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汉唐时代的主要香料有沉香、檀香、丁香等植物性香料和植物结晶物乳香(唐人称为薰陆)，麝香、龙涎香等动物性香料以及苏合香等混合香料。大约在九世纪，由伊斯兰人采用蒸馏技术生产出了玫瑰水(中国称为蔷薇水)与其他香水。其中以乳香最为著名流行，以龙涎香最为珍贵。只有麝香是中国的传统香料，其他香料几乎都要依靠进口。而香料转运和贸易经营者大都是胡人。香料也是丝绸之路东西贸易中，西方人得以实现平衡的重要砝码。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茶叶加上麝香，对丝路沿线特别对西方产生极大的诱惑和贸易冲击，只有香料才为西方获得足够的回报。作为汉唐皇室和上流社会的高消费品，中国一直是香料的重要市场。以香料、金银器、玻璃器为代表的西方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成为丝路贸易活动中，来自西方的主要商品。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香料入华的数量越来越大，经过短暂的分裂以后，宋朝的统一为香料贸易在中国的扩大创造了条件。以皇室与高级贵族为主的宋朝统治阶级成为香料的主要消费者，宋朝汴京、临安也成为继罗马拜占庭、唐都长安以后的世界香料的消费中心。
　　由于对西方的香料缺乏正确的认识，中国人对这些香料有种种想象和传说。到了中晚唐以后，人们的认识才不断成熟。这都得益于香料贸易的不断扩大。
　　一、香料贸易
　　没有贸易就不会有大量的原产地在南海、西域甚或更远的地方的各种香料进入中原，进入宫廷，就不会被中国人钟爱并习惯成瘾。汉唐有不少关于域外香料传奇般的记载，但对香料贸易却记载很少。八世纪中叶的鉴真和尚在广州看到了大量的阿拉伯商船，也亲耳听到海南万州首领每年至少要掠两三搜阿拉伯香料商船。这些为我们了解唐代的香料贸易提供了一些客观的感性的材料。而宋代的香料贸易不论其数量和规模，与唐代相比都有一个大的发展。香料贸易直接影响了宋代财政来源的构成：在唐代桑蚕、茶、瓷、漆(及漆器)、矿、盐利的基础上增加了香料：“宋之经费，茶、盐、矿之外，惟香之为利博。故以官为市焉”[1]从有关的文献我们发现，以香料为商品的中外贸易至迟在秦汉以前就已开始，丝绸之路的开通，无疑加速了香料贸易的发展。统一而强大的唐王朝在客观上为香料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中唐以前，丝绸之路处于蓬勃发展阶段。但随着安史之乱的历史危害性的不断扩大，藩镇割据态势的形成，中央政府军队有限，内乱不休，难以保证陆上丝绸之路的安全。与此同时，海上丝绸之路发达起来。从中唐开始经由海南、广州、泉州的海上丝路日益繁荣。广州无疑是最重要的港口。宋代以后由于北边几个少数民族政权的侵略骚扰，特别到南宋时，海上贸易是宋朝与外蕃进行正常贸易的主要渠道。在对外贸易中，虽然中国仍然以丝绸、瓷器为主打商品，外国也仍以香料、琉璃为主，但不同的是，香料贸易的数量达到了空前的规模。这是由于一方面香料作为高级消费品已经从汉代的宫廷贵族富裕地主向这时的一般的民众扩展，另一方面，人们对香料的多方面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发开拓。同时，以品香为主题的香席仪式成为士大夫又一文化活动方式。此外，我们也看到在规模和内容上，宋代比前代的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过去很多由中央政府控制的交易这时随着对外交往的频繁而由商业操作。例如，晚唐以后日本来中国的使团明显减少。许多他们需要的东西都可以在中国的市面上买到。但这并不是说，宋朝就将一切物品交由市场调节。在很长时期内，香料贸易还是规定在官方贸易的范围之内。《宋史》所记的外蕃或其他外来人员将携带的香料等物进献朝廷，实际也是一种变相的香料贸易。
　　(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有僧诫寻至台州，止天台国清寺，愿留。州以闻，诏使赴阙。诚寻献银香炉，木患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饰念珠，及青色织物绫。神宗以其远人而有戒业，处之开宝寺，尽赐同来僧紫方袍。是后连贡方物，而来者皆僧也。元丰元年，使通事僧仲回来，赐号慕化怀德大师。明州又言得其国太宰府牒，因使人孙忠还，遣仲回等贡絁二百匹、水银五千两，以孙忠乃海商，而贡礼与诸国异，请自移牒报，而答其物直，付仲回东归。从之[2]。
