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与唐代农业
杨向春
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业生产显得格外重要，成为巩固封建王朝的支柱。历朝历代英明君主，无不重视农业，如西汉文、景二帝，东汉光武帝，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隋文帝等等。武则天也和前代圣王明主一样，非常重视农业。有人认为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农业生产不景气甚至倒退。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切实际的，本文拟从三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探讨。
一、武则天的重农思想
武则天自永徽六年(655)被立为皇后，到参政辅佐高宗，继而临朝称制，最后登基代唐成为女皇，在唐朝政坛上活跃了半个世纪之久。她一贯重视农桑，在参政和执政期间，逐渐形成了一套重农思想。
(一)以农为本。武则天亲自撰写了《臣轨》一书，其卷下《利人章》，强调发展农业，集中体现了她的重农思想。唐代开明君主唐太宗、唐高宗都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武则天继承了太宗“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1]的思想，认为“人者，国之本”[2]，“夫衣食者，人之本也”[3]，“人恃衣食，犹鱼之待水”[4]，人民的衣食来源关乎国家安危存亡。要解决人民的衣食问题，“佐国之道，必先富人”[5]。古之“王天下者，必国富而粟多”[6]，然“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7]。又说“务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人富”[8]，人民勤于农业，则田畴垦辟，田畴垦辟则多产粮食，粮食丰富则人民富足。紧紧抓住“富人”这个关键，得出若想国家稳定巩固，必须勤于农业的结论。因此，“建国之本，必在于农”[9]，“家给人足，则国自安焉。”[10]并且向大臣们提出了要求，“忠臣之思利人者，务在劝导”[11]，“善为臣者，必先为君除害兴利。所谓除害者，末作也；所谓兴利者，农功也。”[12]要求官员大力劝农，除末作，兴农功。
(二)把土地和劳动力紧密结合起来。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两大要素，在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下，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因此农民和土地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农业资源。要发展农业，就必须把农民和土地结合在一起。各朝统治者都明白这个道理，尤其在王朝建立初年，着力恢复生产，就要把农民重新固定在土地上。武则天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在她统治期间，曾释放奴婢，使之作为自由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放宽对逃户的限制，使之在当地参加劳动；实施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狭乡迁宽乡，解决了人地矛盾。所有这些，均体现了武则天注重把土地和劳动力结合在一起的卓越思想，充分发挥土地和劳动力的潜在力量[13]，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三)尽量不干扰百姓生产劳动，不夺农时，为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唐太宗说：“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14]武则天发展了太宗的思想，她认为，既然“人者，国之本”，则“人劳伤国，自然之理也”[15]，因此，“养心者不寒其足，为国者不劳其人”[16]，“臣之与主，共养黎元，必当省徭轻赋，以广人财；不夺人时，以足人用。”[17]要“不劳其人”，必须“省徭轻赋”，“不夺人时”。“省徭”，节省了百姓力役，给他们留下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可以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轻赋”，节省了百姓资财，使他们有余力购买种子、农具等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不夺人时”，不在农忙时节役使百姓，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在武则天看来，赋役沉重必定会给百姓进行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的影响，继而威胁到国家的稳定，因此要轻徭薄赋。武则天统治时期，减轻百姓赋役，严禁杂税，赈济灾荒，给复，设立义仓等措施都充分体现出武则天的“不妨农”思想。
武则天作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高瞻远瞩，见识远大。她提出的这些重农思想，继承前代，又有所发展。直接指导着武周王朝的农业政策，对武周朝农业生产的进步，武周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
二、武则天发展农业的措施
在武则天重农思想的指导下，武周朝廷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措施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发布政令劝课农桑。武则天向来重视农桑，主张劝农，在她当皇后期间，于显庆元年(656)三月、总章二年(669)三月、咸亨五年(674)三月、上元元年(674)三、上元二年(675)三月亲祀先蚕[18]。上元元年(674)，向高宗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19]其中第一条、第二条、第五条都是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关的，集中体现了她的重农思想。武则天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状况作为官吏奖惩的标准，她在临朝称制之初，规定官员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所由官人，宜加考第。