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研究的几个问题
赵文润
唐高宗李治是唐朝的第三代皇帝，本是一位有作为的明君。但是，自从北宋欧阳修等人在其编撰的《新唐书》里，给唐高宗戴上一顶“昏懦”的帽子以后，便长期被史家贬为昏君看待，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十院校编写的《中国古代史》教材，也还没有唐高宗的应有位置[1]。其后由于多位学者的重新研究，唐高宗才逐渐显露出其明君的形象。不过笔者认为，迄今对唐高宗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还没有充分展现唐高宗在开拓盛唐文明的过程中，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现仅就以下几个问题再谈些个人见解以就教于专家、读者。
一 唐高宗的永徽之政
1986年笔者曾撰文论述过唐高宗的“永徽之政”[2]。但其后，有的学者撰文强调所谓唐高宗的“永徽之政”，主要是长孙无忌、褚遂良辅政的结果，唐高宗本人并无多大功绩可言，其主要证据就是《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等人的评论：“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3]而我们研究历史。并不特别看重史家的评论，因为史家的评论可能带有某种偏见；特别重视的应是史家记载的大量史料，从中探索出历史的真实面貌。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妨先从《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史籍中看出究竟谁是“永徽之政”的决策人，“永徽之政”的主要政绩应该归功于谁。
历史证明，唐高宗李治在永徽年间(650—655)年龄23岁至28岁，朝气蓬勃，亲掌政权，不愧为唐太宗培养的有作为的好皇帝。
1．兼听纳谏，亲掌朝政
永徽元年(650)正月，高宗召朝集使入宫殿，诚恳地说：“朕初即位，事有不便于百姓者悉宜陈，不尽者更封奏。”从此每天引州刺史十人入阁，“问以百姓疾苦及其政治”[4]。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高宗即位，八月“河东地震，晋州(治今山西临汾)尤甚，坏庐舍，压死者五千余人”。十一月“晋州地又震”。永徽元年四月，“晋州地又震”。五月高宗对群臣说：“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之地屡有震动。良有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七月，“以旱，亲录京城囚徒”。永徽四年(653)四月，他又亲录囚徒，“遣使分省天下冤狱，诏文武极言得失”[5]。高宗在纳谏问题上还表现得十分主动恳切、豁达大度。永徽五年(654)七月，高宗对五品以上的官吏说：“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高宗若真是一位昏懦、沉溺美色之君，无人奏事、谏诤，岂不是落得个逍遥自在，何必鼓励群臣进谏!十月，筑长安外郭城完毕，雍州(治今陕西凤翔)参军薛景宣上封事，说“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宰相于志宁等以薛景宣言论犯上，等于诅咒皇帝，“请诛之”，而高宗却坦然地说：“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6]遂不予追究。这种鼓励人们提意见，而不计较其内容和态度，“恐绝言路”的做法，足可使他名垂青史。
高宗自知政治才能不及其父，因而勤于政事，终日忙碌。他不仅每天引刺史十人入阁，而且自即位开始每天都临朝处理政务。他说：“朕幼登大位， 日夕孜孜，犹恐拥滞众务。自今以后，每日常坐。”[7]直至显庆二年(657)五月，“宰相奏天下无虞，请隔日视事”[8]，才改为两日一临朝，而他父亲太宗自贞观十三年(639)十月三日，至二十三年(649)四月病重前，“三日一临朝”[9]。可见高宗的勤政超过乃父太宗。
2．关心百姓疾苦，发展农业生产
第一，关心百姓疾苦，开仓赈济饥民。高宗召州刺史入阁，“问以百姓疾苦”，这绝非虚情假意做做样子。他确实是一位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的皇帝。永徽元年发生较大自然灾害，雍、绛、同等九州闹旱蝗，齐、定等十六州又患水灾。三年正月，高宗下诏：“去岁关辅之地，颇弊蝗螟，天下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间，致有罄乏。”因此命令水旱蝗灾的地方，开正仓、义仓赈贷。并遣郎中各一人充任使者赴雍、同二州，慰问百姓[10]。他河东(今山西)屡有地震十分关心。地震发生的当天，他便“遣使存问河东，给复二年，赐压死者人绢三匹。”永徽元年七月，“以旱虑囚”。二年正月，“开义仓以赈民”。九月，“以同州苦泉牧地赐贫民”。三年正月，“以旱避正殿，减膳，降囚罪，徒以下原之”。四年四月，“以旱虑囚，遣使决天下狱，减殿中、太仆马粟”。五年六月，“河北大水，遣使虑囚”[11]。高宗外出所到之处，考虑到因加重了百姓负担，都要下令减免当地赋役。永徽四年(653)十月，高宗幸温汤(今西安临潼华清池)，“赦新丰”(当时温汤属新丰县)。五年三月，他去万年宫(永徽二年九月改九成宫为万年宫，在今陕西麟游)，当日又去凤泉汤(今陕西眉县太白山北麓下汤峪，当时属岐州眉县)，“赦岐州及所过徒罪以下”，随即返回万年宫。八月，“诏免麟游、岐阳今岁课役，岐州及供顿县半岁”。六年正月，高宗谒拜太宗昭陵(在今陕西礼泉)，“赦礼泉及行从。免县今岁租、调”[12]。
第二，继续推行均田制，发展农业生产。唐太宗贞观后期，土地兼并加剧，买卖口分田、永业田者日益增多。在永徽年间，高宗下令“禁买卖世业、口分田”[13]，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永徽元年十月，中书令褚遂良抑买(低价购买)中书省翻译官的土地，受到监察御史韦思谦的劾奏，高宗贬宰相褚遂良为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刺史；大理少卿张睿册为褚遂良辩护，高宗贬张睿册为循州(治今广东惠州东北)刺史[14]。可见对违犯政策者，即使高官亦严惩不贷。永徽三年七月，高宗问户部尚书高履行：“去年进多少?”履行奏称：“进户总一十五万。”又问：“隋日有几户?今见有几户?”履行奏：“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15]贞观时户不满三百万，至永徽三年就达到三百八十万户，这说明农业生产的发展。生产发展了，物价也就比较便宜。永徽五年，“是岁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粳米斗十一钱”[16]。政策对头了，取得了农业大丰收。
