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狩猎，最初是维持人们生活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唐代，由于皇亲国戚和一些贵族的积极参与，狩猎活动蔚然成风。而狩猎活动的发展，也使配套的狩猎工具和设施得到开发，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贩卖、驯养狩猎动物、制造狩猎工具和参与狩猎活动的专职人员，其狩猎的等级和规格就大为不同了。狩猎除了配备基本的马匹、弓箭等狩猎工具外，唐王朝还大量驯养了专门用于狩猎的各种狩猎动物和运输工具，如巨象、骆驼、猎豹、猎犬、猞猁、齐塔、猎鹰、雕、鹞、鹘等珍禽猛兽。根据《新唐书》、《旧唐书》、《唐会要》及《册府元龟》等资料记载，仅向唐王朝贡豹的国家就有南天竺及西域的米国、史国、康国、安国、波斯、大食等国家。说明唐代的狩猎活动中大量的融入了外来的狩猎元素。在1960年至1972年间发掘的乾陵陪葬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唐三彩、彩绘陶俑和墓葬壁画，其中有一部分是反映唐代狩猎活动内容的。本文拟对乾陵陪葬墓中的“狩猎类”文物进行分析，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马和骆驼
　　狩猎活动中，体健速快的马是最主要的狩猎工具。《新唐书》载：“马者，国之武备，天去其备，国将危亡。”[1]古人对马尤为钟爱，特别是被称为“马背上的北方民族”，更是以马为生命，将马看作是勇敢与力量的象征，并赋予了神的含义。唐代的统治者，知其重要作用，他们从一切可以获得良马的地方来购买马匹，甚至也不惜用武力获取。唐高宗麟德(664--665)年间，国家养马的数量达百万匹以上[2]。如大历八年(773)，回鹘人一万匹马来于唐朝请求互市，唐代宗为了减轻费用，“……不欲重因于民，命有司量入计，许市六千匹。”[3]另据《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记载，武德四年九月，“灵州总管杨师道击突厥，打破之，斩首三百余级，获马一千余匹。”[4]武德八年九月，突厥入寇幽州，王君廓破之，“俘斩二千多人，获马五千匹。”[5]唐代大规模的养马，证明了当时的国力和财力。从唐李寿墓出土的《马厩图》中就能反映唐代养马之风的盛行，也代表着世族地主的军事实力[6]。
　　据《册府元龟》记载，吐谷浑、吐蕃、龟兹、突厥、康国、安国、拔汗那国、吐火罗国、石国、史国、曹国、米国以及骨咄国等都曾向唐朝贡马。其中还有一些较为名贵的马，被称为“天马”或“龙马”，由专门的人来饲养和驯养。除用于军事外，这种马还用于大型的仪仗、祭祀、娱乐以及游园、观赏、表演等活动。因此上说，唐代当时的马，大多是引进北方少数民族和国外的马种。在某种观念上，马被看作是军事活动和外交活动的工具。
　　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大型壁画《狩猎出行图》[7]，便是描绘唐代皇家贵族狩猎出行的大型活动场景。画面以远山近树为衬景，绘有40多千骑马人物和骆驼、鹰犬、猎豹等组成的出行队伍从北向南依次行进。人物各具形态，或策马扬鞭；或伏背勒缰；或执旗持械；或抱犬架鹰；或坐抱猞猁。马匹剪鬃缚尾、眼如悬镜、健壮有力、膘肥体圆、异色同群，生动地再现了唐代皇室贵族狩猎活动的历史场景。其中在画面领首位置，有一位身穿紫灰袍服，骑白马，纵辔缓行的人与众不同，其马头小、臀圆、披鬃、垂尾、体态均匀、膘肥体壮，是当时西域骏马体型的明显写照。还有一种花斑马，在爱德华·谢弗的《唐代的外来文明》里是这样说的：“据说，唐朝人听说常年积雪的北极地区有一个“驳马国”，国家的名称很可能是从突厥部落的名称“Ala-yondlu”(有花斑马者)翻译来的，这种马在其原产地受到了屈辱的待遇，被用来耕地，我们不知道这种身上带有花斑的马是否曾经到过唐朝的境内。”[8]然而在《狩猎出行图》中就出现了几匹这种花斑马。
　　在唐永泰公主墓还出土了一件“狩猎纹绿釉罐”[9]，上面塑有四位骑士，面似胡人，左手持弓，右手搭箭，转身回头，张弓欲射。马前肢弯曲，后肢伸展，飞奔向前，争追不舍，这是乾陵陪葬墓目前发现唯一的一件狩猎纹器物。
