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舆论在武则天称帝中的作用
胡婷婷
“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体意识、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的共同意见。”[1]现代舆论学研究认为，社会舆论一旦形成，便往往会对公众和个体形成强大压力，导致公众心理趋同倾向。这一研究结论恰能解释我国历史上王朝政治争斗的高潮往往舆论亦大为盛行的现象。聪明的政治家在争夺以至掌握政权后从来不会忽略舆论在争取民心归属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对于她成功称帝的原因，学者们已经进行过十分全面深入的研究，然而，武则天是如何利用社会舆论为其称帝服务的?笔者浅识，尚未见有专文探讨，本文即拟对史书记载中与武则天称帝相关的舆论进行剖析，以就教于诸位方家。
一、控制舆论与武则天称帝
永徽六年(655)，武则天被册立为皇后，唐高宗自显庆以后因苦于风疾已无法正常执政，武则天则因具有较强的理政能力，使得唐高宗病时多委托她处理百官的奏章，这一方面提升了她处理政务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滋长了其参政的野心。之后的史实诸如唐高宗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废掉太子李贤，中宗继位不到两个月就被武则天废掉，睿宗也因武则天被迫居于偏殿等，使武则天掌控朝政的野心昭然若揭。于是，反对武则天的活动也在逐渐酝酿。其代表性事件就是徐敬业叛乱。事实上，叛乱者除了在军事上气焰嚣张，他们还制造了打击武则天的社会舆论。在这种形势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除了在军事上对其果断地镇压外，武则天还采取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各种对她不利的社会舆论。笔者认为，这主要体现在设置铜匦大开告密之风和利用酷吏两大方面，试做如下分析：
自徐敬业叛乱后，武则天大兴告密之风。为了更快的铲除这些反对者，她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而采纳侍御史鱼承晔之子鱼保家的建议即是明证。据《资治通鉴》记载：“(垂拱二年)三月，戌申，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识官，乃听投表疏。”[2]铜匦本有延恩、招谏、伸冤、通玄四大作用，但在武则天统治时，只有告密真正发挥了作用，而铜匦的其它作用几乎被人们忽视，以至于在人们的印象中铜匦成了匿名的但往往是虚假揭发的一个容器[3]。武则天通过设置铜匦，鼓励人们互相告密，这就可以从统治阶层中搜寻出那些不利于自己进一步掌权的反对者，以控制不利于自己掌权的社会舆论。
为此武则天采取了积极的措施来鼓励告密。史载：“太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已。又自已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4]这段记载就是她采取控制言论更周密的措施。在告密中，臣下不得问，此条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这些告密文件可以直接上传而不被拦截；提供马匹、食物，就为这些他们创造了优越的告密条件；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表明武则天不论身份，只要所说可以打倒自己的政敌，这些告密者就可以得到官职或升官；不实者不问则是为了进一步鼓励告密者，即使言错也不追究，它在一定程度上就会使这些告密者肆无忌惮，但武则天却凭借这些措施达到了打击政敌的目的。可以看出，武则天自徐敬业叛乱后，更加使武则天认识到加强对中央、地方控制的重要性。而通过设置铜匦，告密文件从全国各地很快传到中央，甚至是直接上达到武则天面前，这就有效的防止了类似于徐敬业这种叛乱的再次发生。
重用酷吏是武则天继设置铜匦、开展告密之风后采取的更进一步控制舆论的措施。铜匦的设置促使了告密之风的盛行，使武则天发现了许多不利于自己称帝的反对者，而就如何处置这些统治阶层中的反对者，同时达到震慑他人以控制舆论的目的，她采取了重用酷吏的措施。
武则天时期比较著名的酷吏有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他们主要是通过伪造、酷刑来逼取供词，来俊臣等人编造的《罗织经》就是他们逼取供词的典型。自徐敬业叛乱直至武则天称帝，武则天对这些李唐宗室及大臣中的反对者几乎是赶尽杀绝。正如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武后政治条中讲：“然后杀戮最甚者为唐之宗戚，次则大臣，因及一时豪杰，其事皆在变革之前。”[6]前朝宗室是新王朝建立过程中最坚决的反对者，因而杀戮前朝皇室几乎是每一个新建王朝一贯采取的措施，史载：“(垂拱四年九月)丙寅，斩贞及冲等，传首神都，改姓为虺氏。曲赦博州。韩王元嘉、鲁王灵夔、元嘉子黄国公譔、灵夔子左散骑常侍范阳王蔼、霍王元轨及子江都王绪、故虢王元凤子东莞公融坐与贞通谋，元嘉、灵夔自杀，元轨配流黔州，譔等伏诛，改姓虺氏。自是宗室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 (永昌元年)夏四月，诛蒋王惲、道王元庆、徐王元礼、曹王明等诸子孙，徙其家属于巂州。……(载初元年)秋七月，杀豫章王亶，迁其父舒王元名于和州。……丁亥，杀随州刺史泽王上金、舒州刺史许王素节并其子数十人。”[7]除自己软弱的儿子及一些献媚者外，唐宗室几乎被诛杀殆尽，她用诛杀的方式处置了那些最坚决的反对者及有可能不利于她统治的李唐皇室，在一定程度上扫清了其建立新王朝路上的障碍。
