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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武则天研究中的几则臆说

郭绍林

                                                                                          
  一、所谓武则天的生日正月二十三
  所有史书都没有记载武则天的出生年月日,胡戟先生《武则天本传》1986年初版提出一种说法,1998年修订本维持不变,说:“武德七年正月二十三日,即公元624年2月17日,武则天诞生在长安(今西安市)。”“生年按《则天皇后实录》《资治通鉴》所记享年82岁推。生日暂按(四川)广元传说。”[1]刘志清先生2007年发表的《唐玄奘与武则天》一文,因袭胡戟先生的说法,甚至连“广元传说”都不提,言之凿凿地宣称:武德七年“正月二十三,一个改变了唐代历史轨迹的了不起的女性武则天在长安诞生了”[2]。
  武德七年用的是夏历,建寅月为岁首,即现行阴历一月为正月。我认为武则天不可能出生于夏历正月二十三日。
  先来看看武则天晚年的一场政变。长安四年(704)冬季,女皇武则天已是年逾八十的老妪,健康恶化,在洛阳宫城长生院中养病,宰相们几个月受不到她的召见,只有她的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侍奉其左右。宰相崔玄暐奏称武则天的儿子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仁明孝友,足侍汤药。宫禁事重,伏愿不令异姓(二张)出入”[3]。为了恢复健康、延年益寿,武则天向佛教祈求援救。腊月份,华严宗僧人法藏供奉于内道场,建置华严法会。他向武则天谈起自己16岁时曾炼指供养岐州法门寺舍利塔,那里是佛教圣地,珍藏着阿育王分发的佛指骨舍利。当时人们认为迎请供奉法门寺的佛舍利,能带来国泰民安、人寿年丰、吉祥如意的后果。武则天于是敕令崔玄暐陪同法藏,前往法门寺迎舍利。法藏到了今陕西扶风县,请出舍利,于除夕迎至长安大崇福寺。旅唐新罗士大夫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记载这件事,说:“洎新年端月孟旬有一日入神都。敕令王公已降、洛城近事之众精事幡华幢盖,仍命太常具乐奏迎,置于明堂。观灯日,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请(法)藏捧持,普为善祷。”崔致远自注:“(舍利)安置于明堂,以兜罗绵衬,天后及储君顶戴。”[4]“新年端月孟旬有一日”即神龙元年(705)正月十一日,这时实行的是夏历,一月为正月,当天法藏护送舍利至洛阳,安放于皇宫里的明堂中。“观灯日”即正月十五燃灯节,武则天在明堂举行祈祷仪式。“储君”即太子李显,这两次活动他都参加了。但这时,一场政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高层出现了权力真空,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禁军将领敬晖、桓彦範、司刑少卿袁恕己五人趁机发动政变。他们表面上把矛头指向张易之、张昌宗,实际上则逼迫武则天退位,由太子接任皇帝,恢复已被武则天改为周朝15年的唐朝。《资治通鉴》记载:神龙元年“春正月壬午朔,赦天下,改元。……癸卯,柬之、玄暐、彦範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帅左右羽林兵五百馀人至玄武门,遣(李)多祚、(李)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同皎扶抱太子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而入。太后在迎仙宫,柬之等斩易之、昌宗于庑下,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环绕侍卫。……甲辰,制太子监国,赦天下。……乙巳,太后传位于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阳宫”[5]。
  这则记载说“正月壬午朔”,即壬午这天是正月初一,那么政变当天“癸卯”,可推算是正月二十二日,正好是所谓武则天生日的前一天。紧接着,“甲辰”即正月二十三,正好是所谓武则天生日的当天,她下制由太子监国;“乙巳”即正月二十四,她传位于太子;“丙午”即正月二十五,太子即位,是为唐中宗;“丁未”即正月二十六,武则天从皇宫中被清除出去,迁至上阳宫。这些事给予武则天的打击极大,使她病情加剧,精神崩溃。她在上阳宫“形容羸悴”,中宗入见大惊。她哭道:“我自房陵(今湖北房县)迎汝来,固以天下授汝矣,而五贼贪功,惊我至此。”中宗“悲泣不自胜,伏地拜谢死罪”。[6]当年十一月,她在上阳宫的仙居殿去世。如果武则天的生日确实是正月二十三,号称“仁明孝友”的儿子总应该在这个期间让母亲高兴一些,他却一方面参与佛事活动为母亲祈祷健康;一方面参与政变去刺激母亲,这哪是向母亲要权,简直是要母亲的命!无论考虑情理还是顾忌舆论,中宗能在母亲生日期间这样做吗?
  再来看看武则天修改历法的事。她以太后身份统治全国5年后,企图直接当皇帝,推翻唐朝,建立周朝。她于是采用周历建子月为岁首,将永昌元年(689)的十一月改为载初元年(690)的春正月,十二月为腊月,原正月为一月。十一月庚辰这天是初一,是冬至节气,作为载初元年的大年初一。这一天,她亲享明堂,大赦天下。到九月初九,她举行登基大典,改国号为周。那么,是否因为她要建立周朝,一切都必须遵从西周的制度呢?答曰否。周历实行了10年,到久视元年(700)十月,她宣布恢复夏历,仍以一月为正月,武周政权的最后5年,再也没有行用周历。
  现行公历是从儒略历演变而来的。公元前46年,罗马统帅儒略·恺撒决定以自己的名字“儒略”(Julius)命名自己的生月,即英文称为July的7月,规定作为大月,31天,因而所有单月都定为31天,双月则定为小月,30天。恺撒去世后,他的养子(甥孙)盖约·屋大维当了罗马皇帝,公元前27年,被元老院奉以“奥古斯都” (Augus-tus)的尊号,含义是“神圣的”、“至尊的”。他以自己的尊号命名自己的生月,即英文称为August的8月,并将8月从小月改为大月,其后的双月10月、12月一并改为大月,单月9月、11月则改为小月。一年365.25天,不足分配,他们于是减少2月的天数,因为2月是罗马执行死刑的月份,大家都希望天数少一些,便最终规定平年的2月为28天,四年置一闰年,2月为29天。
  武则天以自我为中心,较之儒略·恺撒和盖约·奥古斯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在当皇太后期间,加尊号曰“圣母神皇”;当上皇帝后五次加尊号,依次为“圣神皇帝”、“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既“圣”且“神”,死抱着这两个字不放,其程度超过古罗马“神圣的”、“至尊的”尊号不啻倍蓰。她的以自我为中心,有所扩大和延伸。她的籍贯是并州文水县,并州即今山西太原市,称帝后,她将并州升格为北都,把文水县以自己的姓氏改名为武兴县,规定当地百姓世世代代免予承担徭役。中国古代没有实行公元纪年,朝廷颁行年号和正朔标志着号令天下,臣民遵奉正朔意味着对朝廷的服从,较之古罗马规定统帅、皇帝生月为大月,其政治意义不可同日而语。武则天既然有如此行径,如果她的生日果真是夏历正月二十三,她怎么可能把这个本来作为正朔的月份降为普通月份,而从垃圾堆里捡回废弃千年的周历,将十一月设置为正月,并在这个月份举行元日朝会、大享明堂、大赦天下之类的重要活动!
