陶的产生，是在我国传统的铅釉陶、铅玻璃等生产实践积累之下，吸收并融汇了古代西方玻璃制造技术和化学知识，并有抉择地损益取舍，使传统的低温釉陶工艺产品在唐代达到炉火纯青，取得卓越成就。
考古发现表明，我国所生产的唐三彩陶器，在陆路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中亚、西亚地区都有出土。如伊朗内沙尔布和德黑兰，伊拉克的巴格达，叙利亚的腊卡和阿勒颇，以及中亚的撒马尔罕等[15]。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新疆考古发现的低温釉陶主要在龟兹，这是耐人深思的问题。这正是我们还要考察和研究龟兹低温釉陶的重要原因。深入研究龟兹低温釉陶，对于丰富我国的玻璃制造史，以及研究东西文化科技交流的轨迹也是十分重要的课题。
龟兹是新疆古代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城邦之国，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河流域。“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其中心在今库车新和两县之地。史籍所载，龟兹盛产煤、铁、铜、锡、铅、金。公元前二世纪即能冶铸。四世纪时，其铁器的生产就能“恒充三十六国”之用，五世纪之时，已开用煤记载之先河。近年的考古资料则证明，龟兹在先秦时期已有相当辉煌的青铜文化。早自汉武帝时代(前141—前87)起，龟兹就与内地政权有了直接交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种交往始终未曾中断。汉唐两代的西域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设置在龟兹决非偶然。由于特定的地理位置，丰富的物质资源，众多的人口，以及适当丝路贸易的重镇，极大地促进了龟兹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16]。在吸收和融汇外来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产生出灿烂的龟兹物质文明。如四世纪时，素享盛誉的龟兹佛教艺术和龟兹乐舞已脱颖而出；五世纪已产生本土的文字；六七世纪之际又出现具有自身特点的地方铸币[17]。不言而喻，上述所列举的龟兹文化的内容，丰富了我国多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在我国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前文已述，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从唐代西北边政史的宏观考察，龟兹为当时安西大都护府驻节之地[18]。统辖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其辖地“西尽波斯”。大量的中原士兵在龟兹驻防、屯田、屯牧、开矿等经营建设，推动了龟兹社会经济长足的发展，保证了中西丝路贸易的畅通。内地汉族士兵、工匠移驻龟兹，促进了汉民族和西陲边地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龟兹正是这种交流、融合的中转站，固然内地的生产科技首先能在龟兹沃土抽芽、生根、开花乃至结果。唐代的低温釉陶工艺能在龟兹产生，正是内地先进的生产科技在祖国西北边陲开花结果的缩影。
四、结 语
对于龟兹低温釉陶的初步研究，我们认为：
(1)龟兹低温色釉特点为绿色釉和唐三彩，其色釉的主要着色素是铜和铁。
(2)就其化学组成而言，应属于我国传统的PbO—SiO2二元系统
(3)其生产工艺，明显是受到唐代中原地区传统低温釉陶工艺的影响。
龟兹地处丝绸之路东段，随着东西方科技文化的交流，在吸收融汇外来的玻璃制造技术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利用本土原料生产出有自身特点的低温色釉陶制品，这也是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龟兹氐温色釉的初步研究表明，新疆古代的龟兹人民有着接受新事物、新科技的传统和美德，同时又能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的传统文化加以运用和发展，这是值得继承和光大的民族精神。
注释：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文物队《轮台县文物调查简报》，《新疆文物》，1991年第2期。
[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
[3]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库车地区》，文物出版社，1983年。
[4]1977年克孜尔墓葬山土的三耳釉陶罐，现为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收藏。
[5]何德修：《1989年克孜尔千佛洞窟前清理简报》，《新疆文物》，1991年第3期。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克孜尔石窟寺窟前清理报告》，《新疆文物》1992年第3期。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
[7]克孜尔协海尔城出土的三耳釉陶罐，现为新和县文管所收藏。
[8]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
[9]王炳华：《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10]黄文弼：《新疆考古发掘报告·库车地区》，文物出版社，1983年。
[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普查办公室阿克苏文物普查队：《阿克苏地区文物普查报告》，《新疆文物》，1995年第4期。
[12]张福康、张志刚：《中国历代低温色釉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八卷第一期；余谱保、余家栋：《颜色釉的产生与发展》，《景德镇陶瓷》，1984年第二辑。
[13]洛阳市博物馆：《洛阳唐三彩》，文物出版社，1980年；杨正兴：《唐三彩的造型工艺》，《咸阳文物考古论丛》，1982年。
[14]张广达：《论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几个特点》，载自《西域史地从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5]宋龙华：《伊拉克共和国古代文物》，文物出版社，1958年；〔苏〕米·谢·伊凡著，李希泌、孙伟、汪德全译：《伊朗史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
[16][17]张平：《汉龟二体五铢钱及其有关问题》，《中国钱币》，1987年第1期；《龟兹小铜钱范的发现及其研究》，《新疆钱币通讯》，第三十六期，1993年。
[18]张广达：《唐灭高昌后的西州形势》载自《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张平，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员)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