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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原隲蔵《考史遊记》所见乾陵、昭陵

张建林 译

                                                                                     
  桑原隲蔵(1870—1931)是与白鸟库吉、内藤湖南齐名的日本“东洋史”学科的创始人之一。明治四十年(1907)春到北京留学,当年9月即有“雍豫之行”,同行有日本留学生宇野哲人氏。在陕西期间先后踏访的有潼关、杨震墓、华岳庙、华阴县城、赤水镇、渭南县城、冷口镇、新丰镇、沛上遗迹、临潼县城、斜口镇、灞桥、长安府、文庙(碑林)、关中书院、冯恭定祠、慈恩寺、左文襄公祠、贡院、明远楼、迎祥观、董仲舒祠及墓(下马陵)、满城、张(载)子祠、开元寺、未央宫遗迹、崇圣寺(俗称金胜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其中)、洪福寺、清真寺(学习巷)、华塔寺、荐福寺(小雁塔)、兴善寺、渭水古渡、咸阳城、延陵、周恭王陵、渭陵、周成王陵、周文王陵、周武王陵、太公望墓、周公墓、伯禽墓、平陵、霍光墓、霍去病墓、卫青墓、茂陵、李夫人墓、兴平县、杨贵妃墓、乾州城、乾陵、石鼓赵镇、昭陵、魏征墓、房玄龄墓、温彦博墓、李靖墓、褚亮墓、阿史那忠墓、李勣墓、大明宫遗址、明秦藩王墓、秦二世墓、杜陵、兴庆寺、华清宫遗址、秦始皇帝陵、郭子仪祠、玉泉院、华山等。9月15入潼关,10月14日出潼关,历时整一月。虽是匆匆过客,但游历中处处留心,后所著《考史游记》[1]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了游历见闻。游记加叙加议,不但记录了当时各类遗迹的状况,作者还有不少对遗迹的认识。学界每论及唐陵调查研究史,均不可绕过日本学者,如足立喜六、关野贞、常盘大定等[2],但均未注意桑原*蔵氏的调查,曾仔细收罗整理唐陵调查研究史的沈睿文氏所撰《唐陵研究缘起》中也成为漏网之鱼[3]。现将其中关于唐陵的部分日记翻译如下(见该书113—129页):
  十月二日睛行程六十里(别梁山往返二十里)
  七时二十分,从乾州北关出发,徒步前往唐高宗及武则天的乾陵。乾陵在乾州北略偏西十里的梁山,梁山正南有对峙两峰,其上有双阙。这就是朱雀门。从乾州北门就可望见。八时四十分到达朱雀门。双阙下有华表两柱,六角形,高约近二丈,径三尺余。均仆倒在地。其北三四间,有龙马一对,亦仆倒在地。再往北一町左右,有朱雀(石鸵鸟)一对。再往北有石马五对,或残损,或仆到。再往北是高约丈余的石人,皆仗剑,原应为十对。现仍站立的仅十一尊。再往北有碑两通,西侧即“述圣纪”碑,刻勒高宗功业,武则天制文,中宗书丹,均已仆倒在地,方石四五块散乱周围。东侧是所谓“无字碑”,是于阗国进贡的,高二丈余,宽五尺,厚三尺。碑上无当时刻铭,正反两面后代题刻甚多。有宋崇宁、政和、宣和以及金正大、兴定等。最为有名的是“大金都皇弟统经略郎君行记”,位于碑正面的中央,引人注目,刻于金兴定五年(译者按:碑文记为“时天会十二年岁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即1134年),使用女真文(译者按:近年有学者考证为契丹小字),旁有汉译文字,此题记在学界颇为看重。女真文有大小写两种,此文究竟是大写还是小写尚无定论,一般来说,还没有发现大字标本,河南的“宴台碑”(亦称“国书碑”)所使用女真文被认为是女真小字的标本。试将女真文使用时代前后,占据中国北方诸民族所使用的文字起源及标本列示如左:
  1.契丹大字,公元九百二十年创立,收入《书史会要》的数字;
  2.契丹小字,公元九百二十五年创立,标本不详;
  3.西夏文(党项文),公元一千零三十七年创立,见居庸关题刻;