　　大食国本波斯之别种……太宗因问其山泽所出，对云：‘惟犀象香药’……昨在本国，曾得广州蕃长寄书招谕，令入京贡奉，盛称皇帝圣德，布宽大之泽，诏下广南，宠绥蕃商，阜通远物。臣遂乘海舶，爰率土毛，涉历龙王之宫，瞻望天帝之境，庶遵玄化，以慰宿心。今则虽届五羊之城，犹赊双凤之阙。自念衰老，病不能兴，遐想金门，心目俱断。今遇李亚勿来贡，谨备蕃锦药物附以上献。臣希密凡进象牙五十株，乳香千八百斤，宾铁七百斤，红丝吉贝一段，五色杂花蕃锦四段，白越诺二段，都爹一琉璃瓶，无名异一决，蔷薇水百瓶[3]。
　　同卷记其至道元年所进献方物中，除白龙脑一百两、乳香山一座外，有眼药水、蔷薇水、千年枣、船上五味子、白沙糖、舶上偏(枣)桃等都用琉璃瓶子装放。
　　蔷薇水，大约为香水。
　　中理国人露头跣足，缠部不敢著衫，惟宰相及王之左右，乃着衫缠头以别……日食烧面饼、羊乳、骆驼乳。牛羊骆驼甚多。大食惟此国出乳香……山出血碣、芦荟。水出瑇瑁、龙涎。其龙涎不知所出，忽见成块，或三五斤，或十斤，飘泊岸上，土人竟分之，或船在海中蓦见采得[4]。
　　中理国，非洲索马里海滨也[5]
　　层拔国在胡茶辣国南海岛中，西接大山。其人民皆大食种落，尊大食教度……产象牙、生金、龙涎、黄檀香。[6]
　　张星烺认为这是桑给巴尔岛。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国人在这里发掘出了宋代铜钱。可以证明此岛商人曾有至中国泉州贸易。
　　甘棠在大海之南，昆仑人也。贞观十年，与朱俱波国朝贡同日至[7]。
　　贞观十年十二月戊寅，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贡，朱俱波在葱岭之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8]。
　　胡三省对这条资料的注解是，“朱俱波亦曰朱俱槃，汉子合国也。甘棠在西海之南，昆仑人也。”张星烺认为“甘棠必为非洲东海岸之国。”
　　弼琶罗国有四州，余皆村落，各以豪强相尚，事天不事佛……亦多木香、苏合香油、没药、瑇瑁至厚。它国悉就贩也。[9]
　　张星烺以为这是非洲东北亚丁湾之柏倍拉，《酉阳杂俎》所说的拨拔力国。
　　大食本波斯地。男子鼻高，黑而髯……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贾人欲往市，必数千人纳氎劖血誓，乃交易。[10]
　　张星烺对此传有关地名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占城国在中国之西南，东至海，西至云南，南至真腊国，北至欢州界……天禧二年(1018)，其王尸嘿排摩忄遣使罗皮帝加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豆蔻六十五斤、沉香百斤、笺香二百斤、别笺一剂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槟榔千五百斤来贡。罗皮帝加言国人诣广州，或风漂船至石塘，即累岁不达矣。三年，使还，诏赐尸嘿排摩忄银四千七百两并戎器鞍马[11]。
　　“三佛齐国，盖南蛮之别种，与占城为邻，居真腊、阇婆之间。所管十五州。土产红藤、紫矿、笺沉香、槟榔、椰子。无缗钱，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12]
　　《宋史》同卷载其在唐天佑(940—906年)元年贡物，授其使都蕃长蒲可栗立宁远将军。泛海使风二十日到广州，建隆元年，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贡方物。其中有乳香和蔷薇水。
　　“勃泥国在西南大海中，去阇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去占城与摩逸各三十日程，皆计顺风为则……太平兴国二年，其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亚里、判官哥心等赉表贡大片龙脑一家底、第二等八家底、第三等十一家底、米龙脑二十家底、苍龙脑二十家底，凡一家底并二十两；龙脑版五、玳瑁壳一百檀香三橛、象牙六株。表云：……”[13]