  二、所谓武则天的名字华姑
  刘志清先生那篇文章还说:“武则天原名不详,有说乳名华姑。”[7]我认为这不可能。
  “武则天”不是她的姓名,而是近数十年人们对她的称呼,从她去世前后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和谥号“则天大圣皇后”、“则天皇太后”演变而来。载初元年(690)改用周历之际,她新造“曌”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这时67岁。此前她不叫“武曌”,因为“曌”即“照”,她的孙子名叫“重照”,没有避讳,自从颁布“武曌”这个姓名,才改为“重润”,同音字“诏书”也改称为“制书”。至于她以前叫什么名字,史书没有记载。
  唐代妇女留下来姓名的为数不多。《全唐诗》收录唐诗,凡是女作者的姓名可知者皆署名,有后妃、女学士、官员的妻子女儿侄女、妓女、婢女、女道士(鱼玄机、李冶)、尼姑(元淳、海印),也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崔莺莺)。这些唐代女作者,除了武曌,还有徐惠、上官婉儿、江采蘋[8],宋氏五姊妹若华(新旧《唐书·后妃传下》皆作“若莘”)、若昭、若伦、若宪、若荀,以及鲍君徽(字文姬)[9]、杨容华、郭绍兰、王韫秀、裴淑(字柔之)、薛蕴(字馥)、杨德麟、陈玉兰、薛媛、薛瑶、王霞卿、窦梁宾、黄崇嘏、周仲美、张文姬、程长文、程洛宾、晁采(小字试莺)、崔莺莺、步飞烟、崔紫云、姚月华、崔素娥、梁琼、刘云、崔萱(字伯容)、崔仲容、崔公远、张琰、裴羽仙、刘媛(一作刘瑗)、葛鸦儿、刘瑶(一作裴瑶)、田娥、刘淑柔、薛琼、赵虚舟、张瑛(一作张英)、曹文姬、关盼盼、刘采春、常浩、王福娘(字宜之)、杨莱尔(字蓬仙)、楚儿(字润娘)、王苏苏、颜令宾、张窈窕、史凤、盛小丛、赵鸾鸾、许月英、韩襄客、薛涛、鱼玄机(字惠兰)、李冶(其母李季兰)、元淳、海印等等。[10]《全唐诗》收录元稹的诗,有悼念夭折女儿的《哭小女降真》、《哭女樊》[11],《重赠》提到商玲珑[12],《连昌宫词》提到念奴[13],《赠双文》提到双文[14];收录白居易的诗,有《病中哭金銮子》,自注“小女子名”[15];《咏兴五首·小庭亦有月》捉到菱角、谷儿、红绡、紫绡[16],《不能忘情吟》提到樊素。[17]其他文献所提到的唐代女子和文学作品女角色的姓名,有陈硕贞[18]、裹儿(安乐公主)、团儿、裴柔、师师、许灵素(女道士)、阿秋、阿虔。[19]清河公主名敬,字德贤;兰陵公主名淑,字丽贞;晋阳公主字明达,幼字兕子;成安公主,字季姜;代国公主名华,字华婉;凉国公主字华庄;玉真公主字持盈;寿安公主字虫娘;汉阳公主名畅。[20]柳宗元撰写的《叔妣吴郡陆氏夫人志文》说“夫人讳则,字内仪,姓陆氏”,其女名“喜子”;《下殇女子墓砖记》说“始名和娘”,“更名佛婢”;《小侄女子墓砖记》说名叫柳雅;《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提到崔媛、张婆、陀罗尼;《马室女雷五》提到雷五。[21]元稹撰写的《葬安氏志》说“安氏字仙嫔”[22]。白居易撰写的《元公墓志铭》提到元稹的女儿保子、小迎、道卫、道扶[23]。杜牧提到杜秋娘、张好好[24]、窦桂娘。[25]范摅提到元稹的前妻“韦氏字蕙丛”。[26]段安节提到谢秋娘[27]。孙棨记载长安妓女,有字绛真的“天水仙哥”、郑举举、牙娘、杨妙儿、杨永儿(字齐卿)、杨迎儿、杨桂儿、王团儿、王小润(字子美)、王小福(字能之)、俞洛真、王莲莲、王小仙、刘泰娘、张住住等。[28]《太平广记》有描写谢自然的《女仙》条[29],有《杨敬真》条[30],《张云容》条有她和萧凤台、刘兰翘[31],还有裴玄静、戚玄符、薛玄同、戚逍遥[32]、聂隐娘[33],沈阿翘[34]、吕荣[35]、徐月英[36]专条。唐代墓志有《大燕圣武观故女道士马凌虚墓志铭》[37]、《唐茅山燕洞宫大洞炼师彭城刘氏墓志铭》,即宰臣李德裕妾刘致柔。[38]为避繁琐,不再举例。由于当时“娘”字可以指少女,也有以排行称呼其人的,这起到了姓名的作用,如崔令钦《教坊记》补遗记载颜大娘、庞三娘[39],孙光宪记载荆十三娘[40]等等。这些名字林林总总,以“儿”、“娘”居多,根本没有以“姑”字命名的。《教坊记》补遗说:“任智方四女,皆善歌。其中二姑子吐纳凄婉,收敛浑沦;三姑子容止闲和,旁观若意不在歌;四姑子发声遒润虚静,似从空中来。”“姑”字后面加了“子”字,这不是名字,犹言二女儿、三女儿等。
  “姑”字作为名词,其含义在唐代有三种。其一,“姑”指父辈的姊妹,相对于侄辈而言。武则天剥夺了两个亲生儿子的帝位,曾考虑立侄儿武承嗣为太子,李昭德对她说:“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41]其二,“姑”指女子的婆母,女子的公爹为“舅”、“嫜”。朱庆馀《近试上张籍水部》诗,说新娘子“待晓堂前拜舅姑”[42]。杜甫《新婚别》描写新娘子送新郎上战场,自己感到“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43]。女子丈夫的妹妹则加个“小”字,称为“小姑”。王建《新嫁娘词三首》说:“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44]其三,“姑”指女神仙,如麻姑、紫姑,唐人接受了前代的这些传说。颜真卿即写过《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杜牧《读韩杜集》诗说:“杜诗韩集愁来读,似倩麻姑痒处抓(按麻姑擅长挠痒痒)。”[45]传说紫姑是李景的妾,受李景妻的迫害,于正月十五含恨而死,成为女神。唐代形成祭祀紫姑的习俗。熊孺登《正月十五日》诗说:“汉家遗事今宵见,楚郭明灯几处张。深夜行歌声绝后,紫姑神下月苍苍。”[46]怎么可以设想,家长给女儿起乳名为“华姑”,成天把她当作长辈或神仙来叫,还使得别人也跟着把她当作长辈或神仙来叫!
