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隋唐石墓门的发现与研究
尹夏清
北朝隋唐时期的石墓门制作精美，纹饰雕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社会风俗与思想意识的变化，纹饰也跟着变化，这对北朝隋唐墓葬的分期断代与更深入了解当时社会和文化的演变，都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由于石墓门是墓葬建筑中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人们更多的只是重视墓葬的研究，对墓门却重视不够，有的甚至在资料的公布方面也不全，或者一笔带过，造成了资料非常零散。为了有利于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将考古发现和博物馆收藏的北朝隋唐石墓门资料做些梳理和归纳，同时对相应的研究加以综述。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北朝时期的石墓门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洛阳北邙山上的墓葬遭到严重盗掘，仅出土的北魏墓志就达200多方[1]，但同出的其他随葬品大量流散海外，这其中应该有石墓门。1941年，北魏宣武帝景陵被盗，当时出土了石棺。1991年6月到1992年4月经科学发掘发现了精美的石墓门[2]。1948年，北魏清河王元怿墓被盗掘，出土了墓志一方。1965年的调查清理发现了石墓门门柱[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政府的组织下，正式开展了科学考古工作，各地北朝的墓葬、遗迹、遗物被陆续发现。科学发掘的北朝时期有石墓门的墓葬比较丰富。如：1965年，调查清理了北魏孝昌元年(525)清河王元怿墓[4]。1971年清理了河北平山县三汲村北齐天统二年(566)祠部尚书、赵州刺史崔昂墓[5]。1973年，相继发掘了北魏孝昌元年(525)镇东将军、度支尚书、青州刺史崔鸿及妻张玉怜夫妇合葬墓[6]，山西寿阳县贾家庄北齐太宁二年(562)定州刺史、太尉公、顺阳王厍狄迴洛墓[7]，山西祁县北齐天统三年(567)骡骑大将军、青州刺史韩裔墓[8]，山东临淄崔混(*(左昆右鸟))墓[9]，山东临淄崔*(在肃右鸟)墓[10]，山东临淄北齐天统元年(565)崔德墓[11]以及山东临淄窝托村武平四年(573)徐州长史崔博墓[12]。1975年，又发掘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天统三年(567)骠骑大将军、赵州刺史尧峻墓[13]和河北磁县东槐树村武平七年(576)左丞相、文昭王高润
墓[14]。1976年4月—5月，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合作发掘了山西大同方山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的永固陵[15]和北魏孝文帝的“万年堂”[16]。1978—1979年发掘了河北磁县大冢营村东魏武定八年(550)茹茹公主闾叱地连墓[17]。 1979—1981年发掘了山西太原市王郭村北齐武平元年(570)右丞相、东安王娄叡墓[18]。1984年清理了山东济南马家庄武平二年(571)祝阿县令□道贵墓[19]。1984年10月发掘了山东济南东八里洼北朝墓[20]。1986年清理了山东临朐冶源海浮山北齐天保二年(551)东魏威烈将军、南讨大行台都军长史崔芬墓[21]。1987—1989年发掘了河北磁县湾漳墓[22]。1988年4月发掘了北周建德五年(576)仪同大将军、新市县开国侯王德衡墓[23]。1991年6月—1992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合作发掘了洛阳邙山宣武帝的景陵[24]。2000年5月发掘了北周大象元年(579)安伽墓[25]，2000年6月发掘了山东临朐北朝画像石墓[26]，2001年开始发掘太原王家峰武平二年(571)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27]，2003年发掘了北周大象二年(580)的凉州萨保史君墓[28]，2004年4月发掘了北周天和六年(571)康业墓石门[29]，2005年9月发掘了保定四年(564)的李诞墓[30]等。
另外，北周天和六年(571)宇文通[31]、北周天和六年(571)迁葬的宇文通母乌六浑氏”“和北周天和六年(571)权氏[33]等墓葬出土了石墓门，但详细资料还未发表。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建林先生告知，此三座墓葬的石墓门与北周王德衡墓石墓门形制和内容相似。
二 隋代的石墓门
隋代立国39年，已发掘的建造有石墓门的墓葬为：1953年发掘的开皇二十年(600)独孤罗墓[34]，1954年发掘的西安市郭家滩大业六年(610)龙泉、敦煌二郡太守姬威墓[35]，1964年发掘的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开皇二年(582)李和墓[36]，1973年7月发掘的合肥市郊区杏花村开皇六年(586)伏波将军墓[37]，1976年2月发掘的山东嘉祥英山一号开皇四年(584)徐敏行墓[38]，1976年5月发掘的山东嘉祥英山二号开皇四年(584)徐之范墓[39]，1984年9月发掘的西安市东郊庆华厂开皇十三年(593)李椿和夫人刘琬华墓[40]，2005年3月—12月新发掘的陕西省潼关税村隋墓[41]，2005年12月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居安村村北发掘的开皇十二年(592)郁久闾可婆头墓[42]、开皇十五年(595)段威夫妇墓[43]、山东省章丘市聂家村大业三年(607)周皆墓[44]和陕西潼关大业三年(607)杨素墓[45]。
