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一、引 言
　　在史学研究领域里，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随时代变迁而有不同的侧重点，因而产生分歧的看法。推而广之，将各时期人物作同项比对，从而概括某种面貌特性，更容易陷于机械的归纳，忽略了历史流动下的人为变量。本文讨论的武后和韦后，紧接于太宗贞观、高宗永徽治世，却从李氏皇权中革命更替，被喻为唐代女主专政的典范。观史书上，每以武、韦政治来总观此一时代的面貌，并列举武后和韦后各种施政，作为延绵数十年的女祸根由[1]。武、韦为巩固权力，二人政治相类的手法颇多，例如宠用亲族子弟、善用宫人和内廷术士、编织皇帝受命征兆、打击在朝反对势力，凡此均反映其人威权所在[2]。然而若寻索史料，当发现唐人对武、韦的评价有别，对于前者尤采宽宥态度，凡此既涉及武、韦政策轻重不一，亦触及错综复杂的权力承受问题。统治者以身垂范，其人仍须面对政治道德的规绳，单从能否得以善终归葬一点，即可窥探时人对二后的集体印象。本文所举武、韦的祔葬问题，是一个倒叙性的观察，通过叙述二后死葬与生前政治的关系，尝试初步理解武、韦政权的认受性。
　　二、武后晚年政治与祔葬争议
　　中国自古以来皇帝名号尊贵，三皇称皇，五帝称帝。“皇”代表神圣之德，“帝”代表至尊之位，原寄寓对传说中上古贤君的理想形象。后世君主世代承袭，不论德盛与否皆称皇帝，其尊称本意渐失。到了唐代，君立不仅照例自称皇帝，而且名号繁多，生则有尊号，死则有谥号。此外，年有年号，庙有庙号，陵有陵号，其尊极之意，较秦汉晋隋有过之而无不及[3]。唐代前期，在臣儒经学的推动下，李唐皇帝的地位可比天地神明。具体把这种君权神授的意志实践于现世统治的，就是通过繁琐的礼仪编纂。[4]《新唐书·礼乐志一》载：“太宗皇帝践之初，悉兴文教，乃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定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于是五礼大备，各种君臣民的行事格局均入于礼制规范。则天掌政近五十年，当上女皇十五年，为改变李唐政权传统的垄断，不惜以更猛烈的手段、更新颖的说法保护已得权力，造成李武之间权力绪统的抗衡现象。在礼仪解释方面，武后用力殊深，部分理据即源于皇后本身职能，并由协助天子祭祀的“助祭”功能上开展的[5]，再广泛推衍至明堂、祖庙、郊祀等角色争论[6]。武后的另类说法，在高宗时期已经有迹可寻。永徽年间即着手重编工作，于显庆三年正月颁布《显庆礼》一百三十卷，故又名《永徽礼》。它引起的最大批评，不仅在于令、式参杂，出现别于礼典的不统一形式，而且在于刻意将皇帝某些礼仪模糊化，其中以《凶礼》部分为甚。这是由于李义府、许敬宗为了迎合高宗和武则天，在制礼过程中“多希旨附会”，特别是两人采纳太常博士萧楚材的建议，以为“礼不豫凶事，国大丧非臣子所忍言，遂焚《贞观礼》之《国恤》篇。”因此，在玄宗开元二十年《开元礼》修成以前，由高宗武后至睿宗期间在帝后的丧葬问题上常出现观点的争拗：究竟应依高祖、太宗旧例，还是应依高宗、太后新修之法，抑或依则天为帝的故事做法，便是一个不易找到绝对答案的疑窦。对则天而言，吉凶之礼的意义内容其实明白不过，处理的形式便决定了阶级名份，之间的具体分别是不容半点含糊的。作为人主操作政治，她当然可以斟酌裁定这些标准，只是身故以后便无法控制遗意是否付诸实行了。这里所举的“祔葬”，意指皇后与皇帝合葬，它是紧密配合着帝王陵墓制度而产生的附属丧制，显示皇帝、皇后的夫妇同墓关系，施于则天女皇帝，本来就是一种自动降格的表现。则天临终以前，做了这样的重要决定，《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记载：“(神龙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则天将大渐，遗制祔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其王、萧二家及褚遂良、韩瑗等子孙亲属当时缘累者，咸令复业。是日，崩于上阳宫之仙居殿。”驾崩之时八十二岁，最终要求得以落实，祔葬于高宗乾陵。史料强调的是，遗诏是在则天在生时候即相信仍具意识的情况下制定的，这点对我们了解则天晚年的政治趋向很有价值。
　　众所周知，则天卧病上阳宫时已是年逾八十的女皇帝，以前因权力斗争而设的统治工具，有逐步撤除的迹象，身边只留下张易之、张昌宗这两个随侍在侧的亲信。除了因为“太后疾甚，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7]，大抵也反映则天政治安顿下来的心态，所以亦不太在意外间对二张的批评。令武氏最为放心的，首推皇嗣问题的解决，此问题由则天立后预政以来，不知多少次成为朝臣攻击的口实。太子弘遭害的谣言、李旦和李显的贬逐、徐敬业的反叛，以及维护李氏皇室立场的受害者，莫不缘此而起，对唐代政局带来一定程度的冲击。在听取狄仁杰的意见后，决定摒弃立武承嗣或武三思为太子，立意以卢陵王李显为太子，封李旦为相王，重启太宗、高宗一脉相承的李唐继统[8]。武氏深明政治震慑的作用与反作用，对于一些费力而不太凑效的宣传工具，亦无持之以恒的必要。例如薛怀义恃明堂之功骄恣日甚，明堂一旦被火烧毁，便遭武后派人擒杀；酷吏索元礼、来俊臣诸辈善于罗织大臣罪名，却由告密者揭发他们虚构罪状，可谓作茧自毙。相反，从黑暗尽头走出的贤人能者，武后始终具备慧眼，给予大用的机会，狄仁杰入相便为一例[9]。就在武后养病长生院之际，宰相张柬之、崔玄暐、中台右丞敬晖、司刑少卿桓彦范、相王府司马袁恕己等，联结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密谋诛二张，拥护中宗复位。众人率羽林兵五百人至玄武门，先遣李多祚及驸马都尉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再由此斩关而入，重演玄武门政变。值得注意的是，策动事变诸臣多为武氏重用，乃狄仁杰引拔所致[10]。兵临宫中，则天从对策动政变者的崔玄暐、李湛等重提旧恩，即说明政变的讽刺之处。[11]在胁逼的形势下，武后应众人所请还政李显，自此过着余下软禁的生活，相对腼碘的反而是这批功臣，毕竟在发兵的道理上较为牵强。事后，姚祟独流涕曰：“比与讨逆，不足以语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忠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12]臣下痛悲武后权去，正因受过恩遇，正好代表着上述的矛盾心理。政变当天，便有宫内掌管千骑的官员田归道公然拒与合谋，事后理直地解释不附和这种激进行动的原委，中宗亦认为情有可原，不责反嘉[13]。《册府元龟》卷626《环卫部·宠异》也记载：“田归道除殿中少监、右金吾将军，岁余卒，赠辅国大将军，追封太原国公，葬事官供甚厚，中宗又亲为文以祭之。”从中宗继承则天神龙年号观之[14]，中宗无意彻底改动则天为帝时期的统治原则，反而较重视政治过渡中的稳定意义，故此始终将政变定性为收拾二张，缩窄打击的层面。
