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关于武周改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从唐代以来直至今天，不同时代的史学家对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但是，在对史料的取舍剖析中，有三则贞观年间的“预言”并未得到充分利用[1]。本文拟对这三则预言做些详尽分析，以期深化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为便于论述，兹将《旧唐书》[2]所载此三则预言引述如下：
　　《旧唐书》卷69《李君羡传》：
　　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令]占曰：“女主昌。”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太宗恶之。时君羡为左武卫将军，在玄武门。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谋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天授二年，其家属诣阙称冤，则天乃追复其官爵，以礼改葬。[3]
　　《旧唐书》卷79《李淳风传》：
　　初，太宗之世有《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 宗尝密召淳风以访其事，淳风曰：“臣据象推算，其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帝曰：“疑似者尽杀之，如何?”淳风曰：“天之所命，必无禳避之理。王者不死，多恐枉及无辜。且据上象，今已成，复在宫内，已是陛下眷属。更三十年，又当衰老，老则仁慈，虽受终易姓，其于陛下子孙，或不甚损。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仇。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太宗善其言而止。[4]
　　上面两则引文中提到了三则预言，即女主昌、当有女武王者、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正代有天下。三则预言真实性如何?李君羡的死因到底是什么?三则被载入史书的预言究竟又有着怎样的历史作用?本文试作解答。
　　一、“女主昌”预言的真实性
　　上引《旧唐书·李君羡传》表明，在太白星多次“昼见”的情况下，熟悉占星术的太史令对此天文现象就做出了解释——“女主冒’。我国古代有一套复杂而又自成完整体系的占星术，它的特点之一便是根据天文现象来预言人世间的祸福吉凶。唐王朝和它之前的历代王朝一样，始终继承并发挥着这套占星术，它表现为：王朝所修史书中“天文志”是较为固定的组成部分，具体到唐代，其修撰的八史中《晋书》和《隋书》皆有繁复的天文志，同时，后代修的两《唐书》中也有天文志；占星学的专门著作历代流传，《新唐书·艺文三》中记载了唐代当时可以看到的大量占星学著作；历代王朝的职官设置中一般皆有专门负责星占的职官，唐代则隶属于秘书省的太史局。史载：“太史令掌观察天文，稽定历数。凡日月星辰之变，风云气色之异，率其属而占候焉占候之。……凡占天文变异，日月薄蚀，五星陵犯，有石氏、甘氏、巫氏三家中外官占。凡瑞星、妖星、瑞气、妖气，有诸家杂占。”[5]
　　从太史局具体职官的设置可以看出，太史局中的灵台郎与天文生负责观测天文的变化。异常的星辰变化发生后，太史令与灵台郎便会根据既定的规则进行预言和解释。具体到“太白昼见”这一天文现象，早在《史记·天官书》中就有了明确的解释规则，“(太白)昼见而经天，是谓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6]《汉书·天文志》把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发展为“(太白)昼见，与日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7]。《汉书·天文志》基本固定了这一天文现象的解释规则，此后的正史也相继沿袭了这种规则。《晋书·天文志》：“昼见，与日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8]《隋书·天文志》：“昼与日争明，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9]虽然两《唐书》天文志中没有类似记载，但《晋书》与《隋书》皆是唐初修撰，这表明唐代继承了太白昼见这一解释规则，而《宋史·天文志》对这一解释规则继续记载亦可证明这一规则在唐代没有中断。实际上，关于此点还有条最直接的证据，即是唐人瞿昙悉达撰的《开元占经》一书，该书总结了唐前历代星占记录，并专门罗列太白昼见(经天)的占辞，不妨略作摘引：
　　《开元占经》卷46太白经天昼见条：
