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名讳辨识——兼与雷家骥先生商榷
王永平
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并不是她的本名，而武曌则是根据她自己创制的12个新字中的第一个字而命名的[1]。在此之前，她刚入宫不久，唐太宗曾赐其名曰“武媚”。武则天则是因为她在“五王”政变、中宗复位之后，所上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后去帝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她去世后，即以此为谥号，所以后人称她为武则天。她的原名则由于失载而不详。台湾学者雷家骥先生在他的大著《武则天传》中经过一番详细的考证，提出：“大周女皇原来之名就是‘约’字，亦即武约。……以‘明空’为字，并曾短暂地以字为名，最后才以‘曌’字为终身之名。”[2]雷先生的观点给人启发良多，却很值得商榷。
首先，笔者认为武则天的原名不应该叫“武约”。关于武则天原名“武约”，雷先生根据的是《旧唐书·孙处约传》和《韦思谦传》的有关记载。据《旧唐书》卷81《孙处约传》载：
孙处约者，汝州郏城人也。……三迁中书侍郎，与李勣、许敬宗同知国政。寻避中宫讳，改名茂道。
雷先生认为，所谓“寻避中宫讳”，是指麟德元年(664)十二月，上官仪因废后事件失败被杀，高宗、武后共称“二圣”之时，孙处约接替上官仪所遗之缺拜相之后的事情，当时的“中宫”正是武则天，所以“避中宫讳”，就是避武则天的讳。但是，在“处约”二字中究竟避的哪一个字?抑或是两个字都避?雷先生以当时的宰相郝处俊没有避讳改名之事，认为不应避“处”字。既然如此，“是则仅剩‘约’字最为可能”。
又据《旧唐书》卷88《韦思谦传》载：
韦思谦，郑州阳武人也。本名仁约，字思谦，以音类则天父讳，故称字焉。
《新唐书·韦思谦传》亦有类似的记载。雷先生以韦思谦本名“仁约”，以避讳故改称字，而所避讳之名中也含有一个“约”字，这与《孙处约传》所避讳之字相合；同时，他又认为武则天之父武士彟字信，“都难以说‘音类’或‘近’于仁、约二字，所以必是《旧唐书·韦思谦传》有误，而《新唐书·韦思谦传》本之亦误。因此，韦仁‘约’以思谦之字行世，正确的解释应是避武后之名讳，其例如同孙处‘约’‘寻避中宫讳’，改以茂道之字行世一般”。所以雷先生得出结论，武则天原名应是“武约”。
笔者认为雷先生对《旧唐书·韦思谦传》的理解有误。因为“韦传”明确说韦仁约改称字行是因为他的名字中含有“音类则天父讳”的字。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考察武则天之父的名字中是否含有“韦传”所说的“音类”或“音近”之字。据《新唐书》卷206《外戚·武士彟传》载：“武士彟字信。”其中“士”和“信”与“仁”和“约”的确都不存在“音类”或“音近”之说。那么“彟”与“处”和“约”是否存在“音类”与“音近”的可能呢?关键问题就出在“彟”字的读音上。
“彟”，在《古代汉语词典》中是一个单音字，标音作“huò”，同“矱”，有“尺度”之意[3]；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彟”和“矱”也都是单音字，也都有“尺度”之意，但却标音为“yuē”[4]；在《辞海》中关于“彟”的标音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标作单音字，读“huò”，另一方面又解释同“矱”，也是“尺度”之意，但“矱”却是一个多音字，读作“huò”，又读“yuē”，假如“彟”同“矱”的话，则“彟”也应该与“矱”一样是一个多音字[5]；《辞源》和《辞海》关于“彟”和“矱”的标音和解释基本相同[6]。那么“彟”究竟是个单音字，还是一个多音字?据《康熙字典》引用众多古词(字)书的解释是：
《广韵》：“忧缚切。”《韵会》：“郁缚切。”《说文》本作蒦，“蒦，尺度也。或从寻，寻亦度也。”马融《长笛赋》：“挑截本末，规摹彟矩。”又《广韵》、《集韵》：“丛胡麦切，音获。”[7]
由此可见，“彟”在古汉语中应该是一个多音字，既有“yuē”(约)音，又右“huò”(获)音。不过，作为“尺度”解，当作“yuē”音。那么武士彟的“彟”字到底应该读作“yuē”呢?还是应该读作“huò”?有的学者认为应该读作“huò”[8]，笔者认为应该读作“yuē”。理由有二：