　　中宗复位以后主要做了三件事，其一是尊母为则天大圣皇帝，迁则天帝于上阳宫，留李湛为宿卫，正式结束武后掌政时代；其二是立韦妃为皇后，履行夫妇谪逐时的口头承诺，由此肇启韦后的预政；其三对臣下进行赏罚，以报政变。例如以张柬之为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崔玄暐为内史；袁恕己为凤阁鸾台三品；敬晖、桓彦范为纳言，赐爵郡公；李多祚封辽阳郡王；王同皎为右千牛将军、封琅玡郡公；李湛为右羽林大将军，封赵国公，由此造就了“五王”。大赦之余，对张易之党羽毫不松懈，张昌期、张昌仪、张同休等皆斩之，与易之、昌宗的首级并悬于天津桥南以示众。二张是武后晚期最宠用之辈，群臣屡劝除之而则天不予理会，诛二张之行动虽然冲着武后而来，中宗为表关注则天病体，仍每旬率百官至上阳宫请安，以作政治示范。神龙元年十一月壬寅，一代女主与世长辞。武后死前据悉曾立遗命，《资治通鉴》记载遗制内容与《旧唐书》大致相同，且注云：“武后之立也，王皇后、萧淑妃幽废，不得良死，褚遂良、韩瑗以谏死，柳奭以王后亲属死，其亲属皆流窜”[15]，大有向外解怨之意，是为遗制的神髓部分[16]。此外，由“则天大圣皇帝”改“则天大圣皇后”，亦具政治还原意味，返回作为匡辅帝王的皇后位份。武则天称帝以前，成功地在王、萧的斗争中取得皇后地位，自此辅助患风眩的高宗治理政务。高宗在位之时内外尚为修明，足见“二圣”时期的武后其实是相当称职的。欧阳修述史，对高宗评价本来不高，认为由于他昏昧庸碌，武后才得以专擅[17]。《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纪》中反复阐述天后去帝去圣的过程，仍不得不承认唐人对圣后的尊崇，时而帝后称之。其谓：“(长安五年正月)丙午，皇帝复于位。丁未，徙后于上阳宫。戊申，上后则天大圣皇帝。十一月，崩，谥曰大圣则天皇后。唐隆元年，改为天后；景云元年，改为大圣天后；延和元年，改为天后圣帝，未几，改为圣后；开元四年，改为则天皇后；天宝八载，加谥则天顺圣皇后。”则天是高宗皇后，身后夫妇合葬，由李唐皇室子孙世世奉飨，做法合理，起码在狄仁杰为相时期，已开始启导武后朝这方面多作立嗣的思索。再者，考虑到武氏亲族日后的政治前途，祔庙受飨，也缓和李武长期政治紧张，始终是高明做法[18]。不过，武后新丧，其时大臣之中却有不同的想法，《新唐书·方伎传·严善思》载：
　　后崩，将合葬乾陵。严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令启乾陵，是以卑动尊，术家所忌。且玄阀石门，冶金锢隙，非攻凿不能开。神道幽静，多所惊黩。若别攻隧以入其中，即往者葬时，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菅乾陵，国有大难，易姓建国二十余年。令又菅之，难且复生。合葬非古也。况事有不安，岂足循据。汉世皇后别起陵墓，魏晋始合葬。汉积祀四百，魏晋祚率不长，亦其验也。今若择吉地，附近乾陵，取从葬之义。使神有如，无所不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气，上为列星，葬得其所，则神安而后嗣昌，失其宜，则神危而后嗣损。原割私爱，使社稷长久。”
　　给事中严善思被视为是党于张柬之的人物之一，很容易让人联想“五王”的政治立场，在朝廷上已酝酿一股新的拥李反武情绪。他亟言乾陵已封墓门难启，帝后合祔又非汉代古法，根据“天元房录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于后开入的原则，则天大圣皇后欲开乾陵合葬，是以卑动尊。提出异议的官员眼见唐室纷乱，中宗几经挣扎始脱离则天政权的制控，故将祔葬提升至政治意识之争，既不容则天可与皇帝权力相比[19]，亦认定事情有害于国祚及皇位继承[20]，这是试探上意又不失礼制的最佳说法。中宗不从显然亦经过深思熟虑，他曾诏令群臣详议此事，只因武三思等人通过上官婉儿和韦后出面反对，中宗始下诏按遗制下葬。严善思对李唐皇室的复兴寄予厚望，对女性专政宫闱勇于批判，却没有在复杂多变的政局中取得君主倚信，最后反因潜通谯王重福，遭朝廷反复论议追究，成为睿宗政治的牺牲品[21]。陵议之争，是武韦党人与张柬之附党的初次交锋，由此促使三思等人外放“五王”的政治部署[22]。站在发展国家的功业上，则天执政用人仍有高度表现，整体而言，“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加刑诛。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23]。这种功过相杂的评断持续至五代时期。史官亦云：“观夫武氏称制之年，英才接轸，靡不痛心于家索，扼腕于朝危，竟不能报先帝之恩，卫吾君之子。…然犹泛延谠议，时礼正人，初虽牝鸡司晨，终能复子明辟，飞语辨元忠之罪，善言慰仁杰之心，尊时宪而抑幸臣，听忠言而诛酷吏。”[24]感于武后立已为皇嗣，而政权也无形中由其让位而来，中宗拒绝合祔未免不合情理。此外，在中宗的初生政权里，武氏子弟是另一势力支援，韦后预政，即须与武三思合作，性格类于武后的太平公主仍然权势过人，都说明皇帝得考虑武氏族众的感受。于是中宗述武后事迹，每从正面角度演绎，时刻以唐室融洽为重，呼吁群臣放下对武氏的偏见。《全唐文》卷17中宗《答敬晖请削武氏王爵表敕》又为扬武一例，当中述及：
　　伏以则天大圣皇帝内辅外临，将五十载。在朕躬则为慈母，于士庶即是明君。往者垂拱之中，嗣皇临政，当此之际，鲁卫并存，及乎全节与妖?琅琊构逆，灾连七国，衅结三监，既行大义之怀，遂有泣诛之事。周唐革命，盖为从权，子侄封王，国之常典。卿等表云：天授之际，武家封建，唐家藩屏，岂得并封者，至如千里一房，不预逆谋，还依姓李，无改旧惠，岂非善恶区分，申明逆顺矣。今以圣上乖豫，高枕怡神，委政朕躬，纂承丕绪。昨者二月之首，攸暨等屡请削封，朕独断襟怀，不依来请。