  《新唐书》记载:“华州华阴郡”,“垂拱二年(686)避武氏讳曰太州”。[47]同时,县名带有“华”字的一律改名,改华阴为仙掌、华原为永安、华容为容城、江华为云汉、华亭为亭川。这不能理解为武则天的名字里有“华”字。《新唐书》凡是记载武则天本人,不是称“武后”就是称“后”、“太后”,这里说的却是“武氏”,不是指她本人。其他文献说得真切:“华州,垂拱元年,避武太后祖讳,改太州。”[48]崔玄暐原名“曄”,改名是由于原名“字下体有则天祖讳”。[49]武则天怎么可能不避其祖先名讳,被用“华”字命名。正因为“华”字不是她的名字,所以她以太后身份执掌国家政权期间,人们照样使用“华”字。杨炯《祭汾阴公文》说:“维大唐光宅之元祀(684)太岁甲申冬十有二月戊寅朔丁亥御辰”,杨炯“昭告于故中书令汾阴公(薛振,即薛元超)之贵神”,“公春华之日也,又陪游于层城”。[50]陈子昂《观荆玉篇》的序言说:“丙戌岁(垂拱二年),余从左补阙乔公北征”;《题居延古城赠乔十二知之》是他北征途中作的诗,说:“沧洲今何在,华发旅边城。”[51]至于“姑”字,也没有避讳。杨炯《伯母东平郡夫人李氏墓志铭》说:“维永淳元年(682)秋八月旁死魄,寝疾弥留,终于华阴之望仙里,……冬十一月一日丙辰,迁窆于永丰乡之平原。……诸姑伯娣,穆温良兮。”《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又说光宅元年去世的薛振,“神尧皇帝(唐高祖)婕妤河东郡夫人,公之姑也。……垂拱元年(685)四月四日,故中书令汾阴公府功曹姓名谨状。”[52]同样,十二律中的“姑洗”,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市)的“姑臧”县,都没有改名。
  三、所谓唐太宗洛阳宫初幸武媚娘
  徐金星、余杰、郑贞富三先生合著的《洛阳五千年》一书,说:“《新唐书·太宗本纪》载,贞观十一年二月来洛阳;三月宴洛阳宫西苑,泛积翠池,……十月猎于洛阳苑;十一月驾幸怀州(治河内,今河南沁阳),狩猎济源(今河南济源),当月还洛阳,初幸武媚娘。”[53]“初幸武媚娘”云云,并非《新唐书》卷2《太宗本纪》的记载。《资治通鉴》叙述完贞观十一年(637)十一月唐太宗由怀州返还洛阳宫,本年度的史事便记载完毕,收束时附加了一段话:“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司马光《考异》对此作了说明:“《旧唐书·则天本纪》,崩时年八十三。《唐历》、焦璐《唐朝年代记》《统纪》、马总《唐年小录》《圣运图》《会要》皆云八十一。《唐录》《政要》,贞观十三年入宫。据武氏入宫年十四。今从吴兢《则天实录》为八十二,故置此年。”[54]于是《洛阳五千年》的作者便认为武则天是这年年底召入洛阳宫成为唐太宗的配偶的。我认为这个说法,理由不充分。
  对于武则天的享年若干,既然有三种说法,也就有了不是贞观十一年入宫的说法。我们姑且认同武则天确实是贞观十一年入宫的。《新唐书·后妃传上》没说年份,只说“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闻士彟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55]关于长孙皇后去世的时间,以及唐太宗这个阶段的行踪,史书这样记载:贞观十年“夏六月……己卯,皇后长孙氏崩于(长安)立政殿。冬十一月庚寅,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十一年“二月……甲子,幸洛阳宫”,“三月……丁亥,车驾至洛阳。丙申,改洛州为洛阳宫。……冬十一月辛卯,幸怀州。乙未,狩于济源。丙午,车驾还宫”。十二年“二月乙卯,车驾还京。……闰二月庚辰朔,……丙戌,至自洛阳宫。”[56]贞观十年六月长孙皇后去世,直到第二年二月太宗幸洛阳,这8个月太宗在长安。如果贞观十一年伊始太宗临近幸洛阳时在长安将武则天纳入宫中,与《新唐书》“文德皇后崩,久之”的说法绝不矛盾。此其一。
  其二,据李峤《攀龙台碑》[57]的记载,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入唐以来的履历如下:武德元年(618)唐朝建立,他先后被唐高祖任命为内史令、纳言,都固辞不受,于是被授予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兼检校并越将军。武德三年,保留所有职务,加任工部尚书,兼知南北牙兵马判六曹尚书。武德四年,因其妻子相里氏死亡,唐高祖亲自出面,为他娶了隋朝纳言杨达的女儿,即武则天的生母。武德七年三月平定了江淮地区的叛乱后,为安定当地,他以本官权检校扬州(治今江苏扬州市)都督府长史。入唐以来这七年间,他时而外出执行任务,家庭基本上安置在长安。以武则天享年82岁推算,她于武德七年出生于长安。武德九年太宗执政,武士彟被任命为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县)都督。次年改元为贞观元年(627),任利州(治今四川广元市)都督,贞观五年任荆州(治今湖北荆州市)大都督。贞观九年,太上皇唐高祖驾崩,武士彟也在荆州都督任上去世,遗令归葬故乡山西文水。父亲去世时,武则天12岁,两年后召入宫中。这两年她住在哪里?父亲去世了,全家如果不继续住在荆州,只有住在长安的可能性大一些,长安可能还保留着她家的宅院。只有这样,太宗才能“闻士彟女美,召为才人”。如果太宗是在洛阳把她纳入宫中的,她只能住在洛阳,因为这不是在预先不知情的情况下从民间普选淑女,而是点名要高级官员家的千金小姐。目前尚没有迹象证明她这时住在洛阳。
