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2006年陕西省文物修复中心秦建明先生偶然从一张20世纪80年代的航空拍摄照片上发现，乾陵附近有一巨型圆环，此消息一经披露，立即引起了关注。中央电视台为此制作了专题节目，于2008年1月29日至31日在《走近科学》栏目中以《破解乾陵怪圈》(以下省称《怪圈》)为名播出后，更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短短的三个月，仅互联网上相关的网页就达数万篇[1]。这一圆环究竟属于什么性质，与乾陵有何关系，学术界已经有多种见解(见《怪圈》)，众说纷纭，但尚无定论，故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是以不揣寡陋，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
　　这一巨大的圆环存在于乾陵陪葬墓李谨行墓周。《怪圈》节目组对此进行了细致的采访调查[2]，经向国家测绘局陕西资料档案馆查阅，1968、1984、2004年所拍航空照片均可见到，此圆环以李谨行墓封土堆为圆心、直径约110米、宽约3米。据秦建明和陕西省考古所专家实地勘测，圆环在地表不见踪迹，而在相应位置的几处地面塌陷及钻孔探查，均证实是地下一巨大壕沟的遗存。此壕沟为规整圆形，精确数据为半径58米，沟宽2.7—3.0米，深2.5米。另据调查，可以排除是后代所为，基本确定应是与李谨行墓同时代的产物，也就是说，是该墓的附属设施。
　　史学界、考古学界的专家对此壕沟做出了多种推论，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一、围墓沟说。古代有围沟墓的葬俗形制，此壕沟是这种葬制的遗存。
　　二、风水说。古人墓葬有讲究风水的习尚，于是开掘壕沟用以引水。
　　三、少数民族特殊葬制说。因李谨行本为靺鞨人，而北方民族信奉萨满教崇尚太阳，因此以圆形壕沟作为其象征。
　　以上观点各执一词，不能说毫无道理，但皆有难以通解的缺陷。
　　围沟墓已有考古实例，最早见于中国西北地区青铜文化之一的卡约文化，……存在时间为公元前2千纪的前叶至末叶[3]，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其下限可晚至唐代[4]，但这种葬制主要见于东周至汉代，尤其集中见于秦人陵地。已经进行的考古发掘钻探，证明秦的先公先王陵区，多有巨大的壕沟，其作用为区分兆域[5]，也有人认为是作为防御设施[6]。但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在陵园大规模修筑墙垣以后，围墓沟基本被其取代[7]。与李谨行墓相邻、同样陪葬乾陵的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陵园即以墙垣环之。而同时代关中地区高规格的显贵墓葬，从未见到围沟墓形式。
　　风水说和特殊葬制说的不足在于缺少必要的文献及同时期同类墓葬的考古实例支持，具有相当大的想象成份，显而易见其说服力并不够充分。
　　至于另外的麦田怪圈说、战壕说、盗墓遗迹说等推测则更难成立，可以置之不论。
　　二
　　一代雄主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基本解除了自汉初以来匈奴的威胁，对匈奴作战的汉军统帅卫青、霍去病也因其战功而彪炳千古。汉武帝为表彰和纪念二人的巨大功绩，在卫青去世后命陪葬茂陵，“与(平阳)主合葬，起冢象庐山云”[8]；而为霍去病“为冢象祁连山”[9]，从而开创了古代特殊的象山形墓葬封土形制，“封狼居胥”也从此成为激励一代代有志边关的志士仁人的理想追求。
　　唐人崇尚武功，唐代是继西汉以后在开疆拓土方面又一个为人称道的时代。李渊建唐过程中，鉴于突厥强大的军事存在以及出于谋略上的考虑，不得不采取了臣服于彼的策略。唐建立之初，面临着与西汉初年十分相似的局面，经常处于突厥巨大的军事威胁之下。
　　从贞观年间开始，为解除边地以突厥为首的诸游牧民族的威胁，唐太宗实施了大规模的反击战略。在几十年间持续展开的一系列作战行动中，涌现出一批功勋卓著的战将，初唐名将李靖、李勣等即为其中最著者，其功业足以上追汉人，与卫青、霍去病相埒。历史的相似导致了历史的复归，沉寂了几百年后，记功性质的象山形陪葬墓再次出现，为战功卓著的大将，以其取得重大战役胜利的地点地表特征，修建这种特殊的墓冢形式，这在当时称为“卫霍故事”，明确不过地表达了对汉武帝时代的效仿和追崇。
　　这类墓葬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共有四座，均为唐太宗昭陵陪葬墓，兹依墓主卒时列于下：
　　李思摩，太宗贞观十九年(645)“从征辽东，为流矢所中，……未几，卒于京师。赠兵部尚书、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坟以象白道山。”[10]