　　“投匦雪冤”之制为武后始创，《新唐书·百官志二》载：“武后垂拱二年，有鱼保宗者，上书请置匦以受四方之书，乃铸铜匦四，涂以方色，列于朝堂：青匦曰‘延恩’，在东，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丹匦曰‘招谏’，在南，论时政得失者投之；白匦曰‘申冤’，在西，陈抑冤屈者投之；黑匦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谋者投之。以谏议大夫、补阙、拾遗一人充使，知匦事；御史中丞、侍御史一人，为理匦使。”显然，铸铜匦的目的在受天下密奏，自是告密之风盛行，故有索元礼、周兴诸辈专以告密、罗织罪状见称，为时人所诟。中宗沿用此制，并为武后德政护航，群臣至此明白君主意向，不须多费唇舌。中宗权衡利害，经过近半年的筹措，于中宗神龙二年五月庚申，正式安葬则天大圣皇后于乾陵。翌年二月丙戌，中宗遣武攸暨、武三思诣乾陵祈雨于则天，史书谓“既而雨降，上喜，制复武氏祟恩庙及昊陵、顺陵”[25]。中宗感悦，令郑愔撰《圣感颂》，数据亦显示限制武后族人的丧葬措施得以放宽，恢复旧观，迄睿宗时期仍因太平公主关系得以维持陵墓官属[26]。这段时间，乾陵的参道之上，蕃夷酋长雕像对称站立，天下臣服，功比贞观[27]。左右树立两块巨大石碑，一为武后所撰《乾陵述圣纪》，盛言高宗“圣谟天断，独出群心”，朝廷上下“谋臣若雨、猛将如云”[28]；一为准备为武后入葬后颂其功业的碑石，最后因种种复杂的政治问题，始终无法刻上碑文，形成了所谓“无字碑”，供后人作无穷的历史凭吊[29]。
　　三、韦后政变与死事
　　韦后与武后相仿之处，在于韦氏袭则天故事，欲以女主身份专政，因此在武氏身上发生的李武斗争，无可避免地发展为另一场李、韦角力。史书将韦后称为韦庶人，亦是此政治变乱失败下的产物，咎由自取，其死事的处理便与武后丧葬大相径庭。武后晚年遭政变下台，不但没有成为韦后的鉴戒，反而因中宗每事容让，重演了武后在高宗朝预政的历史。在韦氏眼中，固然无法理解武后专权而放权的矛盾，更加难明委重张柬之等“五王”的政治原理。因此前车可鉴，韦氏一方面没有放松武后用过的政治手腕，大行高压与巫术，而且对可疑的臣下予以逐斥，不留半点机会。在韦后政权里继承了武后势力的余绪，通过姻戚和旧臣两线关系重构权力格局。首先，中宗韦后之女安乐公主适武三思之子武祟训，韦后与三思便有了名正言顺的姻家关系；其次服侍于武后朝的上官婉儿，中宗仍给予专掌制命的机会，拜为婕妤，因她党于武氏，故荐三思于韦后，令他出入禁中，渐次潜通韦后，形成中宗、韦后、武三思、上官婉儿暧昧而互相依存的四角关系。他们之间，韦后是政治的主导者，也是武三思权势的源头，上官婉儿劝韦后革命，希望在人主的权力夹缝中找寻生存空间，却随时有政治失脚的危险[30]。韦党势力迅速坐大，通过武、韦宗族联合，兼有慧范、郑普思、叶静能一类的妖妄之辈宣传宗教，又有宗楚客、赵履温等依附的朝臣，韦后的宫廷政治正发挥着内外广泛的影响力，矛头并指向与之意识对立的勋臣。在神龙初年，李多祚等人确因诛张行动，成为中宗的贴身保护，夹侍宗室出入的殊荣令人侧目[31]。在韦后看来，不除掉这些庇荫李唐皇室的亲信，便不足以独揽大权。结果，张柬之、敬晖、桓彦范、崔玄暐、袁恕己等人，因三思、韦后谮告“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而全部被解除了中央实权[32]。“五王”解职以后，韦党欲废太子位，引致重俊不自安，遂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大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咤忠义等人，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武三思、武祟训父子于其府第，并杀武三思党羽十余人。又派左金吾大将军成王李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自己则率兵自肃章门斩关而入，欲一举杀韦皇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人，只因宫闱令杨思勖及千骑力拒叛兵，被拦阻于玄武门外，士兵临阵倒戈，太子与同党皆伏诛。政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时人对太子之举不无怜惜之意，《李千里墓志铭》载李唐皇室势力受挫由来已久，既谓“俄而高宗晏驾，太后循机。天于居房陵之宫，奸臣纵昆山之火”，眼见“武三思因后族之亲，叨天人之位。罪浮于梁冀，谋深于霍禹。忠良钤口，道路以目”，故此“虑彼鸩毒，斩兹枭镜。而萧墙伺隙，椒掖回天。翻闻戾园之祸，更甚长沙之酷”，于神龙四年七月五日遇害[33]。事实上，当睿宗即位后，李重俊追赠为节愍太子，其欲推倒韦后的政变志节，还是被认同下来。
　　皇储宗室与武三思党羽同归于尽，未能扭转韦后专权局面，反而加速韦后革命的决心。《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六月载：“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国子祭酒叶静能及诸韦共劝韦后遵武后故事，南北卫军、台阁要司皆以韦氏子弟领之，广聚党众，中外连结。楚客又密上书称引图谶，谓韦氏宜革唐命。”从韦氏称后至发动政变，期间只有短短数年，与其说是韦族能力使然，不如说是武后期内几股依从政治势力的死灰复燃，在权力分配不均的情况下出现的必然争夺。在发生韦后政变以前，唐皇室处于弱势，中宗卧病，拥唐的“五王”朝臣相继被逐，上官婉儿宫中筹谋，刚好成一此消彼长的关系，决定了韦后时机的来临。《新唐书》卷51《中宗韦庶人传》载：
　　(神龙四年)六月，帝遇毒暴崩。时马秦客侍疾，议者归罪于秦客及安乐公主。后惧，秘不发丧，引所亲入禁中，谋自安之策。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知政事，留守东都；又命左金吾大将军赵承恩及宦者左监门卫大将军薛祟简帅兵五百人往均州，以备谯王重福。后与兄太子少保温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召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分为左右营，然后发丧。少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韦温总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驸马韦捷、韦濯分掌左右屯营；武延秀及温从子播、族弟璇、外甥高祟共典左右羽林军及飞骑、万骑。