  其三,武则天入宫,封为才人。唐初设才人七位,正五品,是中等级别的内职。她们在皇宫中的职责,是安排皇帝、高级后妃的吃饭、睡觉等日常生活,并管理宫廷纺织、女红等劳作。这样的人入宫,只消皇帝下一道册封的诏书,由经办人员将她迎入宫中即可,皇帝不必亲自出场。否则,像晋武帝那样后宫近万人,如果每天举行一次婚礼,也要用上27年时间。他在位25年,还怎么料理朝政?因此,太宗即便是来到洛阳后才将武则天召入宫中的,她若住在长安或荆州,召入长安皇宫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其四,太宗在将武则天纳入宫中12年后去世,享年52岁。他一生共有14个儿子和21个女儿。长孙皇后13岁同太宗结婚,生了三子三女。武则天14岁入宫,太宗40岁。如果武则天确实是贞观十一年召入洛阳宫的,太宗次年闰二月才从洛阳返回长安,在点名要她入宫的前提下,洛阳又没有长安那么多妃嫔令太宗左顾右盼,武则天怎么没有为太宗生下一男半女?10多年后她同高宗结婚,却生了四子二女。由此可以推测武则天不是召入洛阳宫来侍寝的。
  四、所谓武则天洛阳宫初见玄奘
  梁中效先生2001年发表《武则天与玄奘》一文,说:“唐太宗在洛阳召见玄奘,相见恨晚,从早到晚长谈不倦。武才人有可能在此时见到玄奘。”[58]该文是他1994年10月参加在陕西乾县乾陵博物馆召开的第五届全国武则天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先收入1995年印行的会议论文集《武则天与乾陵文化》中。刘志清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也有文章收入《武则天与乾陵文化》中。上述2007年他发表的《唐玄奘与武则天》一文,把梁氏的推测完全坐实,并加以演绎,说:太宗对武则天“宠幸有加”,“爱其聪明留在身边”。“玄奘取经归来,……到洛阳谒见太宗。以才人身份不离太宗左右的21岁的武则天,正是在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的洛阳宫,亲自目睹了46岁的玄奘和48岁的李世民这两位历史伟人极为隆重的会见。武则天第一次见到唐玄奘是什么心情?文献材料没有记载,但她受到巨大震动和无以复加的敬佩是可以想见的。……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接见,武则天都在现场。唐太宗结束对玄奘的会晤之后对侍臣说:‘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这恐怕正是武则天早已深深刻印在心的突出感受。”[59]
  刘先生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不能成立。
  其一,几种文献记载太宗接见玄奘,虽详略不同,但没有表示“武则天都在现场”则一致。《旧唐书·僧玄奘》说:“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60]唐僧冥详《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说:“以贞观十九年春正月到长安,……谒帝于洛阳。三月一日奉敕还京师。”[61]这两种文献都没有披露具体情况,前者连洛阳地名都未交待。
  披露具体情况的,见于两部详细的玄奘传记。《续高僧传》卷4《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说得简单一些:“及至洛滨,特蒙慰问,并献诸国异物,以马驮之。别敕引入深宫之内殿,面奉天颜,谈叙真俗,无爽帝旨,从卯至酉,不觉时延,迄于闭鼓。”[62]该书作者道宣,是律宗南山宗的创始人,曾在玄奘长安弘福寺译场担任缀文大德。
  玄奘的弟子慧立、彦悰撰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作了详细的记述。
  “贞观十九年春正月……壬辰,法师谒文武圣皇帝于洛阳宫。二月己亥,见于仪鸾殿,帝迎慰甚厚。”这几句话记载的是太宗接见玄奘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既而坐讫,帝曰:‘师去何不相报?’法师谢曰:‘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帝曰:‘师出家与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嘉焉,亦不烦为愧。但念彼山川阻远,方俗异心,怪师能达也。’法师对曰:‘奘闻乘疾风者造天池而非远,御龙舟者涉江波而不难。自陛下握乾符、清四海,德笼九域,仁被八区,淳风扇炎景之南,圣威振葱山之外。所以戎夷君长,每见云翔之鸟自东来者,犹疑发于上国,敛躬而敬之,况玄奘圆首方足,亲承育化者也。既赖天威,故得往还无难。’帝曰:‘此自是师长者之言,朕何敢当也。’”这一段话记载的是刚刚会见时的情况。太宗询问玄奘为什么冒犯国家的禁令,私自出国,玄奘做出解释,表示很惭愧。太宗问起西行困难重重,如何到达天竺?玄奘说完全仰仗于太宗的声名功德,太宗就势谦虚了两句,会谈气氛得到缓和。
  “因广问彼事。自雪岭已西,印度之境,玉烛和气,物产风俗,八王故迹,四佛遗踪,并博望之所不传,班、马无得而载。法师既亲游其地,观觌疆邑,耳闻目览,记忆无遗,随问酬对,皆有条理。帝大悦,谓侍臣曰:‘昔苻坚称释道安为神器,举朝尊之。朕今观法师词论典雅,风节贞峻,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远。’时赵国公长孙无忌对曰:‘诚如圣旨。臣尝读《三十国春秋》,见叙安事,实是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时佛法来近,经论未多,虽有钻研,盖其条叶,非如法师躬窥净域,讨众妙之源,究泥洹之迹者矣。’帝曰:‘公言是也。’帝又谓法师曰:‘佛国遐远,灵迹法教,前史不能委详。师既亲睹,宜修一传,以示未闻。’”接着,太宗问起玄奘游历西域的情况,感到此行超过了西汉博望侯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之举,所见所闻又是自司马迁、班固以来史书所不曾详细记载过的,因而责成他撰写成书,并且盛赞他是佛教徒中的杰出人才,超过了十六国时期被帝王称为“神器”的释道安。太宗的内兄长孙无忌在场,也盛赞玄奘。既然是“广问彼事”,“随问酬对”,谈话的主要内容自然是玄奘的游历。由于这份传记对此有详细的记载,第二年玄奘撰成《大唐西域记》一书上呈朝廷,里面讲得更详细,所以这里从略了。
