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十八陵神道石刻，代表着唐代石刻艺术的最高成就。其中乾陵及以后诸唐陵的神道中均置鸵鸟石刻[1]，且多排在华表、翼马之后，足见唐人对其珍视。作为大唐帝国所没有的一种动物，鸵鸟以其体型庞大、样子奇特而引起唐人惊羡，更因其为域外珍禽而受到重视和欢迎。在帝王陵墓前为了表示纪念和珍惜这种动物，常常把它雕刻立石[2]。鸵鸟从何地及如何传入中国，对唐人的生活及文化艺术有何影响，这都是一个有趣并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
　　鸵鸟是世界上现存体形最大而且不能飞的鸟类，其头小，眼睛大，颈部很长，羽毛蓬松，翼羽退化。脚有两趾，具有发达的四肢，奔跑时速度可达每小时60公里。一般高2.7米左右，体重可达150公斤。其卵亦很大，直径约有16厘米。鸵鸟原产西亚和非洲，这里多沙漠地带，气候干燥，适宜鸵鸟生长。
　　早在公元前5000年前，出土的西亚地区的彩陶中就有长颈、小头、长脚的鸵鸟的形象。此外西亚地区出土从上古时期的象牙丝雕、青铜的圆筒印章及建筑浮雕上也均有鸵鸟形象，如阿卡得王朝时代(前2350—前2154)的圆筒印章上就有比较写实的鸵鸟形象。古亚述帝国的帝王的碑文中，也常有帝王狩猎鸵鸟的记载，一些被生俘的鸵鸟被圈养在帝王的苑囿里供观赏。该帝国时期的宫殿及要塞遗址出土有帝王狩猎鸵鸟浅浮雕及象牙线雕，上面刻有展翅的鸵鸟形象。亚述帝国后期新巴比伦王国周边出土的青铜器上也有类似的狩猎鸵鸟的场面。南俄库班地区克利尔密斯的属前6世纪斯基泰古墓出土的金碗，上面也锤揲出成排的鸵鸟及牡鹿及山羊的形象。在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前550—前330)，鸵鸟被饲养在王室的猎苑里，供帝王狩猎，其形象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西亚出土的一些遗物上，如有人收藏的这一时期的圆筒印章上就刻有王侯骑马、骆驼追踪鸵鸟的图像[3]。更晚一些的属萨珊波斯时期的银制器皿也常有帝王狩猎鸵鸟的场面。如1979年流入日本的一件带鸵鸟纹的萨珊银盘(约6世纪中叶至7世纪中叶)，表现的是萨珊国王瓦拉伦五世(420—438在位)为王子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狩猎的情景，王子骑马张弓，正狩猎一只羚羊及两只鸵鸟[4]。可见鸵鸟不仅仅是西亚等地的特产，同时也是其传统的装饰图像的流行主题。
　　二
　　中国史籍很早亦有关于西亚非州产鸵鸟的记载，当时称其为大鸟、大雀、大马爵等。《史记》卷123《大宛列传》记条支国“在安息西数千里，临西海，暑湿，耕田，田稻。有大鸟，卵如甕”[5]。《后汉书》卷88《西域传》称条支国有“大雀，其卵如甕”[6]。条支即今阿拉伯地区，多沙漠，适于鸵鸟生长。波斯地区亦有此物，《汉书》卷96《西域传》记安息国“有大马爵”，郭义恭的《广志》将此动物称之为“大爵”。云“大爵，颈及(长)，膺(鹰)身，蹄似橐驼，色苍。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7]。此条支之鸟、大马爵显然是指鸵鸟。
　　在两汉时，西亚及以西地区就曾进献过这种动物及动物卵。上引《史记·大宛列传》记张骞返回中原后，安息“因发随汉使者来观汉地，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天子大悦”[8]，《汉书·西域传》亦记载此事。这两部史籍均记载这次进贡的是鸵鸟卵。而关于进贡鸵鸟的记载见于《后汉书》，东汉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安息王满屈复献狮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9]。《太平御览》也曾记载班超为西域都护时，贡献大雀，皇帝下诏其妹曹大家为之作颂[10]。这两条记载应是指同一件事。此贡鸵鸟之事虽发生在东汉，但在西汉武帝时，鸵鸟大概就已出现在当时的皇家囿苑了。《汉书》卷96《西域传》云“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钜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1]，此大雀即指鸵鸟，而此外囿即是指汉武帝的皇家园林——上林苑。另外《文选》卷1所收班固的《西都赋》亦云上林苑有“黄支之犀，条支之鸟”等[12]。看来上林苑当时是汇集各国进贡的奇禽异兽的地方，鸵鸟也是其中之一。既是殊方异物，这里的鸵鸟大概是当时西亚一带所贡之物。
