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代帝王和王公权贵们有外出狩猎和骑马出游的习俗，并且常常携带家眷一起出行。从有关资料来看，唐代妇女的服饰曾发生过从“全身障蔽”到“靓妆露面”的演变。其衣帽有的来源于西域地区，有的由这些地区的衣帽发展而来。其流行过程充分反映了唐代妇女勇于追求时尚的可贵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开放的唐文化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风格特点。以下试以羃离、帷帽和胡帽的演变过程予以分析，不妥之处，还望指正。
　　一、唐代前期的羃离
　　羃离，起源于古代阿拉伯地区。经西域传入我国，主要流行于北朝、隋及初唐时期。其形制有两种，一种全身障蔽，类似斗篷；一种与衣帽相连，只留出面孔，是所谓“大头长裙帽”。
　　羃，音幂，意为“覆盖、罩”，也有“巾”的意思。羃离，也叫帷羃、羃罗、大头长裙帽等。最初起源于伊斯兰教的起源地古代阿拉伯地区。在古代阿拉伯地区，风沙较大，极容易吹脏人的头面部。而当地的水源又很少，水就显得比较珍贵，人们平时难以及时沐浴净身。为了防风沙、讲卫生，就流行起了可以蔽障头面部的羃离。同时，在这些高纬度地区，阳光的辐射对人们皮肤的灼伤也很厉害，因而遮阳防晒也是羃离的一大功能。有人认为这也可能与伊斯兰教的流行有关，伊斯兰教认为头发、耳朵、脖颈部为妇女的羞体，应该加以蔽护。但是，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在公元610年，而其建立阿拉伯帝国(大食国)则是唐武德(618—626)年间的事。在此之前，其地为波斯国所有，波斯人统治下的人们信奉的应该是祅教，而祅教没有这种禁忌。但羃离至迟在南北朝时就已经传入我国了。可见，从唐代直至现代流行于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妇女中“出辄障面”[1]的习俗，起源于早期用于防风沙与遮阳的羃离，实用性在先，而后才赋予了其宗教含义。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起源后，因其防风沙和遮阳的显著效果，迅速在阿拉伯地区广泛流行了起来。并且很快在风沙较大的西域地区流传开了。北魏时的吐谷浑“多以帷羃为冠”[2]，南北朝时的河南国“有青海……著小袖袍……大头长裙帽”[3]，此帷羃及大头长裙帽即为羃离无疑；隋时的吐谷浑“王公贵人多带羃幂离”[4]；唐代西域地区仍然流行披罗缎、蒙黑巾、戴羃离，如骠国女子“衣青婆裙，披罗缎”[5]，康国女子“蒙黑巾”[6]，吐谷浑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戴羃离”[7]。其主要功能仍然为防风沙和遮阳，充分体现了其实用性。
　　唐“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离。虽发自戎狄，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8]。可见，早在北朝末年和隋代，羃离就已经从阿拉伯及西域等地传入了中原。其传播者应该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原经商的波斯商人、阿拉伯商人和西域商人。在内地其功能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因为内地没有多么大的风沙，阳光也比较柔和，所以它很快失去了其防风沙和遮阳的实际功能。但是，它却可以满足封建礼制不欲使妇女抛头露面而欲障蔽的目的，因而，在统治阶级的提倡下，它作为宫廷妇女和王公贵族家妇女出行途中防止被人窥视的一种障面工具而迅速流行了起来。并且经朝廷强制推行后成为了一种服饰制度。
　　羃离的形制，只见于文献记载，未见实物及画像，可能因为其流行时间较短的缘故。然而，羃离经由我国进一步传向了朝鲜半岛，在那里却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朝鲜服饰·李朝时代之服饰图鉴》一书中有一个的戴羃离的妇女形象，其服饰和《旧唐书》所载的“全身障蔽”的羃离极为相符。该服饰无衣袖、领口，除露出面部正前较少部分外，全身自头至膝部以下全部障蔽在一个大头长裙帽中。可以说，这就是流行于初唐的羃离无疑。羃离传到广东潮州后，称作“文公帕”，直到清代“广东潮州妇女出行，则以皂布丈余蒙头，自首以下，双坠止膝……名曰‘文公帕’，昌黎遗制也”[19]，这是韩愈在潮州时所制羃离的一种发展。为羃离在我国广东等南方地区的一种传播形式。
　　二、由羃离到帷帽的演变
　　虽然羃离这种服饰能够满足人们蔽障身体、防止偷窥的目的。但是，穿戴以后，人们无论骑马出行，还是走乡串里都很不方便。因而，在唐高宗永徽以后，一种经过改进的帽子开始流行起来，这就是“帷帽”，所谓“拖裙到颈，渐为浅露”[10]者。然而，这又明显违反了朝廷提倡的“女子在外不可以抛头露面”的礼制，使朝廷认为这样“过为轻率，深失礼容”。为此，咸亨二年(671)唐高宗下旨予以制止[11]，但收效不大，朝廷也只能听之任之，事情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直到武则天当政时，“帷帽大行，羃离渐息”[12]。这很可能同武则天做皇帝后妇女地位的提高有一定关系，本身就不太符合封建礼制而身为女子的女性皇帝对此有所回避，也不好禁止妇女们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到了唐中宗即位后，由于韦皇后、安乐公主和上官婉儿等人专权，宫廷秩序大乱，名义上为唐中宗小妾——昭容的上官婉儿在宫外都可以置办外宅而长期居于宫外，她们还会在乎这个遮面的羃离吗?正所谓“宫禁宽驰，公私妇人，无复羃离之制”[13]。百官之家的女眷也纷纷效仿，帷帽就这样开始流行了起来。