  “帝又察法师堪公辅之寄,因劝罢道,助秉俗务。法师谢曰:‘玄奘少践缁门,伏膺佛道,玄宗是习,孔教未闻。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愿得毕身行道,以报国恩,玄奘之幸甚。’如是固辞乃止。时帝将问罪辽滨,天下兵马已会于洛,军事忙迫,闻法师至,命引入朝,期暂相见,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昃。赵国公长孙无忌奏称法师停在鸿胪,日暮恐不及。帝曰:‘匆匆言犹未尽意。欲共师东行,省方观俗,指麾之外,别更谈叙。师意如何?’法师谢曰:‘玄奘远来,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驾。’帝曰:‘师尚能孤游绝域,今此行盖同跬步,安足辞焉?’法师对曰:‘陛下东征,六军奉卫,罚乱国,诛贼臣,必有牧野之功,昆阳之捷。玄奘自度终无裨助行阵之效,虚负途路费损之惭。加以兵戎战斗,律制不得观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奏。伏愿天慈哀矜,即玄奘幸甚。’帝信纳而止。”通过交谈,太宗认为玄奘是担任公卿宰辅的好材料,极力动员他还俗做官,又邀请他同赴辽东战场,都被他婉言拒绝。交谈从早晨一直持续到暮色降临,长孙无忌提醒太宗结束接见。
  “法师又奏云:‘玄奘从西域所得梵本六百馀部,一言未译。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林寺,远离廛落,泉石清闲,是后魏孝文皇帝所造,即菩提留支三藏翻译经处。玄奘望为国就彼翻译,伏听敕言。’帝曰:‘不须在山。师西方去后,朕奉为穆太后于西京造弘福寺,寺有禅院甚虚静,法师可就翻译。’法师又奏曰:‘百姓无知,见玄奘从西方来,妄相观看,遂成阛阓。非直违触宪网,亦为妨废法事。望得守门,以防诸过。’帝大悦曰:‘师此意可谓保身之言也,当为处分。师可三五日停憩,还京就弘福安置。诸有所须,一共玄龄平章。’”临末,玄奘提出要求,想落脚于自己家乡缑氏县(今河南偃师市缑氏镇)东南的少林寺,利用这里的清静环境,翻译由天竺带回的佛教典籍。太宗让他回长安,在自己为先妣建置的弘福寺中从事翻译,需要什么,由京师留守宰相房玄龄解决。玄奘要求官府派人把守寺门,闲人免进,以保持寺院的安静、安全,并且能够避嫌。
  “自是辞还矣。三月已巳,法师自洛阳还至长安,即居弘福寺。”[63]这里交待接见全过程结束,玄奘返回长安的时间和驻锡的寺院。
  可见太宗是在正规场所接见玄奘的,在场的大臣只有长孙无忌露镜头,因为他是司徒,级别最高,又是太宗的内兄。随同太宗此行的高层人员,除了太子李治(唐高宗),还有开府仪同三司、摄太子太傅高士廉,特进萧瑀,中书令岑文本,守中书令马周,侍中刘洎,黄门侍郎褚遂良,检校中书侍郎许敬宗,吏部尚书杨师道,秘书监颜师古,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张行成,兵部侍郎杨弘礼,太子右庶子高季辅等等,他们中应该也有一些人在场。褚遂良以前当过起居郎、知起居事等史官,负责记录皇帝的言论行动,编纂起居注。许敬宗长期监修国史。他们此时如果不兼任史官责任,可能会有另外的史官在场作记录。武则天那样中等级别的后宫女人,哪有资格出席这种皇帝和衮衮诸公参与的“政治局”活动!
  其二,武则天入宫12年,没有同太宗生下一男半女,一直是正五品才人身份,没能得到升迁。比她小3岁的徐惠也以才人身份被太宗纳入宫中,写文章挥笔立就,辞藻富丽,很受太宗赏识,很快就被提拔为正三品的婕妤、正二品的充容。可见刘氏所说太宗对武则天“宠幸有加”、“爱其聪明留在身边”、“以才人身份不离太宗左右”等等,都是想当然之词。太宗这次来洛阳,不是专程巡幸、长期驻跸,而是奔赴辽东打仗,路过洛阳时作短暂停留。他认为收复辽东故土的战争能够速战速决,连换季节的衣服都不肯带上,他有必要带上自己并不宠幸的低级别的武则天吗?如果需要侍寝,8年前洛阳已升格为洛阳宫,行宫里总会聚集着一批宫女的。章碣《东都望幸》诗说:“懒修珠翠上高台,眉月连娟恨不开。纵使东巡也无益,君王自领美人来。”[64]描写的就是储备在东都洛阳的宫女。
  其三,佛教徒禁绝婚配生活,和异性来往受到限制,不能随便、频繁。太宗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玄奘的弟子辨机在高阳公主的封地结庐修行,高阳公主常来这里同他淫乱。当局不便处分高阳公主,只把辨机处死。高阳公主因而仇恨太宗,太宗去世,她一点都不悲伤。唐玄宗开元二年(714)七月戊申,下《禁百官与僧道往还制》,批评“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等为门徒往还,妻子等无所避忌”,规定“百官家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65]太宗作为玄宗的老祖宗,能在对玄奘“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接见”中,让自己的侍妾“武则天都在现场”而“无所避忌”吗? 