　　中宗以壮年暴崩于神龙殿，其事可疑，史家认为是韦后令马秦客下毒所致，故她秘不发丧，封锁消息，方便策动叛乱。韦后布下天罗地网，一方面以韦族子弟分驻城内外，分掌左右屯营、羽林军、飞骑、万骑等兵马，以为防备；另一方面欲建立合法政权，藉立皇太子自为皇太后，其间当涉及复杂的制诏过程，不为外人所知。韦氏唯一估计错误的，是李隆基的反扑能力。理论上万骑是当时最强劲的兵马，却因韦族子弟的骄肆归入李氏阵营[34]。有了部分万骑部属支持，李隆基仍须盘算举事的最佳地点，鉴于宫廷周边以北出玄武门的宫苑地带相对隐蔽，他利用宫苑总监钟绍京，联同该处的杂役丁夫，进行深夜袭击，参与者还有太平公主第二子薛祟简及前同州朝邑县尉刘幽求等人。行动目标是诛除韦后及其附和政变的韦武宗族和大臣。其宫中杀戮过程之惨烈，远超张柬之诛二张的政变[35]。韦氏本死于乱军之中，相王、李隆基为展示胜利姿态，仍将韦后尸体斩首于市示众，史载“枭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首，尸韦后于市”[38]，是为例证；又记“枭后及安乐公主首于东市。翌日，敕收后尸，葬以一品之礼，追贬为庶人；安乐公主葬以三品之礼，追贬为悖逆庶人”[37]。凡此枭首、弃尸、收尸、葬而追废的处理，完全视韦后为悖逆，对于韦后政变中涉及的武氏关系，睿宗却小心处理，以免触碰太平公主方面的神经。言辞之间，颇将韦后党羽，说成是武后时期以来一直干扰立嗣的麻烦制造者，强调武后对此首行惩处，寻得打击韦后亲信的原由。《全唐文》卷18睿宗《立平王为皇太子诏》即谓：
　　逆贼马秦客等，潜通宫禁，敢行鸩毒，而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赵履温、韦播、高嵩、韦挺、叶静能、韦建、杨均、王哲等，遂扇太后，干朕家事，凡有处分，政徭韦氏。楚客又妄说妖言，务欲劝进，连结中外，将危宗社。又顷者王庆之、李拽、张嘉福、前麟游县令杜无二、越州长史宋之问，潜行表状，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则天斩庆之一人，之问以附托三思获免。今之问、李拽又托楚客、晋卿，与将作少匠李守质，日夜潜图，令延秀起事。朕之微眇，危若缀旒。安国相王镇国太平公主，朕之亲叔亲姑，同忧共戚。楚客、韦温等又附会安乐公主，妄欲翦除。相王第三子临淄郡王隆基，家国情深，君亲义切，乃与太平公主第二子薛祟简及总监钟绍京、前同州朝邑县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太平公主府典签王师虔、尚衣奉御王崇煜、东明观道士冯处澄、宝昌寺僧普润前、商州司马崔谔之、山人刘承祖等，金符人望，考以时宜，叶契建谋，重安李氏，兵戈不动，气祲廓清，瞬息之间，还自屠灭。
　　归根究底，变乱的首谋终究是韦后，附和者以“阿韦之家”为主，因此朝廷以攻讦韦后及其家族成员为头号对象，为了避免滥杀皇后之嫌，睿宗还特意让襄王重茂主动上表，力陈“阿韦之乱政”[38]。其时盖因韦党尽除，攻击韦后之言论可谓毫无压力，群臣上疏批评前朝政绩腐败，即缘于“顷者韦氏险诚，奸臣同恶，赏罚紊弛，纲纪纷纶，政以贿成，官因宠进，言正者获戾，行殊者见疑，海内寒心，实将莫救”；又云：“顷者韦庶人、安乐公主、武延秀等，可谓宠矣，权牟人主，威震天下，然桔移灭德，神怒人弃!”[39]查所言的奢建宫观、官爵滥授、放纵宫人，并非韦后时期独有，即各公主亦有迹可寻，韦后却须承受女祸的大部分劣绩，说成骨子里因“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与韦温、安乐公主谋去之”[40]；安乐公主则“欲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乃相与合谋”。[41]如此谋逆，不顾中宗恩眷，韦后之丧葬下场不言而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十一月载：“己酉，葬孝和皇帝于定陵，庙号中宗。朝议以韦后有罪，不应祔葬。”中宗葬于定陵，韦后因罪于是年七月追废为庶人，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当然不符祔葬要求，须要别葬。史载：“是岁，韦庶人、悖逆庶人并以礼改葬”[42]“追削武三思、武祟训爵谥，斫棺暴尸，平其坟墓”[43]。因韦后之乱被株连的武族甚众，只有少部分成员可以幸存。[44]中宗韦后葬式尘埃落定，睿宗又重订与中宗祔葬的皇后人选，他下令“追谥故英王妃赵氏曰和思顺圣皇后，求其瘗，莫有知者，乃以纬衣招魂，覆以夷衾，祔葬定陵。”根据唐制，“祎衣、鞠衣、襢衣。祎衣者，受册，助祭、朝会大事之蔽也。深青织成、画辇，赤质，五色，十二等，素纱中单，黼领，朱罗谷褾禩，蔽膝随裳色，以緅领为录，用翟为章，三等，青衣革带，大带随衣色，裨约纽佩绶如天子，青*，鸟加金舄。”[45]以此观之，和思顺圣皇后虽以衣服入葬，乃按最高等级归葬，与中宗长眠定陵。武韦之间，宫廷人事变化莫测，妃嫔遇害事件频生，在骸骨不全的情况下，唯有采用招魂方式下葬。类此的方法，还用于相王的刘妃和德妃，史载翌年正月乙丑，“追立妃刘氏曰肃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窦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于东都城南，立庙京师，号仪坤庙”[46]。招魂之葬为古代汉族丧葬风俗，流行于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初死时至屋顶上招回其魂，古谓招魂为“虔”或“招复”，具体载于中国汉代礼仪之书[47]。古代招魂仪式有专司人员，即名“复者”，招魂过程均有一定法式[48]，若遇人死不得其尸，即以死者生前衣冠招魂而葬，名为“招魂葬”。魏晋时期招魂葬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隋唐时期招魂葬尤为盛行，盖因战乱流离与异地任官制度，亡于他乡而求合葬、归葬者大增[49]。此中古时期的招魂合葬之礼，终因李唐皇室二妃之葬，由民间、官员而向中央扩散，得到了正式的认同，唐代宫中的禁呪博士官员，大抵就掌握了此等专业。唐室对亡妃隆而重之，自有其政治含意，刘妃和德妃在则天长寿二年遭武太后户婢韦团儿所害，同被杀害的窦氏即太子隆基之母。睿宗高调处理二妃之死，盖欲申明其人的枉死，以求政治公道，这与高调惩处韦后尸首实为一体两面的政治宣示，包含强烈的谴责味道。连串的归葬安排，反映睿宗和隆基不满过去的武韦政治，既解释了隆基在反韦政变中对上官婉儿等辈何以毫不容情[50]，也说明隆基的单独行动之后获得睿宗的认同[51]。诛韦行动，由是年六月持续至七月，最后以大赦方式宽宥韦氏余党[52]。至此武韦后政治的延续所余无几，睿宗父子深明打击行动必须分阶段进行，初期仍然不能独立于女性权力的影响，需要借助太平公主一派；及至政权稳固以后，下一阶段始讨平太平公主的势力，这个宿愿，在玄宗开元政治展开以前基本上也实现了。