其一，古籍里凡是提到武士彟的地方，都注音为“约”，即“yus”之音。如《资治通鉴》中凡是提到武士彟之处，胡注都标为“彟，一虢翻”。像卷199高宗永徽五年(654)三月条载：“庚申，加赠武德功臣屈突通等十三人官。……昭仪欲追赠其父而无名，故托以褒赏功臣，而武士彟预焉。”胡注曰：“彟，一虢翻。”又卷201高宗乾封元年(666)八月条载：“初，武士彟娶相里氏”，胡注也作：“彟，一虢翻。”又卷202高宗咸亨二年(671)四月条载：“初武元庆等既死，皇后奏以姊子贺兰敏之为士渡之嗣”，胡注也作：“彟，一虢翻。”又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690)九月条载：“丙戌，立武氏七庙于神都，……士彟兄孙攸归、重归、载德、攸暨、懿宗、嗣宗、攸宜、攸望、攸绪、攸止皆为郡王，诸姑姊皆为长公主。”胡注也曰：“彟，一虢翻。”另外，据《太平御览》卷110《皇王部·则天皇后》载：“《唐书》曰：‘则天皇后武氏讳曌，并州文水人也。父士彟’。”“彟”注音曰：“忧缚切。”[9]据此可知武则天之父武士彟之“彟”应该读“yuē”，而不是“huò”。
其二，古人起名和字一般都有一定的讲究，名和字之意应该是相对应的，如武士彟之兄武士稜字彦威，“稜”在古语中有“威严、威势”之意，士稜就是“士之威严”或“威严之士”之意，所以他的字也含有一个“威”字；武士彟的另外一个兄长武士让字冲，“让”在古语中有“谦让”、“退让”、“辞让”之意，士让就是“谦让之士”或“士之谦让”之意，而“冲”也有和“让”意相近的?谦虚”、“谦和”、“淡泊”之意；武士彟还有一个兄长武士逸字逖，“逸”在古语中有“逃跑”、“隐遁”、“散失”、“超越”之意，士逸有“士之隐遁”或“超脱之士”之意，而“逖”也有和“逸”之意相近的“远”和“远离”之意[10]。由此可以推论，武士彟之“彟”应该是借用了“尺度”之意，表示“士之有规矩、有法度”或是“有规矩、有法度之士”的含义在内，这和他的字“信”是有相对应的意思在里面的。而在古语中“彟”当作“尺度”解时，就应该读作“yuē”，而不读作“huò”。
既然如此，那么武士彟名字中的“彟”就和韦仁约名字中的“约”为同音字。不但如此，而且“彟”和“约”还都有“用秤称”的意思，比如说“彟一斤肉”或“彟有多重”，现在人们在口语里都用“约”，读音也有所改变，作“Yao”[11]，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在古语中的正式用字应该是“彟”。由此可见，《旧唐书》和《新唐书》的《韦思谦传》中所说的：“以音类则天父讳，故称字焉”的记载是正确的。
我们已经证明了《旧唐书·韦思谦传》的记载是正确的，那么，《孙处约传》中关于“寻避中宫讳”的记载就肯定是有问题的。为什么这么讲呢?这是因为唐人是很讲究避祖先之名讳的，如高宗、武后时人贾曾，父名言忠，他曾被任命为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固辞，乃拜谏议大夫、知制诰”[12]。又如懿宗时人卫洙，被任命为滑州刺史，上表称：“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虽文字有殊，而声韵难别，请改授闲官者。”[13]按：洙父名次公，“次”与“刺”同音。按照他的逻辑，凡是刺史类的官职他都应该避讳而不能出任。最为典型之事例为诗人李贺，“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14]。韩愈为之鸣不平，写下《讳辨》曰：“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和而唱之，同然一词。”[15]由此可见，唐人对父祖之名讳是很重视的。如果武则天原名武约的话，那不是有犯其父名讳之嫌吗?所以笔者认为，“孙传”的记载肯定是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理解“孙传”之记载呢?笔者认为存在有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这是一种减省说法，也即虽然记载的是“避中宫讳”，但在当时修史者看来，人们是可以根据字面意思来知道这究竟应该是避谁的讳的。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史书里也有出现，如《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关内道·华州”条记载：“华州华阴郡，……垂拱二年(686)避武氏讳曰太州。”以同样原因改名的还有“华阴县”改名为“仙掌县”、“华原县”改名为“永安县”、“华容县”改名为“容城县”、“江华县”改名为“云汉县”、“华亭县”改名为“亭川县”等，在这里我们不应该理解成武则天名“华”，避“武氏讳”就是避武则天的讳，而是避其祖武华之讳。这在其他史书里也可以得到佐证，如《唐会要》卷70《州郡改置上》中就记载：“华州，垂拱元年，避武太后祖讳，改太州。”除了年代稍有出入外，应该与新书志的记载是同一件事[16]。更有甚者，发动“五王”政变、逼武则天下台、拥立中宗复位的参预者之一崔玄暐，本名*，“以字下体有则天祖讳，乃改为玄暐”[17]。由此可见，“孙传”的记载可能是一种减省说法。