  其四,贞观初年以来,太白星频频在白昼出现,民间流行的《秘记》预言:“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太宗询问太史令李淳风,李淳风说:“其人已生,在陛下宫内,从今不逾三十年,当有天下,诛杀唐氏子孙歼尽。”太宗想把疑似者全杀掉,被李淳风劝阻[66]。河北武安县人李君羡担任左武卫将军,爵位为武连郡公,在玄武门值班,太宗得知他的小名叫“五娘子”,联想到他的封邑和属县都有“武”字,怀疑他就是“女主武王”,恰好御史奏称李君羡与妖人来往,于是将他处死。[67]太宗平素一定会警惕地注视着宫中每一个与“武”字有关的人,特别是女人。他怎么可能把“武才人”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五、所谓武则天的诗作《如意娘》
  2007年7月在洛阳召开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第十届年会,与会论文都认为武则天在感业寺当尼姑,创作了《如意娘》一诗。耿直先生《武周时期是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一文说:“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太宗逝去。武则天被安排在感应寺落发为尼。永徽元年(650年)十月,高宗李治为太宗行香于感应寺,见了武则天,‘武氏泣,上亦泣’,往昔相见相拥之事涌上心头。之后,她写了《如意娘》的诗,表示对高宗的爱慕之情。”[68]朱焕玺先生《论武则天诗歌及其对唐诗发展的贡献》一文说:“永徽元年(650)五月,李治以周年忌日为先父行香为名,特意去感业寺和尼姑身份的武则天见面。情人相见,蓄积已久的激情陡然迸发,彼此都非常激动,感慨万千。武则天大概就在此时灵感突发,千言万语凝成这四句诗以诉衷情。”[69]持有相同观点的与会论文,还有曹印双先生的《武则天青少年时期的生存环境及影响》[70]和李青峰先生的《武则天对高宗施政的影响及工人的关系》[71]。其中只有耿氏将寺名和月份弄错。
  《全唐诗》卷5系于武后名下的诗作,共有46首,《全唐诗外编》中还收录了几首,这些作品被研究者们用来分析她的文化素养、文学造诣和内心世界。这样做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很多诗歌不是武则天自己创作的。南宋人计有功指出:“大凡(武)后之诗文,皆元万顷、崔融辈为之。”[72]《全唐诗》编者按语承用了这个说法。元万顷、崔融这帮学士为武则天代笔,是武则天执掌朝政时期的事。《如意娘》一诗被说成是武则天永徽元年当尼姑时的作品,当然只能由她自己来写作。我认为无论从作品的形式还是内容来看,都不可能是武则天的作品。
  《如意娘》诗云:“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73]
  先来看看这首诗的文体。这是一首成熟的七言绝句,“思”字作为名词读去声,用“文”部韵,是首句入韵平起式,平仄完全符合格律。初唐出现七绝,由乐府歌词发展而来。在《全唐诗》系于武则天名下的诗作中,还有三首七言四句的歌词。《唐享昊天乐》第八首云:“奠璧郊坛昭大礼,锵金拊石表虔诚。始奏承云娱帝赏,复歌调露畅韶英。”[74]用七绝的格式来看,此首平仄失黏。《唐明堂乐章·徵音》云:“赫赫离精御炎陆,滔滔炽景开隆暑。冀延神鉴俯兰尊,式表虔襟陈桂俎。”[75]此首用仄声韵,不是正体绝句。《唐大飨拜洛乐章·齐和》云:“沉潜演贶分三极,广大凝祯总万方。既荐羽旌文化启,还呈干戚武威扬。”[76]此首符合格律,但“大飨拜洛”是垂拱四年(688)十二月己酉的事情,比所谓永徽元年创作的《如意娘》晚了38年。而且这三首歌词的流畅熟练程度·远不能同《如意娘》相比。一种新文体的出现,应该有一个摸索的过程,逐渐成熟、定型。这四首诗反映的恰恰是相反的过程,令人生疑。再者,截至永徽元年,诗坛一直流行五言诗,太宗、王珪、陈叔达、杜淹、魏征、虞世南、颜师古、褚亮的作品,以及许敬宗的早期作品,都是五言诗。只有两首诗例外。《全唐诗》收录所谓虞世南的《应诏嘲司花女》云:“学画鸦黄半未成,垂肩亸袖太憨生。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完全符合七绝格律。但《全唐诗》编者按语说:“《隋遗录》曰:炀帝幸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洛阳人献合蒂迎辇花,帝令御车女袁宝儿持之,号司花女。时诏世南草敕于帝侧,宝儿注视久之。帝曰:‘昔飞燕可掌上舞,今得宝儿,方昭前事。然多憨态。今注目于卿,卿可便嘲之。’世南为绝句。”[77]隋炀帝的时代没有这种文体,这首诗与虞世南其余作品迥然不类,显然是后世小说作者编造的情节,被《全唐诗》作为虞世南的疑似作品收录于其余作品之后。魏徵的《五郊乐章·舒和》云:“千里温风飘降羽,十枝炎景媵朱干。陈觞荐俎歌三献,拊石摐金会七盘。”[78]符合平仄格律。同上述系于武则天名下的作品一样,这也是歌词。可能由于演唱需要婉转悠扬,歌词遂加长句子,由五言增加到七言。起初,歌词作者并不刻意讲究平仄的协调,后来发现规律,取得共识,于是形成七绝格式。《如意娘》不是庙堂歌词,而是独立的诗,这样的七绝怎么能脱离时代,突兀地出现在永徽元年?这在诗歌史的序列中找不到理由,就像化学元素一样,在元素周期表中是按照规则排列的,不能错位。明人胡应麟说:“初唐无七言律,……杜审言实为首倡。”[79]如果《如意娘》真是武则天在永徽元年创作的,宋元明清历代诗话家何以不说“唐七绝,武后实为首倡”或“昉自武后”之类的话。因此,《如意娘》只能是一首后人假托的武则天的七绝。
  再来看看这首诗的内容。《如意娘》实际不如意,她为思念恋人,天天陷入痛苦和失态的境地,“憔悴支离”,以泪洗面,神志恍惚,分不清青红皂白。她将泪迹斑斑的“石榴裙”深藏在衣箱中,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同恋人相逢,拿出来证明自己的苦恋。诗中的“石榴裙”显然是女主人公的日常穿戴,而不是拿在手中擦眼泪的帕子。石榴花是红色的,因而石榴裙是红裙子,梁元帝《乌栖曲》说:“芙蓉为带石榴裙。”[80]当代影片《少林寺》、电视剧《西游记》,都让唐初僧人穿上红色的袈裟,其实当时僧尼的服装是浅黑色的,叫做缁衣。武则天受家庭影响,小时候加入过佛教,罗福苌《沙洲文录补》载唐代敦煌写本《大云经疏》说她“幼小时已被缁服”。她在感业寺再披缁服,石榴裙从何说起?永徽元年她同高宗在寺中会面,一两年间便被召入宫中,成为高宗的妃子,并获得专房之宠,永徽六年立为皇后,这个阶段已经没有必要作这种悲悲切切的诗了。如果《如意娘》确实是武则天的作品,只能作于当尼姑之前,即太宗在世最后五六年间。高宗比武则天小5岁,贞观十七年获渔人之利,被立为太子,时年16岁。“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81]武则天作为太宗的侍妾,和丈夫的儿子暗中相悦,是犯忌讳的乱伦行为,想方设法遮掩尚且来不及,总不至于自己作诗去暴露、去张扬,并流传到后世。
  最后,辨析一下古人诗话的说法。清人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说:“武后有《怀如意君》诗,虽出小说,可与《杨叛儿》歌同调,则所作不尽出崔、元辈手也。”[82]这里认为诗题叫《怀如意君》,是由小说作者为武则天代写的。明人杨慎《升庵诗话·武后如意曲》说:“张君房《脞说》云:千金公主进洛阳男子,淫毒异常,武后爱幸之,改明年为如意元年。是年,淫毒男子亦以情殚疾死,后思之作此曲,被于管弦。呜呼,武后之淫虐极矣!……使其不入宫闱,恣其情欲于北里(唐长安妓院所在地)教坊,岂不为才色一名妓,与刘采春、薛洪度(薛涛)相辉映乎?”[83]张君房是北宋人,《宋史·艺文志》著录其著作多种,有《摺绅脞说》20卷。这则小说与历史事实毫不沾边。如意元年(692)武则天69岁,前后一两年间根本没有哪个洛阳男子由千金公主介绍给她做面首而“情殚疾死”。面首既然死了,还怎么来“开箱验取石榴裙”?千金公主推荐的男子名叫冯小宝,被史家说成是武则天的面首。他是京兆鄠县(今陕西户县)人,来洛阳市场卖药。武则天为了让他出入皇宫方便一些,将他度为僧人,任洛阳白马寺寺主,改姓名为薛怀义,与驸马都尉薛绍合族。这是垂拱元年(685)的事,武则天时年62岁。后来薛怀义胡作非为、桀骜不驯,武则天十分讨厌他。天册万岁元年(695)二月壬子,武则天召他入宫,把他杀掉,武则天时年72岁。《资治通鉴》长寿元年条说:“(天授三年)夏四月丙申,赦天下,改元如意。……太后春秋虽高,善自涂泽,虽左右不觉其衰。(八月)丙戌,敕以齿落更生,九月庚子御则天门,赦天下,改元‘长寿’。”[84]杨炯《盂兰盆赋》说:“粤大周如意元年秋七月,圣神皇帝御洛城南门,会十方贤众,盖天子之孝也。……圣神皇帝乃冠通天,佩玉玺,冕旒垂目,紞纩塞耳。前后正臣,左右直史,身为法度,声为宫徵,穆穆然南面以观矣。……太阳夕,乘舆归,下端闱,入紫微。”[85]这哪是什么“改明年为如意元年”,什么“憔悴支离”(黄瘦衰弱)!这样,小说编造的老太婆武则天为庆幸得到面首而改元“如意”,为思念死去的面首而创作《如意曲》歌词,便属于虚构的情节。但这露出马脚,即《如意娘》是北宋无聊文人的作品。