　　另外约成书于汉魏间的《三辅黄图》卷3云“奇华殿在建章宫旁，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烷布、切玉刀、巨象、大雀、狮子、宫马充塞其中”[13]。《史记》卷28《封禅书》亦云建章宫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14]。《汉书·郊祀志下》亦记建章宫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颜师古注：“立大鸟像也”[15]。此大雀、大鸟应指鸵鸟，以雀等称呼之，说明两汉对鸵鸟还是不很熟悉的。有学者认为建章宫、奇华殿中的大雀、大鸟之属恐非活物，大概是指鸵鸟类的雕刻及绘画[16]，此说有一定道理，因为宫殿中不大可能安置鸵鸟、狮子及大象等之类的动物。但汉武帝苑囿里的大雀，大概是进贡的活鸵鸟，而建章宫的鸵鸟像，大概也是以上林苑的鸵鸟为范本，不是凭空想象而来。鸵鸟初传入中国当在西汉武帝时，应该是作为一种贡物而来到这里。
　　魏晋南北朝时未见西亚及中亚诸国入贡鸵鸟的记载，但对西亚鸵鸟倒是有较为详细的描述。《魏书》卷122《西域传》云波斯国有“鸟形如橐驼，有两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噉火”[17]，前引郭义恭的《广志》将此动物称之为“大爵”。云“大爵；颈及(长)，膺(鹰)身，蹄似橐驼，色苍。举头高八九尺，张翅丈余。食大麦”。《魏书》还记载伏卢尼国(波斯国北)“东有大河南流，中有鸟，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驼、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18]。一说这是基于鸵鸟的一种传说[19]。《周书·异域传》、《隋书·西域传》亦记载波斯国“出白象、师子、大鸟卵”[20]，“土多良马、大驴、师子、白象、大鸟卵”[21]。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更迭，但与中西亚诸国的关系却也时断时续地保持着。尤其是北魏时，曾多次遣使至中西亚的诸国。而且终北魏之世，波斯与北魏的交通达10次之多[22]，大概有使节闻见过西亚鸵鸟，所以这一时期对鸵鸟的描绘比两汉时期要详细及形象得多，当然依然脱离不了其神秘色彩，如“噉火”等。
　　隋唐时期，史书又有了中西亚等地入贡鸵鸟的记载。《旧唐书》卷1《高祖纪》记武德三年(620)，西突厥使臣向唐贡献一只“条支巨鸟”[23]。西突厥当时控制着西域广大地区，其使臣所献鸵鸟当来自西亚一带。唐人显然是不熟悉这种动物，仍沿用其古名来称呼之。不过三十年之后，即永徽元年(650)，吐火罗国又向唐献大鸟，《通典》卷193《吐火罗国条》曰：“高宗永徽初，遣使献大鸟，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瞰铁。夷俗谓为驼鸟”。[24]唐人陈藏器亦以驼鸟之名称之，其云“驼鸟如驼，生西戎，高宗永徽中，吐火罗献之。高七尺，足如橐驼，鼓翅而行，日三百里，食铜铁也”[25]。《册府元龟》卷970亦记此事，记其“高七尺，足如驼，有翅而能飞，行日三五百里，能啖铜铁，夷俗呼为驼鸟”[26J。此时唐采用的是中古波斯语ushtur murgh(骆驼鸟)这种合成语的译名[27]。这是鸵鸟一名正式出现在中国史籍中，因而“驼鸟”这个名称始流行于唐代，当时人们是把它当作是类似骆驼的一种鸟，可以看出唐与西方联系的密切及唐人对“驼鸟”这种动物认识的提高。
　　《通典》卷193《边防》曾引唐人杜环《经行记》记大食地区“有驼鸟，高四尺以上，脚似驼蹄，颈项胜得人骑，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28]杜环在天宝十载(751)怛罗斯之战后被大食所俘，在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等大食境内流浪了十多年，于代宗宝应、广德时(762—763)乘船回到广州。杜环大概亲眼得见西亚(当时为大食领地)鸵鸟，所以对其描述较为准确。尽管如此，鸵鸟在唐人的眼中依旧带有神奇的色彩，人们仍旧将其视为能食铜铁及吞火的了不起的动物。上引陈藏器文即认为鸵鸟粪能入药，“人误吞铁、石入腹，食之立消”[29]。
　　至于吐火罗等地所献的鸵鸟在唐究竟引起多大的轰动与兴趣，我们不得而知。总之，唐人对此是十分珍视的，《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记载：“永徽元年五月，吐火罗遣使献大鸟如驼，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30]；《册府元龟》亦记载该年：“吐火罗国献大鸟，高七尺，帝以太宗怀远所致，献于昭陵，仍刻像于陵之内”[31]。高宗将吐火罗进献的大鸟献于父皇太宗陵前，足见其在唐引起的轰动，同时也显示出唐人对这种异邦神鸟的珍惜与纪念。故武则天时期开始把鸵鸟当成一种珍异和祥瑞，雕成石鸵鸟置于乾陵。自此唐代帝王陵寝的关中十八陵，其神道石刻中许多都有鸵鸟屏，均排在华表、翼马之后，显示出这种动物的珍贵。如乾陵、桥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景陵、光陵、庄陵、端陵、贞陵等处的鸵鸟屏，有昂首侍立状，亦有回首帖翼状[32]。尤其是高宗乾陵的神道石刻中立着一对石雕鸵鸟，历经千年风雨至今仍较完好地保存下来，其栩栩如生的形象显然是仿照吐火罗进献的那只鸵鸟而雕刻出来的。关中唐帝王陵大多设置鸵鸟，显然把它们当作是一种异域珍禽而重视，同是也是显示大唐帝王怀远之德的一种象征。