3．继续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
高宗即位后，遵循太宗遗训，继续推行各民族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政策和“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策略，保持国家的强盛和统一。史实证明，高宗有能力、有气魄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果断地处理各种关涉国家安危的重大事宜。永徽元年九月，高宗命右骁卫郎将高侃率军，击败擅权自立的西突厥车鼻可汗，追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擒之以归，其众皆降”[17]。高宗命令释放车鼻可汗，并任为左武卫将军。其降唐诸部，设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加以管辖，“自是北边无寇三十余年”[18]。这是高宗处理民族问题的典型范例。三年七月，西突厥酋长、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唐，自号沙钵罗可汗，侵扰四邻州县，杀掠数千人。高宗立即命令左武候大将军梁建方率军讨伐。六年五月，高宗又命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程咬金)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以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显庆二年(657)高宗又派大将苏定方，统率唐军冒着大雪、昼夜兼行追获沙钵罗，平定西突厥，并在西突厥故地设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加以管辖。唐高宗巩固了唐王朝在西域广大地区的统治。
唐高宗平定安抚“西南蛮”一事，亦应永标青史。“西南蛮”泛指唐时西南，地当今之云、贵等省少数民族。永徽二年八月，郎州(今贵州西部六枝地区)白水蛮(今彝族先民)反叛，进攻麻州(今云南武定)，高宗遣左领军将军赵孝祖等发兵讨伐。十一月，赵孝祖讨平白水蛮，并上奏请求顺便西讨、安抚处在动乱中的大、小勃弄。经高宗批准，永徽三年(652)四月，赵孝祖在西洱河(今云南洱海)东降服大、小勃弄(今云南祥云、弥渡一带)等地的各部落(今白族先民)，“西南蛮遂定”[19]。
4．兼容儒道佛三教，促进盛唐文化的发展
唐高宗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他勤奋好学，喜欢著述，长于书法，史家是众口一辞的。他尊儒信道崇佛，兼容三教，使其相互竞争、共同发展。他即位后，便以儒家经典治理天下。永徽四年(653)三月，高宗“颁孔颖达《五经正义》于天下，每年明经令依此考试”[20]。他兴建学校，发展科举制。史载，“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21]。高宗继承祖、父传统，尊崇道教始祖老子李聃为李皇家族的祖先。永徽三年三月，玄奘法师奏请朝廷在大慈恩寺内造塔，用以安放佛经、佛像及舍利等宝物。高宗迅速批准了玄奘法师的计划，并“赦大内东宫、掖庭等七宫亡人衣物助师，足得成办”[22]。长安大雁塔建成后，玄奘法师有了藏经之所，中国又多了一处佛教圣地。高宗在长安城的建筑史上有特别重大的贡献。唐长安城沿用隋大兴城，永徽五年(654)，高宗下令重修外郭城，由工部尚书、大画家兼大建筑家阎立德亲自设计，雇京兆百姓四万一千人，“板筑三十日而罢，九门各施观(城门楼)”[23]，而“明德门至一门五观”[24]，使长安城更加宏伟壮丽。唐高宗在法律的制定上也有重大贡献，永徽二年(651)闰九月，高宗“颁新定律、令、格、式于天下”。唐代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四种。“律以下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25]。所谓“颁新定律、令、格、式于天下”，就是向全国颁行了一部“新编法律大全”。永徽三年(652)，高宗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唐临、段宝玄、刘燕客、贾敏行等奉诏“参撰《律疏》，成三十一卷，明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26]。这就是今传《唐律疏议》。
实际上，唐高宗在永徽年间的政绩，还远不止以上这些。故旧史家说：“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但同时旧史家又特别强调“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上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把唐高宗在永徽年间所取得的政绩，几乎都说成是长孙无忌、褚遂良二人辅政、出谋划策的结果，以致于迄今仍有人因袭这种成见，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长孙无忌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先世是北魏皇族，初为鲜卑拓跋氏，后改姓长孙氏。少与李世民友善，其妹后嫁给秦王李世民。因随世民征战有功，特别参与决策“玄武门之变”，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迁左武候大将军。以功第一，又进封齐国公，拜尚书右仆射等职。贞观二十三年(649)，“太宗疾笃，引无忌及中书令褚遂良二人受遣诏辅政”。永徽二年(651)，监修国史。三年，他奉高宗之命与律学之士对唐律逐条解释，撰成《唐律疏议》30卷。其后他便竭力拉拢褚遂良、于志宁、韩瑗等，结成关陇士族集团，竭力反对唐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成为“反武派”官僚的首领[27]。