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为了全面推动和繁荣“丝绸之路”与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学术研究，配合“丝绸之路”沿线各文物遗址点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和陕西省文物局迎奥运重要文化项目“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专题陈列，由陕西省文物局主办、乾陵博物馆承办、中国唐史学会协办的“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于2008年10月10—12日在西安钻石大酒店召开。来自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各有关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考古文博单位和新闻媒体的40多位海内外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主办方邀请所有参会代表于10月11日专门参观了乾陵博物馆2008年8月6日开放的“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陈列、乾陵陵园内城北门遗址石刻发现现场、“中日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之乾陵石刻保护修复工程现场和汉阳陵地下博物馆。
　　会议开幕式由乾陵博物馆馆长樊英峰主持并介绍来宾，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杜文玉先生代表中国唐史学会介绍会议筹备情况并致欢迎词，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先生代表参会学者发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省文物局赵荣局长等文物系统领导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学术讨论会分别由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云辉先生和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鸿宾先生主持，与会专家和学者代表30余人就丝路胡人与唐代文化交流的研究情况做了精彩的学术发言，北京大学教授、本次学术会主任荣新江先生做了精彩的学术总结。
　　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赵文润先生以《长安胡人与唐代前期的婚俗文化》为主旨首先发言。他认为，唐代前期，唐文化因受周边少数民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胡化”倾向。在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胡化”问题遍及唐文化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在婚俗领域。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在长安和洛阳等地居住着大量来自唐朝北部、西北部的以突厥族和鲜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他们在和汉人长期相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唐朝前期的婚俗文化产生深刻影响。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芮传明先生对《摩尼教诗》出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之手的可能性及其宗教信仰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他认为，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是东传摩尼教在中国的唯一“黄金时代”，受到当局的庇护，通常并不遭到歧视，而摩尼教为了布教的方便，加重了佛教色彩，更易于被误认为是佛教的某一支派，而白居易的信仰本身也具有“信仰多元化”的特征，因而他应该不会反对或稍为探究一下别的信仰，尤其是看似与佛教相近者；此外，白居易的弥勒信仰、维摩崇拜及严格持斋的特点也与摩尼教颇为相近，这可能使之对摩尼教更能产生亲近感。所以，他认为，白居易在某个场合，写一首客观概括摩尼教教义的小诗，而未表明自己对该教的信仰是完全合乎常理的，也是完全可能的。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鸿宾先生，在他提交大会的论文《“胡人”亦或“少数民族”》中高屋建瓴，对目前学术界用于唐朝时期的两个概念“胡人”和“少数民族”进行了清晰的解说。在他认为，只有把这些基本概念问题界定清楚了，才可能使中古时期的胡人和民族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化。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庆捷先生在发言中通过对多幅含有少数民族风俗内容的壁画的对比，对流行于古代中国或者中北亚诸游牧民族间剺面、剪发、截耳、椎心、割鼻等葬俗进行了详细的解读。他认为，剺面、截耳、椎心、割鼻等习俗，除剪发外，其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流血的形式表达悲痛，即以自己的血来表示内心的真诚和勇敢，这种习俗的由来应该与对血脉认同与信仰有关。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授王援朝先生在发言中对唐代一种来自异域的盛箭的箭筒——胡禄的渊源进行了考察。通过考察，他得出结论：胡禄起源于西域，时间应不晚于四世纪，此后传入南西伯利亚与河西地区，在南北朝后期传入中国内地。
　　自汉代以来，新疆地区就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各民族人民在这里交汇融合，东西方文化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交流和发展。作为往返于“丝绸之路”上主要的商贸经营者“商胡”，在这里留下了较为丰富的胡人文化遗存。新疆博物馆党委书记、副馆长侯世新女士通过对该地区出土的文书、墓志、胡俑和胡人尸体标本等大量考古发现的研究，进一步揭示了胡人在西域的地位及其对丝绸之路的繁荣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另外，通过出土文物和文献的比对，她进一步认为，西域的粟特人略早于中原地区，他们的装扮形象和文化风貌更多地保留了原始的胡人风格特征。