功状尤异者，别加升擢”[20]，若“为政苛滥，户口流移”[21]，则“轻者年终贬考，甚者非时解替。”[22]官员农业工作搞得好，则升官嘉奖，反之，就要受到惩处。当皇帝后，她又下手诏说：“刺史、县令，风化之首，宜矜恤鳏寡，敦劝农桑，均平赋役，省察奸盗”[23]。这还是要求官员劝课农桑，重点指出刺史、县令等亲民之官在地方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颁布农书，具体指导农业生产。武则天在参政辅佐高宗期间，亲自组织撰写了《兆人本业记》一书，垂拱二年(686)，将此书发给各道朝集使，颁行各地。这是一本指导农业生产的教科书，流传很广。后世人吕温对它评价很高：“因天地之和，顺阴阳之理，利其器用，精厥法式，变之而不倦，动之而不劳，四海靡而风行，百姓迷其日用，宏我政本，实惟农书。”[24]以后唐朝历代皇帝，都推重这部书，“每年二月一日，以务农方兴，令百尞具则天大圣皇后所删定《兆人本业记》奉进”[25]，颁发天下，令官吏百姓学习，成为定制。如文宗大和二年(828)二月，“庚戌，敕李绛所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三卷，宜令所在州县写本散配乡村。”[26]由皇帝亲自编写农书，颁发各地，指导农业生产，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足以体现出武则天对农业生产的重视。
(三)释放奴婢，增加农业劳动力。唐初，宗室贵族依然占有大量奴婢。永昌元年(689)九月，破越王贞，“诸家僮胜衣甲者千余人”[27]，越王李贞家里能披甲作战的奴婢仆人就有一千多，不用说，别的奴仆就更多了。贵族、官僚占有为数众多的奴婢，不入国家户籍，不纳赋税，不服徭役。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参加生产劳动，只为贵族们骄奢淫逸的生活服务，白白浪费了大量劳动力。有眼光的统治者认识到这对发展农业生产很不利，唐高宗曾下令“放还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听之。皆由家长手书，长子以下连署，仍经本署申牒。”[28]武则天继承高宗的这一政策，“制王公以下奴婢有数”[29]，只准许王公以下占有一定数量的奴婢，其余放免。并且提高奴婢身份地位，万岁通天元年(696)九月，敕“士庶家僮仆，有骁勇者，官酬主直，令讨击契丹。”[30]这在唐初生产凋敝，人口稀缺的情况下，解放了大批劳动力，提高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十分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四)调节人口分布，解决人地矛盾。一方面，放宽对逃户的限制，允许逃户在当地附籍。武则天时期出现过一些逃户，“或先缘饥岁，流宕忘归，或父兄去官，因循寄住”[31]，是因为灾荒、兵革和人口分布不均[32]。人口日益增长，形成了许多地少人多的狭乡，百姓未经政府允许，迁往宽乡，就成为“逃户”。逃户没有自己的土地，不向国家缴纳赋税，不服徭役，对国家很不利。武则天接受李峤建议“宜令御吏督察检校，设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抚之，施权衡以御之，为制限以一之，然后逃亡可还。”[33]禁止逃亡，对已逃亡者，“当赈于乏少，助其修营，虽有阙赋悬徭，背军离镇，亦皆舍而不问，宽而勿征。其应还家，而贫乏不能致者，乃给程粮，使达本贯。”[34]减免赋役，助其还乡，帮助他们重建家园。“逃人有绝家去乡，离失本业，心乐所在，情不愿还，听于所在隶名，即编为户。”[35]不愿还乡者，允许在当地附籍，成为国家编户。同意逃亡者当地落籍，就地劳动，承认了人口迁移造成的现状，使人口分布趋于合理。这样，劳动力在土地上均衡分布，有利于农业发展。
另一方面，大规模迁徙百姓，解决人地矛盾。武则天称帝后，进行移民运动，以解决关中地区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的问题。天授二年(691)，“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36]。她在《置鸿宜鼎稷等州制》中说：“其雍州日管及同、太等州，土狭人稠，营种辛苦，有情愿向神都编贯者宜听，仍给复三年。百姓无田业者，任其所欲。即各差清强官押领，并许将家口自随，便于水次量给船乘，作般次进发至都，分付洛州受领。支配安置讫，申司录奏闻。”[37]迁徙的目的是为了缓解“土狭人稠，营种辛苦”，对于愿意落籍洛阳的人，免三年徭役。百姓迁徙时政府供给船乘，安置后，再向朝廷申报。接受移民的地区，也不止洛阳一地，“有情愿于洛、怀等七州附贯者亦听”。[38]移京兆几十万户到洛阳周围，缓和了雍州地少人多的矛盾。把无地少地的人民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充分把土地与劳动力紧密结合起来，有利于农业发展。
(五)迁都洛阳。长安位于关中平原，天府之国，十分富庶，是历代帝王建都之地。但关中地区耕地面积毕竟有限，王都所在，统治机构庞大，人口剧增，开发力度过大，长安的粮食供应发生恐慌[39]。这个现象在西汉时已露端倪，到隋唐时更加严重，每遇荒年，皇帝甚至不得不就食洛阳。因此，朝廷须运输各地的粮食物资供应关中地区，“隋朝和唐朝初关中所需要的粮食，主要供给地是在北方黄河流域，但却也常转漕东南之粟，以备水旱。”[40]路途遥远，处处危险，十分不便，漕运的代价很大，运输量却极其有限，浪费损失巨大。洛阳“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41]，且“北有太行之险，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驰崤、渑，据关河之宝”[42]，地理位置十分便利。因此，武则天迁都洛阳。这样，黄河下游和江南地区的粮食和财物可以很方便地源源运抵京城。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减少了劳动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减轻了百姓运输物资的徭役，使人民有充足的时间参加农业生产，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