褚遂良字登善，其父褚亮为隋末唐初学者。祖、父原籍阳翟(今河南禹县)，后徙钱塘(今浙江杭州)。遂良博涉文史，尤 工书法。贞观时，因善于辨别王羲之书迹真伪，甚为太宗赞赏，后升任宰相。太宗临终时，与长孙无忌一起受遗诏辅政。高宗即位不久，他就因低价购买中书省翻译官土地，被高宗削去中书令职务，贬为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刺史。永徽三年(652)，高宗命他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以宰相身份监修国史。其后，他与长孙无忌结成死党，充当“反武派”的急先锋。永徽六年(655)他被贬为潭州(治今湖南长沙)都督[28]。从史书的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高宗永徽年间，长孙无忌、褚遂良在辅政治国、发展经济等方面，并未提出多少良策供高宗采纳。而的确是唐高宗没有辜负太宗的培养和教诲，继承了贞观之治，虚心纳谏，勤于政事；关心百姓，发展农业生产；继续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兼容儒道佛三教，促进盛唐文化的发展。其后，高宗执政，武则天辅政，把初唐的历史文化，推进到盛唐阶段。唐高宗的永徽之政及其后二人的成就是武则天创业的基础，其历史功绩将永载史册。
二 唐高宗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史载，显庆四年(659)，唐高宗“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29]。但在唐高宗“昏懦”说的影响下，一些学者把武则天于永徽六年(655)十一月立为皇后以后，高宗的一切举措都说成是武后所为。认为“武则天通过唐高宗下诏改修《氏族志》为《姓氏录》”，“武则天修《姓氏录》对门阀制度的破坏，远超过唐太宗修《氏族志》[30]”。至今还有人认为“早在显庆五年(660)，武则天重修太宗时《氏族志》为《姓氏录》”[31]。这里的显庆五年应为显庆四年。众所周知，唐高宗因患有疾病，自显庆五年(660)以后，才委托则天武后处理部分朝政，因而说显庆四年武则天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是没有史实根据的。毫无疑问，唐高宗李治不仅是改《氏族志》为《姓氏录》的决策者，而且是具体谋划者。没有史料证明武则天曾参与其事。
本文中所说的唐太宗修《氏族志》，是指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修成的一部重新确定士族等级的志书。在魏晋以来的史籍中，士族亦称世族、势族、世家大族、门阀，是指世代做四品以上高官的家族；与此相对而言的寒门庶族，不是指穷困百姓，而是指家中世代无人做高官的家族。士族形成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其中特别是从魏国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后，到西晋、东晋时期，世家大族把持最高权力。在政治上士庶判若云泥，士族好像彩云，庶族如同泥土，正如《晋书·刘毅传》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至隋唐之际，由于南朝“寒人掌机要”的出现，由于朝代的频繁更替，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由于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到唐代已达到鼎盛阶段，老牌的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已经衰落。代北士族(以山西代县北的原鲜卑贵族为主)除已融入关陇士族者外，也日趋衰落。只有关陇士族集团，凭借皇权的保护，还有相当大的权势。不过他们正在经受着科举制的发展、新官僚阶层增加而带来的猛烈冲击。但是，门阀士族的传统观念、习惯势力，盘根错节，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山东士族的余威尚存。“山东士人自矜门第，婚姻多责资财”[32]；山东士族后裔往往以其门阀自居，轻视当代官品。
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向山东土族余威挑战，主张按照当今官品高低重新确定氏族等级的皇帝，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太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修《氏族志》。高士廉是渤海(今河北景县)人，原属山东士族，后依附于关陇士族，是长孙皇后、长孙无忌的亲舅。高士廉等人由于受旧的门阀观念的束缚，拿出的修《氏族志》的初稿，仍列山东士族崔干为第一等。唐太宗审阅完修《氏族志》初稿后极为不满，对高士廉等人说：“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才识凡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为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33]于是高士廉等奉命重新刊定，共100卷，氏族分九等，以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列居二等，崔干降为三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颁于天下”[34]。
时过20余年，显庆四年(659)，唐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这是怎么一回事?请看以下三部书的有关记载——
《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