　　除此之外，鸵鸟也成为唐人的诗歌中的赋咏对象。李白《秋浦歌》曾云：“秋浦锦鸵鸟，人间天上稀。山鸡羞渌水，不敢照抟衣。”[33]以羽毛光洁美丽著称的山鸡在“人间天上稀”的锦鸵鸟面前也自惭形秽，可见唐人对其的惊羡。李白所描绘的鸵鸟是诗人亲眼所见，还是得自传闻，我们还不敢肯定。高宗时期入贡的鸵鸟是否有繁育或是能活到李白所出生的年代也未可知。他曾一度出入宫廷，是否曾目睹过西国所进贡的珍贵鸵鸟?难道此时再有西国入贡鸵鸟?史籍并未见记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三
　　汉唐时期西亚鸵鸟虽是作为稀有贡品曾输入中国，但鸵鸟的形象却一度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流行。中亚诸国曾多次将鸵鸟输入中国，所以这些地区对鸵鸟也是较为熟悉的。只是我们还未找到与之有关的文物图像。不过，在新疆境内倒是发现有相关的以鸵鸟形象为题材的文物。如1990年新疆焉耆七个星乡老城村出土一件七鸵纹银盘，圜底，口径21厘米，高4.5厘米，盘内单线錾刻七只鸵鸟，底心一只，周围六只。鸵鸟之蓬松下垂的尾羽和分二趾并带有肉垫的足部刻画得很忠实，头部的造型也很逼真，七只鸵鸟的身姿既有变化又有重复，有学者研究认为其制作年代不晚于6世纪，为粟特地区的制品[34]。如果这件物品真是从粟特地区流入的，那么鸵鸟形象也是中亚一带装饰图像流行的主题。
　　古代西域地区(主要指今新疆地区)也是鸵鸟主题形象流行地区，而且其形象在当地出现还比较早，有学者认为汉晋时期新疆地区的肖形印就有鸵鸟[35]。除此之外，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汉代精绝国遗址)出土了一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彩锦护膊。上面描绘了虎、辟邪、大鸟、孔雀之类的祥禽瑞兽，其中大鸟，从形状上看，应是鸵鸟[36]。此件织锦虽是汉代精绝贵族墓的随葬品，但是用汉地的织锦裁制，上面的文字亦反映的是汉地的思想，所以应是汉地工匠所为。此件织锦约在汉晋时期，大概从很早时期中国人对鸵鸟这一奇禽形象并不陌生，并将其用于手工制品当中。由此可以看出，鸵鸟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沿线比较流行的形象，不但中西亚人很喜爱，中国人也对其很珍视。鸵鸟的传入大致也是循陆上丝绸之路而来。
　　由上可以看出，鸵鸟初传当在西汉武帝时，当时主要来自西亚一带，经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作为殊方异物饲养在皇家苑囿——上林苑中。至唐朝时，开始引起朝野上下的重视和兴趣，鸵鸟这一名称也开始正式流行。作为一种舶来品，鸵鸟的到来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感官刺激，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作热情，对当时的文学及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唐陵神道石雕鸵鸟的出现就是这种中西文化交流影响下的产物。
　　注释：
　　[1]对唐陵鸵鸟石刻，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唐陵石雕鸵鸟乃是一种类似凤凰的祥鸟，乾陵有了这种鸟，定、桥等陵也就模仿设置，以示太平、吉祥。见王双怀《荒冢残阳—唐代帝陵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108—112页。笔者认为不论从形态还是从文献记载来看，乾陵等地石雕大鸟应当就是鸵鸟。
　　[2]王仁波《试论乾陵陵园石刻题材》，《文博》1985年第3期，页52。
　　[3]以上参见[日]田边胜美《所谓大鸟、大鸟卵にすゐ西アヅア美术史の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89册，1982年，页18—27。
　　[4]田边胜美《バフラ-ム·ダ-ル狩猎图金象嵌银制皿に关すゐ一考察》，《国华》1042号，1981年，页7—11。参见孙机：《七鸵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载氏著《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页161。
　　[5]《史记》卷123《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3163。
　　[6]《后汉书》卷88《西域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页2918。
　　[7]《汉书》卷96上《西域传》颜师古注引，中华书局1997年版，页3889—3890。
　　[8]《史记》卷123《大宛列传》，页3173。
　　[9]《后汉书》卷88《西域传》，页2918。