(六)继续推行均田制，确保农民有地可耕。唐初实行均田制，对社会经济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加快了唐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因此唐代前期的君主，均下大力气保证均田制的实行，唐高祖下令均田，唐太宗大力推行，唐高宗也尽力维护。武则天继承前代遗策，非常重视均田制，代唐之后，继续推行。她在《以郑汴等州为王畿制》中说：“朕以鼎业惟初，宝祚伊始，斟酌今古，申画封疆。征赋科徭，实资宽简；沃塉劳逸，宜有平分。”[43]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武周时期推行均田制的材料[44]，说明武则天时期，曾十分有力而且认真地推行过均田制。均田制的推行，抑制了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缓和了地主兼并土地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状况，使农民毕竟能从政府手里得到一定数量的土地，提高了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七)实行屯田，开发边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为了节约边地军粮运输费用，巩固边防，武则天鼓励边地屯田。武则天执政时期，黑齿常之、娄师德、郭元振等人的屯田成绩最为突出。
调露中(679—680)，黑齿常之击败吐蕃赞婆(普)，拜河源道经略大使，他在河隙，加强防守，“斥地置烽七十所”[45]，实行屯田，“垦田五千顷，岁收粟斛百余万。”[46]，由是“食衍士精，戍逻有备。”[47]黑齿常之在军七年，“吐蕃憺畏，不敢盗边。”[48]黑齿常之屯田戍边，有力地抵御了吐蕃侵扰，发展了边境农业。
上元初(674)，娄师德抗击吐蕃有功，迁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天授初(690)，娄师德为左金吾将军，检校丰州都督，仍依旧知营田事，他“衣皮袴，率士屯田，积谷数百万，兵以饶给，无转饷和籴之费。”[49]武则天称赞说：“卿素积忠勤，兼怀武略，朕所以寄之襟要，授以甲兵。自卿受委北陲，总司军任，往还灵、夏，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京坻遽积。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勤劳之诚，久而弥著，览以嘉尚，欣悦良深。”[50]长寿二年(693)，娄师德任宰相，武则天说：“王师外镇，必藉边境营田，卿须不惮劬劳，更充使检校。”[51]以他兼任河源、积石、怀远等军及河、兰、鄯、廓等州检校营田大使。神功元年(697)，拜纳言，又命娄师德充任陇右诸军大使，仍检校河西营田事。可见，武则天对娄师德是极其信任和器重的，对他的屯田事业给予大力支持。娄师德对边境地区的农业、畜牧业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大足元年(701)，郭元振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元振始于南境硖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52]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取得良好效果。“旧凉州粟麦斛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籴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53]郭元振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54]郭元振守边屯田，使凉州军力增强，生产发展，巩固了唐朝西北边防。
边地屯田解决了边境军粮问题，节省了人力物力，开垦了大片荒地，生产出了大量粮食，从而发展了边境农业生产。
(九)兴建农田水利工程，提高粮食产量。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武则天非常重视水利事业。在她执政期间，中原和江南的一些地区形成了灌溉网，西北边陲水利也很发达。各地兴建了许多水利工程，渠、陂、塘、堰、池、堤，应有尽有，关内道、河东道、河北道、河南道、江南道等地，遍布全国。略举几例：
光宅中(684)，刺史胡处立于郎州武陵县北开永泰渠[55]。
垂拱四年(688)，泗州涟水县开新漕渠，南通淮[56]。
如意元年(692)，凤翔府虢县东北十里开高泉渠，“引水入县城”[57]。
证圣中(695)，楚州宝应县西南八十里开白水塘、羡塘[58]。
圣历初(698)，崔嗣业于武陵县北开津石陂，东北三十五里开槎陂[59]。
圣历初(698)，湖州安吉县北三十里置邸阁池，北十里筑石鼓堰，“引天目山水溉田百顷”[60]。
久视元年(700)，德州平昌县开马颊河，号“新河”[61]。
长安中(701--704)，青州北海令窦琰“于故营丘城东北穿渠，引白浪水曲折三十里以溉田，号窦公渠”[62]。
武则天时期全国各地数量众多的水利工程，对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十)兴利除弊，尽量为百姓的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武则天充分认识到农业生产对国家和人民的重要性，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武周一朝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除租庸调外，没有后世乱七八糟名目繁多的杂税；多次下令要求官员清廉，反对贪残；多次改元，大赦天下，赐老人粟，减免各地租庸调；赈济灾荒，给复，设置义仓等等。这一系列政策，本着“不夺农时，不扰民，全力保证农业生产”的宗旨，尽力给百姓创造一个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社会环境。
总之，武则天的这些农业措施，解决了各种矛盾，为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农业生产力的稳步提高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三、武周时期农业生产的状况