三 唐代的石墓门
唐墓及其出土物在20世纪30年代时有发现，不过只是简单的报道见诸报端，没有详细资料[46]。40年代在敦煌发掘了唐墓，出土了陶俑[47]。50年代，正式发掘的唐墓大量增加，见于报道的大型墓有不少是墓主人身份明确的纪年墓葬。1952年2月在西安市东郊发掘的天宝四年(745)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员外苏思勖墓[48]，1953年在陕西省咸阳市底湾张镇发掘的景云元年(710)葬的太平长公主次女万泉县主薛氏墓[49]，1953年在陕西省咸阳市底湾张镇发掘的天宝六年(747)银青光禄大夫、少府监、范阳县伯张去奢墓[50]，1953年在陕西省咸阳市底湾张镇发掘的天宝七年(748)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上柱国张去逸墓[51]，1953年在陕西省咸阳底张湾发掘的贞元三年(787)郯国大长公主墓[52]，1953年在西安西郊枣园绝缘厂发掘的咸通五年(864)银青光禄大夫杨玄略墓[53]，1954年在西安市东郊高楼村发掘的开元十七年(729)番州刺史冯君衡墓[54]，1955年4月在西安市东郊发掘的开元十六年(728)薛莫和史氏合葬墓[55]，1955年4月在西安市东郊发掘的天宝十五年(756)明威将军、检校左威卫将军高元珪墓[56]，1956年在陕西省长安县韦曲镇南里王村发掘的景龙二年(708)淮阳郡王、卫尉卿、并州大都督韦泂墓[57]，1957年在陕西省长安县大兆乡庞留村发掘的至德三年(758)清源县主墓[58]，1958年7月在西安市东郊等驾坡村发掘的开元二十八年(740)殁葬杨思勗墓[59](有雕刻精美的石墓门和石椁)，1957年在西安市西郊南何村发掘的开元十一年(723)殁葬鲜于庭诲墓[60](出土了石门额)。这些墓葬使人们认识到唐初墓葬的墓道、天井、小龛及个别雕刻精美的石墓门和石葬具、绘有彩色壁画等是沿袭北朝旧制。但因发掘时代较早，条件所限，石墓门资料发表的不详细或未发表。
20世纪60—70年代，唐代墓葬的考古工作进入了重要阶段，众多的石墓门被发掘或清理出来，丰富了石墓门的考古资料。这些有石墓门的墓葬只分布在陕西关中唐代近畿地区，都是皇室至亲、贵戚和高官的墓葬。有1960年8月-1962年4月在陕西省乾县发掘的神龙二年(706)葬永泰公主李仙蕙及夫武延基合葬墓[61]，1964年在西安市洪庆村发掘的景云元年(710)葬成王李仁和开元十四年(726年)合葬的妃慕容氏墓[62]，1971年在陕西省乾县发掘的垂拱元年(685)和静公主驸马、太子舍人、中书令薛元超墓[63]，1971年7月在陕西省乾县发掘的神龙二年(706)懿德太子李重润墓[64]，1971年7月—1972年1月在陕西省乾县发掘的神龙二年(706)章怀太子李贤和妃房氏合葬墓[65]，1971年10月—1972年1月在陕西省礼泉县烟霞新村发掘的显庆三年(658)殁葬的鄂国忠武公尉迟敬德墓[66]，1971年在陕西省乾县发掘的永徽年间(650—655)葬燕国公、左卫将军李谨行墓[67]，1972年在陕西礼泉县烟霞乡马寨村发掘的显庆二年(657)殁葬的虢国公张士贵和夫人岐氏合葬墓[68]，1972年在陕西礼泉县赵镇新寨村发掘的开耀二年(682)殁葬的临川长公主李孟姜墓[69]，1972年9月至11月在陕西省礼泉县城东北18公里举隆村发掘的开元六年(718)葬的越王李贞墓[70]，1972年12月—1973年1月在陕西省礼泉县发掘的光宅元年(684)葬右威卫将军安元寿和开元十五年(727)合葬的夫人翟六娘墓[71]，1973年3月在陕西富平县吕村乡发掘的上元二年(675)殁葬的虢庄王李凤墓[72]，1973年3月—8月发掘的贞观五年(631)葬淮安靖王李寿墓[73]，1975年在陕西省富平县吕村乡双宝村发掘的咸亨四年(673)殁葬的房陵大长公主李某墓[74]，1976年发掘的陕西省蒲城县三合乡武家村的天宝四年(745)殁葬的睿宗贤妃王芳媚墓[75]，1978年10月—1979年1月在陕西省礼泉县烟霞乡张家山村发掘的永徽二年(651)殁葬的邳国夫人段蔄壁墓[76]等。
20世纪80年代，出土石墓门的地域逐渐扩大。除关中地区外，还有浙江临安、河南洛阳、宁夏盐池、宁夏固原等，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唐代石墓门的认识。即1980年在浙江临安发掘的天复元年(901)秦国太夫人水邱氏墓[77]，1981年3月到5月在北京市丰台区王佐乡林家坟发掘的史思明墓[78]，1981年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东山北麓发掘的景龙三年(709)定远将军安菩及妻何氏合葬墓[79]、1985年3月在陕西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发掘的贞观十七年(643)殁葬的长乐公主李丽质墓[80]，1985年6月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窑子梁发掘的唐墓[81]，1985年8月-11月发掘的宁夏固原羊坊村的麟德元年(664)史索岩夫妇墓[82]，1986年5月-7月发掘的宁夏固原小马庄村村北的总章二年(669)史诃耽夫妇墓[83]，1987年在陕西省长务县韦曲镇南里王村发掘的景龙三年(708)葬的汝南郡王韦洵墓[84]，1987年在陕西省长安县韦曲镇南里王村发掘的景龙二年(708)葬蔡王韦泚墓[85]，1987年在陕西省长安县韦曲镇南里王村发掘的景龙二年(708)葬武陵郡王韦浩墓[86]，1987年在陕西省长安县韦曲镇南里王村发掘的景龙二年(708)葬卫南县主韦后十一妹墓[87]，1987年在陕西省长安县韦曲镇南里王村发掘的景龙二年(708)葬韦城县主韦后九妹墓[88]，1987年12月16日至30日在陕西省泾阳县太平乡石刘村发掘清理的天宝十二载(753)张仲晖墓[89]，1988年8月—11月发掘的天授元年(690)遂州司马董务忠和圣历三年(698)夫人赵氏墓[90]，1989年发掘的西安市王家坟兴元元年(784)唐安公主墓[91]等。
