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代是一个开放型的社会，中外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这种情况在乾陵陵园中就有所表现。乾陵是唐高宗和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保存着大量的文物。其中有些文物为我们研究唐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真实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反映中西文化交流的石刻
　　乾陵陵园内分布着124件大型石雕，这些石雕形体大、数量多、种类丰富，造型上有的粗犷豪迈，有的细腻传神，具有明显的中亚艺术特征，充分显示了唐文化一度曾受到中亚文化的深刻影响，是中华民族和中亚各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历史见证。
　　1．翼马
　　翼马是古代神话传说中一种会飞跑的瑞兽，也称飞马或天马。因身上长有双翼，样子像马，人们称之为翼马。
　　乾陵两翼马位于华表以北30余米处，相距约26米，它们昂首挺胸，浑圆雄壮，前肢两侧的翅膀似层层云朵，翅膀下的肌肉块块凸出，有驾云奔腾之势。翼马头部结构清晰，筋骨坚实，整个造型比例协调，形态栩栩如生，表现出其独有的内在特征。
　　犍陀罗位于印度西北部，其雕刻风格挺拔雄健，长身细腰，轮廓明显。乾陵司马道西边的翼马，雄健挺拔，以重叠转折的棱面显示出犍陀罗雕刻的风格。阿旃陀是公元前2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兴建的佛教石窟，其风格雍容和悦，细腻大方，带有鲜明的东方色彩。乾陵司马道东边的翼马，圆润细腻，用流畅的涡线弧面构成优美花纹，是阿旃陀石刻艺术风格的具体体现。
　　2．鸵鸟
　　乾陵司马道两侧，从南往北第三排有高浮雕鸵鸟一对，作为异国远方的象征而雕置。
　　鸵鸟，颈长头小，体形及毛色和骆驼非常相似，原出现于西亚一带的沙漠中。《旧唐书·波斯传》记载，鸵鸟“形如橐驼，飞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啖羊，土人极为患。”这说明鸵鸟生活在沙漠地带，凶猛异常，且危及人类。
　　汉、唐时期，在今伊朗、阿富汗等国和我国境内新疆少数民族王国经常向朝廷运送鸵鸟。《后汉书·西域传》卷88载：“(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湾屈变献狮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旧唐书·康国传》卷198载：“开元六年，遣使贡献锁子甲、水晶杯、玛瑙瓶、鸵鸟卵及越诺之类。”鸵鸟成为馈赠的最高礼品及友好象征。
　　乾陵鸵鸟，高1.8米，长1.3米，厚0.35米，距翼马23.6米，被雕刻在一块竖立的石屏上。两鸵鸟昂首挺颈，长腿直立，皆残损一腿，苔藓遍布全身，其生动、可爱的形象，清晰、直观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让人百看不厌。
　　《旧唐书·高宗本纪上》载：“永徽元年(650)五月，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遣使献大鸟如鸵，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据说唐高宗死后，吐火罗曾赠送鸵鸟作为葬礼礼品。
　　3．狮子
　　狮子原产于非洲、南美和亚洲西部等地，是西方特有的动物种类。汉代时，狮子以外国献给汉王室贡品的形式传入中国。
　　史载，月氏、安息、波斯、疏勒等国均向中国进献过狮子。到了唐代，西方进献狮子的习俗也沿袭下来。《旧唐书·太宗本纪上》载：“贞观九年(635)夏四月壬寅，康国献狮子。”
　　雄踞司马道尽头、朱雀门前的一对石狮，是乾陵石刻中最具特色的代表作品。
　　居左者为雄师，鬣毛呈涡卷状，口闭；居右者为雌狮，鬣毛披散，口张。它们昂首挺胸，双目怒睁，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的神道，似乎正在值更守夜，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给人以警觉、自信和威严之感。
　　狮子胸部突起，肌肉丰满，肌肉之间的凹痕清晰可辨；两条粗壮的前肢如钢铁铸成，支撑着前倾的躯体；肢爪尖锐锋利，伸放在脚趾的前端，随时准备攻击来犯之敌，兽中之王形象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狮子凶猛强悍，是守卫驱邪的象征，唐代帝王陵园设置石狮已成定制，除乾陵外，建陵、顺陵等处均可见到高大威武的石狮。
　　4．六十一宾王像
　　唐朝不仅和西亚诸国建立友好关系，和西域各国也关系密切。唐朝在征服西突厥后，在西域设置了安西都护府，天山南路各小国及中亚诸国(包括昭武九姓国)均归附唐朝，成为其附属国。702年，武则天又在天山以北设置了北庭都护府，各附属国每年均向唐王朝派遣使臣朝拜进贡。