　　在乾陵陪葬墓中，出土了一些不同类型的狩猎骑马俑，其马的造型颇似西域马种。对于唐代获取马的主要渠道，葛承雍在《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一书中将它分为四条渠道：“一是外域贡马；二是俘获战马；三是互市买马；四是隋宫厩马。”[10]因此，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宝马良驹对一个国家和民族都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军事方面的突出表现。
　　骆驼，以其耐力强、能驮载的超能力，自古被人们誉为“沙漠之舟”。《艺文类聚》云：“敦煌西渡流沙，往外国，济沙千余里中，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停不行，以足踏地。人于所踏处掘之，辄得水。”[11]当骆驼与沙漠并存时，便会想起漫长、遥远、艰辛的“丝路之路”。骆驼以它坚韧不拔的毅力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崇拜，有时也作为两国或异邦互相馈赠的礼物之一。
　　魏晋时期，随葬骆驼俑的现象就逐渐增多。到唐代时，大量造型逼真、生活气息浓厚的胡人及骆驼俑出现在唐墓中，特别在一些北方地区墓葬中尤为明显。说明骆驼这种域外之物，在当时已是一种常见的动物。这种动物给大唐正朝注入了许多新鲜、奇特的生活元素，也成为文化交流的象征之物。
　　在《狩猎出行图》的尾端，便画了两匹正在奔跑的骆驼。前一匹骆驼背上驮着炊具(铁锅)，后一匹骆驼背上带有夹板，应是准备驮载大而重的猎物之用。骆驼载物的形象，是唐三彩中常见的题材，但在唐墓壁画中并不多，唯李贤墓的《狩猎出行图》中的骆驼辎重与此相似，显然是受胡人生活方式的影响[12]。在骆驼旁侧，有几匹骑马的护卫，与驼并驱。骆驼头上并无笼套缰绳之类，也无人牵拉，紧跟队伍其后，应为驯养之物。
　　骆驼还用于狩猎。我们可从隋虞弘墓出土的石椁浮雕画上看到骆驼和大象作为狩猎工具的场景。画面分别描绘了粟特和突厥以及波斯骑士骑驼、骑象猎狮的紧张画面。说明骆驼不但充当了驮畜的角色，还被作为狩猎者的坐骑。这是骆驼在古代壁画中用于狩猎活动中的珍贵资料[13]。由此可想，唐代狩猎活动的如此频繁和庞大，和大量驯养用于狩猎的各种珍禽猛兽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猎豹、猎犬、猞猁
　　猎豹，是一种较为凶猛的食肉动物，一般长约1米至1．5米之间，体重50公斤左右。猎豹虽然凶猛，但易于驯养，古人常驯养猎豹用于狩猎。印度、波斯、亚美尼亚、阿比西尼亚都曾经使用过猎豹，而蒙古汗国在大型狩猎活动中甚至使用过上千头猎豹。文献中有关唐代猎豹的记载非常少，说明猎豹的使用在唐朝只限于宫廷范围，而且使用的时间必定也非常短暂。尽管如此，我们由此可以断定，古代作为外来动物传入远东的不是野生豹，而是被驯服了的猎豹[14]。
　　在唐懿德太子墓第一过洞东西两壁上，各绘有一幅《驯豹图》[15]。画面构图对称，每幅上画有四人四豹，中间以草木相隔。人物头戴黑色幞头，穿圆领或翻领胡服，腰束革带，配有*(上般下革)囊，足穿黑色长靴，一手牵豹，驯械“檛”或持于一手，或插在腰间，或扛在肩上。人物表情各异，姿态不同，并有深目高鼻大髯的胡人面相者。猎豹头小而圆，体形与四肢较长，全身毛色浓黄，上有黑色圆斑。有的抬头竖耳，有的昂首挺胸，或自然行进，或曲腿欲捕，显得灵活机警，凶猛无比。据有关文献资料记载，这种豹是来自印度的一种猎豹，比非洲豹略小，但善于短距离奔跑，时速可达100千米左右。一般在四、五百米的范围内，几乎没有猎物能从它的爪下逃走。猎豹除以高速追击的方式进行捕食外，也采取伏击方法，隐匿在草丛或灌木丛中，待猎物接近时突然窜出猎取。因此，当地人将它进行驯养，专用来追捕猎物。从国外向我国贡豹的文献中就有记载，而且贡豹国家多达十几个。如《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十四年二月，安国遣使献豹，雄雌各一。”[16]