20世纪90年代，陕西关中地区、河南洛阳、河南伊川和山西万荣又出土了11座有石墓门的唐代墓葬。如1990年11月至12月在陕西礼泉县烟霞乡陵光村发掘的麟德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按公历应为667年)的唐太宗韦贵妃墓[92]，1990年11月至1992年2月在陕西省临潼县西泉乡椿树村与郭王村之间发掘的元和七年(812)惠昭太子李宁墓[93]，1991年4—8月在河南伊川县鸭岭乡杜沟村发掘的元和十九年(824)伊川齐国太夫人吴氏墓[94]，1992年在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药王洞村清理的证圣元年(695)死、万岁通天元年(696)葬的左鹰扬卫大将军、贺兰州都督、凉国公契苾明墓[95]，1992年5—9月在洛阳市南郊龙门镇花园村发掘的开元二十八年(740)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96]，河南省洛阳市龙门西山大历十三年秘书监崔望之夫妇合葬墓[97]，1994年9月到1995年7月在陕西礼泉县烟霞乡东坪村发掘的龙朔三年(663)殁葬新城长公主李字墓[98]，1995年秋季在山西省万荣县皇甫村发掘的开元八年(720)薛儆墓[99]，1995年11月—1996年1月在陕西省高陵县马家湾乡马家湾村发掘的永昌元年(689)殁葬右金吾大将军、秋官尚书李晦墓[100]，1995年10月9日到1996年5月30日在陕西省蒲城县坡头乡桥陵村发掘的开元十二年(724)惠庄太子李*(左扌右为)墓[101]，1999年7月至10月在陕西省蒲城县保南乡山西村发掘的宝应二年(763)高力士墓[102]等。
21世纪初，陕西关中又发现了4座石墓门，分别是2000年在陕西省户县大王镇兆伦村清理的开元十五年(727)萧宽尤及妻卢婉墓[103]，2000年5月在陕西省蒲城县三合乡三合村发掘的开元二十九年殁(741)、天宝元年(742)葬的让皇帝李宪墓[104]，2002年3月在陕西省杨陵区发掘的万岁登封元年(696)的沙州刺史李无亏墓[105]，2004年在陕西省富平县发掘的开元十五年(727)嗣虢王李邕墓[106]。
出土具体地点或时间不清楚的还有：昭陵博物馆收藏的永徽二年(651)牛进达墓[107]，陕西礼泉县烟霞乡昭陵陪葬墓的咸亨二年(671)越国太妃燕氏墓[108]，陕西省富平县文物库房收藏的载初元年(690)淮南大长公主李澄霞墓志[109]，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开元十五年(727)葬的杨执一及妻独孤氏合葬墓志[110]，天宝三年(744)银青光禄大夫、太仆卿豆卢建墓[111]，天宝十四载(755)明威将军李玄德墓[112]，至德元年(756)唐玄宗长子李琮墓[113]，元和十三年(818)检校少府少监、驸马都尉张怙墓[114]，咸通十二年(871)的朝请郎、内侍省掖庭局宫教博士、上柱国张叔遵墓[115]等。
四 北朝隋唐石墓门表现出的基本特征
综合概括以上考古发现，北朝隋唐有石墓门的墓葬资料已较为丰富，可以初步反映这一时期石墓门的基本特征：
1．目前可以统计到的北朝隋唐石墓门(包括石室墓的封门)有120多座，近80％的石墓门集中分布在各个时代的首都附近，大多为皇室、贵戚、王公和高官的墓葬。另外比较集中的是北齐晋阳地区、北齐山东地区、隋代山东地区、唐代洛阳地区、唐代宁夏固原地区和浙江临安等地。除北齐、隋代山东地区有石墓门的石室墓，多为中下级官吏，或未入仕的外，其他地区或为陪都、或为重镇，聚集着许多高官显贵或世家大族。
2．北齐、隋代和唐代发现的资料相对更丰富一些，这与这三个时代科学发掘的高等级墓葬较多有关。
3．北魏、东魏、北周时期的石墓门资料较少，西魏时期还未发现石墓门。
4．许多的石墓门因盗墓或其他原因保存状况不好。上述的考古发现大多发表了简报，有些还出版了发掘报告，给石墓门的综合研究带来了方便。但有些石墓门原始资料未发表或发表的比较简略，给进一步的研究带来了很大困扰。笔者尽可能地进行了实地考察，尽力减少这方面的缺憾。
总之，北朝隋唐石墓门已墓本具备了进行综合研究的条件。它是在北朝隋唐历史文化、考古学、艺术史研究中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既可以对具体石墓门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又可以结合墓室壁画、陶俑等进行综合性研究。
五 北朝隋唐石墓门研究的简要回顾
石墓门是一种墓葬建筑中的设施，既含有丧葬文化意念，同时又含有实用意义。就考古学而言，对石墓门的研究往往与墓葬等级及丧葬礼仪等相关联，就文物学研究而言，石墓门的结构图案等往往直接而形象地展现出一种文化观念及宗教意识、绘画艺术等重要问题。
石墓门在墓葬建设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这一点在过去的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如宿白先生在研究西安附近唐墓的等级制度时就已将有无石墓门作为考察墓葬等级的条件之一[116]。宿白还认为：“(西安地区唐墓)不少大墓墓内安装了石门，有的还使用了石棺或石椁，这类石门和石葬具都施线雕，线雕内容和它相应位置的壁画内容大体相似。”[117]傅熹年先生在考察西安地区唐代墓葬建筑中也很关注石墓门与其他墓葬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118]，齐东方先生在研究西安地区唐代墓葬时也注意到有无石墓门与等级之间的关系[119]，孙秉根先生在研究西安隋唐墓的形制时也将石墓门作为墓葬形制的重要内容加以关注[120]，张小舟先生在研究北朝时期墓葬分区分类问题及北周墓葬中也都对有无石墓门在墓葬等级研究中的意义给予了重视[121]，王仁波先生在研究西安地区北周隋唐墓葬的文章中也对有关石墓门的使用与墓葬等级的关系给予了重视[122]，权奎山先生在讨论南方地区隋唐墓葬的区域类型特点与南方地区唐代壁画墓时也注意到了有无石墓门的使用与墓葬等级的关系问题[123]，同样注意到石墓门的使用与墓葬等级相互关系的文章还有张蕴、马志军两位先生在李宪墓发掘报告中的相关讨论”[124]，另外还有王小蒙、刘呆运两位先生对节愍太子墓与唐代的太子、公主、妃子墓葬的对比研究中也对石墓门的使用及多少与墓葬等级的相互关系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125]。