　　巫咸曰：“太白昼见而经天，争明而兵起，天下惊，强国弱，女主有名。”
　　天官书曰：“太白昼见经天，强国弱，弱国强，女主昌也。”
　　荆州占曰：“太白昼见，与日争光，是谓经天，大乱十年，人民流亡，去其乡，女主昌、执政，近日国必有丧。日中而见，事必然。”
　　司马彪天文志曰：“太白昼见经天，为兵丧，在大人。”
　　甘氏曰：“太白昼见，天子有丧，天下更王，大乱，是谓经天，有亡国者，百姓皆流亡。”
　　荆州占曰：“太白昼见，名曰昭明。强国弱，弱国霸，兵大起，期不出年。”
　　巫咸曰：“太白昼见，是谓阴明，来年强国有丧。”
　　司马彪天文志曰：“太白昼见，为强臣争。”[l0]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唐代也继承了“太白昼见，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这一解释规则。既然“太白昼见，强国弱，小国强，女主昌”的规则在唐代得到认可，而查史书又可知“贞观初”[11]太白星又确曾多次在白昼出现，那么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关于“女主昌”的记载就有根有据。然而，太史令为何在“强国弱，小国强”和“女主昌”乃至更多的征兆之中选择“女主昌”来做解释呢?笔者认为这是后来史官进行篡改的结果。原因如下：
　　其一，虽然女主昌的解释规则早已存在，而且太白昼见这种天文现象在历史上也屡曾出现，但翻检史书却可发现，“女主昌”作为太白昼见征兆的史文记载却微乎其微，本稿讨论的这次“女主昌”甚至可能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次被明确记载的“女主昌”预言。这可能与史书记载星占预言的规律有关，即史书只会记载被所谓事实应验了的预言[12]。具体到唐朝，当一定的天文现象出现，以太史令为首的太史局官员便需对其做出解释，然而，怎样又能保证做出的预言和将来的事实符合呢?事实上，此问题往往会采取由不同人甚至同一人对同一天文现象做出多种预言的方式加以解决。举太史局官员对贞观二十三年“日赤无光”这一天文现象所作预言为证，史载：“(贞观)二十三年三月，日赤无光。李淳风曰：‘日变色，有军急。’又曰：‘其君无德，其臣乱国。’濮阳复曰：‘日无光，主病。’”[13]由引文可知，对于“日赤无光”这一现象，太史局官员总共做出了四种预言，而太史令李淳风一人就做出了三种。由此可见，当贞观初“太白昼见”后，太史局的官员亦会做出多种预言，“女主昌”或就是其中的一种。但是，如若没有武则天后来掌权称帝的历史，这次做出的“女主昌”预言便会同其它的错误预言一样，被史臣摒弃于史书之外。然而历史确实存在巧合，武则天利用了其与这则预言之间模糊的巧合关系，试图通过这种星占预言来附会所谓的天命。
　　其二，从“女主昌”一词的含义进行分析。遍查史书中“女主”一词的含义，其所指乃是得势掌权以至临朝听政的皇后(太后、太皇太后)。因此，即使贞观初出现了“女主昌”预言，那么根据史实，这位“女主”似乎也应该是太宗长孙皇后，而不应是永徽六年才取代王皇后的武皇后，更不应是天授元年才即位称帝的则天皇帝[14]。因此，虽然武则天试图利用这则预言来强调她的天命，但从词意上分析，这种利用不仅需要把两者的巧合进行附会，实际上，她还需要对“女主”一词的历史含义进行篡改。简括而言，“女主昌”至多是贞观初太白昼见预言中的一种，它只是因为与武则天掌权乃至称帝存在着模糊的巧合关系，才在篡改后得以载入史书。
　　二、“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预言的真实性
　　“当有女武王者”和“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两则预言，虽然它们拥有共同的关键词汇“武王”，但仍需将其当作两则预言来看待。为什么如此?首先，两者的来源不同。前者是“谣言”，而后者有明确的出处即《秘记》。其次，两者皆提到“武王”，但其他相异的词汇却使两者所表达信息存在较大差异。“当有女武王者”是在预言将有女(表明与女性有密切联系)武(武姓或武功)称王；而“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则具体预言唐三世之后，将有“女主”(明确为女性)武王(武姓指示明确)取代李唐拥有天下。第三，从两者在史书中的相关记载来看，前者与上述“女主昌”承继出现在两《唐书》李君羡传中，其相关事件并没有刻意暗示武则天后来的掌权；而后者则孤立地出现在两《唐书》李淳风传中，其相关的事件明确暗示则天后来的改唐为周。
　　需要指出的是，《资治通鉴》把两则预言编排为一则，在记叙李君羡被杀事件时，它没有采用《旧唐书·李君羡传》的“谣言”，而是把《旧唐书·李淳风传》中的《秘记》编排于此：