第二种可能性是“孙传”有脱漏字现象。这又可分为两种情况来分析：一是当初修史者粗心大意失字所致，当然也有可能是望文生义故意删削所致。众所周知，《旧唐书》在二十四史中是一部修撰比较粗糙的史书，成书于五代后晋之乱世，基本上是在抄撮剪裁唐代史料之基础上成书的，加之成于众人之手，良莠不齐，重复疏漏之处多有所见；二是后人在抄撮过程中脱漏所致。由于《新唐书》问世以后，“作者欧阳修等名气很大，为人们所崇信，因而《旧唐书》就逐渐不为人们所重视，流布日稀。到明代嘉靖年间，闻人诠想翻刻此书时，已有‘苦无善本’之叹。经他‘穷搜力索’，总算凑成了一部完书，刻成问世”[18]。但错乱之处已是比比皆是。所以出现像“孙传”之类的错误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孙传”有脱漏字现象，笔者以为，漏掉的是一个很关键的字，那就是，“寻避中宫(父)讳”，这样也就和“韦传”不矛盾了。
不管是那一种可能性，“孙传”之记载都不应该是避武则天之讳。结合“韦传”的情况，笔者有理由认为“孙传”也是避武则天之父武士彟之讳。
其次，笔者认为武则天的字也不是“明空”。既然我们已经证明了武则天的原名不应该是“武约”，那么雷先生关于武则天的字是“明空”，“正是‘约’之而又‘约’也”的解释也就不能成立了。
另外，笔者认为雷先生对据以论证武则天字“明空”的资料的引用和理解也有问题。雷先生引用的第一条资料是《太平御览》卷110《皇王部·则天皇后》引《唐书》曰：“则天皇后武氏讳明空。”在这里雷先生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就是将“曌”字，分开来作“明”、“空”两字解。我们知道古人书写和刻书的习惯顺序是从上到下的，这样的话，在古籍中“曌”字就很像是“明”、“空”两个字，但是在这里我们还是应该当作一个字，即“墨”字，如此才能和别的史料相印证。雷先生还认为《御览》所引《唐书》不是《旧唐书》，而是另有所本。笔者曾将《御览》所引《唐书》与《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相比对，发现前者正是在删削后者的基础上照录的，并且前者基本上是在字句方面对后者进行了删削，其他保留下来的内容与后者完全相同。为了慎重起见，笔者还曾仔细将《太平御览·皇王部》的其他所引《唐书》的唐代诸帝纪以及安禄山、史思明、黄巢等人的传与《旧唐书》诸帝纪、传进行了比对，发现都是这种情况。这说明《御览》所引的《唐书·则天皇后》就是本自《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而在《旧唐书·则天皇后纪》申明解记载：“则天皇后武氏讳曌。”[19]却不是讳“明空”，这也证明了雷先生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雷先生所引用的第二条资料《改元载初赦》(雷先生错作《改元载初敕》)中提到：“朕宜以曌为名”[20]，也与《御览》情况同，不应该将“曌”字拆分为“明”、“空”二字来解。至于雷先生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21]，说武氏在发布《改元载初赦》时，她所创的十二个新字“还未敲定，而只是预先宣布有此一事；稍后宗秦客奉敕改成并献上，才于同月八日颁行，此后遂以‘曌’字取代‘明空’，成为武氏的新名讳”。这种解释也很牵强。因为《资治通鉴》在对事件发生时间的记载方面，经常有不够严谨之处，尤其是在精确到某一年中的某一月和某一日时更是如此；并且《通鉴》也只是说武则天颁行新字的时间是“丁亥(八日)”，并没有说宗秦客奉敕改造新字献上的时间也是此日，事实上也不可能是同一天，因为改造新字必定还得有一个酝酿创制的过程，所以雷先生认为颁《赦》在前、改定新字在后的解释是不能成立的。其实，武氏在《赦》书中宣布自己定名为“曌”时，已明确提到了“特创一十二字，率先百辟”的话，也即自己以改名这种率先身体力行之举来倡导使用新字；并且解释了为什么要创定新字的原因。这说明《通鉴》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不够准确，而雷先生据此得出的结论也就站不住脚了!因此，笔者认为武氏定名为“曌”与颁行“新字”是同时进行的。并不存在先定名为“明空”，再过八天后，又颁定新字，改名为“曌”的这么一个过程!总之，武则天的原名不应该叫“武约”，其字也不称“明空”。武曌是她在689年改元载初时，以她所创制的新字中的一个字命名的。至于她在改名之前的原名究竟叫什么，则由于史所失载而不详，看来要真正搞清楚这个问题，还有待于进—步发掘新的资料。