除了上述这些讨论之外，在有些综合性的著作中也将使用石墓门作为隋唐时期一些历史人物社会地位的具体体现。这类著述有1961年《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26]1979年的《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127]、1984年的《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28]、以及1991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等，这类综论性著作的相关段落中都作了分析与概述[129]。《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130]的相关条目中也是如此。在罗宗真的《魏晋南北朝考古》[131]，、齐东方的《隋唐考古》[132]、秦浩的《隋唐考古》[133]、陈安利的《唐十八陵》[134]、刘向阳的《唐代帝王陵
墓》[135]、王仁波的《隋唐文化》[136]等书中的相关章节中对石墓门与墓葬等级的一致性给予了描述。在这里还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西安郊区隋唐墓》[137]和《唐长安郊区隋唐墓》[138]等相关考古发掘报告及简报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对石墓门的使用与墓葬等级的对应关系进行了讨论。
在这些与等级相关的研究之外，还有的学者对石墓门上的绘画艺术及图像内容所涉及的一些问题也加以注意和论述。例如宁夏盐池唐墓发现有舞蹈图像的石墓门后，关于这个舞蹈图像反映的是什么舞蹈，就有何继英、许成、罗丰等诸多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尤其是对盛唐时期流行的胡旋舞还是柘枝舞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宁夏固原郊区发掘的刻有翼马、翼兽等图案的石墓门，罗丰在《固原郊区隋唐墓》[139]中作了详尽的讨论，指出其包含有强烈的外来文化因素。在北周安伽墓发掘之后，韩伟[140]、尹申平、邢福来、李明[141]、姜伯勤[142]、荣新江[143]等人对安伽墓石门额上所雕刻的是否祅教的祭坛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在陕西靖边发现了彩绘贴金浮雕石墓门后，尹夏清[144]、姜伯勤[145]、荣新江、罗丰[146]等人对其时代、统万城一带应有中亚迁徙而来的粟特人及所反映的祅教文化特征进行了有益的讨论，指出它是祅教文化在这一地区的反映，进而明确了这一地区有祆教信徒的聚居区。在这一类问题的讨论方面笔者还先后对陕西杨陵发现的唐李无亏石墓门[147]、陕西三原发掘的初唐李寿石墓门[148]、西安北郊北周史君墓石墓门[149]等图像内容反映的不同文化内涵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其反映的绘画艺术风格也略作了分析和讨论。
从以往有关石墓门的研究状况可以看出，更多的仅仅是只注意到了它对墓葬规模、形制、建筑、等级等要素的判断上，而对石墓门自身的分类与沿革发展变化、图案的进一步释读、石墓门在墓葬中门前与门后的设置理念的变化及意义、石墓门设置与墓葬及地面墓园规划布置之间有无互动与联系等问题，却一直讨论得比较少。这些方面的问题仍然是有讨论和研究空间的。
注释：
[1]郭玉堂：《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大华书报供应社1941年。赵万里：《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
[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3][4]徐婵菲：《洛阳北魏元怿墓壁画》，《文物》2002年第2期。
[5]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平山北齐崔昂墓调查报告》，《文物》1973年第11期，第27～38页。
[6]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234～238页。
[7]王克林：《北齐厍狄迴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3期，第377～402页。
[8]陶正刚：《山西祁县白圭北齐韩裔墓》，《文物》1975年第4期，第64—73页。
[9][10][11][1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第234～238页。
113]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文物》1984年第4期，第16～22页。