  4.女真大字,公元一千零十九年创立,见“郎君行记”;
  5,女真小字,公元一千零四十五年创立,见“宴台碑”;
  6.八思巴蒙古字,公元一千二百六十九年创立,见居庸关题刻。
  以上这些文字都是为了反抗汉字而创立的,当时的政治家依靠法律的力量,强行推广使用,与这些文字的结构是否比汉字优越无关,虽如此却难以普及。随着国家的灭亡,文字也灭亡了,至今成为不可解读的历史文字。
  前一段时间,我国关于国字改革议论沸腾,改革论者引证契丹、女真字为例,主张国字改革尽可能容易。但实际上这些文字都是依赖法律力量推行的,要想普及新国字,显示出重重困难,这对于轻言国字改革者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
  述圣纪碑及无字碑后方十数间开外,分左右两侧分别排列着诸蕃酋石像,均高约五尺左右。宋人赵楷记述:乾陵之葬,诸蕃之来助者何其众也。武后曾不知太宗之余威遗烈。乃欲张(大)誇示来世。于是录其酋长六十一人。各肖其人。鑱之琬琰。庶使后人皆可得而知之。宋游师雄《乾陵记》:诸蕃酋像,左之数二十有八,右之数三十。仆竖相伴。背有刻文,皆剥落不可读。
  今东侧蕃酋仍然站立的有二十一,仆倒的有三,共计二十四;西侧站立的十六,仆倒的十三,共计二十九。或失去头部,或手部残缺,破损过甚,背部也同样,原有的字迹无法辨认。其北有石狮一对,高约一丈,雕刻精巧。其北为陵碑,上题“唐高宗乾陵”大字,乾隆丁酉年所立。北面连接梁山。
  据游师雄《乾陵记》以及《长安志图》附载的唐高宗乾陵图所载,乾陵外垣南北二千五百步、东西一千二百步;内垣南北一千一百步、东西九百步。除了南方的朱雀门,还有北面的玄武门、东面的青龙门、西面的白虎门,皆有双阙,立有石刻,至今遗址难寻。据《唐会要》记载,乾陵有陪葬墓,诸王、公主、文武功臣凡十七人,至今已不见一座墓碑。
  十时四十分下陵,十一时回到公馆。十二时二十分驱车前往礼泉县,(下午)四时半到礼泉县北关小憩(距乾州约四十里),接着前往石鼓赵镇,七时四十分抵达。小镇只有一个客舍,客舍仅有一间客室,现已颓圮,不可复用。不得已,住进一家居民家中,狭隘不洁,勉强就往。好在明日就可以前在昭陵,心中稍慰。
  十月三日睛转阴行程三十里(往九嵕山往返四十里)
  早六时五十分从石鼓赵镇出发,前往九嵕山上的昭陵。九嵕山在赵镇北面约二十里,共有九个山峰,皆险峻,故称九嵕(同峻)山。从赵镇上山有大小两条道路,大道在东面,可乘马车迂回而上。小道在西面,直行二十余里可达。我等取小道而上,取挽马充乘骑,挽马瘦骨嶙峋,又无鞍镫,数次落马坠地。行至五里许,见一碑仆倒在地,为乾隆四十一年所立唐魏征墓碑,上书“唐知政事□赠司空太予太傅□□相□州都督□国公魏公征墓”,而其墓之所在已不可知,盖已成垄亩。八时半,舍马就山道。经九嵕山南麓,绕过西侧山腰往北侧行进。九时三十五分,到达昭陵玄武门。门前有乾隆丙申年所立“唐太宗昭陵”碑,门左右侧有御制祝文碑十数通,文字磨灭,不可猝读。仅辨有康熙四十八年、乾隆十四年的年号。
  玄武门后方二十间距离,有享殿遗址,至今遗留有础石。两庑栋倾梁落,空余四壁,但太宗乘用之六骏俨然矗立,左右两庑各置三骏。六骏均未石板浮雕,高约五尺、宽约六尺。若从雕刻技法来看,是太宗时所雕刻,还是高宗时所雕刻,难以确认,但无疑是唐代初期的作品。原来欧阳询及殷仲容所书六马赞今已磨灭不见。陵前所置诸蕃酋十四人石像(突厥可汗四人、薛延陀可汗、吐蕃赞普、新罗王、吐谷浑王、龟兹王、于阗王、焉耆王、高昌王、林邑王、婆罗门(印度)王)不知所在。昭陵之所在,远可俯瞰渭水,近有泾水萦绕,西望梁山耸立,东见嵯峨巍然,形势绝佳,古今依然。但随星移斗换,当年之雄伟规模今不可再见。