　　为此，唐王朝设有专门的驯兽人员，我们从驯豹者从容地神态上可以看出，这些猎豹虽然凶猛，但经过人工的驯养，已温顺而由人摆布，与人同行。在《狩猎出行图》中，人数众多的狩猎队伍中就有一骑士身后蹲坐着一只花斑猎豹，这是唐代用猎豹狩猎最有力的证实。我国古代何时用猎豹打猎，不见于文献记载，《训豹图》和《狩猎出行图》的发现为我们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形象资料[17]。
　　我们还可从出土的文物中更立体、更直观的看到狩猎时用豹的瞬间。如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绘胡人骑马斗豹俑，骑马者头戴幞头，着右衽窄袖袍服，高鼻、圆目、虬髯，右拳高举，左手抚豹，侧身回头，与豹戏斗。猎豹爬于马鞍之后，前爪紧攀，后爪力撑，张口瞪目，似恐掉落，显得神情紧张。另一件彩绘骑马狩猎俑，在俑身后的马背上搭一囊袋，在囊袋的两侧挂有两只猎物，一为大雁、一为兔子。袋上蹲坐一只猎豹，豹四足蹲踞，造型逼真，形态生动。还有一件彩绘骑马狩猎俑，身穿圆领窄袖袍服，腰系带，左侧带有一囊盒，双手上扬。紧贴身后置一铺盖卷，马的臀部蹲一猎豹。豹反蹲坐于马后，竖耳、圆目、张口，前腿并直挺立于后腿之间，形象生动，目光机警，神态可掬。这些狩猎俑与壁画形成了资料上的一种结合和验证，使我们更能清晰地认识到皇家的狩猎活动。
　　猎犬在狩猎活动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韦庄对狩猎有这样的诗句描写：“鹘翻锦翅云中落，犬带金铃草上飞。”[18]说明犬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架鹞戏犬图》亦称《鹰犬出畋图》[19]，位于懿德太子墓第二过洞西壁。画面的左侧为一身穿绿色长袍，双手抱臂于胸前的人物形象。从头部残留下的痕迹来看，没有戴幞头的轮廓纹样，似乎是一位卷发或梳发挽髻的胡人形象，因脸部的画面层脱落严重，已无法看清人物容貌的基本特征。右侧—人，高鼻深目，头戴黑色幞头，身穿黄色圆领窄袖缺胯衫，腰束革带，右侧系*(上般下革)囊，足穿黑靿靴，左臂上架了一只鹞，右手作安抚状，侧身回头对视身后的一只黄褐色的猎犬。猎犬挺胸昂头，长喙细腿，两耳后竖，体态矫健，颈系红色项圈，一爪着地，一爪轻搭主人身后，四肢劲健有力，长尾卷曲，抬头呼应，似等待主人的命令。图中所画的猎犬形象与《狩猎出行图》中两位狩猎者怀中所抱的猎犬相同；也与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几件“三彩狗”[20]相同；除此之外，出土的还有彩绘胡人骑马带犬狩猎俑和三彩骑马带犬俑。其身后蹲坐的猎犬，昂头挺胸，机警灵活，其造型同属一类。
　　从这种犬的体形特征来看，它的身体匀称优美，背部与胸部宽大、厚实，腰部较狭窄，四肢修长，大腿肌肉发达。足长，脚尖隆起，饰毛丰富。背毛柔软、光滑纤细。大眼，呈椭圆形，鼻子呈黑色或赤褐色。头部长且狭窄，两耳之间的头盖相当宽。牙呈剪状互相咬合，上下齿紧紧重叠。长长的耳朵向后竖起，尾长而弯曲，有装饰性的毛。当属波斯灵缇一类。波斯灵缇的前身是沙克犬，又称阿拉伯狩猎犬或波斯灵缇。古代原产中东，名字来源于现在已被沙漠埋没的阿拉伯沙克城。这种犬身轻如燕，高挑优雅，速度快。后经波斯引进，逐渐成为波斯人们狩猎的得力助手，得名灵缇。经中亚传入我国，北齐时就用于狩猎。据《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书记载，唐代除波斯国进贡波斯犬以外，中亚的史国、安国、康国等也同样进贡猎犬。该犬分为羽毛形种和短毛种两类，它们狩猎靠视觉，而不是嗅觉，可用极快的速度追逐猎物。《旧唐书》卷198《西戎传》称：“(波斯)多白马，骏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左马右交)金犬，所谓波斯犬也。”[21]
　　从以上资料对照，乾陵陪葬墓出土的这种犬当属于短毛型的“波斯灵缇”(或叫“波斯猎犬”)一类。这种猎犬，在我国经过长时间的繁衍生存，直到现在还有相当多的品种。如在陕西一带，这种猎犬被俗称为“陕西细狗”，其体型及基本特征没有太大变化。