初，贞观中，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修《氏族志》，勒成百卷，升降去取，时称允当，颁下诸州，藏为永式。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专委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重修。志约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搢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义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
《唐会要》卷36《氏族》：
显庆四年九月五日，诏改《氏族志》为《姓录》，上亲制序，仍自裁其类例，凡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以皇后四家、酅公、介公、赠台司、太子三师、开府仪同三司、仆射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者三品为第二等。各以品位为等第，凡为九等，并取其身及后裔。若亲兄弟，量计相从，自余枝属，一不得同谱 (注云：初，贞观《氏族志》称为详练。至是，许敬宗以其书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李义府又耻其家无名，乃奏改之。于是委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商量编录。遂立格，以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入谱者，缙绅士大夫咸以为耻。议者号其书为勋格。李义府又奏收贞观《氏族志》焚之。)
《通鉴》卷200显庆四年六月条：
初，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升降去取，时称允当。至是，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以上三书记载，有共同点，亦有歧异。第一，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决策人是唐高宗，这是毫无分歧的。书名叫《姓氏录》，或为《姓录》，当以《姓氏录》为是。第二，诏改的时间，《唐会要》说是显庆四年九月五日，《通鉴》说是显庆四年六月，应以九月为是。因为李义府于显庆三年十一月被贬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刺史，至四年八月才复为相。第三，上奏请改《氏族志》者，《旧唐书》说是李义府，《庙会要》说是许敬宗、李义府。《通鉴》说是许敬宗等，当以《唐会要》说为是，即二人几乎同时上奏请改《氏族志》。第四，为何要改《氏族志》为《姓氏录》?高宗不愿遵守其父成规，就因为《氏族志》不叙武后本望，使他在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过程中碰了不少钉子，褚遂良、来济等人以武昭仪不是出于“天下令族”、“礼教名家”阻挠他，使其深切感受到，要巩固武皇后的地位并提高自己的声誉，必须通过修改《氏族志》以改变武氏的门第，使武姓名列前茅。而许敬宗很明显是为报答高宗、武后的重用之恩，坚决主张修改“不叙明皇后武氏本望”的《氏族志》；而李义府一方面是因为“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另一方面亦是为了报答高宗、武后重用之恩。即使他被贬为普州刺史后，武皇后也不忘保护他。“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35]。《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使武则天成为最大赢家、最大受惠者。这本《姓氏录》不仅巩固了她的地位，而且为她参与朝政制造了舆论。第五，《姓氏录》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或称“书人族谱”，“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因而遭到缙绅士大夫、士族后裔们的讥笑，斥之为“勋格”。正是这一举施，彻底破除了旧有士族等级界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士族集团——关陇士族的退出历史舞台，敲响了丧钟；为广大科举学子、武功将士跻身官僚队伍，开辟了道路。《姓氏录》虽不是法律文书，但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它的进步性毋庸置疑。
唐太宗修《氏族志》，沉重打击了山东士族等旧士族，提高了因参加科举而成新官僚阶层的地位；唐高宗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彻底废除了门阀士族制度。父子两代皇帝先后的举措，为盛唐文明的开拓扫除了一个严重障碍。
三 唐高宗执政与武后辅政的关系
唐高宗李治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即位。史载“帝(高宗)自显庆(按指显庆五年即660年)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自此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36]。所谓武后“内辅国政数十年”，是指从660年至683年十二月共辅政23年。
在这23年中，高宗执政与武后辅政的关系如何?武后的“威势”真的与高宗无异吗?在唐高宗“昏懦”说被人们抛弃以后，又有一种学术见解，认为在这期间，则天武后通过“夺权”斗争，“逼宫”事件，使高宗与忠于李唐的势力惨遭打击，武则天势力更加强大[37]。而笔者的看法则与此相反，在这23年中，武则天由于高宗的信任和让权，才逐渐执掌部分政权，而决策和左右政局的人则始终是唐高宗。则天武后并没有从高宗手中夺权或篡权的意图和行为。遵照历史的记载，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高宗委托武后处理部分政务(660—664年)