  注释:
  [1]胡戟《武则天本传》第1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刘志清《唐玄奘与武则天》,见魏全瑞主编《隋唐史论——牛致功教授八十华诞祝寿文集》第178页、第178页、第179—180页,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3]《资治通鉴》卷207长安四年条、卷207神龙元年条、卷208神龙元年五月条《考异》引《统记》、卷195贞观十一年条、卷205长寿元年条,中华书局1997年版。
  [4]《大正藏》卷50史传部,第2054号、第2052号、第2060号经文,日本“大正藏”本。
  [5]《资治通鉴》卷207长安四年条、卷207神龙元年条、卷208神龙元年五月条《考异》引《统记》、卷195贞观十一年条、卷205长寿元年条,中华书局1997年版。
  [6]《资治通鉴》卷207长安四年条、卷207神龙元年条、卷208神龙元年五月条《考异》引《统记》、卷195贞观十一年条、卷205长寿元年条,中华书局1997年版。
  [7]刘志清《唐玄奘与武则天》,见魏全瑞主编《隋唐史论——牛致功教授八十华诞祝寿文集》第178页、第178页、第179—180页,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8]《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9]《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1]《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2]《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3]《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4]《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5]《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6]《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7]《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8]《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卷51--52《后妃传上、下》、卷87《李昭德传》、卷3《太宗纪下》、卷91《崔玄暐传》、卷191《方伎传·僧玄奘》、卷79《李淳风传》、卷69《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19]《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卷51--52《后妃传上、下》、卷87《李昭德传》、卷3《太宗纪下》、卷91《崔玄暐传》、卷191《方伎传·僧玄奘》、卷79《李淳风传》、卷69《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20]《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卷37《地理志一》、卷76《后妃传上》、卷76《后妃传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
  [21]《柳宗元集》卷13,中华书局1979年版。
  [22]《元稹集》卷58,中华书局1982年版。
  [23]《白居易集》卷61,岳麓书社1992年版。
  [24]杜牧《樊川文集》卷1、卷6、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5]杜牧《樊川文集》卷1、卷6、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6]范摅《云溪友议》卷下《艳阳词》,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7]段安节《乐府杂录》,见《教坊记》等书合刊本,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8]孙棨《北里志》,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9]《太平广记》卷66、卷68、卷69、卷70、卷194、卷204、卷270、卷273,中华书局1981年版。  
  [30]《太平广记》卷66、卷68、卷69、卷70、卷194、卷204、卷270、卷273,中华书局1981年版。  
  [31]《太平广记》卷66、卷68、卷69、卷70、卷194、卷204、卷270、卷273,中华书局1981年版。  
  [32]《太平广记》卷66、卷68、卷69、卷70、卷194、卷204、卷270、卷273,中华书局1981年版。  
  [33]《太平广记》卷66、卷68、卷69、卷70、卷194、卷204、卷270、卷273,中华书局1981年版。  
  [34]《太平广记》卷66、卷68、卷69、卷70、卷194、卷204、卷270、卷273,中华书局1981年版。  
  [35]《太平广记》卷66、卷68、卷69、卷70、卷194、卷204、卷270、卷273,中华书局1981年版。  
  [36]《太平广记》卷66、卷68、卷69、卷70、卷194、卷204、卷270、卷273,中华书局1981年版。  
  [37]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724页、第23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8]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第1724页、第23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39]崔令钦《教坊记·补遗》,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0]孙光宪《北梦琐言》卷8,载《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41]《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卷51--52《后妃传上、下》、卷87《李昭德传》、卷3《太宗纪下》、卷91《崔玄暐传》、卷191《方伎传·僧玄奘》、卷79《李淳风传》、卷69《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42]《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3]《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4]《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5]杜牧《樊川文集》卷1、卷6、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46]《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47]《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卷37《地理志一》、卷76《后妃传上》、卷76《后妃传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