　　波泥国包括今天东南亚的文莱。
　　“注辇国，东距海五里，西至天竺千五百里，南至罗南二千五百里，北至顿天三千里，自古不同中国，水行至广州约四十一万一千四百里。其国有城七重地产真珠、象牙、珊瑚、颇黎、槟榔、豆蔻、吉贝布……
　　“自昔未尝朝贡。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其国主罗茶罗乍遣进奉仗娑里三文……来朝贡……其表云：‘谨遣专使五十二人，奉土物来贡，凡真珠衫帽各一，真珠二万一千一百两，象牙六十株、孔香六十斤。三文又献珠六千六百两，香药三千三百斤。
　　“熙宁十年(1077)，国王地华加罗遣使奇啰啰、副使南卑琶打、判官麻图华罗等二十七人来献豆珠、麻珠、琉璃大洗盘、白梅花脑、锦药、犀牙、乳香、瓶香、蔷薇水、金莲花、木香、阿魏、鹏砂、丁香。使副以真珠、龙脑登陛，跪而散之，谓之撒殿。既降，诏遣御药宣劳之，以为怀化将军、保顺郎将，各赐衣服器币有差；答赐其王钱八万一千八百缗、银五万二千两。”[14]
　　“丹眉流国。东至占腊五十程，南至罗越水路五十程，西至西天三十五程，北至程良六十程，东北至罗斛二十五程，东南至阇婆四十五程，西南至程若十五程西北至洛华二十五程，东北至广州一百三十五程。其俗以版为屋；跣足，衣布，无绅带，以白□缠其首……四时炎热无霜雪。未尝至中国。咸平四年国主多须机遣使九人……来贡木香千斤?各百斤、胡黄连三十五斤、紫草百斤、红毡一合、花布四段、苏木万斤，象牙六十株。”[15]
　　海外香料在中国市场的价格相当昂贵。1277年一艘沉船上2400公斤的香才的价值至少在80万贯以上，如此来看，每公斤香才的价格在300贯以上。
　　这是杜希德《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16]所引述的，而这两次沉船上的银锭并不是交易最多的记录。“绍兴四年七月六日，广南东路提刑司言：大食国进奉使人蒲亚里将进贡回赐到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匹帛，被贼数十人持刃上船，杀死蕃牧四人，损伤亚里，尽数劫夺金银等前去，已帖广州火急捕捉外，乞施行诏当职巡尉先次特降一官，开具职位。姓名、申枢密院。”[17]这一场涉外大案，估计也不了了之。也许这是有组织的官方犯罪。宋朝政府三令五申禁止进贡乳香等高级消费品，但屡禁不止。就连本国不生产香料的于阗国也不放过到宋朝捞一把的机会：
　　“于阗国，地产乳香，来辄群负，私与商贾牟利；不受则归诸外府得善价，故其来益多。元丰初。始诏惟赉表及方物马驴乃听以诣阙，乳香无用不许贡。”[18]同卷记载了于阗国大量进贡乳香的事实。
　　二、阿拉伯商人·乳香·三佛齐
　　大量的香料来自三佛齐。三佛齐“地多檀香、乳香，以为华货。”“所在市舶司以香系榷货，抽分之外，尽官市。”[19]三佛齐是唐代文献上的“室利佛逝”、“尸利佛誓”[20](对其具体的中心所在地至今认识不同。王邦维认为其中心应该是在今天的巨港(Palembang，又译巴邻邦)，[21]作为一个国家其地包括苏门答腊岛大部和马来半岛南部。杜希德、思鉴则倾向于其统治范围在泰国东南部沿海的地峡东岸的沙丁帕遗址群(6—8世纪隶属于儚)西岸吉打的布央谷遗址、苏门达腊东南部穆斯河上的巨港、苏岛东岸的占碑和支那城(KotaCina)所构成的地域范围，是一个三角贸易关系。“如果三佛齐的第一个字应该理解为‘三个佛齐’的‘三’字的话，考古材料所揭开的三角关系是可以支持这样的解释的。”[22]
　　为了便于管理，宋朝“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后于杭、明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用中国的“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易外蕃的“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王非)、镔铁、(辟黾)皮、玳瑁、玛瑙、车渠、水晶、藩布、乌嫚(木瞒苏木等物。”“太宗时置榷署于京师。诏诸蕃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两浙、泉州，非出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23]后来，官易物品有所变化，但乳香等一直由政府掌握。