　　初，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李君羡直玄武门，时太白屡昼见，太史(令)占云：“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恶之。会与诸武臣宴宫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羡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尔勇健!”又以君羡官称封邑皆有“武”字，深恶之，后出为华州刺史。有布衣员道信，自言能绝粒，晓佛法，君羡深敬信之，数屏人语。御史奏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壬辰，君羡坐诛，籍没其家。
　　上密问太史令李淳风；“《秘记》所云，信有之乎?”对曰：“臣仰稽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为亲属，自今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其兆既成矣。”上曰：“疑似者尽杀之，何如?”对曰：“天之所命，人不能违也。王者不死，徒多杀无辜。且自今以往三十午，其人已老，庶几颇有慈心，为祸或浅。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上乃止[15]。
　　此可能是《资治通鉴》在采择史料时犯的一个严重错误。
　　对这两则预言，史学家往往把它们的真实性一概予以否定。然而笔者经过认真比对相关记载，认为应对两则预言的真实性予以区别考察。
　　《秘记》所记的“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这一预言肯定属于伪造。为什么如此?第一，这则预言明确“预言”则天后来的掌权，如“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殆尽。”如此与后来的历史相吻合，在匪夷所思之后，根据唯物论，这必然属于后人伪造。第二，从记载这则预言的史书可以看出，它是经过历代史家们修改后才“吻合”历史的。上文引述《旧唐书·李淳风传》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在此不妨再引述《新唐书·李淳风传》的记载以作对比：
　　太宗得秘谶，言“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问淳风，对曰：“其兆既成，已在宫中。又四十年而王，王而夷唐子孙且尽。”帝曰：“我求而杀之，奈何?”对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而王者果不死，徒使疑似之戮淫及无奉。且陛下所亲爱，四十年而老，老则仁，虽受终易姓，而不能绝唐。若杀之，复生壮者，多杀而逞，则陛下子孙无遗种矣。”帝采其言，止。[16]
　　显然，《新唐书》和《资治通鉴》对这则预言做了新的阐释：其一，在《新唐书》中，预言本身的表述被修改成了“唐中弱，有女武代王”。相较“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多了一层含义，即“唐中弱”，暗示了则天称帝改唐的暂时性。关于唐太宗和李淳风的对话，《新唐书》也基于此目的进行了修改，“虽受终易姓，而不能绝唐”。显而易见，修改后的预言更加符合后来的历史发展。其二，时间被修改。《旧唐书》记载“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新唐书》改成了“又四十年而王”。而《资治通鉴》将此事放于贞观二十二年记载，以贞观二十二年(648)开始计，三十年后是仪凤三年(678)，四十年后是垂拱四年(688)，而则天称帝是在天授元年(690)，显然《新唐书》的修改更加契合了历史。其三，文字叙述中的细节语气被修改。在叙述李淳风劝说制止太宗企图滥杀时，《旧唐书》云：“今若杀之，即当复生，少壮严毒，杀之立仇。若如此，即杀戮陛下子孙，必无遗类。”而《资治通鉴》则记载为：“今借使得而杀之，天或生壮者肆其怨毒，恐陛下子孙，无遗类矣!”把“即当复生”改成了“或生”；“必无遗类”改为了“恐无遗类”，仔细揣摩两种表达，《资治通鉴》修改后的语气更符合当时的对话情境，从而也就更易使人相信其事。
　　三、“当有女武王者”预言的真实性
　　下面从李君羡的被诛杀探讨“当有女武王者”这条谣言的真实性。史载贞观二十二年秋七月甲申，太白星再次昼见，而李君羡被诛杀的时间是在贞观二十二年秋七月壬辰，与此次太白昼见相距仅八天!李君羡的被杀与太白昼见似乎有着不可忽视的因果联系。然而，太白昼见与李君羡的被杀之间，实在缺少一个中间环节。按上引史书记载，是“女主昌”和“当有女武王者”这两则预言充当了联系两者的中间环节。但事实上可以排除“女主昌”预言担当中间环节的可能性，因为“女主”一词的含义是掌权的皇后，与李君羡的关系不大。如此，是否是“当有女武王者”这则谣言充当了太白昼见与李君羡被诛杀的中间环节?翻检《灵台秘苑》《开元占经》及其他史书，可以找到相关佐证。
　　《隋书·天文中》星杂变：
　　一曰星昼见。若星与日并出，名曰嫁女。星与日争光，武且弱，文且强，女子为王，在邑为丧，在野为兵[17]。
　　《灵台秘苑》卷15常星昼见条：
