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代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在唐代289年间，曾有3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唐王朝建立过外交关系[1]。亚、非地区很多国家的使节、商贾、僧侣等，不断地从陆地或海上“丝绸之路”来到唐朝进行访问和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以及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是络绎不绝，相望于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呈现出崭新的格局，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种新格局加以探讨，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唐与东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东亚诸国是唐朝的近邻，在地域上具有相对便利的条件。在7至9世纪，唐王朝与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最为频繁。
　　1．与朝鲜半岛各国的交流
　　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两地居民自古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初，朝鲜半岛上呈现出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些国家都曾遣使和唐朝通好。上元二年(675)新罗统一朝鲜后，和唐朝的友好关系继续发展。唐章怀太子墓《客使图》[2]中的新罗使者就是两国友好往来的生动写照。
　　新罗经常派留学生和僧侣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以新罗人最多。开成五年(840)，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一百多人。新罗留学生不少人参加过唐朝的进士科举考试，有的人进士及第后，留在唐朝做官。如崔致远十二岁入唐求学，十八岁考取进士，曾任溧水县尉、侍御史、内供奉等职。来唐僧侣中最有名的是慧超。他的有名的旅行记《往五天竺国传》对研究中亚和印度各地的历史、地理、风俗、物产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新罗商人来唐贸易的也很多，北起登州、莱州(今山东掖县)，南到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在今江苏、山东半岛沿海一带的某些城市有新罗人集中居住的新罗坊。新罗向唐朝输入麻布、人参及其他药材、金银、毛皮和工艺品等土特产品，从唐朝贩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在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唐文化对新罗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如新罗善德女王(632—647)时，曾引进唐朝的典章制度以期统一朝鲜半岛。新罗统一后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不久又在首都庆州设立国学，教授儒家经典。八世纪中叶，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建其行政组织，并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中国的典籍如诸子书、《文选》、《晋书》、诗文等大量传入新罗。1966年在韩国庆州发现的雕版印刷品《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咒》[3]可能就是在这时进入朝鲜半岛的。828年，新罗来唐的使臣把茶种带回国，从此朝鲜开始种茶。雕版印刷术也传到了朝鲜。与此同时，朝鲜文化对唐朝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丽乐受到唐人的欢迎。由于地缘等关系，在唐朝的进口物产中，从新罗进口的数量居于首位。那些源源不绝输入的物品，相当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2．与日本的交流
　　隋唐时期，日本不断向唐朝派遣大量的使臣、留学生和学问僧，其数量仅次于新罗。也因此，唐时中国与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繁荣和程度。