　　六十一宾王像位于朱雀门外阙楼遗址北面东西两侧，东侧二十九尊，西侧三十二尊。据《唐六典·主客郎中员外郎》记载，唐高宗时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唐朝保持友好往来，高宗死后，其中61个国家和地区曾派遣使节前来参加葬礼。《旧唐书·冯元常传》卷85：“(俄而)天下岳牧集乾陵会葬。”据元朝李好文《长安志图·乾陵图说》卷中“乾陵之葬，诸蕃之来助者何其众也。”据史载，龟兹王、疏勒王、康国王、于阗王、碎叶州刺史等唐附属国首领也来参加了葬礼。之后，武则天为了“张大夸示来世”，雕石像列于陵前两侧，称为“六十一宾王像”。这组石像，象征着唐王朝国威强大及与这些边境民族、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说明了唐王朝同西域各国往来密切，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二、体现中外文化交流的壁画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中外交流十分广泛和频繁。当时的长安已发展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据《唐六典》记载，唐朝同3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关系，每年有大批外国客人和国内少数民族使节出入长安，长安城内设有鸿胪寺、礼宾院等机构，专门负责接待外宾。西亚的波斯、欧洲的拂林等与唐王朝都有不同程度的走访。唐高宗时期，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流亡中国，先后定居长安，后皆客死于此。拂林即东罗马帝国，贞观十七年(643)，拂林王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石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并回赠绫、绮等丝织品。唐前期，拂林来使凡七次。唐与大食的往来也十分密切，从永徽二年(561)到贞观七年(791)，大食遣使来唐达37次之多。
　　乾陵范围广大，除陵园地域外，还包括梁山山麓东南方向的十七座陪葬墓。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陵园周围八十华里，有十七座陪葬墓：两个太子(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三个王(泽王上金、许王素节、玢王守礼)、四个公主(义阳、新都、永泰、安兴)、八个大臣(特进王及善、刘审礼，中书令薛元超、豆卢钦望、杨再思、刘仁轨，右卫将军李谨行，左卫将军高侃)等。现已发掘陪葬墓五座，出土文物共计四千余件。其中哀册、墓志、陶俑、木俑、三彩器、壁画、石椁线刻画、铜鎏金饰品，对于研究唐代皇室的建筑、仪卫、内官、舆服、服饰、赠册、埋葬制度和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参考资料。
　　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墓道东、西两侧的壁画《客使图》上，有外国宾客及唐代鸿胪寺官员。东侧客使图由南至北第三人，正面，圆脸，光头，浓眉，高鼻，深目，阔嘴。身穿翻领紫袍，束带，黑靴，左臂为第二人所掩，双手叠置胸前。[2]据《旧唐书·拂林传》记载：“风俗，男子剪发，披帔而右袒”，“俗皆髡而衣绣”。该外宾形象、装束与史载东罗马的风俗基本一致，应为东罗马使者。与此对称的西侧客使图也有三位外国人，他们的形象、装束，与《旧唐书》《新唐书》中关于大食、吐蕃、高昌官员形象、装束相吻合，应为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使节。《客使图》是唐王朝外交活动的历史写照，描绘了唐朝官员谒见太子的情景，反映了盛唐时期内政外交的声望和唐都长安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国际地位。
　　马球运动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章怀太子墓道西侧的《马球图》生动地再现了马球运动的宏大场面，画面中有数十个击球队员，头戴幞头。身穿颜色各异的窄袖袍。打球者骑一骏马，左手执缰，右手握杖，围绕地上的彩色小球你追我赶，奋力争夺，场面激烈。枣红色马上的球员，挥动球杖，反身欲击地上快速滚动的小球，其他球员毫不示弱，步步逼近，势在必得。球员神态专注，动作矫健，整个画面紧张激烈。《马球图》不仅是研究唐代马球运动的重要依据，也是我国和波斯等国人民文化交流的最好例证。
　　三、展示唐代文化交流的胡俑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安史之乱前，大唐帝国繁荣富强，昌明发达，出现了绝域入贡、万邦来朝的盛况。来自西域的人络绎不绝，这些人就是唐代典籍中所记载的胡人，是中国对北方、西方(西域)外国人的通称。唐朝时期多指西域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亚人。
　　唐朝疆域，胡人随处可见，大批西域人士长期居住长安。玄宗时，来华胡人数量达到最高峰。那时，胡人在中国能量很大，他们奉使朝贡、传教布道、坐贾行商，机巧制作是他们的特长。如中亚人何稠，在隋炀帝时，仿造波斯贡献的金钱锦袍，能“逾所献者”，又以绿瓷仿玻璃，可“与真不异”。入唐，此人官拜将作少匠、少府监[3]。有的胡人还居高官、任显职，最著名的叛乱祸首安禄山、史思明，都是有中亚血统的胡人。胡人是唐代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人们普遍相信，胡人怀异能、通机巧、雄资财、识奇宝，他们及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服饰器用一再成为文人墨客描述歌咏的对象，胡人对唐代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可见一斑。