　　常星昼见，阴胜阳衰，则星日并见，并出而争明，武弱，文强，武女子出，为兵丧，大水，奸臣，上不明、下纵横[18]。
　　《开元占经》卷76杂星占·星昼见条：
　　甘氏曰：明星夺日光，天下有立王。
　　甘氏曰：星无故常昼见者名女王，不出三年，大水浩洋，若有女王立[19]。
　　《隋书》撰于唐初，《灵台秘苑》由北周庾季才撰，《开元占经》是唐瞿昙希达总结唐之前历代星占的著名典籍，因此从修撰时间上可以认为，上述引文所记载的占星术在唐初皆是能够被利用的。引文虽然只是在阐释“星昼见”和“常星昼见”，但从文字上看，“太白昼见”无疑是“星昼见”的一种具体现象，故上述引文提到的预言规则当然也可以用于解释“太白昼见”。那么，把“当有女武王者”这句谣言与引文中的“女子为王”、“若有女王立”、“武女子出”等词句相对比，不得不让人推测后者就是前者的来源。由此也可以推断，“当有女武王者”这条预言并不是后代史家的凭空捏造，恰恰相反，这条预言确然与“贞观初”的太白昼见存在因果关系，即这条预言确实产生并流传于贞观初太白昼见之后[20]。
　　李君羡因此预言而被诛杀，可从以下四点作以考察。首先，李君羡有两点触犯了这两则预言。其一是他的官职(左武卫将军[21]且值玄武门)、封邑(武连县公[22])、属县(洺州武安人)等皆有“武”字。其二是他的小名为五娘子(笔者按：“五”、“武”相互谐音)，使他与女性联系了起来，这便契合了“女”字这一字眼。一位真正的女性“王天下”的事情在历史上是从未出现过的，于是，一位小名为“五娘子”的男武将军，从其能力和实力来看，均有机会通过反叛夺取李唐的天下，这种现象在历史中并不罕见。
　　其次，从李君羡被杀的时间分析，贞观二十二年，距离太宗皇帝驾崩不足一年，如果说早年的唐太宗对“当有女武王者”预言还持有很大怀疑态度的话，晚年的皇帝在猜忌和“事实”(指太白再次昼见和李君羡自身与预言的契合)面前，为了延续国祚而杀死李君羡则是完全有可能的。
　　再次，从李君羡的功绩、履历分析他被杀的原因。《新唐书·李君羡传》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初事李密，后为王世充骠骑。恶世充为人，率其属归高祖，授上轻车都尉。秦王引置左右，从破宋金刚于介休，加骠骑将军，赐以宫人、缯帛。从讨王世充，为马军副总管。世充子玄应自武牢转粮入洛，君羡俘其军，玄应走。从破窦建德、刘黑闼，所向必先登摧其锋，累授左卫府中郎将。突厥至渭桥，君羡与尉迟敬德击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羡者，虏何足忧!”改左武候中郎将，封武连县公，北门长上。在仗读书不休，帝嘉劳。历兰州都督、左监门卫将军。……出为华州刺史。会御史劾奏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下诏诛之。[23]
　　由上引文可知，从李君羡率其属归高祖后，就一直跟随李世民冲锋陷阵并立下汗马功劳，其官职也随之不断提高。李世民登基后，他又在渭桥战役中因作战勇敢受到李世民赞赏，此时他的官职品阶已达到正四品。另外，李君羡还是唐朝第一次对吐谷浑作战时唯一一个获得胜利的将领，史载：“遣左骁卫大将军段志玄率边兵及契芯、党项之众以击之。去青海三十里，志玄与左骁卫将军梁洛仁不欲战，顿军迟留不进，吐谷浑遂驱青海牧马而遁。亚将李君羡率精骑别路，及贼于青海之南悬水镇，击破之，虏牛羊二万余头而还。”[24]笔者推测他由四品职官升至从三品即或与此次战功有关。而李君羡被杀的理由，竟然只是与妖人交通和谋不轨，这显然只是托辞，李君羡并没有实际的谋不轨行为。因为虽然官任三品，但单靠他的实力显然不具有反动叛乱的条件，同时，史书中也找不出参与李君羡谋不轨的共犯。
　　仅仅靠一个谋不轨的托辞就对一个战功赫赫的三品大员处以极刑，这个虚弱的托辞似乎又体现了唐太宗在处理此事时的郁闷。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因，“当有女武王者”这则谣言正是太宗寝食不安的原因所在。李君羡的小名应该确是五娘子，其官职属邑也当是真实，于是随着谣言的不断传播，太宗内心对李君羡产生猜忌是必然的。总之，没有其他合理原因的解释，李君羡因谣言而死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否则制造这起谎言的人也太高明了，这需要编造太多的情节，尤其是此谣言，居然还能够从占星书中找到依据，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后，关于这个论点还有一条辅证，即《新唐书》在李君羡传赞中所作评议：“以太宗之明德，蔽于谣谶，滥君羡之诛，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顾不哀哉!”[25]是太宗处理这件事上的不得当，给了称帝后的武则天“引以自神”的机会，而这种“巧合”反过来增强了谣言的预见性。可见《新唐书》的撰者也认为谣言是真实存在的，李君羡确实因此而死。
