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猛兽的进口与驯养
王 宇
一、唐代外国进献的猛兽
唐代是我国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王朝，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前，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其时四夷宾服，八方来朝，相应地进献了各国的特色物产，这在唐代史籍《册府元龟》《唐会要》《新唐书》《旧唐书》中多有记载。其中有大量是关于进献动物的描述，主要可分为兽类与禽类两种，兽类包括狮子、豹、象、犀牛、褥时鼠、活褥蛇、天铁熊、天狗、马、羚羊等；禽类主要有鹦鹉、频伽鸟、问日鸟、雕、鹰、鹘等。本文所涉及的外国进献的猛兽主要是狮、豹、象、犀，总结起来主要为两个大的区域，即西域地区和南海诸国所进献。
西域地区所进献的主要是狮子、驯豹。根据《册府元龟》、《唐会要》、两《唐书》等文献，对西域地区入贡狮、豹的有十余条记载，主要来自安国、康国、史国、米国、波斯、大食等地。狮子古称狻猊，非中国兽，出自西域。西域地区素有猎狮、驯狮和崇狮的习俗，人们用聪明才智射杀、猎获狮子，进而驯服狮子。在波斯的各类艺术作品中，经常出现人狮搏斗的场面，山西太原西郊出土一件驯狮表演纹饰的瓷扁壶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广大西域地区盛产狮子，是西域各国一种重要的贡品，进献唐朝多用于表演和观赏。唐代中西交通畅通，交流频繁，西域各国进贡给唐王朝的狮子数量增多，狮子对于官府中人来说不再神秘。以至到了唐后期，人们对狮子的态度有明显的转变，在摆脱了最初的好奇后，狮子的高消耗低效用，而且凶猛不易驯养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官府不再愿意承受这种奢侈的虚荣。武则天年间，大石国献狮子，大臣上疏认为“狮子猛兽，唯止食肉，远从碎叶，以至神都，肉既难得，极为劳费”[1]。于是狮子被却贡、遣返或老死虫蚁房中，销声匿迹。而驯狮表演也逐渐被狮舞这一形式所代替。而猎豹主要是作为狩猎时的重要辅助“工具”而被进献的。唐代统治者好狩猎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他们“宁可三日不食，也不可一日不猎”，对这方面史籍中记载颇多。西域诸国为获得唐朝统治者的欢心而进献驯豹，作为狩猎的辅助之用。
南海诸国所进献的则多为大象和犀牛。唐代多由安南、林邑、真腊等东南亚国家和岭南地区贡送京师。由于犀、象早在送到京师之前就被专人驯服教舞，故又称之为驯犀、驯象。《汉书·武帝纪》载：“南越献驯象”，应劭注曰：“驯者，教能拜起周章，从人意也。”[2]唐代以前，舞犀、象仅仅是外邦朝贡时的一种附带表演，旨在显示皇朝的威严和四夷的归顺。唐代时，舞犀、象开始成为宴酣庆典之际的佐兴之观，并进入宫廷，艺术的行列，是类似舞马的一种艺术表演。卢伦《奉和圣制鳞德殿宴百僚》诗“蛮夷陪作位，犀象舞成行”及元稹《驯犀》诗“前观驯象后观犀”，指的都是艺术性的演出。唐玄宗时，舞犀、象被列为舞马之后的又一个精彩节目，也是当时综合性艺术表演系列的最后一场压轴戏。唐人郑处诲在《明皇杂录》中记载：“明皇(唐玄宗)每赐脯御楼，引大象、犀牛入场，或拜或舞，动中音律。”[3]《旧唐书·音乐志》亦载：“五坊使引大象入场，或拜或舞，动容鼓振，中于音律，竟日而退。”[4]对于舞象跳舞的情形，《岭表录异》中记载：“蛮王宴汉使于百花楼前，设舞象曲，乐动，倡优引入一象，以金羁络首，锦谵垂身，随膝腾踏，动头摇尾，皆合节奏。”[5]当然，犀象的动作缓慢粗笨，不如舞马那样灵巧，所谓舞也只是“拜舞”，大概就是摇头摆尾之类。但粗笨中却带有淳朴而强健、雄浑而滑稽的独家特色，自成一番风韵。所以，有唐一代舞犀、象深受人们的欢迎。因此，犀牛、驯象的进献也十分频繁，数量也较多。
由于各国进献珍禽异兽较多，文献记载也比较零散，本文在此不加详述，列简表于文后，以供参考[6]。
二、唐代对域外猛兽的驯养
面对着众多异域进献而来的珍禽异兽，如何驯养对唐人来说则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目前学术界对这些猛兽的驯养问题尚缺乏相应的研究，因而有必要继续探讨其真实的历史面貌。因此，本文将着重以进献唐朝的猛兽为对象进行研究，试图澄清关于唐代驯兽的一些问题。