　　帷帽，为羃离传入中原后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改进形式。形制有三种，一种高顶宽檐，帽檐下坠丝网至颈；一种为布帛做成的无檐软帽，帽巾下坠至颈，颈前也有蔽护；另一种在软帽之上加戴斗笠。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陶俑所戴的是最为典型的帷帽，为高顶宽檐，檐下坠丝网至颈[14]的那种，是为第一种；陕西礼泉县唐郑仁泰墓出土的一件彩绘釉陶女骑马俑中的妇女所戴的也是帷帽[15]，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唐人帛画《树下人物图》中也有戴帷帽者，这些都是布帛做的软帽，是为第二种；而陕西省礼泉县唐郑仁泰墓出土的另外一件彩绘釉陶女骑马俑中的妇女所戴的不同与前两种，是另外一种帷帽[16]，五代时绘制的敦煌壁画《五台山图》中也有戴这种帷帽的妇女。这种帷帽不同于前两种，为帷帽的第三种形式，形制为在布帛做成的软帽上加戴一个斗笠。它们或多或少还保留着一些羃离防风沙和遮阳的功能。但同软帷帽一样，防偷窥功能已经丧失。还有一种不蔽护颈前的风帽，极像现在风衣的帽子，应该是帷帽的一种变种，男女都可以戴。陕西礼泉县唐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吹哨胡人骑马俑中所戴者就是[17]，陕西乾县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一组彩绘骑马乐舞俑也有所戴者。其不同于帷帽之处在于颈前部没有蔽护。仍然具有一定的防风沙功能，但其装饰性居多，实用性明显已经居于次要地位了。
　　胡帽泛指流行于我国北方、南方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波斯、阿拉伯和西域等地的冠帽，有尖顶毡帽，有四檐毡帽，有软布做成的尖顶虚帽，有羊皮做成的所谓“浑脱帽”等等，形式多种多样。开元初年，帷帽退出了历史舞台，各种胡帽开始流行起来，出行的妇女再也不需要障面防窥了。朝廷对此也不加干涉，甚至颁布诏令鼓励妇女靓妆露面。“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效仿，帷帽之制，绝不行用”。[18]不仅如此，不久以后，有不着冠帽而“有露髻驰骋”者，更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者。至此，基本达到了“内外尊卑，斯一贯矣”的地步[19]。几乎可以说，服饰方面男女已经基本实现了平等。
　　戴胡帽而靓妆露面的女俑就比较多了，如陕西省礼泉县唐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戴胡帽骑马俑戴的是一种四沿胡帽[20]。河南洛阳市郊区车圪垱出土的唐三彩戴胡帽女立俑，头戴尖顶卷沿胡帽[21]。此外，齐东方教授的《唐俑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收有一个戴胡帽的女俑[22]。该胡帽顶部为半球形，卷沿，帽沿上彩绘花卉纹饰。脑后下垂部分较大，可能为一种皮制的帽子，有硬物支撑。至于露髻驰骋者，则比比皆是。乾陵博物馆藏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绘单髻女骑马俑和双髻女骑马俑很多，她们大多头梳螺髻(或双丫髻)，上著紧身短襦衫，外罩半臂，下著带竖条纹花裙。同时，在妇女中流行起了一种化妆方法，即所谓“时世妆”。白居易有诗云，“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画作八字低……圆环无鬓堆(一作椎)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髻堆面赭非华风”[23]。这种来自异域的化妆方法一反传统，改变了妇女传统的描眉、点睛、涂唇和腮扑红习惯，而变为八字低眉，乌唇赭面，鬓发结为环状，发髻高高堆起(或梳作椎状)。这或多或少为妇女的化妆方式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其次，开胸较低的妇女形象也比较多，如西安王家坟唐墓女俑形象[24]。在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壁画及石雕线刻画中，那种开胸较低，甚至袒胸的形象也比较多。这些妇女形象进一步反映了妇女婀娜的体态及她们对美的追求。更有进一步背叛传统，女着男装者。陪葬乾陵的唐永泰公主墓、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出土壁画、石雕线刻画和陶俑中这类形象很多，如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多件唐三彩女骑马俑和彩绘女骑马俑，其俑多头梳双丫髻，身著圆领窄袖长袍，足着靴，为典型的女着男装形象。这主要是因为在空前开放的大背景下，西方各国和各民族人民从丝绸之路来内地，着装奇特的胡人、胡姬不仅带来了她们的服饰，而且带来了她们的审美倾向。而唐代的妇女们又具有强烈的追求男女平等，追求美的愿望。开放的唐代文化吸收融合了他们的审美倾向和服饰文化后，形成了这种带有明显胡化倾向的唐代服饰文化。