　　贞观五年(631)，日本派出了由留学生和学问僧组成的第一次“遣唐使”。在此后的二百多年中，日本共派出“遣唐使”十二次，“迎入唐使”和“送唐客使”四次。遣唐使给唐朝带来了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衣等贵重礼品。唐政府也常回赠一些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来唐学习的留学生大都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学习各种专门知识。他们在中国长期学习，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阿倍仲麻吕十七岁来到中国，学业卓有成就，长期留居中国，曾在唐政府任光禄大夫、御史中丞、秘书监等职，并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等人结下深厚的友谊。来唐学习的学问僧中最著名的是空海。他于贞元二十年(804)来中国，在长安青龙寺跟僧人惠果学密宗，回国时带回180多部佛经，在日本建立了密宗。除研究佛经外，他还广泛地吸收中国的文化，回国后他写成《文镜秘府论》及《篆隶万象名义》30卷，极大地推动了日本汉文的发展。
　　唐朝也有一些人东渡日本，沟通中日两国的文化，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高僧鉴真。鉴真对律宗有很深的研究，曾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应日本圣武神皇的约请，鉴真历尽艰险，“频经炎热”，双目失明，经过六次努力，才终于在天宝十三年(754)协同弟子到达日本，时已年近七旬。鉴真把律宗传到日本，同时还把佛寺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传授给他们。鉴真精通医学，尤其是本草，他虽双目失明，但能以鼻嗅分辨各种药物，对日本医药学的发展，也做出了相当的贡献。
　　人员的频繁往来，使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发展到了一个空前广泛而深入的阶段。奈良时期(710—794)和平安时期(794—1192)，日本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制度等都具有显著的唐制特点：日本参考隋唐的均田制度和租庸调制，施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仿照隋唐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照隋唐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在京都设立大学，学科分为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也是从此时起，“唐镢”、“唐犁”、“唐纸”、“唐墨”、“唐锻冶”等名称在日本语言中大量出现。从七世纪起，日本就使用中国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的历法，并随着唐代历法的不断进步及时采用中国新的历法。中国医书早已传入日本，奈良时期日本按中国方式培养医学人才，至平安时期确立了汉医学。这一时期，汉文学大为兴盛，唐式建筑兴起，日本首都平城京(今奈良)、平安京(今京都)先后仿照唐长安城的设计修筑而起。唐代的服饰、烹调法以及传统节日盂兰盆会、重阳节等也在日本很流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绘画艺术。唐朝的绘画深受日本人民喜爱，唐人绘画经日本画家仿效摹绘者，称为“唐绘”。发现于1972年的日本高松冢古墓中的侍女群壁画与1971年至1972年出土的唐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的侍女壁画十分相似[4]，可见当时两国绘画艺术相互影响之深广。特别是，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在日本人民利用中国汉字的标音记意基础上，创造了日文假名字母。这些新体文字的发明，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二、唐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东南亚诸国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在唐代，与东南亚各国的往来也日益频繁，经济文化交流有了长足的发展。
　　1．与越南的交流
　　越南在唐代称作林邑。武德六年(623)和八年(625)，林邑王范梵志两次派遣使臣来唐通好并献方物。唐高祖李渊曾举行盛宴欢迎林邑使者，演奏了九部乐，并赠送使者锦、彩等丝织品[5]。贞观时，林邑也一再派使者，送来驯象、五色带、朝霞布、火珠、五色鹦鹉[6]等。高宗、玄宗时，林邑经常遣使来唐。天宝八年(749)曾送来珍珠100串、沉香30斤、驯象20头。至德(756—758)以后，林邑改称环王国，仍和唐朝通好。终唐之世的近300年中，林邑使臣来唐达15次之多。唐代的典章制度亦多传播到越南，越南的佛教也是从唐朝传入的。另外，唐代诗人如杜审言、刘禹锡等人都到过越南，与越南诗人唱和赠答，受到了越南诗人的欢迎。其时，越南也以诗取士，擅长诗赋的越南人姜公辅还受到唐德宗的器重，做过唐朝的翰林学士。
　　2．与柬埔寨、老挝的交流