唐朝设有专门机构对这些进献的动物进行管理，有专门的官员、仆从对它们进行管理，但史籍中对这些人员的记载十分简要，多是官职品阶及相关权力等等，详细的记载甚少。仅就大象的饲养方面而言，史料稍有提及。其食料的供应由典厩署负责，“典厩令掌系饲马牛，给养杂畜之事”，一头大象要有两人专门负责，每天供应藁六围，稻、菽各三斗，盐一升。而且，因为大象不耐北方的严寒，所以“至冬给羊皮及故毡作衣也”[7]。对狮、豹、犀牛的饲养虽没有明确记载，但以此推测，所提供的物资应十分充足。即便如此，有些动物也有可能不适应当地环境。“驯犀生处南方热，秋天白露冬无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苦寒月。饮水卧霰苦蜷局，角骨冻伤鳞甲缩。”这就是不适应环境的最好说明。长安地区属北方气候，比较寒冷，对于这些来自热带地区的动物而言，与它们原来的生长环境有着很大的区别，因此有些动物因不能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而亡也在情理之中。此外，狮子、猎豹等属于凶残的食肉类动物，本身驯养就不易。唐代文献中未见有驯养狮、豹的记载。但据唐人张*(上族下鸟)载：“天后中，成王千里将一虎子来宫中养，损一宫人，遂令生饿，数日而死。”[8]这是想要驯养老虎，而未能成功的事例。以此来推测驯养狮、豹也非一件易事，同样具有危险性。而犀牛、大象虽然比较温顺，但体型庞大，行动起来也相对缓慢、笨拙，因此，驯养起来也十分不容易。再加之它们多由国外进献唐廷，基于现实，唐人知之甚少，更不用讲对其习性的了解了。即使了解也不清，如唐人认为象胆位置在腿部，“春在前左，夏在前右”，随时节的迁移而变化。不仅如此，还认为犀牛、狮子也具有某些神秘的力量，诸如此类[9]。这都增加了管理、驯养的难度，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它们来到唐朝之后，如何才能更好的进行管理、驯养呢?笔者认为，为了能够更好地照料、驯养这些动物，很有可能让了解它们习性的当地人随行，虽然仅靠胡人驯养师的努力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对于当时的唐人来说，这些胡人更加了解这些动物的习性等等。将他们以具有某种特殊技艺之名，作为这些珍禽异兽的附属品而被进献于唐朝。我们在相关的史料中也发现，外国所进献的贡品中存在大量有特殊技能的人，他们其中可能有些就是驯兽师。以此推测，在唐朝这些凶猛或大型动物的驯养者大都不是汉人，而是由这些随猛兽同时进献的“胡人”来担任。这里所指的胡人范围较广，主要是指“非汉族”、具有明显的异国和少数民族特征的人。因为，虽然唐代兽医学有了明显的进步，但多是针对马、牛、羊、骆驼等常见动物的疾病问题，对这些珍禽异兽的疾病没有更好的治疗措施，只能让其自生自灭。这一点从唐代壁画、文物和诗词上得到了证实。
在胡人驯狮、豹的问题上，唐代文献的记载很少见，《太平广记》卷三四○《卢顼》条记：顼之家婢小金“夜梦一老人，骑大狮子，狮子如文殊所乘，……旁有二昆仑奴操辔”[10]。但有较多实物反映胡人驯兽这一题材。如在佛教的一些绘画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昆仑奴驭狮、象的形象，让我们将驯狮与“胡人”联系在一起。洛阳杨文村唐墓出土的三彩驯狮扁壶[11]，壶腹部的驯狮者头戴胡帽，双目圆睁，着赭黄色上衣，袒露右肩，帔帛从胸前上折披于左肩头，腰间束带，下着裤，足蹬黄色高统靴。跨步张臂，右手举至头顶，左手执驯狮的绳索于腰际，从衣着打扮来看应为来华献艺的外国艺人。其右侧为一肥壮的雄狮，通体施赭黄色釉彩，颈系绳，怒目圆睁，张开巨口，四蹄腾空，翘尾，仿佛正扑向驯狮者，场面紧张生动，富有极强的动感。还有一面唐胡人驯狮双雀镜，下有一狮作奔跑状，脖子上有索套，其侧有一胡人双手拉绳索，作驯狮状。另外，清宫旧藏唐玉戏狮胡人，圆雕一头戴橄榄式帽胡人与一只侧卧的小狮。戏狮胡人所穿为长袖宽衣，左臂举起，右臂横于胸前，与狮戏耍。幼狮体态较小，动态不明显，相比之下，戏狮人则显得很高大，一动一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这三件文物来看，唐代的驯狮多用于表演，而且驯狮人明显为胡人的形象，说明唐代驯狮者多为胡人。
关于胡人驯豹这一方面的实物资料较多，唐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第一过洞壁画中可看到男侍驯豹的画面。画面上有四个侍从，每人各牵着一头豹子，形态各异，排成一行，鱼贯而前。南起第一人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缺胯长袍，腰系革带，带上挂一革囊，脚穿黑靴，左手牵豹，豹位于身之左侧，右手持圆头杖并扛于肩上；第二人亦带幞头，深目高鼻，身穿翻领紧袖长袍，腰系革带，足着黑靴，双手牵一豹；第三人俯首牵豹，圆头杖插在腰间，其服饰为黄色圆领紧袖缺胯长袍，腰佩革囊；第四人左手牵豹，侧身回首，右手持圆头杖并扛于右肩，服饰及颜色同第三人。这四人中有两人明显是深目高鼻虬髯的胡人形象。所牵四豹的颈部都套有绳索，驯服地让驯豹者牵引着，表现出经过人工驯养的迹像。