由于武则天重视农业生产，又采取了许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农业生产得到了较高水平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农业劳动力显著增加。中国古代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最重要因素，因此，人口的增长与减少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进步与否，甚至是决定经济繁荣的首要因素。历朝人口数及其地域分布的变化，往往反映了不同时间内，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的水平高低[63]。唐朝初年人口稀少，田地荒芜，生产凋零，百业待兴。太宗贞观年间，只有三百万户，只及隋的三分之一。“自今伊洛，洎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64]贞观年间，社会经济远未达到繁荣的程度。经过武则天几十年的统治，田畴垦辟，水利兴修，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口显著增加。高宗永徽三年(652)，有户三百八十五万，神龙元年(705)武则天下台时，有户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65]。短时间内，几乎增加了一倍。这反映了武周朝的农业措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农业生产较前代取得了长足的发展，速度更快，水平更高，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否则，国家是无法养活这么多新生人口的。
(二)耕地面积不断扩大。农业要充分发展，除了人口、劳动力的投入外，土地的充分利用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66]。武周时期人口较唐初大量增加，要让百姓活下去，一方面要提高农业生产力；另一方面。必须扩大耕地面积，否则何以安置这么多人口?武则天继续大力推行均田制，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前提下，若无大量新垦土地，均田制是不可能有效推行下去的。武则天以田畴垦辟情况作为官吏考核的标准，必然会促使官员大力鼓励农民开荒，从而增加耕地面积；进行移民运动，狭乡迁宽乡，也是鼓励开垦土地；武则天还大力提倡屯田，把边境大量荒地变成可耕之地，使国家的耕地面积大大增加[67]。因此，武周时期的耕地面积必然比前代有了较大的增长。
(三)粮食产量较前提高。首先，国家仓库里存放了很多粮食，“太原蓄钜万之仓，洛口积天下之粟，国家之资，斯为大矣!”[68]“太仓武库，并在都邑，红粟利器，蕴若山邱”[69]。神都是全国仓储中心，四方米粮，源源运来。“神都帑藏，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70]，“江南、淮南诸州租船数千艘已至巩洛，计有百余万斛”[71]。为安置各地租船，于洛阳立德坊开洛漕新潭[72]。1971年发掘洛阳含嘉仓时，发现大量炭化谷子，经考证大多是武则天时代的[73]。由此可见，国家的仓库里装满了粮食。其次，地方州县储粮丰富。唐代常平仓多储蓄和籴粟，以备急用。武则天证圣元年(695)，敕：“州县军司府官等，不得辄取和籴物，亦不得遣人替名取代。”[74]采取了保护地方常平仓和籴物的措施。此外，武则天特别注重建设义仓，“数十年义仓不许杂用”[75]，严格执行储粮备荒的原则[76]，且不许私人侵夺、挪用。在武则天的努力下，地方州县正仓、常平仓、义仓等仓廪皆满。武周时期，人口不断增长，但神都、太原官仓与地方州县的仓库依然装满粮食，这正是武则天统治时期农业生产发展，粮食产量丰富的一个明证。
(四)人民生活安定富裕。武则天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措施，提高了百姓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力显著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不光国家仓库储粮丰富，百姓也积累了大量余粮，生活富足。武周时期采取轻徭薄赋政策，多次减免租庸调，再加上武则天统治时期对外战争较少，使百姓能够安心生产、安居乐业。这是武周王朝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的关键。武则天统治时期，上层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胡延政局动荡，酷吏的恐怖统治使“衣冠钳口，道路以目”，但并未导致武周王朝灭亡，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老百姓能够安心发展农业生产，社会根基依然稳固。武周朝廷的统治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肯定和支持。李敬业扬州起兵，“得胜兵十万”[77]，声势浩大，在东南一带闹得很凶，但武则天一出兵，不出三月，他就失败了，“海内晏然，纤尘不动，”[78]什么原因呢?就是李敬业起兵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与人民渴望安定和平生活的愿望是相左的。相反，武周政权采取的富民惠民政策使人民能够安定幸福地生活，武则天众望所归，武周朝廷得到了广大百姓的信任和拥戴。从这里可以看出，武则天统治时期人民生活是安定富足的。武则天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推动了手工业、城市和商业的发展。造天枢、铸九鼎体现出武则天时期手工业的发达；建明堂、修天津桥反映了武则天时期建筑业的水平；洛阳、太原、并州、扬州、益州等城市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带动了商业的繁荣，长安、洛阳、“扬一益二”，都是商业发达地区，货物繁多、胡商众多。可见，武则天统治时期，在农业发展的带动下，经济繁荣，商业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生活安定富足。
综上所述，武则天统治中国的几十年，是唐代经济持续发展的时期。她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励精图治，孜孜不倦。她有一套卓越的重农思想，相应地实施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农业措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短时期内农业生产的水平之高，发展速度之快，令人惊叹。耕地面积大幅度增加，人口大量增长，粮食储备极为丰富，人民生活安定富裕。社会生产力达到了新的高度，经济水平有所提高，物质生产较为富裕。武周时期农业生产的丰硕成果，是太宗贞观之治的进一步发展，在唐代历史长河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唐代经济文化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桥梁和阶梯，为开元盛世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一切与武则天的个人努力是分不开的，因此，可以说，武则天是中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是推动“贞观之治”向“开元盛世”过度的关键人物，是盛唐文明的开拓者，她为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有伟大的历史功绩。