　　四、结 论
　　武后和韦后的祔葬问题触目，综观其前因后果，无疑是唐代政治史的一个缩影。唐前期的女主政治至为混乱，它不但涉及宫内的权谋活动，并且因强化新政权的价值而全面颠覆李唐旧有的政治秩序。武周革命的先例，造就了不少利益集团，宫人、官吏、家族及宗教人士均于当中分沾权力。在武氏强力制控下，诸人滥权的时间与机会不多，常作为权衡政治的一种手法而已。其恩威并施的态度，确实产生了一批懂得感恩图报的重臣，足以在其后拨乱反正。但是，同样仿袭则天故事的韦后，政治基础尚未稳固，驾御群臣能力未如武周，才智之士不为所用，一旦兴兵变乱，理据薄弱之余，缺乏应有的防范实力，终由睿宗、玄宗重掌政权。武、韦二后的祔葬故事，前者生平毁誉有之，然仍能长眠乾陵，再次认定辅帝角色；后者丧于军乱，身首戮离，罪为庶人而不能合祔，凡此当涉个人理政之善否，亦触及女主政权向李氏皇权过渡中，各种合纵连横的人事策略。
　　注释：
　　[1]“武韦之乱”可泛指武后和韦后时期的乱政。高宗朝开始，武后以各种谋害手段达至干政目的，起初晋身为“二圣”之一，渐次以太后身份临朝，夺取本来属于皇嗣继承的君主地位，最后正名称帝。整个过程，被批评为打压唐宗室大臣，同时重用诸武及政教亲信，肆行滥官、奢淫、监控、谋害等黑暗政治。武氏晚年，复立中宗，惟韦后欲袭则天故事，藉韦氏子弟密谋革命，至睿宗、李隆基父子平定韦后及太平公主，唐朝始结束女祸，开启玄宗开元盛世。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将武后和韦后时期预政性质一并看待，近人分析唐代治乱兴衰亦多有不同演绎，例如武韦所指是武氏外戚与韦后合谋，并将女子干政延伸于太平公主(参阅李唐《武则天》，香港·宏业书局，1984年，页108—133)。
　　[2]关于武、韦政治内容，论者颇多，笔者年前曾撰(武、韦时期的巫术与政治》(《中国中古史研究》2002年第l期)及《从宫官到宦官：唐前期内廷权力新探》 (《九州岛学林》2004年第2期)，二文收于拙著《从宫廷到战场一中国中古与近世诸考察》(香港·中华书局，2007年)。当中，欲初步说明武后为代表女主政治，有别于李唐皇室的政治传统，具体表现为对武韦族人、宫人及通俗宗教者的重用。对于武、韦政权的认受性之外围讨论，涉及不多。政权合理意义(legitimacy)的观察，在西方政治社会学上越形重要，除讲求自上而下的权力(power)行使外，还须顾及下层对上层政府威望(authority)的认同。武、韦政权之异同，往往触及此一范围，可加讨论，是为本文撰写的一个原意。
　　[3]参阅任爽《唐朝典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一章第一节《皇帝名号》，页1-13；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二章第三节《“五礼”制度的草创与完备》，页156—176。
　　[4]《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卷136《长孙无忌·进五经正义表》中即谓大唐皇帝“得一继明，通三抚运，乘天地之正，齐日月之晖，敷四术而纬俗经邦，蕴九德而辨方轨物”，页1374--1375。
　　[5]皇后助祭观念盛于武、韦。由于《周礼》曰：“天神曰祀，地祗曰祭，宗庙曰享”；《内司服》又载：“职掌王后之六服，凡祭祀，供后之衣服”；《祭统》谓：“夫祭也者，必夫妇亲之”，故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祗。然而，此论在武后身故，韦后欲袭助祭故事，已遭中宗朝臣反对，例如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以为“皇后南郊助祭，于礼不合”，上述意见“是祭宗庙礼，非祭天地礼”。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按汉、魏、晋、宋及后魏、齐、梁、隋等历代史籍，兴王令主，郊天祀地，代有其礼，史不阙书，并不见皇后助祭之礼”。但因为尚书右仆射韦巨源附和国子祭酒祝钦明，中宗遂以韦皇后为亚献(参阅《旧唐书》卷21《礼仪志一》)。
　　[6]《旧唐书·礼仪志》记载，高宗乾封二年十二月制诏规定；“自今以后，祭圆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等祠，高祖太武皇帝、太宗文皇帝祟配，仍总祭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高宗崩后为“天皇大帝”，武后将其功德直追高祖、太宗，开始由群臣议论见解，孔玄义遂奏：“昊天之祭，合祖考并配。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昊天上帝于圆丘”，二帝并配祭于明堂；沈伯仪则主张祭祀分工，高祖“请配圆丘、方泽”，太宗“请配南郊、北郊”，高宗“理当总配五天”；元万顷、范履冰认为高祖、太宗“既先配五祠，理当依旧无改”，高宗“在功烈而无差；享帝郊天，岂祀配之有别，请奉高宗天皇大帝历配五祠”。最后，武后从万顷之议，并在此基础上植入自己的家系。方法是尊周文王为始祖，同时追封皇考，使之享有与高祖、太宗、高宗相同的受祭地位。史载：“及则天革命，天册万岁元年，加号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亲享南郊，合祭天地。以武氏始祖周文王追尊为始祖文皇帝，后考应国公追尊为无上孝明高皇帝，亦以二祖同配，如乾封之礼。其后长安年，又亲享南郊，合祭天地及诸郊丘，并以配焉”，页826--830。
　　[7]《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86年)卷207神龙元年春正月条，页6578。