在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墓道东壁的狩猎出行图中也有猎豹的形象，带豹之人也明显是胡人的形象。另外，唐墓出土了大量的骑马带豹狩猎俑，如永泰公主墓出土的胡人骑马携猎豹俑，一只凶猛的猎豹伏身于马尻上，张牙舞爪，其驯养者明显是一胡人，头戴幞头，浓眉虬髯，身穿翻领胡服，下着窄腿裤，足蹬靴，在马上回首扭身用左手抓住身后的猎豹，高举右拳，似在大声呵斥身后的猎豹。而金乡县主墓出土的另一尊带豹狩猎俑，其驯豹人亦满脸络腮胡，深目高鼻，头戴黑色幞头，身着圆领窄袖袍，脚穿黑色高黝靴，明显的胡人特征。他左手控缰，右手策马，倾身探脑，目光犀利。而身后的猎豹，黄色毛上散布着黑色金钱斑，颈下、肚皮及四爪为白色，脖颈上戴着黑色项圈，伏于圆垫上，竖耳瞪目，前腿趴伏，露出利爪，后腿半弓，好似扑向猎物前的一瞬间。这些猎豹皆系有项圈，显然都是被驯养过的。唐墓中的壁画、文物一般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这不仅仅表现唐人驯豹狩猎这一问题，也从另一方面证实唐代的驯兽人多为“胡人”这一事实。
关于犀牛、大象的驯养问题，在唐代的诗词中有一定的反映。从《全唐诗》白居易的《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诗中可以反映出驯犀一些问题。诗云：“驯犀驯犀通天犀，躯貌骇人角骇鸡。海蛮闻有明天子，驱犀乘传来万里。一朝得谒大明宫，欢呼拜舞自论功。五年驯养始堪献，六译语言方得通。上嘉人献俱来远，蛮馆四方犀入苑。秣以瑶刍锁以金，故乡迢递君门深。海鸟不知钟鼓乐，池鱼空结江湖心。驯犀生处南方热，秋无白露冬无雪。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苦寒月。饮水卧霰苦蜷局，角骨冻伤鳞甲缩。驯犀死，蛮童啼，向阙再拜颜色低。奏乞生归本国去，恐身冻死似驯犀。君不见建中初，驯象生还放林邑。君不见贞元末，驯犀冻死蛮儿泣。所嗟建中异贞元，象生犀死何足言。”[12]，这虽是首借物抒情诗，但从中可以反映出有关唐代驯兽的一些现实问题。“五年驯养始堪献”一句说明了驯犀的难度，需要五年的调驯才能够进献，而“一入上林三四年，又逢今岁苦寒月。饮水卧霰苦蜷局，角骨冻伤鳞甲缩。驯犀死，蛮童啼，向阙再拜颜色低”则表明犀牛被进献给唐朝后，其平时驯养和上殿表演都由“蛮童”来负责的，否则不会在驯犀死后“向阙再拜颜色低”。另外，关于驯象之人，《全唐文》也有记载：“惟彼驯象，产乎南夷，……故远人得而献之，……荒徼已违，王畿斯入，闻之者遐迩必至，睹之者士女咸集。人知其故，皆愕然而立。或告之曰：所驭之者越人，所出处者林邑，近之可仰，远之可望。……稽其来也，自南徂北，嘉彼所献，充我王国”，[13]也不是汉人，而是“越人”。这里的“蛮童”、“越人”可能就是唐人笔记小说中提到的“昆仑奴”，《一切经音义》中的解释就有提及他们“能驯伏猛兽犀象”这一点，亦多由南海诸国进献，与犀、象的进献地区相符台。另外，实物也很能说明问题。清宫旧藏的一件唐代玉饰，圆雕一胡人骑象，人的比例稍大，圆目高鼻，骑于象背。其人窄衣，长袖，右臂舞于肩，左臂置胸前，双眼斜视。也表明驯兽人多为胡人。由于驯育的犀、象全都来自南邦，每朝几乎都有贡进，所以舞犀象始终出现在外邦使节觑见礼仪之中以及各个大规模的表演场合，不像舞马那样昙花一现。
除本文所提及的这些动物，还有许多关于反映胡人驯兽的壁画，陶俑。如唐懿德太子墓、章怀太子墓关于架鹰驯犬的壁画，还有永泰公主墓中曾出土彩绘胡人骑马带犬俑，金乡县主墓抱犬狩猎胡俑、架鹰狩猎胡俑等等，也都反映了唐代胡人驯兽这一现象。基于上文的论证，本文认为唐代的“驯兽师”，尤其是对进献的凶猛和大型动物而言，多是由“胡人”来充当，而非汉人。这一点从唐代文献和大量壁画及文物得到了证实。通过分析史料和文物，可以了解这些“胡人”多为唐时的粟特人和昆仑奴。而这些胡人驯兽师属于哪个部门管理呢?史料中有一定的记载。据《新唐书》载：“开元初，闲厩马至五万匹，骆驼，巨象皆养焉。……闲厩使押五坊，以供时狩：一曰雕坊，二曰鹘坊，三曰鹞坊，四曰鹰坊，五曰狗坊。”[14]而猎豹也用于狩猎，应在五坊管理之内。“内闲厩使引戏马，五坊使引象、犀，入场拜舞。”[15]《旧唐书》也载：载：“五坊使引大象入场”，说明大象、犀牛也在五坊使的管辖之内，而狮子也多用于表演，可能也在其管辖之内。以此推断，这些驯兽师应该归五坊使管理，而且也有可能担任一定职位。这些驯兽师多是作为这些动物的附属物而来，就如同献乐时所附带着许多乐师一样。他们的地位可能不高，然而由于他们身怀驯狮、豹、犀、象技术而受到统治者的诸多青睐，引起了唐人对他们的关注，因此在唐代的一些诗文中多有提及，而且他们的形象在壁画和文物上也得到了反映，成为创作的内容之一。
三、从域外猛兽看唐代的文化交流