　　唐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长期居住生活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个相互影响的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双怀先生对此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唐代确实存在着“胡人汉化”现象，具体表现为：向往唐朝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多次入唐或长期在内地生活，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朝文化；与汉人朝夕相处，通过入仕、经商、联姻等多种渠道融入唐朝社会，认同以汉族为主体的唐朝文化并成为唐文化的传播者。但与此同时，唐代的“胡化”现象也是存在的，表现为：唐人对胡人的宽容和友好以及对胡乐、胡马、胡服、胡食等外来文明的吸纳和喜爱。但大体来说，胡化程度却远远低于汉化程度。他认为，“汉化”和“胡化”都是客观存在的，其实质是民族间与国际间的文化交流，而这种反复进行的交流给唐朝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促进了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的发展。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张建林先生长期从事隋唐考古工作，在此过程中他注意到唐代帝陵石刻中的一些佩腰刀、梳长辫的蕃酋石像，结合文献他认为，蕃酋像石刻是唐代帝陵陵园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昭陵开始一直延续到唐末，对后代的帝陵石刻制度也有影响，而蕃酋像中一些佩腰刀或者背部有长辫的石人应当是突厥民族的酋长形象，唐陵蕃酋像的创立，很可能是受到北方草原地区墓葬石人的影响。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先生在他题为《唐代长安的东市和西市》的发言中，通过整理以长安东市与西市为核心的地区的商铺分布状况，探讨了不同行业的店铺布局之倾向，弄清了长安城内商业功能的分化，阐明了经过这一域内功能分化，在以西市与东市为核心的地区形成了长安城独自具有的、充满多元性与复合性的城市文化。
　　台湾佛光大学助理教授朱振宏先生在发言中通过对唐故右屯卫翊府右郎将阿史那勿施及其父阿史那公(摸末)、其子阿史那哲(自奴)墓志的笺证考释，探讨了自隋文帝到武则天时期唐与东突厥的关系。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呆运先生长期从事考古工作，得天独厚的条件让他见识了西安地区出土的几乎所有的胡人武士俑。在发言中他根据胡人武士俑的用途，将之分为镇墓类、军士类和家丁类，他认为这三个类型代表了其在唐代社会中高、中、低三个阶层的地位和身份。其中，镇墓武士俑和武官俑代表了胡人身份的最高层次，甲骑具装俑和武士俑代表了胡人武士俑的中级阶层，而立俑和骑马狩猎俑则代表了胡人武士俑的低级阶层。此外，他还认为胡人武士的参与对唐王朝军队的强大、国力的繁荣具有一定的作用。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永卫先生就《丝路胡人的起源》谈了几个相关的问题。他认为，两汉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时期，以交趾和益州为桥梁，以缅甸道、南海道、交趾陆道为主要途径的汉代对外交往，在中外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蜀商、汉使、胡商和胡僧是对外交往过程中的主力军；佛教的传入和传播、香料、犀、象、金、银等的贸易与南方诸道密切相关，因而，研究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研究汉代中国与印度、西方的关系，应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岭南和西南地区。
　　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馆员王其祎先生和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周晓薇女士对流行于三至九世纪的袴褶服的创制、流入中原的时间、基本形制以及消亡原因进行了考察分析，并进而论证了由其所折射出的南北文化之融合。通过考察，他们认为，袴褶服是北方与西北方少数民族创制的，在东汉末年首先为军队所接受，到南北朝至隋唐时，该服在中原已十分普及，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爱，但由于它毕竟不是一种中原固有的传统服装，始终被一部分人抵触和反对，以至于最终没能成为中原服饰的主流而逐渐走向消亡。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韩香女士从文献学上对鸵鸟及鸵鸟卵何时及如何传入中国以及对中国人的生活及文化艺术的影响进行了考证。她认为，鸵鸟及鸵鸟卵初传当在西汉时，鸵鸟卵应更早一些，这些东西当时主要来自西亚一带，经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到唐朝时，开始引起朝野上下的重视和兴趣，鸵鸟这一名称也开始正式流行。她认为，鸵鸟及鸵鸟卵的到来，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对当时的文学、艺术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在它作为一种舶来品，给中国人带来一种新的感官刺激，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与创作热情，也丰富于其文化生活，可以说，它们的传人是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贡献。
　　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部长、研究员韩建武先生从个案入手，探讨了陕西历史博物
　　馆收藏的几件与外来文化相关的胡俑以及其中蕴含的某些民族文化信息。
　　香料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商品，作为汉唐皇室和上流社会的高级消费品，中国一直是香料的重要市场。但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乳香却在唐代官方正史中很少提到，为什么呢?乾陵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梁子先生在题为《乳香之路》的发言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唐代文献中较少乳香和乳香贸易记载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当时人们对香料的种类、产地还不太明确、不甚了解。结合唐宋时期的史实和有关文献以及乳香的原产地，他断定，进入中国的乳香等香料既有东南亚的也有西亚阿拉伯的，中国是古代阿曼乳香的主要消费市场之一，而大食人可能是最主要的香料贸易者结合印坦游船发现桂阳监铸造银锭所占北京纯银收入之高的史实，以及数量庞大的香料贸易，联想到11世纪犹太香料商人世界网络的建立，梁子认为，应重新考量以乳香为代表的香料等贸易对古代社会的生活和政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冉万里先生对2004年出土于西安市南郊31号唐墓中的一件三彩骆驼陶俑进行了个案分析，通过对骆驼自身及其所载物品的详细分析，探讨了唐代丝绸之路及对外文化交流的盛况。
　　暨南大学历史系张小贵先生在提交研讨会的《曹国“得悉神”考》一文中，对中古粟特地区曹国的民间信仰“得悉神”的流行区域、源头以及考古所见到的“得悉神”的形象等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考察。