  由顾炎武《日知录》可知,中国上三代帝王葬处皆称墓而不称陵,春秋战国始称丘或陵,秦汉以后皆称帝陵。可以看出,随着称呼的变化,坟墓逐渐高大。但唐代以前,多为平地起冢,积土为坟。唐太宗生前选就孤耸迴绝的九嵕山,定为终焉之地,此后唐诸陵均因山为之。如乾陵在粱山,崇陵在嵯峨山(泾阳县),泰陵在金粟山(蒲城县),定陵在龙泉山(富平县)。所谓“民力省而形势雄”(游师雄语),远胜秦汉陵制。明代诸陵在天寿山,清代诸陵在永宁山(西陵)和凤台山(东陵),均仿唐代因山为陵,而且祖宗子孙如此兆域相接颇方便守护管理。关于此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关野贞博士曾在《时事新报》发表《中国的古陵墓》一文,就唐代山陵起源举出三条理由:1、在平地起冢,从土木工程的角度并非易事,民力消耗太大;2、山上修陵更能体现威容,增加尊严;3、山上的陵墓比平地上的陵墓更不易遭受因朝代更替所引起的破坏。若以余所见,其中第三条理由具体地说,当时中国应把防御盗掘陵墓作为第一目的。
  春秋战国以降,厚葬之风日盛,导致盗墓之弊,正如《吕氏春秋》节葬篇所言。秦汉之时,厚葬之习更盛,流行生前便营造陵墓,随葬金银珠宝,使陵墓成为一座宝库,故陵墓盗掘更加猖獗,虽严刑重罚不能止,甚至有以盗墓发冢为业者。唐代前往中国的大食人纪行Relation des Voyages faits par les Ar-abes Et les Persans dans l’Inde et à la Chine(traduit Par Reinaud) (见中译本《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2年版,穆根来等译)中记载,当时这种恶习流行的情况。太宗深知此情,特意选择深山幽谷,禁锢灵柩,栈道悬渡,使人不易接近。而且力求俭约,从源头杜绝盗掘。使之成为一代定制。这应该是唐代建造山陵的由来。即便如此,仍然未能躲过劫难,据《五代史》载:温韬,华原人也。少为盗。后事李茂贞。叛降梁。为静胜军节度使。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十二时二十分,辞陵下山,探寻山麓之昭陵陪葬诸臣墓。贞观八年太宗诏曰:“佐命功臣义深舟楫。或定谋帷幄,或推身行阵,同济艰危,克成鸿业。追念在昔,何日忘之。……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赠茔地一所”。据此,功臣密戚均在昭陵附近得赐茔地一所,作为终焉之所。今从昭陵俯瞰周边,陪葬墓在山麓二三十里之间散布如棋子,数不胜数。关于昭陵陪葬墓数目,各文献记载不一。然而,“诸王七、公主二十一、妃嫔八、宰相十三、承郎三品五十三人、功臣大将六十四人”,合计一百六十六人之数应相差不多。
  遥想当年,各陪葬墓前碑碣矗立,苍松翠柏遮蔽,金虎石麟护卫,如今松柏摧折,虎麟倒地,金石泯灭,幸存之碑碣也多字迹剥蚀。明万历年间赵崡遊九嵕山,广搜博觅,得碑二十二;苟好善《醴泉志》载尚存二十一通;清初林侗《昭陵石迹考》记载十六通。乾隆四十一年毕沅亲至昭陵,周揽封城,得碑二十六通,建亭覆之。陪葬诸臣坟冢今可得知者,皆赖毕沅之功。中国向来为革命之国,帝王何有种,人皆可成天子。是故中国历代创业君主皆猜忌过深,功臣多不可全终。独唐太宗与诸功臣生死与共,君臣情深意厚,实属异数。其人格、度量、才能可称三代以后第一君主。世多推汉高祖,但从实而论,无论文治武功还是人格均不及太宗远矣。《汉书》萧何传即为明证。明太祖亦同样,属资性猜忌刻薄之人。闽人黄莘田诗曰:“际会风云自古难,始终恩体美贞观。汉家多少韩彭将,不得铭旌一字看”。颇得其意。
  时值正午,因计划赶往距离石鼓赵镇三十里的店张驿住宿,不可遍览诸陪葬冢,暂且选其重要者四、五座探访。
  十二时四十分到房玄龄墓,冢高三四间,墓前有“大唐故左仆射上柱国太尉梁文昭公碑”,高二间,系褚遂良正楷。另有乾隆丙申所立“唐司空太子太傅知门下省事太尉并州都督梁国公房乔墓”碑,乔为玄龄字。《旧唐书》记,名乔,字玄龄。《新唐书》则相反。