　　“猞猁”，形似家猫而远大于家猫，体重18—32千克，体长0．9米—1．3米之间。尾短，常不及后足之长。通体毛色变异较大，有乳灰、棕色、灰棕色、棕褐、土黄褐、灰草黄褐及浅灰褐等多种色型，并遍布有不明显的淡褐色斑。耳尖耸立，有黑色纹，是猞猁的鲜明特征。猞猁的生活环境较宽，可可西里的高寒草原、高寒荒漠草原、高寒荒漠和高寒草甸等都有猞猁的足迹，它既能生活在高山密林中，也活动于山地裸岩地带；擅长爬树，攀登悬岩，也能下水游泳。猞猁体形虽小，却喜欢捕食狍子等中大型兽类，是人们驯养后用手捕猎的最佳工具。
　　在《狩猎出行图》中，其中一位骑士的马鞍后就蹲坐着一只驯养的猞猁。身形似猫，两耳竖立，双目圆睁，前腿直立，后腿蹲卧，扭头注视着马的侧方，目光机警，神态生动。关于对此动物的定名，目前尚存三种说法。一曰为“猫”。《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认为：“有一扈从鞍后置红色圆形带流苏坐垫，上座一只猫。”[22]二曰为“齐塔”。黄苗子在《唐墓壁画琐谈》认为这是“一种叫‘齐塔’ (Cheetha)的印度猎豹，这种猎豹从波斯传入，经过训练，专供贵族们出猎捕兽之用。”[23]三曰为“猞猁”。在蔡昌林的《唐墓壁画中的动物》一文中介绍吴作人、王世平、唐昌东等认为是“猞猁”。理由是猞猁耳直立，尖端有黑色毛丛，尾端黑色[24]。从以上几种说法和一些资料来看，这个似猫似豹的动物应属“猞猁”，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说法。
　　在出土文物中，章怀太子墓还曾出土了一件三彩胡人骑马狩猎俑。俑头左侧，发中分，辫发盘头于脑后。身穿绿色翻领窄袖袍服，腰缠一囊袋，在俑身后酌马背上搭一囊袋，挂有大雁，并蹲有一猞猁。
　　三、猎鹰、猎鹞
　　“豹则虎之弟，鹰则鹞之兄”[25]这几种动物与飞禽可称得上生性凶悍的禽兽形像。鹰，属于中型猛禽，当时的朝鲜半岛与东夷之地就盛产优良的鹰、鹘。据《唐会要》记载：“开元乙卯岁(715)，东夷君长自肃慎扶余而贡白鹰一双。其一重三斤有四两，其一重三斤有二两。斑若綵章，积雪全映，飞花碎点，所谓金气之英，瑶光之精。高髻伟臆，长距秀颈；奋发而锐，坚刚则厉；摩天绝海，电击飚逝。”[26]文中不但记载了贡鹰之事，还细致的描写了鹰的重量、颜色、纹饰、形态以及如何的迅速凶猛。八世纪时，紧靠朝鲜半岛的渤海部落贡献了许多鹰、鹘[27]。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北部的蒙古、黑龙江、辽宁、吉林、山东等地。对于壁画中的鹰、鹞的产地我们虽无法弄清它的具体产地和来源情况，但总的来说，这些猛禽中除了一些本地驯养的以外，有不乏大量来自唐朝疆界以外的贡品。诗人窦巩曰：“御马新骑禁苑秋，白鹰来自海东头。”[28]杜甫也在《黑鹰》中写到：“黑鹰不省人间有，度海疑从北极来。”[29]
　　《架鹰图》位于懿德太子墓第二过洞的东壁，画面描绘了两位头戴幞头，身穿白色圆领窄袖缺胯衫，腰束革带，一人腰系*(一般下革)囊，臂上架鹰的男侍。两人中间以树和几块小石间隔，北边架鹰者，深目高鼻，满脸髯须，回头注视臂上之鹰，左手似握鹰绳(手部残损)，其形象似为胡人。鹰嘴尖利，鹰爪有力，眼睛圆而有神；体形庞大，伸颈展翅，欲欲试飞。正如唐代诗人章孝标《饥鹰词》中所写：“遥想平原兔正肥，千回砺吻振毛衣。纵令啄解丝绦结，未得人呼不敢飞。”[30]形象地描述了人工驯养下的鹰所表现出的那一种神态。南边架鹰者，形象与北边相似，唯其右臂上架有两只猎鹰。一只用墨笔仅勾画出鹰的外轮廓，另一只却描绘精细，身上羽毛丰满、光滑，并有晕染的色彩，非常俊美。架鹰者还出现在《狩猎出行图》中，有的猎鹰目视前方、静立待命；有的振翅舒展、准备行动。在唐王朝强大的统治下，这种北方民族“放鹰走狗”的涉猎活动大大地吸引了贵族们的好奇心和娱乐兴趣，涉猎活动经久不衰。唐太宗李世民与唐玄宗李隆基就是两位醉心于此项活动的典型人物。但是，有着传统道德的人认为这是一种轻薄无聊的行为，驯养费用高，唐高宗李治就曾下诏禁止贡鹰、鹘，以表明他施行的德政。[31]宝应元年(762)，唐肃宗也颁发诏令：“停
　　贡鹰鹞、狗豹。”[32] 
　　鹞，又称灰鹰，体型较小，是一种中型猛禽。“说文曰：鹞，鸷鸟也。”[33]我国常见种类有白尾鹞、白头鹞及鹊鹞。鹞，常栖于开阔田野及池沼畔边，有时也栖落在地面上，飞行迅速而轻捷，喜低飞捕食地面草丛中的动物，繁殖于我国的东北和新疆西部。鹰、鹞嘴爪锋利，速度极快，经过精心驯养，非常有灵性，在狩猎过程中特别擅于捕获狐狸、野兔之类的动物。鹰、鹞还成为唐代以至后代人们玩赏的珍禽。《太平广记》中记载：“邺人家所育鹰隼极多，皆莫能玩，常臂以玩，不去手。”[34]