  [48]《唐会要》卷70《州郡改置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9]《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卷51--52《后妃传上、下》、卷87《李昭德传》、卷3《太宗纪下》、卷91《崔玄暐传》、卷191《方伎传·僧玄奘》、卷79《李淳风传》、卷69《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50]《全唐文》卷196、卷196、卷249、卷21、卷1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1]《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2]《全唐文》卷196、卷196、卷249、卷21、卷1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3]徐金星、余杰、郑贞富:《洛阳五千年》,第442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
  [54]《资治通鉴》卷207长安四年条、卷207神龙元年条、卷208神龙元年五月条《考异》引《统记》、卷195贞观十一年条、卷205长寿元年条,中华书局1997年版。
  [55]《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卷37《地理志一》、卷76《后妃传上》、卷76《后妃传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
  [56]《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卷51--52《后妃传上、下》、卷87《李昭德传》、卷3《太宗纪下》、卷91《崔玄暐传》、卷191《方伎传·僧玄奘》、卷79《李淳风传》、卷69《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57]《全唐文》卷196、卷196、卷249、卷21、卷1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58)梁中效:《武则天与玄奘》,《咸阳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59]刘志清《唐玄奘与武则天》,见魏全瑞主编《隋唐史论——牛致功教授八十华诞祝寿文集》第178页、第178页、第179—180页,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60]《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卷51--52《后妃传上、下》、卷87《李昭德传》、卷3《太宗纪下》、卷91《崔玄暐传》、卷191《方伎传·僧玄奘》、卷79《李淳风传》、卷69《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61]《大正藏》卷50史传部,第2054号、第2052号、第2060号经文,日本“大正藏”本。
  [62]《大正藏》卷50史传部,第2054号、第2052号、第2060号经文,日本“大正藏”本。
  [63]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6,中华书局2000年版。
  [64]《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65]《全唐文》卷196、卷196、卷249、卷21、卷1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6]《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卷51--52《后妃传上、下》、卷87《李昭德传》、卷3《太宗纪下》、卷91《崔玄暐传》、卷191《方伎传·僧玄奘》、卷79《李淳风传》、卷69《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67]《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卷51--52《后妃传上、下》、卷87《李昭德传》、卷3《太宗纪下》、卷91《崔玄暐传》、卷191《方伎传·僧玄奘》、卷79《李淳风传》、卷69《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
  [68]河南登封市嵩山文化研究会:《嵩山文化》2007年“武则天研究专辑”第11页。
  [69]王双怀、郭绍林主编《武则天与神都洛阳》(“2007·洛阳·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第299页、第51页、第6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70]王双怀、郭绍林主编《武则天与神都洛阳》(“2007·洛阳·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第299页、第51页、第6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71]王双怀、郭绍林主编《武则天与神都洛阳》(“2007·洛阳·国际武则天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武则天研究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第299页、第51页、第6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
  [72]计有功《唐诗纪事》卷3《武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3]《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4]《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5]《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6]《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7]《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8]《全唐诗》卷5、卷8、卷799--805、卷404、卷417、卷419、卷422、卷437、卷452、卷461、卷515、卷217、卷301、卷476、卷83、卷669、卷5、卷5、卷5、卷5、卷36、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9]胡应麟《诗薮》内编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80]《玉台新咏》卷9,《四库全书》本。
  [81]《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传》、卷37《地理志一》、卷76《后妃传上》、卷76《后妃传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
  [82]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载《历代诗话》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83]杨慎《升庵诗话》卷6《武后如意曲》,载《历代诗话续编》中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
  [84]《资治通鉴》卷207长安四年条、卷207神龙元年条、卷208神龙元年五月条《考异》引《统记》、卷195贞观十一年条、卷205长寿元年条,中华书局1997年版。
  [85]《全唐文》卷196、卷196、卷249、卷21、卷19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郭绍林,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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