　　柬埔寨、老挝在唐初称为真腊。隋炀帝时，真腊就曾派使者来中国，而“帝礼之深厚”。[7]唐中宗时，真腊分为两部件，北部叫陆真腊，在今柬埔寨、老挝地方；南部叫水真腊，即扶南旧境，在今柬埔寨和越南南部。唐朝中期，两者合而为一，不断派使臣来到中国，每次来都携带有贵重的礼品。650至655年间，仅白象就送来了32头，这些白象都经过特殊训练，会跪拜舞蹈，每逢节日常在宫苑中表演。天宝十二年(753)，真腊王子还曾率领随员访唐，唐玄宗赠以“果毅都尉”的荣誉称号。稍后，真腊副王婆弥和王后又亲自来中国访问。史载，唐代宗对这次访问很重视，以国宾相待，并特赠以汉名“宾汉”作为纪念。当时，真腊也是与我国有重要通商的国家之一。唐时，中国的造船技术已十分高超，形体庞大、较能抵抗风浪的我国商船不断地开到真腊去，带去了大批中国货。金银、丝绸、漆器、瓷器、纸扎、麝香、麻布、硫磺等，都深为当地人民所喜欢，泉州的青瓷器，明州的草席，更是深受欢迎。中柬关系的发展，使扶南音乐也逐渐传入我国。唐王朝置有扶南乐，有扶南乐师传授后宫歌女曲艺，在节庆宴会上献演。史载：“扶南乐，舞者二人，以朝霞为衣，赤皮鞋”。[8]柬埔寨人以他们富于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丰富了我国古典歌舞的内容。
　　3、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及菲律宾等国的交流
　　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都处在中西海上交通的要冲。隋唐时，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人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9]记录了唐与这些国家的交通状况。尽管交通不是很便利，但各国人民的交往还是不间断地进行着。史料记载，咸亨(670—674)以后，室利佛逝(立国于苏门答腊岛)多次派使臣到唐朝通好，唐朝曾在曲江设宴招待，并封其王为右金吾卫大将军宾义王。堕婆登(立国于苏门答腊岛)在贞观末年曾遣使来唐，携带古贝(即棉布)、象牙、白檀等礼物，唐太宗“玺书报之，并赐以杂物”[10]”。阇婆(立国于爪哇岛)自贞观以后不断遣使来唐，仅大历年间就派来了三次使者，他们带来的礼品有玳瑁、生犀等。随着中国与印尼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使节的往来，文化上的接触与交流也更加扩展了。唐代高僧义净前后在印尼留居10年以上。他所写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对东方各国文化交流以及研究印尼历史都有重要价值。来往的频繁使中国的重要发明和生产技术也传到了印尼等国，陶瓷和丝织品早在汉代就传到印尼，养蚕织丝技术在唐代传至印尼。资料记载，丝织物在这时已大量运往印尼[11]。唐代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往来也很密切，近年在菲律宾不断出土的中国唐代瓷器就是很好的证明。
　　4、与缅甸的交流
　　据《唐会要·骠国》称，魏晋之间有人写书，说永昌(今云南保山县北)西南二、三千里有骠国，可见很早以前两国就有来往。隋唐时期，缅甸仍称骠国。当时，它与中国地方政权南诏关系密切。贞元十八年(802)春，“骠王摩罗思那遣其子悉利移入贡”，后“闻南诏内附而慕之，因南诏入见，仍献其乐。”[12]《新唐书·骠国传》记载骠国王雍羌派遣弟悉利移、城主舒难陀访问中国，随行歌舞团有乐工35人，带来乐器32件，演奏了12支乐曲[13]。这些缅甸音乐家在唐朝宫廷演奏，得到很高评价。文人学士如白居易等纷纷写诗歌颂骠国音乐，一致赞扬乐曲优美[14]。骠国乐舞受到了德宗的重视，轰动了长安城。德宗还写信给骠国国王，称道两国的友好关系。此后，骠国还多次遣使来唐访问。东南亚各国与唐朝的频繁往来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唐代画家阎立本的《职贡图》[15]就表现了当时“异方献宝、万方来朝”的情景。
　　三、唐与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南亚各国虽与中国阻隔于青藏高原和众多高大的山脉，交通条件极为恶劣，但各国人民之间自汉代以来建立起来的联系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到了唐代，人员来往更加频繁。
　　l．与尼伯尔的交流
　　唐人称尼伯尔为尼婆罗。尼婆罗不仅与唐朝的地方政权吐蕃关系密切，而且也和唐朝内地交往频繁。尼婆罗与吐蕃毗邻，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曾娶尼婆罗公主为妻。吐蕃和尼婆罗之间，在佛教、绘画、建筑等方面，互相都影响深远。当时，在吐蕃、尼婆罗之间有一条国际通道，称吐蕃尼婆罗道。许多由陆路去印度的唐朝僧人，往往经过此道。唐僧玄奘访问印度时，曾于贞观九年(635)到尼伯尔探求佛学，参谒过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毗罗卫国，并访问了加德满都。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派李义表出使印度，路经尼伯尔，受到尼伯尔国王那陵提婆的热情接待[16]。贞观二十一年(647)，尼婆罗派遣使臣来唐，带来了波棱(菠菜)、诨提葱和酢菜。随着中尼关系的发展，中国的造纸术也在这时传入尼伯尔。
　　2．与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交流