　　三个市舶司中，以广州为主。以熙宁十年(1077)为例，三州共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中广州三十四万八千六百斤，明州只有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更少才六百三十七斤[24]。上述史料中中国皇帝的赐钱赐物，实际上基本就是其进献香料等物的大体的市场价值。外国使者贡香最多的一次，其中乳香达万斤：
　　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户。俶贡御衣，通天犀带，绢万匹，金器、玳瑁器百余事，金银扣器五百事，涂金银香台、龙脑檀香床、银假果、水晶花凡数千计，价直钜万；又贡犀角象牙三十林、香药万斤、干姜五万斤、茶五万斤。俶又请岁增常贡，诏不许。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孙氏卒，遣给事中程羽吊祭。九月，上言乞所赐诏书呼名，不许[25]”。
　　三年三月，来朝，遣判四方馆事粱迥至泗州迎劳；惟(水边加睿)□先在阙下，上遣至睢阳候俶。俶先遣孙承□入奏事，上即遣承□护诸司供帐劳俶于郊，又命齐王廷美宴俶于迎春苑。俶尽至，对于崇德殿，赐袭衣、玉带、金银器、玉鞍勒马、锦彩万匹、钱千万；宾佐崔仁冀等赐金银带、器币、鞍马有差。即日宴匚长春殿，令刘*(左钅右长)、李煜预坐。匚贡白金五万两、钱万万，绢十万匹、绫二万匹、绵十万，屯茶十万斤、建茶万斤、干姜万斤，越器五万事，锦缘席千，金银画舫三、银饰龙舟四，金饰乌□é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樽□盏□各一、金饰玳瑁器三十事、金扣藤盘二、金扣雕象俎十，银假果树十事、翠毛真珠花三丛，七宝饰食案十、银樽□十、盏□副焉，金扣越器百五十事、雕银俎五十，密假果、剪罗花各二十树，银扣大盘十，银装鼓二、七宝饰胡琴五弦筝各四、银饰箜篌方响羯鼓各四、红牙乐器二十二事，乳香万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药万斤、苏木万斤。上又尝召匚及其子惟□宴后苑，泛舟池中，上手酌酒以赐俶，俶跪饮之。其恩待如此。[26]
　　从下述史事看，龙脑香因产量低而显珍贵：
　　(陈)洪进每岁以修贡朝廷，多厚敛于民，第民赀百万以上者令差入钱，以为试协律、奉礼郎，蠲其丁役。及江南平，吴越王来朝，洪进不自安。遣其子文颢入贡乳香万斤、象牙三千斤、龙脑香五斤。太祖因下诏召之，遂入觐。至南剑州，闻太祖崩，归镇发哀。[27]
　　作为高级消费品，势必对国家财政和各级官员的作风和德性有不利的影响，对此宋朝先后进行过禁止；
　　太平兴国初，私与蕃国人贸易者，计直满百钱以上论罪。十五贯一下黥面，流海岛。过此送阙下。淳化五年，申其禁，至四贯以上徒一年。稍加至二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为役兵[28]。
　　在香料贸易管理中，沿袭了唐代茶叶专卖的官府给券的办法，香料不仅要通过市舶使指定的内行阅实资货，而且其行船线路也被严格规定。对于擅自从海上进入界河，或者往高丽、新罗、登、莱州者罪以徙。即，私自贩卖乳香等香药者，会被判处流放的刑罚。元佑三年(1080)，锷等复言：“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使商舶通行，无冒禁罹刑之患，而上供之物，免道路风水之虞。”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前一年，亦增置市舶司于泉州[29]。
　　政和三年(1113)，诏如至道之法，凡知州、通罗、登、莱州者，罪以徒。(同上)判、官吏并舶司、使臣等，毋得市蕃商香药、禁物[30]。
　　有人因用普通木佛更换檀香木佛而丢了官职：
