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今天，石刻资料已成为推进新一轮学术新潮流的重要资源，正如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所说：“对石刻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将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史料革命。”[2]
　　石刻研究本是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石学，自宋代兴起后，经过绵延不绝的发展，到清代成鼎盛局面，出现了一大批金石学家和研究成果。其中石刻研究的核心代表人物及作品有王昶的《金石粹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叶昌炽的《语石》。到民国时期，伴随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一批收藏家为碑石的汇集整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振玉、缪荃荪、关葆益、董康、李盛铎、于右任、张钫、徐森玉、李根源等。一批一流的学者也对石刻文献研究利用非常重视，并且取得了相关新史学研究的开拓性成果，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国维、陈寅恪、岑仲勉、马衡等。近二十年来，陕西学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石刻尤其是墓志整理与研究利用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一 陕西唐代墓志的整理出版概况
　　1949年以后，于右任收藏的碑石保存到西安碑林博物馆，这为政府收集整理碑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多年来，在陕西省文物局及各地考古所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碑石尤其是墓志的收集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多种碑石文献：1990年，出版了李慧主编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张鸿杰主编的《咸阳碑石》；1991年，出版了张沛编著的《安康碑石》；1993年，出版了董国柱编著的《高陵碑石》、张沛编著的《昭陵碑石》；1994—2000年，出版了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7辑，目前正在编辑8、9辑；1995年，出版了张江涛编著的《华山碑石》、王忠信编的《楼观台道教碑石》；1996年，出版了陈显远编著的《汉中碑石》；1998年，出版了刘兆鹤、王西平编著的《重阳宫道教碑石》；1999年，出版了刘兰芳、张江涛编著的《潼关碑石》；2001年，出版了王西平、张近忠编著的《澄城碑石》；2003年，出版了王友怀主编、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李慧、曹发展注考的《咸阳碑刻》，康兰英、张仲权、宋英等编的《榆林碑石》。1999年，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高峡等编的《西安碑林全集》。
　　二 陕西近二十年推动唐代墓志研究利用的重要人物
　　上个世纪80年代，陕西师范大学黄永年教授适应时代学术的发展，提出了碑刻学的概念，力图使碑石研究独立于金石学的范围，并率先给他的研究生开设了“碑刻学”课程，还指导学生王其祎利用千唐志斋墓志撰写《唐志证史》硕士论文，取得了群志证史的可喜成果；1988年师从史念海教授的辛德勇先生，也运用了大量墓志新资料，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隋唐两京丛考》，1991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在学界引起轰动；自1993年起，西安碑林博物馆先后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碑林集刊》，目前已出8辑，大大推进了墓志研究；1993年至2003年，周天游主编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已经出版10辑，其中多期有墓志考释文章；199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西北大学韩理洲教授利用墓志资料著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他在《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三期发表了《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引起学界关注。陕西师范大学牛致功教授从1996年开始，先后发表了13篇利用墓志进行史事发微的重要文章，2002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牛先生著的《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将这些文章全部收录。1997年、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先后指导两届硕士研究生，专门对唐代墓志进行整体研究，见证了比单合、单一角度研究利用更为深远的意义。他的学生苏世梅写的《唐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和毛阳光写的《唐墓志与唐代风俗文化研究》两篇硕士论文就是很好的例子。1997年起，西北大学葛承雍教授发表了多篇墓志个案研究，他指导研究生杨智红撰写《唐代千方妇女墓志所反映的婚姻家庭情况》、杨春芳《从墓志看唐代宫女的等级》。自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杜文玉教授陆续发表多篇利用墓志对唐代宦官家族研究的文章。他指导的研究生的论文，也大量运用墓志材料，如张燕波《唐代科举出身者年寿问题研究》、徐凤霞《唐代长孙家族研究》、张卫东的《唐代荥阳郑氏个案研究》。推动唐代墓志研究利用的主要人物，还有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马驰、臧振、拜根兴、焦杰、周晓薇、段塔丽；咸阳张沛；西北大学李健超、李浩；碑林博物馆王其袆、贺忠辉等。由于西安一大批一流学者的关注，以及相关图书的出版，陕西唐代墓志研究日渐升温。 