　　中国古书对印度半岛各国总称身毒，或曰天竺，至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才第一次出现印度的译名。唐时，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统称为天竺。唐初，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戒日王)就不时遣使来通好。唐太宗也一再派梁怀璥、王玄策等出使报聘。佛教徒玄奘和义净等人在中印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此外，商人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七世纪后，孟加拉、印度半岛东西两岸，经常有中国商船泊港；印度的商船也经常到广州、泉州来贸易。唐朝输往印度的商品有麝香、丝绸、色绢、瓷器、铜钱等。从印度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等。友好往来促进了中印的文化发展。唐太宗时曾派人到中天竺的摩揭陀，“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作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17]从而提高了中国的制糖技术。在文学方面，由于佛经的翻译，我国产生了与佛教有密切关系的变文。在艺术方面，我国敦煌、云冈、麦积山以及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和雕塑，都保留着印度北部健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也陆续传入，对中国影响较大。与此同时，在七世纪末叶，我国的纸经中亚传到了印度，以后又经尼泊尔传去了造纸术。
　　3．与斯里兰卡的交流
　　斯里兰卡旧称锡兰，东晋高僧法显称狮子国，唐玄奘称僧伽兰。两国很早就有来往，唐时，来往更加密切。“总章三年(670)，(狮子国)遣使者来朝”[18]。天宝五年(746)，狮子国王尸罗迷伽遣天竺高僧拔哲罗(即释不空)来中国，献钿金、宝璎珞、贝叶写的梵文大般若经一部、细毛毯(即木棉布)40张[19]等贵重礼物。天宝九年(750)，又献象牙、珍珠等。不仅官方往来频繁，两国贸易在当时也很密切，唐人李肇在所著的《唐国史补》中说，当时来广州的外国船，以狮子国的为最大，且每年来多次。
　　四、唐和中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亚地处亚欧大陆中央，自古就是东西交往的枢纽，也是古代各大文明交流融汇之所，无论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大多经此传播、扩散、融合和演变。所以，唐朝时期，中亚诸国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充当着重要角色。
　　1．与“昭武九姓国”的交流
　　唐时，在中亚[20]一带，有被称为“昭武九姓”的康、安、石、曹、米、何、史、火寻和戊地九国。这些国家的人民善于经商，他们很早就和中国通商。西突厥强盛时，他们被西突厥所统治。唐平西突厥后，但实际上唐政府并不管他们的内政，这样就更加有利于它们与唐朝的经济文化交流。唐太宗曾对安国使臣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21]昭武诸国都为此感到高兴。当时在中国的外商，以这些国家的人为最多。史载：“回纥至中国，常参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深厚。”[22]近年，在西安、洛阳等地出土了许多昭武九姓中曹、石、米、何、康、安诸姓的墓志，他们有的为唐朝立了军功，有的担任过唐朝的军政职务。西域诸国不但善商贾，而且其人民十分善于歌舞。西域乐舞在北朝时就已陆续传入中国，到唐代时已非常盛行。唐朝十部乐中有安国乐、康国乐，乐工有不少人是这两国的乐舞人。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和柘枝舞也传入长安，为唐人所喜爱。近年，在内地许多地方出土了大量刻、印有胡腾、胡旋图案的文物，这些珍贵文物就生动反映了当时西域乐舞在中原的流行情况。
　　2．与阿富汗的交流
　　阿富汗唐时称为吐火罗或土豁罗。它地处东西方陆路交通的要冲，自西汉以来就和中国有密切关系。唐初，吐火罗多次派使臣来唐通好，唐高宗亦曾派王名远到那里访问。玄宗时期，往来更为频繁。724年(开元十二年)，吐火罗使臣一次就给唐朝带来乾婆罗等药物二百余种。在此前后，吐火罗送给唐朝的礼品还有鸵鸟[23]、良马[24]、玻璃、玛瑙、金精等。
　　五、唐和西亚、非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时，西亚、北非各国也和唐王朝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1．与伊朗的交流