　　神宗元丰初，知广州。库有檀香佛像，绎以木易之。事觉，有司当为官物有剩利。帝曰：“是以事佛丽重典矣。”时绎已加龙图阁待制、知江宁府，乃贬建昌军，夺其职。后复太中大夫以卒，年六十八[31]。
　　在入华香料贸易过程中，除了外蕃大食、三佛齐等商人外，也有不少中国商人前往产地组织货源。从《萍洲可谈》卷二的记载可以断定，广州蕃坊中的大量商人应是大食人——衣装与华人不同，饮食基本相同，但不食猪肉。鉴真在广州亲眼见过大食商船。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Abu Zaid)也记载黄巢在广州杀害了12万伊斯兰教徒，田神功在扬州劫掠时，也杀了几千名“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32]。
　　三、乳香之路
　　在此，我们不禁要问，大量的乳香来自哪里?
　　一，贾眈记通大食海道
　　张星烺先生的资料汇编为我们勾勒了明晰的途径。广州——屯门山——九州石——象石——占不劳山(占城东二百里海中)——门毒国(东西天竺昆仑洋)——古国(真腊)——奔陀浪州(宾图瞳国，湄公河口)——军突弄山(康道耳群山)——海硖(新加坡海峡，北岸罗越国，暹罗；南岸佛逝国，苏门答腊岛南)——诃陵国(社婆，阇婆，爪哇)——葛葛僧祇国(佛逝西北隅之别道；北岸则暹罗国，麻素提之喀拉，今槟榔岛之南)——胜邓洲(与哥谷罗国、婆国均在苏门答腊岛西北境及泥柯巴群岛)——婆露国(苏门答腊岛北境之拍腊克国)——婆国伽蓝洲——师子国(今锡兰)——没来国(印度半岛西岸)——西北十余小国——婆罗门西境——拔(风日)国——孟买港罗和异国——乌刺国(麻素提之俄波拉，乃大食国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末罗国(河口之巴斯拉镇)——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之缚达城(八吉打)——其西最南之三兰国(东非洲沿岸偏南)。全程在顺风情况下只需89天[33]。
　　现代地名连线就是：广州——珠江口屯门港——海南岛东北角七洲洋——越南东南——湄公河口——新加坡海峡——苏门答腊岛爪哇——西北出马六甲海峡沿岸至三佛齐——斯里兰卡——印度半岛南端——印度洋西海岸——孟买——阿曼——波斯湾奥波拉港、巴士拉港——巴格达此线也可通过亚丁湾沿红海至埃及亚历山大港。这样也就把乳香原产地和中国联系起来。
　　国内线路大约两条：第一条，广州—韶州——骑田岭——湖南郴州——衡州(衡阳)——潭州(长沙)——岳州(岳阳)——过江——江陵(湖北江陵)——襄州(襄樊)——邓州(河南邓县)——过蓝关至长安。第二条：广州——韶州——大庾岭——虔州(江西赣州)——吉州(吉安)——洪州(南昌)——江州(九江)——沿长江顺流至池州(安徽贵池)——宣州(安徽宣城)——润州(江苏镇江)——扬州——汴州(开封)——洛阳——过潼关——长安
　　另外，到了宋代，明州、泉州地位上升，商船直达泉州的越来越多，直接供应南宋都成临安。贾眈，字墩诗，沧州南皮人。唐德宗贞元时为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与朝政。由于职务便利加之对中华名山大川及四夷山川物产民俗的浓厚兴趣，对于外来商人和出外回归的使者高僧等礼敬有加，从他们口中探问了解四方地理以及外蕃细事，写成《陇右山南地图》、《洮湟甘凉别录》六卷、《贞元十道录》、《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县道四夷述》、《河西戎之录》等多部著作。五代宋朝的史学家在撰写唐史时不少地方参考了他的著作。阿拉伯商人苏烈曼(Suleiman)曾经到印度中国经商，回国后于回历二三七年(公元851年)，也就是唐宣宗大中五年，写成东游见闻，对由瓮蛮(Oman，即今西亚阿曼)至中国间的各海各岛，有颇为详尽的记述。从而也表明，乳香从阿曼直接到达中国市场的事实。
　　二，经过中亚的乳香贸易线路
　　其实，当乳香从它出产的非洲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被装进容器以后，首选地在阿曼。阿曼是古代世界上最大的乳香加工地和集散地。即使海上丝路进入繁荣昌盛的宋元时期，陆上的贸易并没有停止。上述于阗国的贡香就是很好的证明。包括于阗、疏勒、以及中亚昭武九姓的粟特人继续他们的商业生涯，香料也是他们重要的盈利商品。《新唐书·地理志》卷四三下在介绍大食时，也通过相对位置介绍了中亚国家：