　　三 陕西唐代墓志专题研究利用贡献 
　　1．历史地理方面：利用唐代墓志研究历史地理，主要涉及问题有西安洛阳城坊、宅地相关考证和唐代折冲府相关问题。两京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辛德勇的《隋唐两京城丛考》、李健超的《增订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两部专著；从1996年至2002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先后发表了耿占军(西安文理学院)、史红帅、张萍(陕师大)等人的系列城坊及相关问题的考补成果；2002年，《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发表了李健超《洛阳西安出土隋唐墓志与隋唐两京城坊(里)的研究》。唐代折冲府考逸方面，张沛于1995年在《文博》上发表了《昭陵碑石中的唐折冲府考》，他又于2002年发表了《唐京兆府折冲府综考》；贺忠辉在《唐志补史》(《碑林集刊》3，1995)一文中也列有《唐折冲府增补》；王其祎、周晓薇夫妇从1995年开始，先后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发表了《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及1996年续、1997年再续、2001年三续；杜文玉于1999年发表了《唐京兆府内折冲府考逸》；2000年刘思怡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利用三秦出版社《全唐文补遗》前七辑墓志资料，撰写了《唐折冲府考略》一文。
　　2．宦官家族史：杜文玉教授先后发表了系列宦官家族研究成果：《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研究》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辑)、《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唐代泉氏家族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论墓志在古代家族史研究中的价值——以唐代宦官家族为中心》，这一系列的文章大大推动了家族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正史资料缺乏的宦官家族的深入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
　　3．唐代妇女研究：妇女研究是全球学界相关学科关注的热点，对唐代妇女史的研究也充分展示了历史学科的时代性。而作为蕴涵丰富妇女资料的唐代墓志，一时为唐史学界所瞩目。近几年，利用墓志资料研究妇女史，突出表现在妇女佛教信仰、婚姻性别及贞节观、特殊女性群体及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佛教信仰方面：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2000年苏士梅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唐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2003年5月在《史学月刊》上发表了她论文修订的一部分《从墓志看佛教对妇女生活的影响》；吴敏霞《从唐墓志看唐代女性佛教信仰及其特点》((佛学研究》)。婚姻性别方面：杨智红硕士论文《唐代千方妇女墓志所反映的婚姻家庭情况》；2000年《文博》第4期发表了毛阳光墓志相关研究成果《唐代妇女贞节观》认为唐代社会妇女保守的贞节观，成为后世妇女贞节观念的滥觞。大唐公主研究方面：王其祎、周晓薇《唐代公主墓志辑略》(《碑林集刊》3)；张云唐《新城公主墓志考》(《碑林集刊》6)；崔庚浩、王京阳《唐纪国大长公主及夫郑沛墓志合考》(《碑林集刊》6)；李文英《唐普安公主及其夫郑何墓志考》(《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8)。
　　4．唐代风俗文化研究：集中利用墓志研究风俗文化，是唐代妇女研究的姊妹篇，尤其在婚丧习俗、年寿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婚丧习俗研究：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社会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5)以唐墓志为根据，对婚龄、选妻标准、婚姻方式、离婚与改嫁、冥婚进行论述，认为唐代有早婚习俗，但20岁以上出嫁者也不少见；唐代择妇多重视门第望族，或重于仪貌、柔顺，或重于才学，或重于持家勤俭，或重于舞姿歌喉，其中性格柔顺、门第才学最为人所重。婚姻程序都由媒妁通言，而后互报婚书或私约，行纳彩纳币等六礼；离婚改嫁与冥婚习俗在墓志中也有反映。还有宋英的《从唐代墓志看唐代婚姻习俗》(《碑林集刊》7)。年寿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张燕波硕士毕业论文《唐代科举出身者年寿问题研究》(2003)，对科举士人寿命进行了深入研究；毛阳光2001年《文博》一期发表了论文一部分的《唐墓志与唐代“版授高年”》，认为唐有大量高年妇女得到版授，版授有地域广阔、时间持续长的特点。