在反对武则天称帝的队伍中除了李唐宗室，还有一些当朝大臣，他们同样成了武则天打击的对象。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这样描述这段历史：“稍息，时正初变革时也。其后杀戮最甚者：一为长寿二年之杀六道六人，一为神功元年綦连耀之狱，亦皆防其欲图己而已。此固历代开创之主所同。”[8]可以说重用酷吏是武则天走向皇帝宝座的重要一步，[9]史载：“(永昌元年四月)乙酉，杀天官侍郎蓝田邓玄挺……(八月)乙未，秋官尚书太原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并免死流岭南……(九月)周兴奏诬(魏)玄同言‘太后老矣，不若奉嗣君为耐久。’太后怒，闰月，甲午，赐死于家。……又杀夏官侍郎崔詧于隐处。自余内外大臣坐死及流贬者甚众。……彭州长史刘易从亦为徐敬真所引；戊申，就州诛之。……周兴等诬右武卫大将军燕公黑齿常之谋反，征下狱。冬，十月，戊午，常之缢死。”[10]“(天授元年)夏四月丁巳，春官尚书、同平章事范履冰坐尝举犯逆者下狱死。”[11]依靠酷吏，她基本上彻底清除了称帝道路上的障碍，但武则天与酷吏，则完全是一种利用关系，她重用他们仅是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
总之，武则天通过设置铜匦鼓励人们告密，再通过酷吏残杀这些被告密揪出的反对者，有效地对打击了对自己不利的社会舆论，为武则天称帝道路清除了障碍。需要指出的是，武则天这种控制社会舆论的手段使恐怖气氛笼罩于社会上层，这使得朝野上下为之战栗，《新唐书》就此有如下评议：“故上变者遍天下，人人屏息，无敢议。”[12]
二、制造舆论与武则天称帝
武则天在设置铜匦、重用酷吏以控制舆论的同时，武则天及其支持者也在积极制造舆论以宣扬自己是天命神授，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伪造图谶和祥瑞。图谶和祥瑞是统治者制造有利于自己统治舆论的主要手段，以“天人感应”之说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理性是封建帝王一直尊奉的原则，武则天将之发挥到了一个顶峰。为了证明自己的政权是从天所愿，武则天及她的支持者制造了一系列的祥瑞。垂拱四年四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又令雍州人唐同泰上表称瑞石获之于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擢受同泰游击将军。秋七月，大赦天下。改“宝图”曰“天授圣图”，封洛水为显圣，加位特进，并立庙。”[13]唐同泰献上武了承嗣伪造的瑞石，但武则天却毫无怀疑地予以认可，并且通过给唐同泰升官、大赦天下、洛水立庙等活动对此事以大肆宣传，君臣之间默契地制造了一场关于瑞石图谶的舆论。
除了伪造河洛拜图，她还会变相解释自然界真实发生的一些异常现象来达到此目的。史载：“则天时，新丰县东南露台乡，因大风雨雹震，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三顷，池中有龙凤之形、禾麦之异，则天以为休征，名为庆山。”[14]本是异常的自然现象，甚至于可以认为是一种自然灾害，但武则天却将之改造成了自己天命的一种兆徽，实在用心良苦。总之，图谶和祥瑞历来就是君权神授的一种重要表达方式，武则天千方百计地制造了各种有关图谶和祥瑞的舆论事件。毋庸置疑，有这些舆论作铺垫，对皇帝宝座跃跃欲试的武则天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在朝野之中宣扬自己的所谓天命。
其二，武则天及其支持者伪造并利用佛经制造有利于她称帝的社会舆论。前文提及的“天授圣图”等祥瑞舆论虽有利于武则天宣扬天命，但要真正实现改朝换代还得拿出更充分的理由，尤其是对武则天这位强权太后想要做皇帝而言。“天授圣图”提到的‘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显然只是讲圣母可以永昌帝业，而并没有说圣母神皇可以改朝换代，这离武则天代唐自立还差一段距离。历史上从未有女性皇帝产生，因此武则天想要称帝是无法援引历史故事的，况且历代相传的儒家文化还在不断地对女性掌权进行打压，而道教又是李唐王朝的国教。此时，伪造并利用佛经制造女性可以作皇帝且这位皇帝就是武则天本人的舆论就在沸沸扬扬中得以产生。史载，“(载初元年七月)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15]学界已经证明，引文中所言《大云经》是伪书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大云经》此书其实早已存在。事实上，盛言圣皇受命的佛经乃是文宣等九个僧人撰写的《大云经疏》。现存敦煌文书中保存有《大云经疏》残卷，且将其有关女性可以作皇帝的记载引述如下：
经曰：‘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令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也。
经曰：‘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拒者。’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 即得子孙昌炽，……皆悉安乐。……如有背叛作逆者，纵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16]
“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就明确指明将会有一位女性代替李唐统治天下，而“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拒者，如有背叛作逆者，上天都会降罚。”就是在告诉人们这位女皇帝即位是佛的授命，不论大臣、百姓，都必须服从这个天命、向她尽忠，否则即使国家不予追究，反叛她统治的人也会遭到上天的惩罚。显然，经过刻意曲解后的《大云经疏》比“拜洛受图”更近一步宣扬了武则天的天命观[17]，为武则天称帝奠定了信仰基础。武则天看到由文宣等人曲解的《大云经疏》后，立即下达命令颁布全国各地对其进行宣传，“即以女身，当王国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而伴随着此过程，这位女皇帝就是武则天的社会舆论也逐渐酝酿产生，武则天的称帝可谓指日可待了。