　　[8]《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圣历元年二月条载：“武承嗣、三思营求太子，数使人说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太后意未决。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又劝太后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页6526。
　　[9]有关武则天的人事废用，争议亦多。胡如雷《关于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认为：“武则天轻率用人，又轻率罢官、诛戮，是非常不严肃的”，又引《新唐书·宰相表》为证，指出从显庆元年至神龙元年历时半个世纪，宰相达百人之上，遭罢相者亦至五十余人。他总结说：”武则天广肆网罗士人，尽管不难从中发现一批行能俱佳的人才，但也必然由此导致官僚集团恶性膨胀起来，尤其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中间必然包括很多全力趋竞的野心家和政治垃圾，因使宦风日下，人心逐渐浅薄”(参阅氏著：《隋唐政治史论集》，河北教育版社，1997年，页264--294)。笔者无意否定此等事实，只是强调其权力制控仍然收放自如。从另一角度观之，滥权肆虐的臣下在则天晚年亦得到应有制裁，贤臣亦不至于全然壅滞，此亦为本文欲点出与韦后时期不同之处。
　　[10]《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载：“仁杰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祟等，至公卿者数十人”，页2894。
　　[11]《资治通鉴》卷207中宗神龙元年正月条载：“太后在迎仙宫，柬之等斩易之、昌宗于庑下，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环绕侍卫。太后惊起，问曰：‘乱者谁邪?’…李湛，义府之子也。太后见之，谓曰：‘汝亦为诛易之将军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惭不能对。又谓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对曰：‘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页6580---6581。
　　[12]《新唐书》卷124《姚崇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页4382。
　　[13]《资治通鉴》卷207中宗神龙元年春正月条载：“张柬之等之讨易之也，殿中监田归道将千骑宿玄武门，敬晖遣使就索千骑，归道先不预谋，拒而不与。事宁，晖欲诛之，归道以理自陈，乃免归私第；帝嘉其忠壮，召拜太仆少卿”，页6582。
　　[14]中宗年号绪统问题《考异》已经注意到，其曰：“《新纪》：‘长安五年，壬午，大赦；甲子，太子监国，改元。’按《则天实录》：‘神龙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元。’《旧纪》、《唐书》、《统纪》、《会要》皆同。《纪年通谱》亦以神龙为武后年号，中宗因之。《新纪》误也。”
　　[15]《资治通鉴》卷208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壬寅条，页6596。
　　[16]则天遗制的原来全貌今不可知，但从一些迹象观察，它似经过人为修改。史载：“上居谅阴，以魏元忠摄冢宰三日。元忠素负忠直之望，中外赖之；武三思惮之，矫太后遗制，慰谕元忠，赐实封百户。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资治通鉴》卷208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条，页6596--6597)。
　　[17]关于欧阳修《新唐书》对高宗、武后等谬误评价，赵文润教授论之甚详。详参氏著：《唐高宗“昏懦”说质疑》，《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唐高宗再评价》，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七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页127—154。相关论文及观点，一并收入与牛致功合著《隋唐人物述评》(三秦出版社，1993年)及与王双怀合著《武则天评传》(台湾·世一文化事业出版社，1995年；三秦出版社，1993年)二书之内。
　　[18]详阅赵文润、王双怀著《武则天评传》，台湾·世一文化事业出版社，1995年，页346—348。
　　[19]《旧唐书》卷191《严善思传》载他批评“则天太后卑于天皇大帝，今欲开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资治通鉴》卷208中宗神龙元年十二月条亦载严善思言“合葬非古，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以降，始有合者，望于乾陵之傍更择吉地为陵”，符合从葬之意。
　　[20]《唐会要》(台北·世界书局，1974年)卷20《陵议》载：“汉时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晋之后，祚皆不长，虽受命应期，有因天假，然循机享德，亦在天时。但陵墓所安，必资胜地、后之咱嗣，用托灵根，或有不安，后嗣固难长享。伏望依汉朝之故事，改魏晋之颓纲”，页396--397。
　　[21]《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2年)卷616《刑法部·议谳三》载：“韩思复，睿宗景云中为给事中大理，奏汝州刺史严善思与逆人重福通谋，君亲无将，合从极法，会赦免。又勅召善思，旋即应命，陛下见之日，遂不具陈。…善思往在先朝，属韦氏擅内恃宠宫掖，谋危宗社，善思此时，遂能先见，因请相府有所发明，进论圣躬，必登宸极。…及谯王重福自随州移于均州，有命便于汝州，入谒善心，时为刺史，又言重福当为天子，因得通谋。洎(姚)元之入辅奏前事召见，将拜官焉，而重福败，善思乃下狱”，页7404--7405。