　　鹞在懿德太子墓壁画《架鹞戏犬图》和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中都有表现。还有永泰公主墓出土的彩绘骑马架鹞狩猎俑，俑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袍服，双手牵缰，端坐于马鞍上，在俑的左肩上架有一只跃跃欲飞的鹞。在懿德太子墓也出土了一件三彩骑马架鹞狩猎俑，俑头戴黑色幞头，身穿绿色翻领袍服，足着靴踩蹬，左右臂弯曲，右手半握，上架一鹞。鹞平头舒翅，静静立于主人的手臂上，似在聆听主人的授意。
　　四、其他元素
　　1．胡禄与豹韬
　　胡禄，藏矢之器具。是专门用来放箭的工具。据《新唐书·兵志》曰：“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各一。”[35]这些配置是唐代侍卫最主要的随身佩器。我们从唐代墓室出土壁画的《仪卫图》中得到大量的资料来证实这一点。杜朝晖在《从“胡禄”说起——兼论古代藏矢之器的源流演变》[36]一文中解释“胡禄”是源自外来文明，由西北边疆的马背民族传播，形制稍长，以兽皮为材料。
　　豹韬，藏弓之器具。是专门用来装置弓的袋子，一般采用虎皮或豹皮装饰外部。钟少异、王援朝在《唐杨思勖墓石刻俑复原商榷——兼说唐墓壁画中的虎韔豹韬》[37]一文中，将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与唐杨思勖墓出土的两件“描金石刻武士俑”[38]作对比，认为弓韬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将弓完全藏于韬内，只于韬口处略露出弓梢。另一种则将弓杆露出较长一节，韬口的形状也有区别。古代文献中所谓的“虎韔豹韬”，即以虎皮或豹皮制成的弓袋。唐代的护卫骑士几乎人人佩戴。
　　我们还可从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一件三彩狩猎骑马俑身上，全方位地看到这些配置。骑士头戴黑色幞头，圆脸、面目清秀，内穿贴身内衣，中穿红色斗臂，外着绿色左衽窄袖缺胯衫，右襟挽于腰际，足穿靴踩蹬。右佩垂缨饰的胡禄，左佩兽首弯月形弓韬及横刀。对于这种弯月形弓韬，王援朝、钟少异在《弯月形弓韬——西域兵器影响的一个事例中》一文中，通过对国内外考古资料以及文献记载的分析，得出了进一步的结论：“弯月形弓韬源出波斯安息帝国，来自西亚的叙利亚，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原。”[39]
　　2．流苏毯
　　流苏毯，当来自西亚和中亚，是一种在编制毛毯周边以五彩羽毛或丝线等制成的下垂的穗子，常用于舞台、服装的裙边下摆处等，是一种装饰形式。《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中记载米国在开元年间向唐朝“献璧、舞筵、狮子、胡旋女。”[40]这种舞筵形状有方形和圆形之分，如苏思勖墓出土的《胡腾舞乐图》[41]中，舞者脚下的舞筵就是方形的。富平朱家道村唐墓出土的《狮子图》[42]中，卧狮身下铺垫的就是圆形的流苏毯，这种流苏毯周边还装饰有连珠纹。在章怀太子墓的《狩猎出行图》中，那只猎豹和猞猁下面，还有骆驼的背上，就画有这种圆形的红色流苏毯，只是周边没有显示连珠纹样。
　　3．豹皮
　　豹皮，因其皮毛花纹漂亮，结实耐用，有防灰防潮之效。在古代，有人将豹皮或虎皮制成的弓袋，称为虎韔豹韬。还常用作武将的头饰、披风、衣领、马鞍的装饰、座椅垫座或制成裘皮衣和装饰品等。因这些动物凶猛难得，所以皮毛更为珍贵。中原地区不产豹，豹皮多为外来之物。据史书记载，开元八年(720)，南天竺向唐朝贡献了一张豹皮。四年之后，新罗也贡献了一张豹皮。进贡豹皮最多的当属在开元二十六年(738)，“渤海靺鞨户遣使献豹、鼠皮一千张。”[43]说明，在当时能拥有一张斑驳的豹皮是莫大的荣幸。据文献记载，在唐代，穿着皮衣的种类繁多，有很多是来自国外的贡品，有狮、熊、狐、豹、鹿、驼、貂、马、犀牛、花斑羊、海獭、鲨鱼皮等，并有兽尾、羽毛、虫饰等装饰品。壁画和出土的骑马俑中，骑士马鞍下的鞯、弓韬，多是用豹皮或虎皮制成的。从这些配置装束上，我们就能看出这些应为皇家和贵族的骑士，是等级的一种标志。