[14]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北齐高润墓》，《考古》1979年第3期，第235～243、234页。
[15]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16]王银田、曹臣民：《北魏石雕三品》，《文物》2004年第6期。
[17]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午第4期，第1～15页。
[18]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市北齐娄叡墓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10期，第1～23页。太原市文物研究所编《北齐娄叡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6月。
[19]济南市博物馆：《济南市马家庄北齐墓》，《文物》1985年第10期。
[20]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东八里洼北朝壁画墓》，《文物》1989年第4期。
[2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博物馆：《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壁画墓》，《文物》2002年第4期，第4～25页。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邺城考古工作队：《河北磁县湾漳北朝墓》，《考古》1990年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著：《磁县湾漳北朝壁画墓》科学出版社2003年3月。
[23]贠安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2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洛阳古墓博物馆：《北魏宣武帝景陵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9期。
[2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又《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邢福来：《北朝至隋初入华粟特贵族墓围屏石榻研究》，《考古与文物》集刊、2002年《汉唐考古》。
[26]宫德杰：《山东临朐北朝画像石墓》，《文物》2002年第9期。
[27]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齐徐显秀墓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0期；常一民、李非：《太原北齐墓葬壁画精彩纷呈，1500年前仪仗队彩绘画卷完整展现，为中古时期疏体绘画杰作》，《中国文物报》2002年1月16日，第1版。
[28]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
[29]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北周康业墓——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申报材料》。
[30]程林泉：《西安北周李诞墓考古发现与研究》，《西部考古——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50周年专刊》，三秦出版社2006年10月，第391-400页。
[31][32][33]邢福来、李明：《咸阳发现北周高等级墓葬——再次证明咸阳北原为北周皇家墓葬区》，《中国文物报》2001年5月2日第l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安伽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
[34][36]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三原县双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简报》，《文物》1966年第1期。
[35]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郭家滩隋姬威墓清理简报》，《文物》1959年第8期。
[37]安徽省展览、博物馆：《合肥西郊隋墓》，《考古》、1976年第2期。
[38]山东省博物馆：《山东嘉祥英山一号隋墓清理简报——隋代墓室壁画的首次发现》，《文物》1981年第4期。
[39]嘉祥县文物管理所：《山东嘉祥英山二号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
[40]桑绍华：《西安东郊隋李椿夫妇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3期。
[41]杨永林：《陕西潼关发现高等级隋代墓葬》，光明日报2005年12月26日。李彪：《隋代皇家墓再现潼关，墓底“观天”巧夺天工》，《华商报》2005年12月26日。
[42]《长安发现隋代少数民族大将军墓》《华商报》2006年1月7日第3版。
[43]孙乘根：《西安隋唐墓葬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44]山东章丘县博物馆：《山东章丘隋代周皆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