　　[22]《资治通鉴》卷208中宗神龙二年载：“武三思阴令人疏皇后秽行，榜于天津桥，请加废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穷核其事。承嘉奏言：‘敬晖、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己、崔玄暐使人为之，虽云废后，实谋大逆，请族诛之。’三思又使安乐公主谮之于由内，侍御史郑愔言之于外，上命法司结竟。…上以晖等尝赐铁卷，许以不死，乃长流晖于琼州，彦范于瀼州，柬之于泷州，恕己于环州，玄暐于古州，子弟年十六以上，皆流岭外”，页6604--6605。
　　[23]《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长寿元年春一月丁卯条，页6478。
　　[24]《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页133。
　　[25]关于祟恩庙，史称“帝既复辟，改武氏祟尊庙为崇恩庙”，丧葬武氏父母的章德陵和显义陵，武后在天授元年升格为昊陵、顺陵，史书既谓中宗复其旧制，意味前此具某种限制，或阻其族人祭拜，或降其形格规模(参阅《资治通鉴》卷208中宗景龙元年二月丙戌条和卷204则天后天授二年甲子条)。
　　[26]《资治通鉴》卷210睿宗景云二年五月庚戌条载：“‘则天皇后父母坟仍旧为昊陵、顺陵，量置官属。’太平公主为武攸暨请之也”，页6665。
　　[27]乾陵石刻群，就数量、题材内容、雕刻技法而论，都是之前的唐帝陵无法比拟的。根据统计，原有石刻123件，现存110件，大部分列置于陵前神道两侧，自北而南分别有61尊王宾像、述圣纪碑、无字碑、石人十对、石马和牵马人各五对、鸵鸟一对、翼马一对、石华表一对，除61尊王宾像是继承昭陵14国酋长像之制，同样具有政治意义外，其余在神道两侧的石人、石马、鸵鸟、翼马、华表等，都是饰墓之物(参阅陈安利《唐十八陵》第五章《唐十八陵石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页188—193)。
　　[28]《乾陵述圣纪》，收于罗元贞点校《武则天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138—141。
　　[29]学者对“无字碑”的来历和成因皆有不同意见。“仿效说”认为仿秦代无字碑，惟依《史纪·始皇本纪》和封禅书载秦皇刻石之事详尽，并无提及“无字碑”，况此碑仿秦应立于泰山而非乾陵；“自惭说”以为武则天因自愧政绩，故意空碑字，但观其分别为父母立碑，又为个人立天枢，晚年炫耀的心态明显，不似惭愧；“德大说”指武后临死要在《述圣纪》对面立无字之碑，以表自己功高德大，非文字所能表述，以武后喜于宣示权力的个性，加上对高宗的敬意，似非所为；“遗言说”强调武后遗言己之功过，留后人评价，然《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载武则天遗制，皆没有同样的词句，说法难以成立。笔者认为学者王双怀的说法可备一说，其留意中宗因武三思等在乾陵祈雨而感悦，令刻郑氏所撰《圣感颂》于石，此石当立于乾陵。在准备刻字之时，因发生宫廷政变，武三思、武祟训等人为皇太子李重俊和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兵所杀。乱局之下，《圣感颂》的镌刻工作被搁置起来，形成这块巨大的“无字碑”(参阅氏著《乾陵无字碑之谜》，《中外历史》1987年第1期；《荒冢残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从现时考古研究发现，“无字碑”上面划有细格，以便把撰好碑文抄刻于上，故推测碑本有预定内容，因某种人为原因停刻，当然遭人刻意磨去文字的机会也不是没有，以此可证“圣感颂说”的推测合理。
　　[30]《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最云元年条载：“初，上官昭容引其从母之子王昱为左拾遗，昱说昭容母郑氏曰：‘武氏，天之所废，不可兴也。今婕妤附于三思，此灭族之道也，愿姨思之!’郑氏以戒昭容，昭容不听。及太子重俊起兵讨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惧，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与安乐公主各树朋党。及中宗崩，昭容草遗制立温王，以相王辅政”，页6646。
　　[31]《册府元龟》卷626《环卫部·宠异》载：“李多祚，中宗神龙初为右羽林将军，以定谋诛张易之兄弟，功进封辽阳郡王。其年，帝将有事于太庙，特令多祚与女国相王登辇夹侍，当代荣之”，页7526。
　　[32]《资治通鉴》卷208中宗神龙元年五月条，页6591。
　　[33]参阅《大唐故左金吾卫大将军广益二州大都督上柱国成王(李千里)墓志铭并序》，收于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吴纲主编《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4年，页410-411。
　　[34]《旧唐书》卷51《后妃上·中宗韦庶人》载：“(韦)播、祟欲先树威严，拜官日先鞭万骑数人，众皆怨，不为之用”。李隆基厚结万骑中人，故睿宗即位后，论功行赏，部队地位上升，“左、右万骑与左、右羽林为北门四军，使葛福顺等将之” (参阅《资治通鉴》卷210睿宗景云二年二月条)。除葛福顺等人外，禁宫内外也有个别顺命的将领，其后加入万骑的管领，例如《薛莫墓志铭》亦载薛氏本职左金吾卫的别将，“孝和皇帝复授左领军卫蒲州奉信府折冲，便留宿卫。属以宫闱作孳，赤心从谋。景云元年，历授云麾将军、左羽林大将军，并于玄宗开元年间任为左万骑使”(参阅《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雁门县开国公柱国左万骑使河东薛君(莫)故武昌郡夫人史氏合葬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5辑，页349--350)。