唐代是与域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频繁、广泛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外交往使唐朝境内出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域外物品，虽然本文所涉及的域外猛兽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也是唐朝对外开放、积极与世界各地进行文化交流的见证。这些域外猛兽的传入不仅仅丰富了唐人的物质财富，也丰富了唐人的精神生活，加大了唐人对域外动物的了解，也开阔了唐人的知识视野，激发了唐代文人学士的创作欲，从而唐代的文化创作题材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充满着浓浓的异域风味，使唐代的文化由单一走向多样，由封闭走向开放。在《全唐文》《全唐诗》中我们可以找到白居易、元稹、张九龄、虞世南、卢纶等人关于这些猛兽的描写；在杂技、舞蹈、绘画、雕刻、工艺作品中我们也能找到它们的身影，它们融入到唐代的现实生活中，成为唐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进了唐代文化的繁荣，也是唐代对外开放历史的实物见证。
注释：
[1][清]董诰编《全唐文》卷169《请却大石国献狮子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32页。
[2][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六《武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6页。
[3][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962页。
[4][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二八，志第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51页。
[5][唐]刘恂《岭表录异》，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89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5页。
[6]参考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下，第1889—1890页。
[7]《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署》，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84页。
[8][唐]张*(上族下鸟)《朝野佥载》卷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5页。
[9][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6《毛篇》，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7—158页。
[10][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三四○，第七册，第2697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
[11]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杨文村唐墓C5M1045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12]《全唐诗》卷四二六《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708页。
[13]《全唐文》卷四百六《越人献驯象赋》，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55页。
[14]《新唐书》志第三十七百官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217—1218页。
[15]《新唐书》志第十二礼乐十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7页。
(王宇，陕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