　　总之，整个事件就是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有太白昼见，有预言规则，就有了预言的产生，就有了由预言带来的悲喜命运，这是历史的必然。李君羡的生平官职与预言相符是种偶然巧合，“当有女武王者”与武姓女天子的出现，也应是偶然巧合。但是，这偶然的巧合却被女天子刻意篡改，这才导致史籍中出现了预言与女天子两者之间的必然关系，显然，诣阙称冤、追复官爵等事件，就是女天子制造并论证这种必然性的得意之作。
　　四、结 论
　　诚如文中所论，李君羡生平官职与“当有女武王者”这则谣言的历史巧合引发了唐太宗的猜忌，贞观二十二年秋七月甲申，太白星再次昼见，生命亦已接近终结的唐太宗没有再隐藏这种猜忌心理，在这次太白昼见仅八天后，唐太宗便以谋不轨为借口诛杀了战功赫赫的李君羡。
　　贞观初年发生多次太白昼见是事实，而唐代所运用的占星书籍中“女子为王”、“若有女王立”、“武女子出”等词句又确实作为太白昼见的预测征兆而存在，基于这两种事实，笔者推测“当有女武王者”这则谣言确曾出现于贞观年间。当然，根据谣言产生流传的一般规律，占辞中的“女子为王”、“若有女王立”、“武女子出”等词句皆或可能成为太白昼见后谣言的流传形式，而又经过不断地口耳相传以至互相融合，谣言最终定型成了史书记载的“当有女武王者”这种形式。
　　称帝后的武则天十分巧妙地利用了她与“当有女武王者”这则谣言之间的历史巧合，通过诣阙称冤和追复官爵等事件的渲染，这位女天子俨然就成了谣言所指的“女武王”。学界已经探讨过武则天称帝前后利用佛教《大云经疏》和诸多祥瑞来伪造天命的做法，无疑，武则天绝不会错过利用这种历代相传且为士庶不同阶层普遍认同的星占预言来继续论证她的天命。正是出于这种目的，天授二年后，史臣们便着手把这则预言巧妙地附会在了李君羡的传记中。为了加强说服力，“女主昌”预言便也被篡改记入史书。武则天虽然利用“当有女主武王者”和“女主唱”两则预言论证了她所谓的天命，但毕竟这两则预言的表意似乎还不明确，于是在此基础上，“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预言应运而生。再从内容上分析，它显然也不过是“当有女武王者”的再具体化和再神秘化!神秘的事情往往只有同样神秘的人物才能做出，这或者就是编造者们把这则预言附会在李淳风一这位在人们心目中神乎其神的人物传记中的原因。总之，这三则预言有效地宣扬了武则天的天命，对于武周政权的巩固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注释：
　　[1]关于这三则预言学术界没有专文辨析，但在武则天的各类传记中它们几乎均被提到。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辨析，认为：“显然，这一记载是封建史家无法解释武则天紫宸易主的原因而归之于天命的产物”，此观点很有说服力。书中还指出“李君羡的确死了。只是他的死因为当时史家所掩盖，而被巧妙地用在这里罢了”，这便与胡戟《武则天本传》(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16页)中的观点相异，胡戟认为“李君羡为此冤死是事实”，而且预言确还曾使武则天面临一场劫难，“能够安然逃脱，实际是李君羡以死掩护了她，是她的幸运”。上面两部著作观点鲜明，但不足之处在于它们皆主要依据《资治通鉴》卷199的记载，因此也就只辨析了三则预言中的两条。其他武则天的传记多侧重文学性，不再引述。
　　[2]除《旧唐书》外，《新唐书·李君羡传》、《新唐书·李淳风传》以及《资治通鉴》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条亦有类似的记载。
　　[3]《旧唐书》卷69《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24页。
　　[4]《旧唐书》卷79《李淳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18页。
　　[5]《唐六典》卷10《秘书省·太史局》，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03页。
　　[6]《史记》卷27《天官书五》，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24页。
　　[7]《汉书》卷26《天文志六》，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83页。
　　[8]《晋书》卷12《天文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19页。
　　[9]《隋书》卷20《天文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57页。
　　[10]《开元占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版，第807册，第524页。