　　伊朗在唐前期称为波斯。贞观十五年(641)，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萨珊王朝(226—641)，由北魏到隋唐跟中国的关系都很密切。波斯为大食所灭后，其西部部众，仍与唐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多次来唐通好。当时有许多波斯人流亡到中国，在中国落户。波斯王俾路斯及其子泥捏斯在国破家亡后，流亡唐朝，先后定居长安，后皆客死。在今唐乾陵陵园六十一王宾像中就有此二人的写实雕像。[25]波斯商人的足迹，遍于各地。在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城市中开设的波斯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品而驰名。“唐朝政府甚至专门为伊朗居民设置了‘萨宝’这个官职来监管他们的利益”[26]。晚唐著名的花间派词人李珣，就是留居在四川的波斯商人的后裔，他编著的《海药本草》中介绍了不少波斯药材。在吐鲁番、西宁、西安、太原以及广东的英德等地都曾发现过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27]，有的数量还很多，这证明唐朝和波斯的商业贸易是很繁荣的。
　　波斯和唐朝在文化上互相促进、互相影响，关系密切。波斯输入唐朝的东西很多，其中有菠菜和波斯枣。中国的丝绸、瓷器、纸张等商品源源不绝地运销波斯，并通过波斯转输到西方，近年在伊朗境内就曾发掘出许多唐三彩。而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的唐连珠对鸟、猪头[28]等纹锦，图案风格与波斯萨珊王朝的相似，猪头纹锦在织法上也受波斯织法的影响。除此之外，唐代金银器上的许多装饰纹样也都明显地带有萨珊风格。波斯的马球运动在唐朝很盛行。这些都体现了中、伊两国人民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密切关系。
　　2．与东罗马的交流
　　东罗马在唐时称为佛菻。两国很早就有往来，唐代往来则更加密切。贞观十七年(643)，佛菻王波多利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并回赠绫、绮等丝织品[29]。据统计，在唐前期，佛菻来使共有17次。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妇女都喜爱穿用中国的丝织品，所以它“常利得中国缣素，解以为胡绫、绀绫，数与安息(即波斯)诸胡交市于海中”[30]。可见佛菻是唐朝丝织品的重要传输地。东罗马的医术和吞刀吐火等杂技也传到了唐朝。在西安、咸阳曾发现东罗马的金币[31]，可能就是佛菻商人带来的。
　　3．与阿拉伯的交流
　　唐朝称阿拉伯为大食。七世纪初，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570—632)东灭波斯，西陷佛菻，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建立了势力达到中亚、南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帝国。永徽二年(651)，大食遣使和唐朝通好，在此后的148年间，大食遣使来唐的计有36次之多[32]，他们为唐朝带来了良马、宝钿带等贵重礼物。大食所辖阿拉伯一带商人到中国的也不少。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有的还在唐朝任职。大中二年(848)，大食商人的后裔李彦升在长安考中了进士，堪称两国关系史上的佳话。天宝十年(751)，唐将高仙芝在怛罗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不少唐兵被俘，其中有造纸工人。大食利用他们的技术设厂造纸，于是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中亚的撒马尔罕(康国的首都)，又传到西亚的大马士革；最后西传到了非洲和欧洲，为西方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怛罗斯战役的战俘中还有一些有特殊技能的人流落在中亚和西亚。被俘的唐军中有一个是杜佑的族侄名叫杜环的，他在大食住了十年，归国后，著有《经行记》一书，介绍了当时大食国都城亚俱罗的盛况。书中同时提到四个人的名字，“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左阝右睘)、吕礼”。这说明中国的劳动人民在当时阿拉伯帝国首都亚俱罗和当地人民建立了联系，可见除造纸术外，唐朝的其他手工业技术也传到阿拉伯。近代考古工作者曾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西岸的沙玛拉城遗址发掘出大批中国陶瓷，其中有唐三彩、白瓷和青瓷三种，这些来自遥远东方的中国工艺品正是中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
　　4．与非洲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
　　早在三世纪中叶，中国人就知道了遥远的埃及。[33]公元640年以前，埃及属于大秦(即罗马帝国)和佛菻(即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所以，中国和大秦的海上贸易应该包含了中国和埃及的贸易。苏莱曼在《印度·中国游记》中谈到中国到北非的海道航程，当时中国的船只运货到波斯湾口的西拉普，然后换船经红海运到埃及，有的还到达西非。中国瓷器和丝绸为埃及人所喜爱，近年在开罗古城福斯特的废墟中发现有中国唐代的青铜器和瓷器。