注释：
[1]关于武则天创制新字的字数，有多种不同说法。《新唐书》卷76《后妃上·则天武皇后传》作12字；《唐大诏令集》卷4《改元载初赦》也记作12字；又《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十一月条也作12字，但据胡注讲实为14字；又《集韵》作16字；《通志》卷35《六书五·志》作18字；《宣和书谱》卷1作19字；而《正字通》仅作“8字”；今人董作宾、王恒余考证为17字(《唐武后改字考》，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3年，34期，471页。)今从《新唐书》、《唐大诏令集》和《资治通鉴》的说法。
[2]雷家骥：《武则天传》第26-32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古代汉语词典》第687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现代汉语词典》第1555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修订第3版增补本。
[5]《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音序])第74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6]分见《辞源》(修订本，1-4合订本)第573、1211页，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7]《康熙字典》寅集下第24页，彐部二十三划，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本。
[8]罗元贞：《武则天传》第4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9]《太平御览》卷110《皇王部·则天皇后》，第529页，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
[10]分别见《古代汉语词典》第953、1858、1538页。
[11]《现代汉语词典》第1555页，商务印书馆，2002年修订第3版增补本。
[12]《旧唐书》卷190中《文苑中·贾曾传》，5027-5029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13]《旧唐书》卷19上《懿宗纪》，651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14]《新唐书》卷203《文艺下·李贺传》，5788页，中华书局，1975年版，
[15](唐)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6](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关内道二·华州》条的记载与此基本相同，也作“垂拱元年”。另据《通典》卷173《州郡典三·古雍州上》华阴郡华州条也作“垂拱元年”。
[17]《旧唐书》卷91《崔玄暐传》。
[18]张舜徽主编：《中国史学名著题解》128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版。
[19]《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115页。
[20]见《唐大诏令集》卷4，16—18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另据《文苑英华》卷463《诏敕五》记作《改正朔制》，一作《改元载初赦》。《全唐文》卷96也作《改元载初赦》文。
[21]《资治通鉴》卷204天授元年(690)，6462-6463页，中华书局，1956年版。
[作者：王永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