　　[11]在这里，需对“贞观初”这个时间概念略作解释。查《新唐书·天文志三·月五星凌犯及星变》的记载可知，贞观年间只出现过两次太白昼见，且分别是贞观十六年和二十二年，但武德九年却出现过七次太白昼见。结合史实可知，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实际上已掌握了王朝的最高权力。两天后即六月癸亥，他被立为皇太子，“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奏闻。”武德九年八月甲子他正式登基，第二年春正月乙酉，改元贞观。因此，“贞观初”实际上可以从武德九年六月庚申(或六月癸亥)开始计算。根据记载，从武德九年六月庚申玄武门之变后共有四次太白昼见发生，时间分别是：六月乙卯、七月辛亥、七月甲寅和八月丁巳。因此笔者推测史书记载的“贞观初，太白频昼见”指的应是武德九年六月庚申以后的这四次太白昼见。
　　[12]众所周知，我国历史上掌权乃至临朝的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并不少见，然而为什么史书没有把她们全都附会于“太白昼见，女主昌”这条占星规则之后呢?原因大概在于她们掌权前后确实没有太白昼见这种天文现象发生。这就体现了我国史书天文志编撰时有着基本的尊重史实的原则，即史官不会因为有了女主掌权而在天文志中捏造太白昼见以作附会。
　　[13]《新唐书》卷32《天文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32页。
　　[14]虽然武则天称帝后朝臣上奏也有：“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之语，但考察唐前后史书，“女主”一词似乎没有例如“女皇帝”类的含义。因此笔者推断，“女主昌”与武则天建周称帝间似不能构成所谓预言与被预言的关系。
　　[15]《资治通鉴》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59页。
　　[16]《新唐书》卷204《李淳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98页。
　　[17]《隋书》卷20《天文中》，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62页。
　　[18]《灵台秘苑》，影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807册，第157页。
　　[19]《开元占经》，影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第807册，第731页。
　　[20]当然，即使已经推测出了“谣言”产生的来源，但要继续考察其产生的具体过程仍是很困难的，这涉及到唐初星占学在社会中的实际流传范围和应用程度等。据《唐律疏议》卷9《职制》私有玄象器物条载：“诸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谶书，兵书，《七曜历》，《太一》，《雷公式》，私家不得有，违者徒二年。(原注：私习天文者亦同。)其纬、候及《论语谶》，不在禁限。”《唐六典》卷10《秘书省·太史局》，亦载：“凡玄象器物，天文图书，苟非其任，不得与焉。(原注：观生不得读占书，所见徵祥灾异，密封闻奏，漏泄有刑。)”据此可知，星占书籍等不但在民间受到了法律较为严厉的禁止，就连专职负责天象观测的一些官府人员也被禁止阅读学习。然而，这种限制本身不也就说明了星占术在唐代有着相当的传播范围，所以才会受到律法的严格限制?关于“当有女武王者”产生的过程，试作如下推测：在“贞观初”出现四次太白昼见后，民间占星术士根据《开元占经》和《灵台秘苑》等占星书中的解释规则作出了“女子为王”“若有女王立”“武女子出”等多种顶言，而在不断地口耳相传以至互相融合后，谣言最终定型成了史书记载的“当有女武王者”这种形式。又或者就是官方的星占人员把根据官府占星书所作出的预言传播给了亲友故旧，由此口耳相传最终形成了“当有女武王者”这则谣言。
　　[21]《旧唐书·李君羡传》和《资治通鉴》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记载均为左武卫将军，《新唐书·李君羡传》不载其曾任左武卫将军一事，《新唐书》在此处没有明确言李君羡的官职，按行文推测，其或为左武侯中郎将，或为左监门卫将军。
　　[22]《新唐书·李君羡传》和《资治通鉴》相关处所载同为武连县公，然《旧唐书·李君羡传》载其为武连郡公，未晓孰是。
　　[23]《新唐书》卷94《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36页。
　　[24]《旧唐书》卷198《吐谷浑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298页。
　　[25]《新唐书》卷94，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37页。
　　(王西坤，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