　　中国和东非的直接交往是从唐朝开始的。杜环751年西去，762年回国。他住在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首都亚俱罗(即巴格达)，那里有来自各地的阿拉伯人，其中有定居在东非的阿拉伯人。当地的土著居民黑人不幸被当作奴隶贩运各地，其中也有来到中国的。《新唐书》卷222下诃陵国条说，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时“献僧祇奴四”。僧祇就是今天的桑给巴尔。东非生产象牙和香料，唐时许多中国所需的香料和象牙主要来自东非，而中国运往东非的货物主要是瓷器和丝绸。
　　综上所述，唐代是我国中古时期对外交往最辉煌的时期。其时，对外交往之频繁、范围之广泛、方式之灵活多样、成果之丰硕都是空前的。唐与亚、非地区的许多国家有着广泛、深入而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因此和这些国家的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各国使者和人民的来访，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同时，由于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先进的国家之一，人员之间的相互往来，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社会比较成熟的典章制度、比较发达的科学文化传到世界各国，从而推动了整个世界经济、文化的向前发展。
　　注释：
　　[1]据《唐六典》卷4《尚书礼部·主客郎中》条记载，唐代的“蕃国”原有300多个，到开元间为70多个，“凡四方之国经朝贡以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注文中详细记载了这70余蕃的名称，东至日本、新罗等，西到大食，波斯、佛菻、五天竺、狮子国等，北抵坚昆、室韦等，南界尸利佛誓、真腊等。这70余蕃在今天看来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当时和今天都是外国者，如日本、佛菻、天竺等，一部分是当时和唐政权对立而今天为国内少数民族者，如突厥、吐蕃、靺鞨等。还应该指出，这七十余蕃并不完全，尚有许多如骠国、占城、高丽、百济、渤海、南诏、回纥等均未载入。
　　[2]出土于唐章怀太子墓的壁画《客使图》表现的是唐朝政府官虽接待外来宾客的情景。东壁图中秃发者被考证为东罗马使节，着皮衣皮帽者为来自中国东北地区，而头上插鸟羽、身着白衣者被认为是新罗使者。这幅壁画是唐代中外友好交往的真实写照。
　　[3]《无垢净光陀罗尼经咒》是一卷佛教密宗的经卷印本，是1966年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遗址出土的。它上面有武则天自创的4个字，用纸是唐代最盛行的皮纸。各国专家们对它进行了长期研究，认为它于公元7世纪末在长安或洛阳印成，以后作为国礼被送到新罗。该《经咒》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十分珍贵(参见陕西历史博物馆编《盛唐气象》，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58页)。
　　[4]参见齐东方、张静《唐墓壁画与高松冢古坟壁画的比较研究》，载《唐研究》第一卷。
　　[5]参见《旧唐书》卷197《林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笫5270页。
　　[6]《旧唐书》卷197《林邑传》载：“……又献五色鹦鹉。太宗异之，诏太子右庶子李百药为之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70页。
　　[7]《隋书》卷82《真腊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837页。
　　[8]《新唐书》卷22《礼乐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9页。
　　[9]该道即从广州出发，经海南岛，沿越南东海岸南行，即可抵达现在的新加坡海峡(参见(新唐书》卷43下《岭南道》，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3页)。
　　[10]《旧唐书》卷197《堕婆登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74页。
　　[11]《册府元龟》卷971《外臣·朝贡》记载开元十二年(724)七月，唐玄宗给室利佛逝过往的使者“赐帛百匹”。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07页。
　　[12]《资治通鉴新注》卷236，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978页。
　　[13]陈炎：《唐代骠国献乐考》，载《世界中世纪史学术论文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4页。
　　[14]白居易《骠国乐》：“……德宗立仗御紫庭，*(左黄右主)纩不寒为尔听。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珠缨旋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见《全唐诗》卷426《白居易(三)》，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708页。