　　都槃国、勃达国、河没国、岐兰国、涅满园、沙兰国、石国、罽宾国、东米国、安国、史国、吐火罗。这些都是西亚中亚国家。如果通过中亚进入中国，其大致路线就是：
　　阿曼——巴士拉——巴格达(八吉打，Bagdad)——撒马尔罕——片治肯特——乌孜别里山口(或经塔什干——费尔干纳——乌孜别里山口)——喀什——莎车——玉门关——敦煌——甘凉肃州——长安
　　乳香是唐、宋时代开始大量进口的商品，而在唐代人们对乳香还不甚了解，有许多误解。乳香在官方正史中很少提到。再有关香料的记载中，几乎没有乳香，与后来的宋代形成极大的反差。《新唐书》卷222《南蛮下》中载“环王，本林邑也……以麝涂身，日再涂再澡，”[34]扶南，“以金、珠、香为税。人喜斗鸡及猪。”[35]；真腊，“客至，屑槟榔、龙脑、香蛤以进。”[36]；堕婆登，“在环王南，行二月乃至，东诃陵……死者实金于口，以钏贯其体，加婆律膏、龙脑众香，积薪燔之。”[37]；室利佛逝，“一曰尸利佛誓，多金、砂汞、龙脑。”[38]；骠，“古硃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师万四千里，东陆真腊，西接东天竺，北南诏，……明天文，喜佛法……有巨白象，讼者焚香跽象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灾疫，王亦焚香对象跽。……无膏油，以蜡杂香代炷。”[39]
　　《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载：“海中有拔拔力种，无所附属，不生五谷，食肉，刺牛血和乳饮之，俗无衣服，以养皮自蔽，妇人明皙而丽，多象牙及阿末香。波斯贾人欲往市，必数千人纳血誓及交易。”[40]；昭五九姓中的东安，“后(天后——梁)八年献……郁金香、石蜜等”；个失密“出火珠、郁金、龙种马。”[41]波斯，“祠夕(礼拜前夕)，以麝揉苏，泽耏颜鼻耳。西域诸胡受其法，以祠祅。”[42]拂菻，“古大秦也，居西海上，一曰海西国。去京师四万里，……以瑟瑟为殿柱，水精、琉璃为棁，香木梁，黄金为地，象牙阖。有贵臣十二共治国。……有善医能开脑出虫以愈目眚。土多金、银、夜光璧、明月珠、大贝、车渠、玛瑙、木难、孔翠、虎魄。织水羊毛为布，曰海西布。”[43]
　　而李斌城先生根据《册府元龟》所列的《外国进香料表》也没有关于乳香的记载。[44]但这并不是说唐人没有用到乳香。在鉴真和尚东征赴日本途中被海风刮到海南岛，在万安州(今海南万宁县、陵水县)，他见到州大首领冯若芳挥霍乳香的情形：“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后宅，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45]他的这些香料都是劫掠阿拉伯商船所得，每年要掠夺两三船，他所掳掠的奴婢众多，奴婢组成的村落依次排列。鉴真第二次准备东征时(743年)，置办了总共六百余斤的各种香料，其中就有薰陆香——亦即乳香。为了表达“钱财易得佛难求。”的思想，曹务光一次在炉盆中烧掉十斤珍贵的乳香。[46]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作者)将乳香末与浆糊一起调和，用以裱糊字画，防止虫蛀。
　　唐代文献中较少乳香及乳香贸易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人们对香料的种类、产地还不太明确。在涉及香料最多的《酉阳杂俎》中，就将沉香、薰陆香(乳香)、鸡舌香等五种香料视为一树所在的不同部位。唐人对早在汉代就已经使用的鸡舌香和丁香的关系搞不清，直到北宋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才正确的断为一种香料的不同称谓。
　　结合唐宋时期的史实和有关文献以及乳香的原产地，我们也由此可以断定：唐、宋王朝是古代来自索马里、埃塞俄比亚的以阿曼为最主要集散地的乳香的主要消费市场之一。