注释：
[1](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八《务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7页。
[2](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3](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4](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5](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6](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7](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8](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9](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10](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11](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12](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13]参阅赵亚丽《略论武则天的重农思想》，《济宁师专学报》2001年第5期。
[14](唐)吴兢《贞观政要》卷八《务农》，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7页。
[15](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16](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17](唐)武曌《臣轨》卷下《利人章》，《佚存丛书》，清光绪壬午刊本，木刻本，日本国编刻。
[18](宋)王溥《唐会要》卷10下《皇后亲蚕》，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60页。
[1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6《则天武皇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67页。
[20](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10《诫励风俗敕》，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21](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10《诫励风俗敕》，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22] (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10《诫励风俗敕》，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23](清)董诰等《全唐文》卷96《名堂灾手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89页。
[24][25](清)董诰等《全唐文》卷626《代百僚进农书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324页。
[26](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7上《文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8页。
[27](宋)王溥《唐会要》卷86《奴婢》，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69页。
[28](宋)王溥《唐会要》卷86《奴婢》，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69页。
[29](宋)王溥《唐会要》卷86《奴婢》，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69页。
[30](宋)王溥《唐会要》卷86《奴婢》，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69页。
[31](清)董诰等《全唐文》卷95《置鸿宜鼎稷等州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82页。
[32]参阅王双怀：《论武则天当政时期的经济形势》，《唐都学刊》2005年第6期。
[33](宋)王溥《唐会要》卷85《逃户》，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61页。
[34](宋)王溥《唐会要》卷85《逃户》，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61页。
[35](宋)王溥《唐会要》卷85《逃户》，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61页。
[36](宋)王溥《唐会要》卷84《移户》，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53页。
[37](清)董诰等《全唐文》卷95《置鸿宜鼎稷等州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82页。
[38](清)董诰等《全唐文》卷95《置鸿宜鼎稷等州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82页。
[39]参阅牛致功《武则天与洛阳》，《人文杂志》1986年第2期。
[40]史念海《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22页。
[41](唐)魏征等《隋书》卷3《炀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页。
[4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0中《陈子昂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20页。