史载，“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预国政”[38]。又载，高宗显庆五年(660)“冬，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39]。这里说得很具体，高宗委托武后处理部分政务，是从显庆五年(660)十月开始的。其原因，一是高宗身体患病，“多苦风疾”，“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何谓“风疾”，可能是手足麻木等疾病；“风眩头重”，或许是高血压，或许是中医书上所说的一种由“阴虚阳亢”引起的慢性疾病；“目不能视”，高宗不是盲人，其后还经常出猎，可能是近视眼。总之，高宗患的是一种时好时坏、愈往后愈严重的慢性病。二是武后聪明能干，“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处理朝政使高宗很满意。而武后开始参与朝政，主要是在高宗委托、指令下，参决“百司奏事”。至于外交事务、军事指挥、宰相任免等大权，仍由高宗亲自执掌。例如：显庆五年(660)十一月，高宗在东都“御则天门楼，受百济俘，自其王义慈以下皆释之”。十二月，高宗派遣契苾何力、苏定方、程名振等，“将兵分道击高丽”[40]。龙朔元年(661)三月，高宗在东都洛城门设宴召见群臣及外宾，并且“观屯营新教之舞，谓之《一戎大定舞》”。当时高宗“欲亲征高丽，以象用武之势也”。四月，高宗命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契苾何力为辽东道行军总管，苏定方为平壤道行军总管，与萧嗣业及各少数民族兵共35军，水陆分道并进。高宗“欲自将大军继之”。武皇后知道后，“抗表谏亲征高丽，诏从之”[41]。[按总章元年(668)，高宗派李勣率唐军征服高丽，证明武后劝说高宗不要亲征高丽是正确的。]其后龙朔二年(662)春正月，高宗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三月，高宗派郑仁泰、薛仁贵率军“败铁勒于天山”。史载薛仁贵发三矢，杀三人，余皆下马投降。军中歌之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后有官吏告发仁贵等有“诛杀已降”等过失，高宗“诏以功赎罪，皆释之”。四月，高宗从东都返回京师长安不久，即下令重修蓬莱宫(大明宫)。因太宗时虽修大明宫，以备太上皇李渊居住，实际上并未修成。因为宫殿后有蓬莱池，故名蓬莱宫。五月，高宗任许圉师为左相[42]。自龙朔三年(663)四月，蓬莱宫(大明宫)含元殿建成后，唐朝的政治中心，便从太极宫移到蓬莱宫(大明宫)。高宗开始在蓬莱宫内亲自处理政务，“始御紫宸宫听政”[43]。如此等等。可见武后参政后，高宗并非“傀儡”，亦无“昏庸”的表现，说明他仍执掌大权。
2．高宗让武后掌握更多权力(664－674年)
武后权势的增强，始于麟德元年(664)十二月宰相上官仪被杀事件。龙朔三年(663)三月，被罢相的许圉师再贬为虔州(今江西赣州)刺史。四月，右相李义府“恃中宫(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高宗将李义府下狱，遣司刑太常伯刘祥道等查处，并命司空李勣监察。结果，“事皆有实”，高宗下诏将李义府除名，流放到嶲州(今四川西昌)[44]。李义府是武后的心腹宰相，高宗敢于放逐他，说明还是皇帝的权力大于皇后。
在宰相许圉师被贬官、李义府被流放的情况下，上官仪欲独揽相权，遂与则天武后辅政的政治格局发生冲突，结果被杀掉。
请看《通鉴》卷201麟德元年(664)十二月条：
初，武后能屈身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官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召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
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仪先为陈王谘议，与王伏胜俱事故太子忠。后于是使许敬宗诬奏仪、伏胜与忠谋大逆。十二月，丙戌(十三日)，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戊子(十五日)，赐忠死于流所。
有人认为这是唐高宗“惧内”的典型史料，活画出高宗怕老婆的窘态，甚至说他为讨好武则天而“把上官仪出卖了”。但仔佃考察，并非如此。结合高、武二人状况和当时宫中实情便知，高宗既爱武则天，又钟情其他美女。特别是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及其女儿魏国夫人，因是武后的亲属经常出入宫中，皆受到高宗的宠爱，这是武则天所不能容忍的。“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就是指高宗的性放纵，受武后的限制。而当高宗得知“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这自然是武皇后允许的，于是便疑心武则天与郭道士有染，顿生醋意，勃然大怒。他一气之下召来宰相上官仪商议，而上官仪以为高、武之间的冲突是政治上的分歧，是高宗不满武后干预朝政，于是挑拨说：“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武后闻知迅速赶到高宗面前自诉，使高宗疑团立即冰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羞缩”二字道出高宗自己配制的醋意，于是帝后联手铲除了上官仪及其同伙[45]。
《通鉴》在进述上官仪等人被处死以后，说：“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46]这段评论虽对此后武皇后的权势过于夸张，不符合《通鉴》本身记载的史实，但通过诛杀上官仪等人，武后的权力确实进一步增强，开始形成高宗、武后“二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从此武后又经过十年的辅政，十年的磨练，政治上更加老练成熟了。上元元年(674)是高宗执政、武后辅政的重要年代。从这一年开始，武后的权力有很大的增长。
是年八月，壬辰(十五日)，高宗下诏，追尊六世祖宣简公李熙为宣皇帝，妣张氏为宣庄皇后；五世祖懿王李天赐为光皇帝，妣贾氏为光懿皇后；祖父太武皇帝李渊为神尧皇帝，太穆皇后为太穆神皇后；父亲文皇帝李世民为太宗文武圣皇帝，母亲文德皇后为文德圣皇后。从此日起，“皇帝称天皇，皇后称天后，以避先帝、先后之称”[47]。高宗称天皇，皇后称天后，表明“二圣”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更加凸现出来。同年十二月，天后进言十二事，亦可称为上意见书十二条，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从此武则天拥有参与决策权更加明显。史载：