第三，在唆使忠于自己的臣僚宣扬天命、神化自己为她改朝换代大造舆论的同时，武则天还鼓励臣子发起了一系列的请愿活动，为她最终的登基称帝大造舆论。史载“(载初元年)九月丙子，侍御史汲人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请改国号日周，赐皇帝姓武氏。太后不许，擢游艺为给事中。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如游艺所请，皇帝亦上表自请赐姓武氏。”[1]“九月戊申八日乙卯，神都耆老，遐荒夷貊，缁衣黄冠等万有二千余人云趋诣阙。”[19]由此推知，武则天称帝以前的请愿活动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关中耆老数百人在傅游艺的带领下前往洛阳请愿的。此时武则天的政治活动重心是在洛阳，而第一次请愿活动的主角则来自李唐王朝的活动重心。但因当时依附的人比较少，武则天认为未到火候，所以她并未积极表态，只是授予傅游艺更高的官职以鼓励请愿者，而她则在等待更加成熟的时机。第二次的请愿活动较第一次从地域、人数方面就有了明显的变化：神都耆老，遐荒夷貊，缁衣黄冠等万有二余人诣阙请愿，请求武则天登基正位。从地域方面讲，这次的请愿者来自武则天政治活动的心腹之地；从人数上讲，第一次仅有几百人，而这次扩大到万人以上，较前次在人数方面有了质的变化，但武则天因为没有官员参加仍拒绝了他们的请愿。因此第三次的请愿活动必就有了更大的变化：不仅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而且还有文武百官、帝室宗亲乃至睿宗皇帝，人数多达六万人以上，且是“守阙固请”。这次请愿的主角不再单是关中或洛阳百姓团体，而是文武百官、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及僧人道士六万余人，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与到请愿的活动之中，甚至于连睿宗皇帝因局势所迫都上表参与，从人数及级别上这次的请愿活动可谓是规模空前。这从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当时的舆论倾向。武则天高兴地看到，天意、佛意昭然，民心、民意笃诚，登基称帝的时机到来了。于是，她批准了皇帝及群臣的请求，九月十九日，武则天在明堂举行了登基大典，武则天终于取代李唐建立了武周。
三、结 语
控制和制造社会舆论是武则天得以改唐为周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设置铜匦鼓励告密等措施，武则天加强了对民众尤其是对官员言论的监控，这便有利于她及时掌握社会舆论动态。而再通过重用酷吏制造恐怖氛围，武则天又进一步抑制了那些不利于她掌权乃至称帝的社会舆论。伪造图谶祥瑞、曲解佛经以及大规模的请愿活动是武则天及其支持者制造舆论的主要方式。实际上，在武则天改唐前夕，整个社会舆论已经完全倾向于乃至在急切地呼唤武则天即位称帝了。总之，能够有效地控制并制造舆论对于武周王朝的建立功不可没。
注释：
[1]刘建明《基础舆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页。关于舆论的定义，有学者把它说成言论，还有学者把它当作意见，查阅有关舆论学著作，目前，我国多数学者在把舆论看成是一种特定公众意见的观点上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看法，刘建明先生的这一定义可以作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2]《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页6437。
[3]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页295。
[4]《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后垂拱二年三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页6438。
[5]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页144。
[6]《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19—121。
[7]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页144。
[8]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页183。
[9]《资治通鉴》则天后永昌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页6457--6461。
[10]《资治通鉴》则天后天授元年四月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页6463。
[11]《新唐书》卷76《后妃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3479。
[12]《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19。
[13]《旧唐书》卷37《五行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350。
[14]《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21。
[15]转引自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页211。
[16]关于《大云经疏》能够宣扬武则天天命的论述，参见林世田《武则天称带与图谶祥瑞——以S．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一文，载《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17]《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九月条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6467。
[18]《全唐文》卷209《大周受命颂》，中华书局1982年版，页223。
(胡婷婷，女，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