　　总之，唐人服饰受到来自于异域(特别是西域地区)服饰文化的冲击，伴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对张扬个性的服饰的向往，对西方审美观念的吸收和融合，与传统文化相互对立的奇装异服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反映社会变革最明显的女性着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仅仅妇女的冠饰，就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从“全身障蔽”的羃离，到檐坠丝网的帷帽，再到无所障蔽、靓妆露面的胡帽，直至不戴冠帽而“露髻驰骋”者，更有“著丈夫衣服靴衫”的女着男装者，其变化过程不可谓不大。这也同时反映了唐代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妇女地位的逐步提高。进一步反映了唐文化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使其内涵包罗万象的风格特点。
　　注释：
　　[1]《新唐书》卷221《大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6262。
　　[2]《魏书》卷101《氐等传》“吐谷浑国”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2月版《二十五史》，页2426。
　　[3]《梁书》卷54《诸夷传》“河南国”条，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810。
　　[4]《隋书》卷83《西域传》“土谷浑国”条，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842。
　　[5]《新唐书》卷222《骠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6308。
　　[6]《新唐书》卷221《康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6243。
　　[7]《旧唐书》卷198《土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5297。
　　[8][10][12][13][18][19]《旧唐书》卷45《舆服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957。
　　[9]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8月版，页335。
　　[11]《旧唐书》卷45《舆服志》，其旨曰：“百官家口，咸预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蔽障，比来多著帷帽，遂弃羃离……递相效仿，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尤未止息……自今以后，勿使更然。”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957。
　　[14]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系列丛书《蒙曼说唐——乱世红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页113前图版。
　　[15]见《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画册，文物出版社2008年7月版，页172之图版，该图题为“唐彩绘釉陶戴羃离女骑马俑”，误，应为“唐彩绘戴帷帽女骑马俑”。
　　[16]乾陵博物馆《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辅助陈列图版，陕西省礼泉县唐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釉陶戴羃离女骑马俑，此“幂离”也非羃离，应为帷帽。
　　[17]见《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画册，文物出版社2008年7月版，页52。
　　[20]见《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画册，文物出版社2008年7月版，页169。
　　[21]见《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画册，文物出版社2008年7月版，页38。
　　[22]齐东方《唐俑艺术与生活》图版31右图，载《乾陵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5月版，页110。
　　[23]唐·白居易《时世妆》，见《全唐诗》卷427，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页4716。
　　[24]齐东方《唐俑艺术与生活》图版32，载《乾陵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5月版，页110。
　　(穆兴平，魏鹏，乾陵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