上元元年，进号天后，建言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覈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中渫。帝皆下诏略施行之。[48]
则天武后这“十二条”，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内容，是提交给高宗的一份施政纲领。而且每条都有—定的针对性，都是切实可行的。《通鉴》说，天后上表“合十二条。诏发褒善，皆行之”[49]。就是说，高宗看到武后的上表十二条，异常兴奋，完全赞同。立即下诏书称赞，并全部实行，并不像《新唐书》所云“略施行之”。当以《通鉴》为是。
3．高宗曾经想让武后摄政(674—675年)
在武后进言十二事之后，高宗对武后可谓言听计从。上元二年(675)三月，高宗想让武后摄知国政。两《唐书》及《通鉴》所载略同，看来确有其事。高宗为何想让武后摄知国政?第一，武后进言十二事，高宗很满意，“诏书褒美”。说明武后经过14年的参政(660—674)，至此政治经验丰富，办事能力很强，高宗认为“称旨”。第二，高宗“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的病日渐严重。“时帝风疹不能听朝，政事皆决于天后。”[50]“帝晚益病风不支，天下事一付后。”[51]“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52]。由于病情较重又无良药可治，整日头晕，无法听政。第三，高宗想禅位于太子弘，但李弘病重，只好由武后摄政。在高宗八个儿子中，他最看重的是太子李弘。龙朔二年(662)十月，高宗、武后幸骊山温汤(今西安临潼华清池)，命太子李弘监国。时年弘11岁。龙朔三年(663)十月，高宗“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时年太子弘才12岁。乾封二年(667)九月，高宗因久病不愈，命太子李弘监国。时年16岁。咸亨二年(671)正月，高宗幸东都洛阳，留太子弘于京城长安监国，时年20岁。咸亨三年(672)十月，诏太子李弘监国。四年八月，高宗命太子弘于延福殿受诸司启事。上元二年(675)三月，当高宗想让武后摄政时，太子李弘因长期患肺结核加上劳累过度已病危[53]。
高宗有了让武后摄政的想法后，便同宰相们商议。如今的宰相班子，已非昔日的李勣、许敬宗等组合。总章二年(669)十二月，李勣病逝，陪葬昭陵，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左革右建)山，以表彰其平定东突厥、薛延陀之功，高宗为其撰书碑文。咸亨三年(672)八月，许敬宗又病故。其他宰相张文瓘、李敬玄、刘仁轨、李义琰、郝处俊、戴至德等，多为总章二年(669)以后任命的。其中刘仁轨，又多在外地领兵作战。于是，高宗和中书侍郎同三品郝处俊商量，郝回答说：“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按指魏文帝曹丕)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高宗又征询中书侍郎李义琰的意见，李回答说：“处俊之言至忠，陛下宜听之!”由此高宗不再提让武后摄政之事[54]。另据《新唐书》记载，上元中李义琰由中书侍郎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兼太子右庶子。“高宗欲使武后摄国政，义琰与郝处俊固争，事得寝”[55]。此时李义琰的官职亦应是宰相。以上史实说明，有学者提出的上元二年三月，武则天“夺权”、“逼宫”事件，是根本不存在的。
同年四月，年仅24岁的太子弘病死于合壁宫(原属东都苑内，遗址在今河南宜阳境内)。五月，高宗下诏：“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谥为孝敬皇帝。”[56]这足以证明，高宗想禅位，首选是太子李弘。因为高宗终生维护和建树的，是李唐皇朝。
4．高宗维护李唐皇朝与信任武后并重(675—683年)
郝处俊等宰相的劝阻，使高宗深切追思高祖、太宗创业的艰难，使太宗的临终遗嘱又一次铭刻在心。此后八年他不再提让武后摄政一事。但高宗仍然信任武后，在他晚年病情日渐严重时，便委托武后处理更多的行政事务。武后从高宗欲让他摄政而中止的事实中，知道宰相中还有人反对她掌权。于是，从上元二年(675)以后，“后乃更为太平文治事，大集诸儒内禁殿，撰定《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大抵千余篇。因令学士密裁可奏议，分宰相权”[57]。或云“天后多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使之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凡千余卷。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时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58]。所谓的“北门学士”，除上引点名的元万顷、刘祎之外，还有左史范履冰、苗神客，右史周思茂、胡楚宾等[59]。这些文人皆由则天武后操控，需要时经由北门入禁中，协助武后参议朝政或著书立说，故称“北门学士”。北门学士只是武后的助手、辅佐人员而已。因为他们无权参与宰相政事堂集体议政、决策。实际上，高宗晚年经常抱病处理重大事务，史书记载甚详。仪凤元年(676)三月，高宗命黄门侍郎来恒(来济之兄)、中书侍郎薛元超(贞观时名臣薛收之子)并同中书门下三品。此二人忠于李唐皇朝，并非武后亲信。可见高宗任命宰相无需武后认可。九月，大理丞狄仁杰执法严明，高宗亲自过问并擢拔狄仁杰为侍御史。十二月，高宗以来恒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为河北道大使，分道巡抚，了解地方民情[60]。永淳元年(682)十月，吐蕃入侵河源军(唐屯防单位名，故治在今青海西宁市)。军使、大将娄师德率唐兵于白水涧击败吐蕃军，八战八捷。高宗以师德为比部员外郎、左骁卫郎将、河源军经略副使，说：“卿有文武材，勿辞也!”[61]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四日，高宗病危，他说：“天地神祗若延吾一两月之命，得还长安，死亦无恨。”表明他对大唐京城和故乡的深情依恋，以及死后归葬关中大地的强烈愿望。当天夜晚，高宗召宰相裴炎入，受遗诏辅政，遂病逝于东都洛阳宫贞观殿，时年56岁。其遗诏：“七日而殡，皇太子即位于柩前。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62]高宗临终前遗命第七子(武后第三子)李显继承皇帝位，表明他要维护和延续大唐国祚；他甚知李显平庸无能，又命“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武则天的信任，而且为日后武则天独掌政权和当上女皇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唐高宗在位34年，则天武后辅政23年。两人之间虽不能说没有一点矛盾，但生活上是情深意笃的伴侣，政治上是志同道合的伙伴，这是从大量史料中归纳出来的结论。