　　[15]《职贡图》，唐·阎立本画，长191.5公分，宽61.5公分。全幅共27人，画中人驼各自成组，由右向左前行。一脸虬须骑白马，后有仆人持伞盖掌羽扇随从，后随从抬一笼鹦鹉，这可能是林邑国的使者。画左端也有伞盖随侍者，手捧怪石，旁有黑肤卷发昆仑奴，可能是婆利国侍者。画中人物穿附珰，持象牙，着古贝布，有孔雀扇、耶叶、琉璃器、臂钏、敬浮屠、假山石、香料、珊瑚等。画之时代虽然未必是唐，但保存唐之历史弥足珍贵。
　　[16]参见《旧唐书》卷198《尼婆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90页。
　　[17]《新唐书》卷221上《摩揭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39页。
　　[18]《新唐书》卷221下《西域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58页。
　　[19]《册府元龟》卷971《外臣·朝贡》，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12页。
　　[20]古代的“中亚”不是一个严格的地理概念，而应该是一个文化概念。它的地理范围不仅包括今亚洲中央的广大地区，还包括一部分欧洲地区；不仅指中国以外的中亚地区，也指今中国境内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等省区的部分地区。
　　[21]《新唐书》卷221下《康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44页。
　　[22]《新唐书》卷217上《回鹘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21页。
　　[23]《通典》卷193《吐火罗国》载：“唐高宗永徽初，遣使献大鸟，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驼，故翅而行，日三万里，能啖铁。夷俗谓为驼鸟。”《旧唐书》卷4《高宗本传》亦载：“永徽元年(650)五月，吐火罗遣使献大鸟如鸵，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在今乾陵陵园有石刻高浮雕鸵鸟一对，栩栩如生，而其模特很可能就是吐火罗献的这只鸵鸟。
　　[24]《新唐书》卷36载：“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可见，马在冷兵器时代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因而，唐代统治阶层对马有着特殊的感情，特别是良马，所以，马也就成为各国向唐进贡的一个很好的礼物。史载，唐朝时期，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向唐政府进贡过马匹，尤其是盛产良马的中亚一些国家和地区。1990年出土于唐昭陵韦贵妃墓的《献马图》就表现了这种进献良马的情景。该图高146公分，长154公分。图中两名卷发阔口、深目高鼻的控夫体格健壮、身着胡服，一人紧按马头，另一人牢抓缰绳，刚刚制服了一匹余怒未息的烈马。
　　[25]乾陵六十一王宾像背部原都刻有其国别或族别、官职、衔爵和姓名，但经过一千多年的风雨侵蚀，字迹大都漫漶不清。元·李好文在《长安图志》中根据宋·游师雄所录三残碑(原有四碑，亡其左一)著录了39人的名字，其中就有波斯王俾路斯及其子泥捏斯。
　　[26][美]爱德华·谢弗：《唐代的外来文明》(吴玉贵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27]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波斯萨珊王朝的银币出土，其中1959年在新疆乌恰县山中石缝里出土的一批共900多枚。推测埋藏于公元七世纪后半叶，可能是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人当时放在袋囊或包袱中，由于遇到危险而临时掩藏起来的。这批银币以波斯库思老二世和阿拉伯倭马亚朝代(661—750)的“库思老二世样式”银币为主，银币两面花纹用棋子打压而成，正面是国王半身像，背面是波斯国教祅教的祭坛，此外周边有文字和压印的新月抱月等简单图案，有些“库思老二世式样”正面边缘空白处压印的是科发体阿拉伯文字“以阿拉的名义”。这批银币现藏新疆自治区博物馆。
　　[28]联珠纹样源出萨珊波斯，在萨珊波斯信奉的袄教里，野猪头是英武的象征。
　　[29]参见《旧唐书》卷198《佛菻传》，第5314页。
　　[30]《通典》卷193《边防·大秦》，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61页。
　　[31]1953年在陕西省咸阳市底张湾出土了几枚东罗马查士丁尼一世(483—565)时期的金币。金币正面是国王正面半身像，背面是一戴盔胄的女神像。
　　[32]参见《册府元龟》卷971《外臣·朝贡》。
　　[33]《三国志》卷30裴注所引用的《魏略西戎传》中提到的乌迟散城就是今天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陈丽萍，李青峰，乾陵博物馆 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