　　李靖，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卒[11]，“册赠司徒、并州都督，……陪葬昭陵。”其妻贞观十四年(640)先卒，“有诏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筑阙象突厥内铁山、吐谷浑内积石山形，以旌殊绩”。[12]
　　阿史那社尔，高宗永徽六年(655)卒，“赠辅国大将军、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起冢以象葱山。”[13]
　　李勣，高宗总章二年(669)十二月卒[14]，“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贞武，给东园秘器，陪葬昭陵，……所筑坟一准卫、霍故事，象阴山、铁山及乌德鞬山，以旌破突厥、薛延陁之功。”[15]
　　以上四墓，“目前仅发掘了李勣墓，……封土保存比较完好，由3个高约18米的大土堆，呈倒品字形构成，占地约3千多平方米；……李靖墓的封土目前仍然保留着山的形状，呈东断西连之山形，……中高12米，东西各高9米，东西径长72米，南北径长70米；……李思摩墓的封土已破坏殆尽。”[16]阿史那社尔墓具体情况不明。
　　三
　　李谨行是唐高宗朝名将，《旧唐书》未立专传，其事迹略见于《靺鞨传》[17]，《新唐书》有传：
　　李谨行，靺鞨人。……伟容貌，勇盖军中，累迁营州都督，家童至数千，以财自雄，夷人畏之。为积石道经略大使，论钦陵众十万寇湟中，候逻不知，士樵采半散。谨行闻虏至，即植旗伐鼓，开门以伺，钦陵疑有伏，不敢进。上元三年，破吐蕃于青海，玺书劳勉，封燕国公。卒，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18]
　　此传系据《旧唐书·靺鞨传》节录而成，十分疏略且有舛讹。1972年陕西省文管会对李谨行墓进行发掘，出土了《大唐故右卫员外大将军燕国公李谨行墓志铬》，现藏乾陵博物馆[19]。陕西师范大学马驰先生根据此《墓志》，并参稽两《唐书》的其他记载及《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云麾将军(李秀)碑》等文献，撰《<新唐书·李谨行传>补阙及考辩》一文[20]，对其生平进行了细致补订，现即根据此文略述其主要活动和战绩。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出生于燕州粟末靺鞨部酋长家庭。太宗贞观年间(626—649)任右武卫翊卫校尉，后转多处地方军府任职。召入朝廷，逐级升迁，高宗龙朔(661—663)年间，官至从三品将军。麟德元年(664)任营州都督。乾封元年(666)，以左监门卫将军之职参加征讨高丽的战争，从此开始了在三韩地区长约十年的征战生涯，总章元年(668)，以平高丽功升右武卫大将军；咸亨元年(670)，以右领军大将军任燕山道行军总管；咸亨四年(673)，亲自指挥瓠卢河(在高丽南境)之战，获得大胜，一举解决了在高丽的战事；咸亨五年(674)，以鸡林道副大总管随宰相刘仁轨出征新罗，上元二年(675)大败新罗军，任安东镇抚大使统军驻扎新罗。仪凤二年(677)调往今青海境内，任积石道经略大使；仪凤三年(678)，大败吐蕃于青海。因战功卓著，永隆二年(681)，拜右卫员外大将军；永淳元年(682)，册封为燕国公。永淳二年(682)七月二月病逝于鄯州河源军，享年64岁。垂拱元年(685)七月，陪葬乾陵。
　　依李谨行主要战功，结合当时通行的表彰军功的墓葬形制，其墓周的圆形壕沟即可以得到破解。据文献记载，李谨行担任主将直接指挥取得的大捷有二：一为与高丽的瓠卢河之战；一为与吐蕃的青海(湖)之战，即都与水有关，这与上述李靖，李勣等人取得战功之地与山有关迥然有别。既然不能用封土堆形制象山，因此开掘巨形壕沟注水作为象征应是一个自然的选择，但无论象山还是象水，其纪功的性质和作用应是一致的。而李谨行的入葬，上距李勣也仅有十几年，受象山墓形制影响采取这类特殊墓制，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四
　　研究者认为，李靖、李勣墓的封土堆，“明显高于普通的圆锥形封土，甚至可以和覆斗形封土堆相媲美，因此这类墓葬是非皇室墓葬里的最高级别。”[21]李谨行墓壕沟巨大的规模，极为规整的形状，也同样表明对墓主的功业非同寻常的褒奖与重视。
　　李谨行墓位于乾陵陵区陪葬墓中极为显要的地位，紧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和永泰公主这几位皇室成员的陵墓。初唐帝王陪葬墓可用墓葬地理位置显示关系的亲疏与身份等级，如太宗昭陵的陪葬墓，就分为山上靠近主陵的近陵部分和山下平原部分，太宗妃子和嫡出公主都陪葬在靠近陵山的地方，而享受这种礼遇的大臣墓目前发现了3座，分别是魏征墓、李思摩墓和阿史那社尔墓。由此可见，李谨行墓的位置说明其同样享有很高的规格。而李思摩、阿史那社尔与李谨行这三位墓主具有相同的身份。同为“蕃将”即当时的少数民族将领，其墓又同是象山或象水，一方面更证明了李谨行墓周壕沟的性质，同时表明对蕃将特殊的礼遇，这一点也很值得注意。