研究唐朝前期的皇帝，应侧重看其在创造盛唐文明历史过程中的作用。唐高祖李渊是盛唐文明的奠基人[63]。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和女皇武曌是盛唐文明的开拓者。唐玄宗李隆苎应分为开元、天宝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是盛唐文明的开拓者、完成者；后期他成了盛唐文明的享受者、败坏者。在上述五位皇帝中，唐高宗承上启下，他继承了太宗的贞观之治，创造了永徽之政；他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宣告了门阀士族制度的破灭，推动了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他才华横溢，在文化史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64]；他让则天武后辅政，增长才干，为日后独掌政权，产生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创造了必要的政治条件。总之，唐高宗被誉为盛唐文明的开拓者之—，是当之无愧的。
注释：
[1]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册，第175页：“六四九年(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死去，其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武则天是唐高宗的皇后。”以下讲述武则天事迹。全书共三册，长达90余万字，提到唐高宗的仅此一句话，可见对唐高宗轻视到何种程度，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详见拙作《唐高宗“昏懦”说质疑》，刊《人文杂志》1986年第1期。
[3]《资治通监》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三年——高宗永徽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70—6271页。
[4]《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70页。
[5]《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8页、第72页。
[6][16]《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五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86页。
[7][9]《唐会要》卷24《受朝贺》，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455页。
[8]《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03页。
[10]《旧唐宗》卷4《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8页。
[11][12]《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页。
[13]《新唐书》卷51《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45页。
[14]《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72—6273页。
[15]《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0页。
[17]《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71页。
[18]《唐会要》卷94《北突厥》，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690页。
[19]《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78页。
[20]《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1页。
[21][五代]王定保著：《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页。
[22]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17，中华书局，1983年版。
[23]《旧唐书》卷4《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3页。
[24][北宋]王钦若、杨亿等撰：《册府元龟》卷14《帝王部·都邑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56页。
[25]《大唐六典》卷6《尚书刑部》，广池千九郎训点，内田智雄补订，广池学园事业部1973年刊行本，第139页。
[26]《册府元龟》卷612《刑法部·定律令四》，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7345页。
[27]《旧唐书》卷65《长孙无忌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6—2456页。
[28]《旧唐书》卷80《褚遂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729-2739页。