　　[10]《太平御览》卷922，羽族部，大雀条，引《曹大家集》曰：“兄超为西域都护，献大雀，诏大家做颂”，中华书局影印，1963年版，页4095。
　　[11]《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3928页。
　　[12][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卷1《西都赋》，中华书局1977年版，页24。
　　[13]陈直校证《三辅黄图校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页64。
　　[14]《史记》卷28《封禅书》，页1402。
　　[15]《汉书》卷25下《郊祀志下》，页1245。
　　[16]李零《瓮仲考》，见氏著《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页67。
　　[17][18]《魏书》卷102《西域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页2271—2272。
　　[19]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研究》所引白鸟库吉文，中华书局2003年版，页292。
　　[20]《周书》卷50《异域传下》，中华书局1997年版，页920。
　　[21]《隋书》卷83《西域传》，中华书局1996年版，页1857。
　　[22]石云涛《北魏中西交通的开展》，《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页148。
　　[23]《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0。
　　[24][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193《边防》“吐火罗国”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1044。
　　[25][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第4册)卷49“驼鸟”条下引陈藏器文，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年，页2669、图见41页。
　　[26]《册府元龟》卷970《外臣部》，朝贡三，中华书局1960年版，11401页。田边胜美《所谓大鸟、大鸟卵にすゐ西アヅア美术史の考察》，第6页。
　　[27]田边胜美《所谓大鸟、大鸟卵にすゐ西アヅア美术史の考察》，第6页。
　　[28]《通典》卷193《边防》“大食”条引杜环《经行记》，页1044。
　　[29]《本草纲目》(校点本第4册)卷49“驼鸟”条下引陈藏器文，页2669。
　　[30]《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页68。
　　[31]《册府元龟》卷30《帝王部》，奉先三，页323。
　　[32]参见陈安利著《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页50—119；程征、李惠编《唐十八陵石刻——三百里雕刻艺术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页39—43。
　　[33]李白《秋浦歌十七首》，见《全唐诗》第5册卷167“李白七”，中华书局1985年版，页1723。
　　[34]孙机《七鸵纹银盘与飞廉纹银盘》，载氏著《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页157。
　　[35]温廷宽《中国肖形印大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页26、页265第0973号、第0975号；李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文字和动物图案》，见氏著《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页361。
　　[36]李零《“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上的文字和动物图案》，见氏著《入山与出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361页；于志勇《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织纹浅析》，《鉴赏家——新疆文物成就特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页30—37。
　　(韩香，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副教授、博士)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