　　5．唐代文学艺术研究：利用墓志进行相关的文学研究，在文学工具、文学大家、相关墓志上所刻图案也为艺术史添加了重重一笔。刻工作为石刻艺术的实践者，也是学着关注的一个重点。研究成果有：韩理洲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周晓薇的《新出柳宗元撰<独孤申叔墓志>勘证》(《中国典籍与文化》)；西北大学教授李浩的博士后论文《唐代文人群体研究——以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文学士族为重点的考察》也涉及墓志个案研究；贺忠辉《唐墓志书法的再认识》(《碑林集刊》)等；张蕴《西安地区隋唐墓志纹饰中的十二生肖图案》(《唐研究》8)考察了墓志中十二生肖图案的分期特征及演变规律，指出其兴衰与宗教相关，并说明了其实际用途和所包含的思想内容；还有王其祎、李志凡《千唐志斋藏志图版说明订补举例》和路远《西安碑林藏石所见历代刻工名录》(《碑林集刊》6)。
　　6．唐代政治史研究：利用唐代墓志，结合相关史书，取得政治史研究的许多新进展，主要表现在史事发微、官制及蕃将研究、民族关系、中外交流等方面。史事发微典范：陕西师范大学牛致功先生，在唐代墓志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他利用单合墓志结合史书，对唐代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及相关史事做了如下研究：《唐俭与李渊建唐——读<唐俭墓志>》(台湾《历史月刊》1999，6)，《《张士贵墓志铭》所反应的问题》(《人文杂志》1998．4)，《<李勣墓志铭>的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2000．6)，《关于<尉迟敬德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碑林集刊》4，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6年)，《<安元寿墓志铭>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93，3)，《程知节与唐太宗——读<程知节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1．2)，《关于唐与突厥在渭水便桥议和罢兵的问题——读《执失善光墓志铭》》(《中国史研究》2001、3)，《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的一个和谐的家庭——读韦仁约夫妇墓志铭》(《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8，三秦出版社2001年6月)，《薛元超与武则天——读<薛元超墓志铭>》(《武则天与咸阳》，三秦出版社2001年3月)，《刘濬夫妇怎样反对武则天称帝——读<刘濬墓志>》，《令狐梅与李德裕——读令狐梅墓志铭》(《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2，2)。《试论玄武门之变的参加者——读有关碑石文》一文不但利用的张士贵、安元寿、屈突通、郑仁泰、程知节墓志，还利用了房玄龄、李孟常、吴广、程知节等人的碑文。牛先生利用墓志资料解决的历史问题，是墓志个案研究的典范，在中古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他写的上述文章都收录在《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里。原西北大学葛承雍教授(现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近年来也发表了多篇墓志个案研究文章：《新出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唐研究》3)；《西安新发现唐裴伷先墓志考述》(《唐研究》5)；《唐秦王李世民女侍卫墓志初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5)；《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西安东郊唐墓出土契丹王墓志解读》(《考古》2003．9)；《西安出土西突厥三姓葛逻禄炽弘福墓志》(《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该文考证了志主从西域到中原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家族成员的世系，有助于对公元7世纪唐朝与西城关系以及中亚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蕃将研究有：马驰《<旧唐书·黑齿常之传>补阙及考辨》(《百济研究论丛》(韩国)1997)。周伟洲先生关于民族史墓志考证文章有：《武威青嘴喇嘛湾出土大唐武氏墓志考补》(《丝路访古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唐末卢峻墓志》(《考古与文物》1983，1)；《甘肃榆中出土唐交河夫人慕容氏墓志释证》：(《西北民族论丛》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陕北出土三方唐五代党项拓拔墓志考释——兼论党项拓拔氏之族源问题》(《民族研究》2004．6)。拜根兴的《论与韩国岛古代史有关的金石文现状》(《碑林集刊》10)，对关于中朝关系的墓志做了综合考察，他的几篇单篇墓志考释文章收录在他的近著《七世纪唐与新罗关系史研究》中，该书成为目前学界的新星之作。