[29]《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15页。
[30]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177页。
[31]陈晔：《武则天在辅佐唐高宗时期的政绩》，载《乾陵文化研究》(二)，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32]《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四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18页。
[33]《旧唐书》卷65《高士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443—2444页。
[34]《资治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36页。
[35]《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11页。
[36]《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页。
[37]韩昇：《上元年间的政局与武则天逼宫》，刊《史林》2003年第6期。
[38]《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1页。
[39][40]《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五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22页。
[41]《资治通鉴》卷200高宗龙朔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23—6324页。
[42]《资治通鉴》卷200高宗龙朔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26—6329页。
[43][44]《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龙朔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35页。
[45]详见拙作《唐高宗再评价》，载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七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6]《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43页。
[47]《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上元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72页。
[48]《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7页。
[49]《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上元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74页。
[50]《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0页。
[51][57]《新唐书》卷76《则天顺圣皇后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76页。
[52]《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上元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75页。
[53]详见拙作《武则天与太子李弘、李贤的关系考释》，载《唐史论从》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
[54]《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上元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75—6376页，《旧唐书》卷84《郝处俊传》记载与《通鉴》略同，年代应以《通鉴》为是。
[55]《新唐书》卷105《李义琰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33页。
[56]《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上元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77页。
[58]《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上元二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76页。
[59]《旧唐书》卷190中《元万顷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1l页。
[60]《资治通鉴》卷202高宗仪凤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79—6382页。
[61]《资治通鉴》卷203高宗永淳元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12页，《旧唐书》卷93《娄师德传》，记载与此略同。
[62]《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2页，并参考《资治通鉴》卷203高宗弘道元年，第6416页。
[63]参阅牛致功著：《唐高祖传》，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台湾商务印书馆2005年再版。
[64]详见拙作《论唐高宗在文化史上的贡献》，刊《人文杂志》1997年第2期。
[作者：赵文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