[43](清)董诰等《全唐文》卷95(以郑汴等州为王畿制》，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82页。
[44](日本)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概观·录文》影印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报告，1979年版，第167—168页。
[45](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卷110《黑齿常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21页。
[46](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卷110《黑齿常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21页。
[47](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卷110《黑齿常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21页。
[48](宋)欧阳修、 宋祁《新唐书》卷110《黑齿常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21页。
[4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08《娄师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92页。
[50](后晋)刘昫《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75页。
[51](后晋)刘昫《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75页。
[5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44页。
[5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44页。
[5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97《郭元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44页。
[55](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2页。
[5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1页。
[5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67页。
[5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52页。
[5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0《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2页。
[60](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5乍版，第1059页。
[61)(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18页。
[6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94页。
[63]参阅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第三章《经济繁荣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页。
[64](宋)王溥《唐会要》卷7《封禅》，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81页。
[65](宋)王溥《唐会要》卷84《户口数》，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50--1551页。
[66]参阅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第三卷第三章《经济繁荣与经济重心的南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67]参阅王双怀：《论武则天当政时期的经济形势》，《唐都学刊》2005年第6期。
[6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90中《陈子昂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21页。
[69](清)董诰等《全唐文》卷223《谏避暑三阳宫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256页。
[70](宋)王溥《唐会要》卷27《行幸》，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518页。
[71](清)董诰等《全唐文》卷211《上军国机要事》，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36页。
[7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82页。
[73]《洛阳隋唐含嘉仓的发掘》，《文物》1972年第3期。
[74](宋)王溥《唐会要》卷90《和籴》，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636页。
[75](唐)杜佑《通典》卷12《食货·轻重》，中华书局1984年版，典七十。
[76]参阅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7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则天顺圣皇后光宅元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2页。
[78](清)董诰等《全唐文》卷213《谏用刑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55页。
(杨向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