　　以胡人形象为蓝本烧造的陶俑，被考古学家称为“胡俑”[4]。乾陵陪葬墓出土的随葬品中，胡俑多达50余件，均为泥质红胎或灰胎，模制。它们大都辫发盘于脑后或剃发，唯前额留发少许；有的头戴卷沿尖顶高帽；深目高鼻，眼球突出，颧骨凸起，描眉朱唇，面带微笑；身穿绿色翻领长袍或身著圆领窄袖赭釉长袍，腰间束带，双手笼袖贴于胸前，足蹬靴，立于方形踏板上，小巧精致，造型逼真，形象生动传神，釉色鲜艳，特征明显，实为罕见，是唐三彩中的精品。
　　这些胡俑的出土，说明了中西各国人民关系密切。他们相互交流，相互融合，使得西方文化艺术也随之扎根于唐代社会，西方习俗影响了唐代的社会生活，对汉族人民的服饰、乐舞等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时，人们“慕胡俗、施胡妆、着胡服、用胡器、进胡食、好胡乐、喜胡舞、迷胡戏，胡风流行朝野，弥漫天下。”[5]女子以着胡装为时尚，上自嫔妃贵族，下至平民女子，争相仿效，贵贱无别。“盖开元天宝之际，长安洛阳，胡化甚盛。男效胡装，女学胡舞，流行社会。胡姬压酒，胡乐当筵，风靡一时。”正如诗人元稹所云：“女为胡妇学胡舞，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装，五十年来兢汾泊”当年仿效胡俗成为社会一大时尚。
　　四、外来文化对唐代文化的影响
　　唐代对异族的政策较为开放，“胡化”现象流行。音乐、舞蹈吸收了龟兹、西域各国及朝鲜、印度甚至非洲的精华。唐高祖时沿用隋朝的《九部伎》。唐太宗定乐为十部，其中《西凉乐》《天竺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安国乐》《康国乐》等七部均来自西方，乐队规模很大，中外乐器、乐曲竞相辉映。
　　乾陵懿德太子墓后室东壁绘有《宫女图》，壁画较为完整，为宫廷的伎乐、供奉等。东壁南边画一组宫女，带头的一人手捧果盘，其余八人分两队四排，每排各三人，第二排有一人手执箜篌，第三排有一人手持琴，第四排有一人怀抱琵琶。箜篌、琵琶等乐器大约在汉武帝时传入中国，到了唐代已被乐坛广泛使用，其演奏方法也得到了发展。箜篌原为竖抱而弹，流入中国后，演奏方法逐渐受到琴、瑟、筝等中国传统乐器的影响。唐代时已有“卧箜篌”之说。
　　从古到今，音乐、舞蹈密不可分。唐代音乐多采用胡乐，在胡乐中西域的音乐最为常用。西域的音乐多与舞蹈配合，所以唐舞蹈也同样受到西域的影响。如《西凉乐舞》不是西凉的乐舞，而是龟兹乐与中国乐混合而成。
　　唐人喜欢舞蹈，尤其喜欢跳胡舞。胡旋舞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史书记载，此舞主要来自西域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
　　胡旋舞动作轻盈、急速旋转、节奏鲜明。因须快速不停地旋转而得名。伴奏音乐以打击乐为主，与它快速的节奏、刚劲的风格相适应。胡旋舞是通过丝绸之路而来的西域旋转性的舞种。唐代在康国设康居都护府。《新唐书·西域传》说，当时康国、史国、米国(属中亚一带)都曾向宫廷送过胡旋舞女。
　　胡旋舞跳起来左旋右转，急速如风。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胡旋女》，将胡旋女的舞姿神态跃然纸上：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摇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唐玄宗李隆基对胡旋舞十分偏爱，他的宠妃杨玉环和宠臣安禄山，为了取悦玄宗，也常常在宫廷眉飞色舞地跳胡旋舞。杨贵妃胡旋舞跳得极为出色，所谓“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作为女子，能为胡旋，不足为奇。安禄山作为男子“作胡旋舞，疾如风焉，”这是因为安禄山是胡人，不是地地道道的汉人。胡旋舞传入内地后，风靡一时，形成女爱胡装，伎务胡乐的风尚，促进了中原乐舞与外域乐舞的相互学习和交流。
　　唐时流行的霓裳羽衣舞，据说就是唐玄宗创作，在唐代宫廷中，霓裳羽衣舞夜以继日，历久不衰，音乐、舞服、舞姿，外来因素和固有传统融为一体，从而达到了唐代乐舞的最高境界。
　　由此可见，唐代文化在同西方文化不断交流、不断融合和发展中形成多元性。唐代疆域辽阔，来往中原至印度、波斯、地中海的商旅络绎不绝，外来文化易于被时人接受。中国唐代文化传播世界各地，亚洲许多国家深受影响。作为丝绸之路重地之一的乾陵，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也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
　　注释：
　　[1]杜佑：《通典》卷193《边防·大秦》，中华书局，1987年，页860—861。
　　[2]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7期，页17。
　　[3]《隋书》卷68《何稠传》，中华书局，1973年，页1596—1598。
　　[4]乾陵博物馆编《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页31。
　　[5]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页4。
　　(陈晔，乾陵博物馆 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