　　狩猎活动出现在墓室壁画和明器中，有它一定的特殊性。李星明认为：在墓室中绘有这种图像自然也是一种皇室贵戚身份的标志。盛唐以后的壁画中不再有狩猎图之类的图像，这与社会风尚的变化相关[44]。由此而说，唐代不但是一个繁华的物质世界，更是一个高度的精神世界。唐代在狩猎活动中所呈现出的多元化是和唐代对外交流有着绝对关系。狩猎活动便是开放与融合的认同，精神与物质的共享。唐乾陵陪葬墓出土的有关狩猎活动场景，只是从一个侧面、一个时段上反映了唐代对外的融合发展，还有许多的东西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和深入研究。
　　注释：
　　[1]《新唐书》卷36，中华书局1975年版，3718页。
　　[2]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3]王钦若、杨亿等编：《册府元龟》卷999《外臣部·互市》，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727页。
　　[4]王钦若、杨亿等编：《册府元龟》卷985《外臣部·征讨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564页。
　　[5]《旧唐书》卷60《王君廓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52页。
　　[6]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报告》，《文物》1974年第9期。
　　[7]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16页。  
　　[8](美)爱德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7页。
　　[9]狩猎纹绿釉罐，1960年出土于唐永泰公主墓，出土时碎裂。罐通体施绿釉，在罐的腹部有四位骑马的狩猎骑士，着装似胡人，举弓搭箭，回头欲射，马四蹄腾空，环绕追逐。
　　[10]葛承雍：《唐韵胡音与外来文明》之《文化篇·唐昭陵六骏与突厥葬俗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59—160页。
　　[11]《艺文类聚》卷94引《博物志》。
　　[12]张鸿修：《从唐代壁画看东西方文化融合》，《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83—87页。
　　[13]荣新江、张志清编：《从撒马尔干到长安———粟特人在中国的文化遗迹》，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14](美)爱德华·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15]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庙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第28页。
　　[16]王钦若、杨亿等编：《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07页。
　　[17]王仁波：《唐懿德太子墓壁画题材的分析》，《考古》，1973年第6期，第81—85页。
　　[18]《全唐诗》卷695《观猎》，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8071页。
　　[19]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重润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4年版 ，第6页。
　　[20]三彩狗，1960年唐永泰公主墓出土，长17厘米、宽5．2厘米、高11厘米。长嘴，大尾，站立于圆形踏板上，通身施釉。出土时定名为三彩狗，据资料研究应为一种波斯猎犬。