　　香料入华以后的增值除了正常的市场因素外，也有市舶司人员邀功的因素：大食蕃客罗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九十八万绢，各补承信郎。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侥幸者众。[47]这里的侥幸者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投机分子。由此也可以看到，中国官场中的量化管理、数量与质量的递变古已有之。前述唐代龙脑有质量不同六种，宋代的香料品类更多，乳香就有三种九等：福建市舶司，常到诸国舶船，大食、嘉令、麻辣、新条、甘丕、三佛齐国则有真珠、象牙、犀角、脑子、乳香、沉香、煎香、珊瑚、琉璃、玛瑙、玳瑁龟、筒栀子、香湿黑榻、缠末。如上诸国，多不见史传，惟市舶司有之[48]。
　　从晚唐黄巢义军大量杀戮外商史事及广州蕃坊的建立和泉州的伊斯兰遗迹以看，大食人应该是最主要的香料贸易者。从以上记载可以大致勾画出乳香的基本线路：一条是沿着非洲东北角之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印度洋——南天竺——三佛齐——今海南岛——广州——泉州——长安开封；一条是索马里、埃塞俄比亚——波斯——大食——撒马尔罕等中亚各要冲——于阗等地方政权控制之城市——敦煌——金城——长安(洛阳)——开封(临安)。
　　四，重新考量香料在古代世界的重要性
　　如果按照杜希德和思鉴对印坦沉船上97枚银锭的判断，来推断乳香为代表的外来商品的总量，其在宋朝的政府开支中的比例相当高。杜希德、思鉴认为，97枚银锭的价值大约是唐政府于九世纪初向饶州乐平银矿(今江西)征收的年开采税的三分之二，亦多于桂阳监(97枚银锭的出产铸造地)的矿主980年间向北宋政府所交开采税之两个月的总和，更是996年时北宋政府全年纯银收入的百分之一点一五。[49]我们看到仅绍兴四年7月6日大食使者蒲里亚被抢劫的由宋朝回赐(官方贸易)的银锭就多达600枚，此外还有大量的银器和丝帛，而这仅仅是南宋与一个国家的一次贸易时所付给的硬通货。假若银锭之量一致，加上南宋国土面积比北宋至少减少三分之一的情况，我们可以大致推断仅这次(绍兴四年)交易几乎接近南宋纯银收入的百分之十。再考虑到其它国家也同时与南宋进行官方香料等贸易，其所占纯银收入的比例会更高。如果联想到南宋小朝廷一直以来的战争状况，以乳香为代表的外来高级消费品所占纯银收入比例之高，令人匪夷所思。也许用以改变气体环境和治病疗伤的乳香成为引发腐败从而导致南宋王朝结束的催化剂。这是东方的中国所能展示给人们的有关香料等贸易的基本情况。与此同时西方社会也需要非洲的乳香，也需要印度及东南亚生产的胡椒、中国的麝香和高良姜。11世纪时，当时一个地点设于开罗的名为卡里米斯的商贸行会，会员是一群犹太香料商，其代理人遍布整个旧世界(欧、亚、非、澳洲等东半球)，从东方的中国一直到西方的马里(Mali)[50]。而教皇乌尔班二世1059年在克莱蒙宣布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食用香料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
　　我不敢比拟中外学者的大胆做法，将古代世界文化经济往来的最主要线路丝绸之路比之为“佛教之路”、“麝香之路”、“瓷器之路”，但我感到，以乳香为代表的香料在古代社会，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政治。
　　注释：
　　[1]《宋史·食货志》卷185，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3]《宋史·大食国传》卷490，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诸蕃志》卷上——转自张星烺。
　　[5]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585页。
　　[6]《诸蕃志》卷上。
　　[7]《唐会要》卷99，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775页。
　　[8]《资治通鉴》卷194。
　　[9]《诸蕃志》卷上。
　　[10]《新唐书·大食传》卷221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62页。