  其东为温彦博墓,坟冢高同房玄龄相仿。墓前有石羊、石虎五、六,埋没荒草中。前有“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公之碑”,高约二间,传为虞世南所书,漫漶特甚。《金石萃编》引《芳洲集》曰:“虞恭公碑在陕西,近时陕西人,苦于应酬,日窃残毁,势将不可永日矣”。可知明末早已罹捶拓毁损之难。另有乾隆丙申所建“唐尚书右仆射虞国公赠特进温公彦博之墓”碑。
  再向东为李靖之墓,一时二十分到达。坟冢高大,三山相连状。据游师雄碑阴题字,坟冢高五十五尺,东西五十五步,周围一百五十几(缺字不知)步。墓前存石人石羊各一,有“唐故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司空卫景武公碑”,高约二间。许敬宗文,王知敬书。另有“唐特进开府仪同三司赠司徒并州都督卫国公李公靖之墓”碑,今已仆倒。
  一时五十分,到褚亮墓。褚亮为褚遂良之父。墓前有“大唐禇亮之碑”,高一间半,殷仲容所书。一时五十七分到达孔颖达墓,墓前有“大唐故国子祭□□□□(缺“酒曲阜宪”)公孔公”之碑,高约二间,现大半埋入土中。明赵崡《石墨镌华》早有记载,明末已知其所在。碑文为于志宁所撰,笔者略知。另有乾隆丙申所立碑,今已损坏。
  更向南行,二时十分,到阿史那忠墓。阿史那忠,突厥人,于太宗有功。昭陵陪葬蕃将凡九人,阿史那忠为其中之一。坟冢前有“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薛国贞公阿史那府君之碑”,高约二间。撰文、书丹之人不可知。另有乾隆丙申年所立“唐赠镇国大将□□(所缺两字应为‘军薛’——译者)国公阿史那忠□□(所缺两字应为‘之墓’——译者)”碑。唐碑下半没入土中,清碑亦被残砖半掩。
  阿史那忠墓南约二里为李勣墓,坟冢如三山相连,与李靖墓相仿。墓前唐碑碑文有“所筑之坟,一准卫霍故事,象乌德*(左革右建)山及阴山、铁山等。以旌破北狄东夷之功焉”。昭陵陪冢多为穹窿(馒头)形,高约四、五间,独二李之坟冢形状特异,规模较大。当地人称李靖墓为“上三冢”、李勣墓为“下三冢”。李勣墓碑上书“大唐故司空上柱国赠太尉英贞武公碑”,高宗御撰碑文,碑高三间余,与陪葬诸坟之碑相较,高大巍峨。碑阴有宋游师雄题刻:“今按:其 墓在昭陵之左,北距山麓八里,南距今礼泉县三十里。冢高七十五尺,东西绵延七十五步,周围二百步,有群峰高下崔嵬之状,势极雄壮。前有神道碑,高二丈五尺,广五尺八寸五分,鳌座甚伟。乃仪凤三(二之误)年,高宗御制御书,过之者,有以见一代元勋之遗迹也”。颇资参考。
  今日拂晓离客舍,至午未进一餐,加之跋涉山野近八小时,饥渴疲劳,其余陪葬冢只得忍痛割爱,匆匆返归。三时二十分返客舍进食。
  石鼓赵镇有广济寺,寺有石鼓尚存,高四尺余,径五尺,上书唐人尊胜经咒,笔力精健,惜多磨灭,不可猝读。石鼓下有石台,高近六尺,四周雕刻佛像九躯。石鼓赵镇因此得名。四时二十分出发,七时四十五分抵店张驿(行三十里),投义成老店。
  两日游两唐陵,可谓走马观花,有如此详细记录,实为难得。所摄照片多幅,刊于书中有乾陵陵山全景、乾陵无字碑、乾陵石翁仲、乾陵蕃酋像群、乾陵石狮、九嵕山、昭陵北门、昭陵六骏、房玄龄墓、李靖墓、孔颖达墓、阿史那忠墓、李勣墓等十二帧,弥足珍贵,可供研究唐陵学者参考。
  注释:
  [1]桑原隲蔵著《考史遊记》,岩波书店,东京,2001年。
  [2]足立喜六著、杨炼译《长安史迹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常盤大定,関野贞著《中国文化史蹟》第九卷《陕西》,京都:法蔵馆,1976年。
  [3]沈睿文《唐陵研究缘起》,《乾陵文化研究》(二)P335—355,三秦出版社2006年。
  (张建林,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客座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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