[45]杨素墓志和石墓门现藏陕西省潼关县文物管理所，笔者考察。
[46]卫聚贤：《中国考古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7]夏鼐：《敦煌考古漫记》(二)，《考古通讯》1955年第2期。
[48]陕西考古所唐墓工作组：《西安东郊唐苏思勖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年第1期。
[49]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下)，《文博》1984年第2期，第54页。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
[50]贺梓城：《唐墓壁画》，《文物》1959年第8期，第32页。
[51]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下)，《文博》1984年第2期；权奎山：《试析南方发现的唐代壁画墓》，《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2]孙乘根：《西安隋唐墓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53]王仁波、何修龄、单暐：《陕西唐墓壁画之研究》(下)，《文博》1984年第2期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12期。孙秉根：《西安隋唐墓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54][56][58]孙秉根：《西安隋唐墓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55]何修颐，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东郊十里铺337号唐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6期。
[57]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县南里王村唐韦洞墓发掘记》，《文物》1959年第8期。
[59][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198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61][67]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6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
[63]承乾陵博物馆刘向阳先生告知。
[64][65]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懿德太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年第7期。
[66]昭陵文物管理所：《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
[68]陕西省文管会、昭陵文管所：《陕西礼泉唐张士贵墓》，《考古》1978年第3期。
[69]陕西省文管会、昭陵文管所：《唐临川公主墓出土的墓志和诏书》，《文物》1977年第10期。
[70]昭陵文物管理所：《唐越王李贞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
[71]昭陵博物馆：《唐安元寿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72]富平县文化馆、陕西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李凤墓发掘简报》，《考古》1977年第5期。
[73]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唐李寿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9期。
[74]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傅》1990年第1期。
[75]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525页。在蒲城县博物馆考察。
[76]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段蔄壁墓清理简报》，《文博》1989年第6期。
[77]明堂山考古队：《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简报》，《浙扛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
[78]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文物》1991年第9期。
[79]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龙门唐安菩夫妇墓》，《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80]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文愽》1988年第3期。
[81]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
[82][83]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