　　[11]《宋史·占城传》卷489，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2]《宋史·三佛齐传》卷489，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宋史·勃泥国传》卷489，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4]《宋史·注辇国传》卷489，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5]《宋史·丹眉流国传》卷489，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6]《唐研究》卷十，第407页。
　　[17]《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18]《宋史·于阗国传》卷490，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9]《萍洲可谈》卷二。
　　[20]《新唐书》卷222《南蛮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305页。
　　[21]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6页。
　　[22][49]《沉船遗宝：一艘十世纪沉船上的中国银锭》，见《唐研究》卷10。
　　[23]《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卷186，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4]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第848页，引清人梁廷[木丹]《粤海关志》。
　　[25][26]《宋史·吴越钱氏传》480，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7]《宋史·漳泉陈氏传》卷483，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8)[29][30]《宋史·食货志下·互市舶法》卷186，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1]《宋史·陈绎传》卷329，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2]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7页。
　　[33]参看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712—714页。
　　[34][35][36][37][38][39]《新唐书》卷222《南蛮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97—6308页。
　　[40][41][42][43]《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62、6245、6258、6260—6261页。
　　[44]李斌城《唐代文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4页。
　　[45]汪向荣 严大中校注《唐大和尚东征传·日本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8页。
　　[46]《云仙杂记》卷8。
　　[47]《宋史·食货志·香》卷185，见《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8]赵彦卫《云麓漫钞》卷5。
　　[50][澳]杰克·特纳著，周子平译《香料传奇一部由诱惑衍生的历史》，第116—117页，三联书店2007年8月北京第一版。
　　(梁子，乾陵博物馆副馆长 副研究员)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