　　为什么李谨行墓的特殊形制在文献中没有记载?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原因：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对于边地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规模，毕竟已经不如贞观年间，军事将领的建树总体上也不如贞观时期显赫，李谨行的战功以及两《唐书》等文献对李谨行生平记述的粗疏漏略已能窥出一二，故当时可能对其墓葬形制就未予记载。
　　更可能的原因是这种壕沟式的墓制，如果疏于经管，当地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必然会导致水的干涸，而年深岁久，由于自然或人为的因素，壕沟极易塌坏甚至堙灭。这一点不同于象山墓形制，从李靖、李勣墓封土保存的相对完好、至今仍巍然屹立就可以得到证明。如果壕沟从地表上已经难辨踪迹，后来的史家自也不必书之于笔端了。
　　乾陵附近还有多个圆环，但仅见于1968年的航拍照片，这些圆环比李谨行墓的环状壕沟小很多，直径仅3.50米，目前也没有做任何考古勘查，因此无从为其定性，兹不赘及。
　　注释：
　　[1]截止2008年5月初，百度及谷歌搜索“乾陵怪圈”即分别达近3万和近6.2万项。
　　[2]文中关于背景叙述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片，不再出注。
　　[3]俞伟超：《方形周沟墓与秦文化的关系》，《中国历史文物》1993年2期，第3、9页。
　　[4]《唐代墓葬考出皇亲国戚》，《西安晚报》2006年2月18日。
　　[5]见俞伟超：《方形周沟墓与秦文化的关系》，《中国历史文物》1993年2期，第4—5、10—11页；王志友《秦墓地壕沟的作用和意义浅论》，《文博》2002年4期，第45—47页。
　　[6]见陈元甫：《绍兴印山越国王陵陵园制度初探》，《东南文化》2004年3期，第23—24页。
　　[7]见王志友：《秦墓地壕沟的作用和意义浅论》，《文博》2002年4期，第45—47页。
　　[8]《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2490页。按据同书《扬雄传》及《匈奴传》，“庐山”当作“卢山”，为匈奴境内山名，是匈奴南庭的所在。又清人已辨明其误，见《汉书补注》1147页上，影印清光绪二十六年虚受堂刊本，中华书局1983年。
　　[9]《史记》卷111《卫将军骠骑列传》，第2939页。
　　[10]《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上》，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165页。
　　[11]《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62页。
　　[12]《旧唐书》卷67《李靖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2481页。
　　[13]《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3290页。
　　[14]《旧唐书》卷5《高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93页。
　　[15]《旧唐书》卷67《李勣传》，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2488页。
　　[16][21]程义：《关中唐代墓葬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5页。
　　[17]《旧唐书》卷199下，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5359页。
　　[18]《新唐书》卷110《诸夷蕃将传》，中华书局1975年2月版，第4122页。
　　[19]中国文物研究所，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壹])，文物出版社2000年，上册85页有拓片，下册96—98页有录文。
　　[20]马驰：《<新唐书·李谨行传>)补阙及考辩》《文博》：1993年1期，第13—18页。
　　(贾二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