　　[35]《旧唐书》卷51《后妃上·中宗韦庶人》：“时京城恐惧，相传将有革命之事，往往偶语，人情不安。临淄王率薛崇简、钟绍京、刘幽求领万骑及总监丁夫入自玄武门，至左羽林军，斩将军韦璇、韦播及中郎将高祟于寝帐。遂斩关而入，至太极殿。后惶骇遁入殿前飞骑营，及武延秀、安乐公主皆为乱兵所杀。分遣万骑诛其党与韦温、温从子捷及族弟婴、宗楚客、弟晋乡、纪处讷、马秦客、叶静能、杨均、赵履温、卫尉卿王哲、太常卿李拽、将作少匠李守质及韦氏武氏宗族，无少长皆斩之”，页2174--2175。
　　[36]《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六月条，页6647。
　　[37]《旧唐书》卷51《后妃上·中宗韦庶人》，页2174。
　　[38]《全唐文》卷99《襄王重茂·诛韦氏制》云：“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业，忽先人之化；不取贤良之言，徒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择，虚食禄者数千人；封建无功，妄食土者百余户。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是使国家所出加数倍，所入减数倍。…伏惟陛下，族阿韦之家，而不改阿韦之乱政；忍弃太宗之理本，不忍弃中宗之乱阶；忍弃太宗久长之谋，不忍弃中宗短促之计，陛下又何以继祖宗亲万国!昔陛下与皇太子在阿韦之时，危亡是惧，常切齿于群凶；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不改群凶之事，臣恐复有切齿于陛下者也。……臣往见明敕，自今以后，一依贞观故事。且贞观之时，岂有今日之造寺营观，加僧尼道士，益无用之官，行不急之务，而乱政者也?……宗晋卿劝为第宅，赵履温劝为园亭，损数百家之居，侵数百家之地，工徒斫而未息，义兵纷以交驰，卒使亭不得游，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说，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眼见也。……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权停两观，以俟丰年。以两观之财，为公主施贫穷，填府库，则公主之福德无穷矣”，页1020—1021。   
　　[39]《全唐文》卷272《辛替否·谏造金仙玉真两观疏》，页2762--2764。
　　[40]《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六月条，页6643。
　　[41]《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六月条，页6641。
　　[42]《旧唐书》卷7《睿宗纪》，页156。
　　[43]《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六月条，页6650。
　　[44]《旧唐书》卷183《武延基传》载：“延秀伏诛后，武氏家属缘坐，诛死及配流，殆将尽矣。”武氏家族成员，只有武攸绪与武平一得以存活，前者是则天二伯士让次子，自乾封元年士让为则天所杀，攸绪即变姓，卖卜于长安市，武周封他为安平主，他却坚持辞官隐逸于嵩山，至中宗朝仍固请还山，因此“俄而诸韦诛，武氏连祸、唯攸绪不及”，死于开元十一年(《新唐书·武攸绪传》)。武平一为则天三伯士让之孙，他一向采取亲李态度，例如神龙年间曾上表请将武氏家族放归田庐，在政治不起眼下活至玄宗开元末期(《新唐书·武平一传》)(参阅王涤武《武则天时代》第十五章之五《韦后临朝称制告终与武氏家族败亡》，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页496--500)。
　　[45]《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十一月己酉条，页6659。
　　[46]《资治通鉴》卷210睿宗景云二年正月条，页6661---6662。
　　[47]例如《礼记·丧大记第二十二》：“复有林麓则虞人设阶”；孔颖达疏：“复，谓升屋招魂”；又《仪礼·士丧礼第十二》：“复者一人”。郑玄注：“复者，有司招魂复魄也”；《后汉书》卷39《赵咨传》亦载：“招复含敛之礼，殡葬宅兆之期。”
　　[48]负责招魂的人员择定丧葬日期、地点，升阶堂作法颂经。古代招魂葬内容如何演绎不得而知，惟从今人民俗丧葬当中，对死于非命者举丧仍有“招魂”项目，相信是继承了部分古法，简化地于灵堂完成。法师的咒术是仪礼的重要组成，其中《太上慈悲召魂科仪》《太上慈悲三元灭罪水忏》、《无上超升拔度斋坛》等均为常念的经文范本，意指对引导的亡灵加以超度。为了将之从枉死城中带领出来，必须诉于东岳大帝，沿途并颂《地府路关呪》《太上慈悲召魂沐浴科仪》之类。死者从阴间引导至阳间，还可与遗族成员话别，始行上路(参阅松元浩一《中国の呪术》之《法师の呪术仪礼》，东京大修馆书店，2001年，页27—81)。
　　[49]朱松林：《试述中古时期的招魂葬俗》，《上海师范大学》，2002年第2期；孙继民主编：《河北新发现石刻题记与隋唐史研究》之《新出唐梁谊并夫人墓志铭初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95—110。
　　[50]《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六月条载：“及中宗崩，昭容草遗制立温王，以相王辅政；宗(楚客)、韦(温)改之。及隆基入宫，昭容执烛帅宫人迎之，以制草示刘幽求。幽求为之言，隆基不许，斩于旗下”，页6646。
　　[51]《资治通鉴》卷209载：“(隆基)捕索诸韦在宫中及守诸，并素为韦后所亲信者皆斩之。比晓，内外皆定。辛巳，隆基出见相王，叩头谢不先启之罪。相王抱之泣曰：‘社稷宗庙不坠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辅少帝。闭宫门及京城门，分遣万骑收捕诸韦亲党”，页6646。
　　[52]《资治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七月己巳条载：“赦天下，改元；凡韦氏余党未施行者，咸赦之”，页6652。
　　(赵雨乐，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