[84][85][86][87][88]贠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6期。
[8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泾阳文管会：《唐张仲晖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1期。
[90]程学华、程蕊萍：《唐遂州司马董务忠墓清理简报》，《文博》1996年第2期。
[91]陈安利、马咏钟：《西安王家坟唐代唐安公主墓》，《文物》1991年第9期。
[92]笔者实地考察
[93]陕西省考古所秦陵工作站：《唐惠昭太子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92年4期。陕西省考古所秦陵工作站：《惠昭太子墓报告》，三秦出版杜1992年版。
[94]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伊川鸭岭唐齐国太夫人墓》，《文物》1995年第11期。
[95]解峰、马先登：《唐契苾明墓发掘记》，《文博》1998年第5期。
[96][9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唐睿宗贵妃豆卢氏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年第8期。
[9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礼泉县昭陵博物馆：《唐新城长公主墓发气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历史博物馆、昭陵博物馆：《唐昭陵新城长公主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7年3期，第3-37页。
[9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薛儆墓发掘简报》，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
[100]焦南峰：《唐秋官尚书李晦墓三彩俑》，《收藏家》1997年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焦南峰先生告知并提供精美石墓门线图。
[10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蒲城县文体广电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2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惠庄太子李*(左扌右为)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
[10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高力士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
[103]笔者在西安市户县库房考察所得，墓志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
[10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05]王团战：《大周沙州刺史李无亏墓及征集到的三方唐代墓志》，《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1期。
[106]笔者在陕西省富平县文物库房考察。
[107]笔者在昭陵博物馆考察，精美的石墓门线图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张建林先生提供。
[10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曾作调查，昭陵博物馆李浪涛先生告知。
[109]笔者在陕西省富平县文管会库房考察。
[110]西安碑林博物馆：《西安碑林全集》，海天出版社2003年版。
[111]权奎山：《试析南方发现的唐代壁画墓》，《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2]孙秉根：《西安隋唐墓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13]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资料待发，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简报》，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14]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
[115]王仁波：《西安地区北周隋唐墓葬陶俑的组合与分期》，《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116]宿白：《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
[117]宿白：《西安地区唐墓壁画的布局和内容》，《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
[118]傅熹年：《唐代隧道型墓的形制构造和所反映所地上宫室》，《考古与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