　　7．唐代墓志丛识；主要对群体墓志进行志史互证、墓志纠谬：贺忠辉《唐志史补》等系列研究丛识，张沛《昭陵新出土墓志补正唐史举例》；《碑林集刊》发表的马咏钟《西安碑林新藏唐志考》、陈安利《西安新出地方唐志考释》、赵望秦《昭陵碑石》读后案、崔庚浩《唐长安南郊高阳原地区出土的四方高宗武周时期墓志》；樊英民《山东兖州的四件唐代墓志》(《唐研究》8)；王育龙、程蕊萍《陕西西安新出唐代墓志铭五则》(《唐研究》7)考证了朝请郎右卫骑曹参军马晤夫妇、资敬寺尼常清，及承议郎成纪县令韦昊夫妇的墓志。臧振《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唐研究》2)。武复兴《校勘新出土唐墓志铭札记》(《西北大学学报》1992．3)、《唐代墓志汇编残志考》(《文献》1996．1)。
　　8．陕西主要刊物发表的涉及唐代墓志志主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节愍太子妃杨氏、普安公主及其夫郑何、郭英奇、方元瑾、马元场、李宝隆、吴仕平夫妻、李承乾；《碑林集刊》有：李爽、韦几、唐尼真如、杨执一、马浩、秦朝俭、李制、冯君衡妻麦、高元圭、阎庄、刘僧、韦挺及夫人柏氏、杨玄略、张涣、孟教敏妻陆氏、周孟瑶、张去奢、张去逸、章怀太子李贤、宿卫宫、李玄济、田僧、李志玄、萧寡尤、卢婉夫妇、董文萼、权德舆、新城公主、郭英奇、韦济、陈西列、杨志廉、纪国大长公主及夫郑沛、梁守谦、王求古、晏曜、窦熏、梁元翰、袁神、李知本、郑玄、环平、韦蘅、高耀、孙处约、周思忠、功德山居长、安元寿及夫人翟氏、杨执一、邓温、柏元封、兰夫人、何少直。《文博》：法灯禅师(2002．6)、牛浦(2002．5)、周晓(2004．4)、张叔尊(2000．4)、郭英奇(1998．3)、李元亮(1998．2)、马麟(1997．6)、和运、邓温(1997．4)、臧怀亮(1996．1)、韦几(1994．4)；《人文杂志》：薛元超(1995．4)；《考古与文物》；窦展(1999．5)、韦音(1996．3)、李良(1996．1)、李爽(1995．5)、杨会(1995．4)、元师奖(1995．1)。
　　四 目前陕西墓志整理研究方面的不足
　　陕西在唐代碑石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同海内外其他地区相比还有些不足：
　　在唐代墓志汇编整理方面，陕西还需要如北京大学周绍良那样重量级的人物亲自花大精力在一线收集编排整理墓志拓本的一流学者。陕西虽然也有一批海内一流墓志研究学者，但在墓志一线整理方面进展很慢。据笔者了解，目前没有再出现像张沛先生精心整理的《晤陵碑石》一类典范作品。陕西省考古所、西安市考古所、碑林等处，还有一批墓志没有及时整理出来。这一方面由于各单位人力缺乏，一方面也与各单位的条块管理有一定关系。
　　在墓志目录整理方面，陕西不如日本。日本气贺泽保规编的《唐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一书，大大嘉惠了学林。陕西包括国内没有出现这样的成就，是和国内浮躁的学风有一定关系的，人心的扭转，也许非一时之功。
　　在墓志研究学术平台建设上，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主编已经十期的《唐研究》，几乎每期都有最新墓志资料及研究成果问世，成为《唐研究》影响一时的学术亮点。除了主编个人学术眼光和个人组织能力的作用外，它与唐基金会的强大经济支持是分不开的。陕西《文博》杂志，本有希望成为传播石文化的学术平台，但最近也因创收的内在驱动，刊物也开始追求大众化走向，在学界声誉日落。而《碑林集刊》和《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虽然十年来，每年都出版一集，但始终没有如《唐研究》一样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组织上不能不说是有不足的。
　　在墓志研究组织建设及举办墓志研究学术会议方面，与河南洛阳相比还有差距。洛阳对墓志的关注，是与洛阳市政府和铁门政府的战略发展眼光分不开的。单就铁门镇千唐志斋而言，它无论从位置还是所处学术环境上，都远不及西安碑林，而他们组织了铁门镇许多中学老师，加入唐史学会，成为墓志研究的兼职学者，还极力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使那里成为知名的旅游景点。他们还与各地包括西安的唐史学者积极合作，汇集整理洛阳最新出土的墓志。不但推动学术发展，还大大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而陕西本地资源的闲置状态，不能不说是当地政府关注西安文化产业开发视角还有些盲点。
　　对墓志多角度研究方面，还没有涌现如北京赵超教授、南京程千帆教授那样的热心学者，这与陕西学术资源优势地位是不相称的。
　　五 陕西唐代墓志研究展望
　　结合上述陕西唐代墓志研究现状，可以预测陕西在唐代墓志整理研究的未来将表现为：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大力整合本地资源，归并省考古所、市考古所、碑林、陕西历史博物馆及相关文物单位挖掘的墓志，成立一个墓志收集整理的核心部门，充分利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陕西省社科院等的学术力量，组建全国性碑刻研究学会，举办相关学术会议，选择陕西一种国内核心期刊如《考古与文物》，开辟专栏阵地，同时以《碑林集刊》与《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为两翼补充，由三秦出版社发布集群性著作，构建墓志研究一流学术平台。
　　继续推动墓志个案研究，推进墓志资料电子数据库建设，发布类似于《唐刺史考》等职官考证成果，进一步推动历史地理、家族史、综合职官方面的深入研究，把墓志反映的团体阶层现象、社会风气现象也作为重要课题，同时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成果，推动墓志学学科建设，使之成为继敦煌学之后的又一新兴学科，造福于西安，造福于国人，造福于世界。
　　注释：
　　[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66页。
　　[2]荣新江：《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曹印双，历史学博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