　　[21]《旧唐书》卷198《西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12页。
　　[22]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23]黄苗子：《唐墓壁画琐谈》，《文物》，1978年第6期，第74页。
　　[24]蔡昌林：《唐墓壁画中的动物》，《唐墓壁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陕西历史博物馆编，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25]《太平御览》卷926《古乐府·羽族部十三》，第4115页。
　　[26]《全唐文》卷256《苏颋·双白鹰赞并序》，中华书局1983版，第2594页。
　　[27]王钦若、杨亿等编：《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11—11413页。
　　[28]《全唐诗》卷271《新罗进白鹰》，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51页。
　　[29]《见王监兵马使说近山有白黑二鹰二首》，《九家集注杜诗》，第495页。
　　[30]《全唐诗》卷506《饥鹰词》，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79页。
　　[31]《新唐书》卷3，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38页。
　　[32]《新唐书》卷6，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47页。
　　[33]《太平御览》卷926《古乐府·羽族部十三》，第4116页。
　　[34]李昉等编篡：《太平广记》卷460《禽鸟·邺郡人》引《宣室志》。
　　[35]《新唐书》卷50《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25页。
　　[36]杜朝晖：《从“胡禄”说起——兼论古代藏矢之器的源流演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7年，第4期，第90页。
　　[37]钟少异、王援朝：《唐杨思勖墓石刻俑复原商榷——兼说唐墓壁画中的虎韔豹韬》，周天游主编《唐墓壁画研究文集》，三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0页。
　　[3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75—80页。石刻武士俑，1958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南郊杨思勖墓，高40．3厘米。俑头戴幞头，身穿圆领宽袖长衣，束带着靴，全身披挂着两套装备，通体敷彩贴金。有垂有缨饰的鳞纹胡禄、横刀、虎韬等，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39]王援朝、钟少异：《弯月形弓韬——西域兵器影响的一个事例中》，《文物天地》1997年第6期。
　　[40]《新唐书》卷221《西域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247页。
　　[41]陕西省考古所唐墓工作组，《西安东郊苏思勖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42]《考古与文物》，考古与文物编辑部，1997年第4期，第8页。
　　[43]王钦若、杨亿等编：《册府元龟》卷971《外臣部·朝贡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10页。
　　[44]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
　　(侯晓斌，乾陵博物馆)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