[119]齐东方：《略论西安地区唐代的双室砖墓》，《考古》1990年第9期。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纪念北大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第286到31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20]孙秉根：《西安隋庸墓的形制》，《中国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121]张小舟：《北方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
[122]王仁波：《西安地区北周隋唐墓葬的分区与分期》，《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纪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123]权奎山：《中国南方隋唐墓的分区分期》中，《考古学报》1992年2期。权奎山：《试析南方发现的唐代壁画墓》，《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考古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24]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李宪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
[125]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
[1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
[127]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1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29]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
[130]《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
[131]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32]齐东方：《隋唐考古》，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133]秦浩：《隋唐考古》，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34]陈安利：《唐十八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135]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136]王仁波：《隋唐文化》，学林出版社1990年版。
[13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66年版。
[13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郊区隋唐墓》，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39]罗丰：《固原郊区隋唐墓》，文物出版社。
[140]韩伟：《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之相关问题浅见》，《文物》2001年第1期。
[14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发现的北周安伽墓》，《文物》2001年第1期。又《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邢福来：《北朝至隋初入华粟特贵族墓围屏石榻研究》，《考古与文物》集刊、2002年《汉唐考古》卷。
[142][145]姜伯勤：《中国祅教艺术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5月。
[143]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宝府与粟特聚蒋》，《文物》2001年第4期。
[144]尹夏清：《陕北靖边彩绘石墓门及其相关研究》，《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1期。
[146]罗丰、荣新江：《北朝时期统万城的西国胡人——翟曹明墓出土文物初探》，《统万城学术研讨会资料汇编》。
[147]尹夏清：《唐沙州刺史李无亏石墓门图像试析》，《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
[148]待刊。
[149]尹夏清：《史君石墓门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作者：尹夏清，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后、陕西省文物局副研究员]
乾陵吟古
黄光任
翁 仲
翁仲系秦朝大将，在秦统—天下过程中战功卓著，他死后秦始皇为其铸铜像置咸阳宫外以作纪念。后世便将铜人或石人统称翁仲。
十对翁仲大唐臣，昌盛大唐化烟云。两眼怒睁观世态，双手握剑对荒坟。
难寻墓园旧庑殿，未见梁山古松林。藏宝幽宫诱盗匪，休怨忠厚护陵人。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