　　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后王媛媛女士通过明代人何乔远在《闽书》中的一则史料，考释了汴京卜肆与摩尼教神像入闽的情况。史料详尽，考释严密，颇有说服性。
　　唐代“河曲”是一个多民族散居杂处的地域。其中，以粟特人移民为主体的“六胡州”位于“河曲”地域的中部偏西。粟特人“六胡州”及其后继行政隶属经历多次嬗替，情况较为复杂，因而各个行政权属者的治城位置扑朔迷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艾冲先生在其撰写的《唐代河曲粟特人“六胡州”治城》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探索，对研究古代民族史和鄂尔多斯地区历史环境的变迁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唐代长安是一座开放性的国际都市，有唐一代，来自各地的胡人源源不断地进入长安，从而为其带来了浓重的异域色彩。对此，不少学者曾做过多方面的研究，但是对长安胡人及其后裔职业结构的研讨虽有涉及，却仍较显薄弱。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路学军先生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理解职业内涵作为思考的出发点，对此问题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长安胡人从事的职业多以城市需求和各自技艺所长而定，武职、文职、商贾和艺人等类型构成了长安胡人的主要职业特征。他认为，对长安胡人的职业认识应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待。
　　东华大学服装学院博士生万芳女士的发言则从唐墓壁画及出土胡俑入手，对其所穿袍服的领型进行了考释。通过考释，她得出结论：三角形单翻领袍最早源自五至六世纪的哒，后广泛流行于中亚、我国西北及中原地区；三角形双翻领袍是四至七世纪粟特地区较为流行的服饰之一，同时唐代中原人胡服也以三角形双翻领袍居多；三角形单翻领加纽，应是胡服汉化的一种表现，而圆领可能是三角形单翻领的另一种穿着方式。
　　此外，台湾清华大学教授陈珏先生就《丝绸之路与文化遗产学》、碑林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樊波女士就《新出唐墓志所见西域史事二题》、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研究员秦建明先生就《唐懿德太子墓双日临空天象图》、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保护规划中心刘军民先生就《乾陵保护总体规划》编制中的问题等进行了发言，他们在各自所关心的问题上谈了自己的观点。
　　由于时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虽为大会提交了论文，但却没能在大会上进行交流，如提交《乾陵文物中的胡人影像》的乾陵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樊英峰先生，提交《昭陵十四尊蕃君长石像与唐太宗时期的民族政策》的乾陵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向阳先生，提交《从乾陵文物看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乾陵博物馆文博馆员陈晔女士，提交《从胡俑看胡人在唐朝的生活》的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刘潇女士等；也有一些学者由于各种原因没能与会，但他们都向大会提交了高质量的论文，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先生的《唐代胡人俑》，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泓先生的《丝路胡人外来风》，文物出版社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葛承雍先生的《丝路古道与唐代胡俑》，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周伟洲先生的《唐代的昆仑奴与僧祗奴》，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申秦雁女士的《唐永泰公主墓壁画<胡人备马图>及相关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曼春女士的《唐人与胡商二三事》，西北大学戴晓芹女士的《唐代内迁月氏人的汉化》，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张平先生的《唐代龟兹色釉陶的发现与研究》，汉阳陵博物馆曹发展先生的《唐<樊方墓志><樊兴墓志>与兴善宫考》等等。
　　经过广泛、热烈而紧张的专题讨论后，学术研讨会于12日下午举行了闭幕式。闭幕式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西北大学客座教授、本次学术会的副主任张建林研究员主持；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云辉先生致闭幕词。本次学术讨论会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荣新江先生作了学术总结。他首先对每位学者的学术发言进行了精彩点评，然后，他对此次学术会进行了总评。他说，此次会议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从三个方面概括了会议的主要特点：一是赏心悦目，大会聚集了老、中、青三代学者；二是会议把胡俑专题展览和讨论会放在一起举行这种形式很好，值得推广；三是会议为今后对很多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视野、新视角，即通过胡俑可以研究许多问题。
　　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刘云辉先生致闭幕词。他说，此次学术讨论会时间虽短，但经过与会学者广泛而热烈地讨论，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这次会议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为促进丝绸之路沿线各文物遗址点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丝路胡人暨唐代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各项工作准备充分，此次会议研讨内容充实，学术性强，学者情绪热烈饱满，日程安排紧凑合理。来自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均发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见，这将对很大范围内研究丝路胡俑和唐代中外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议题不够十分集中、时间太紧是本次讨论会的不足之处。但是，瑕不掩瑜，此次讨论会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参会者的赞誉和好评，是一次成功的会议。
　　

乾陵文化研究（四）/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