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武则天一生创作甚丰。她的诗歌分成三部分。一是“颂”诗，二是“山水诗”，三是“爱情诗”。“颂”诗是继承了《诗经》“颂”的传统，多采用“四言诗”。其目的“是为巩固武周政权服务的，充满对李唐政权的反逆”[1]。山水诗，为扭转诗坛的文风，并将创作题材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2]的先河。爱情诗则是一代女皇的感情的真实流露。
　　一 “颂”诗
　　《毛诗序》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据有些学者研究。“颂”跟先民的祭祀有较大的关系。叶舒宪释“颂”时认为：“‘公’为男性符号，‘页’即头颅。在神话信仰中是阳性生命力、生殖力的储存库，‘公’与‘页’相对应，实际上暗示着阳物与头脑的认同关系。‘公’的概念源于有关神圣阳物的国家祭典，该祭奠的作用在于将圣阳物所代表的繁殖生育力传播到所有国土之中，让全体民众分而享之。‘页’为头，头即容器也，也就是《毛诗序》所讲的‘美盛德之形容’。此中可看出‘颂’的原始意义，即将男人的生殖器放入‘头颅’中用来祭祀。”[3]从中可看出这是一种男权色彩颇浓厚的祭祀仪式。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立宗庙何?曰：生死殊路，敬鬼神而远之。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庙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孝寄养也。宗者，尊也；庙者，貌也；象祖先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    
　　搞清楚了“颂”的含义，即在庙里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那么，下一步就该明白，举行仪式时念的祭文，就是《诗经》里与《风》、《雅》并列的《颂》了。这种祭文通常是配合雅乐念的四言诗，以显其古朴、典雅、庄重。而且念祭文的人通常是男人。
　　这种形式，到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些衰落了，到了武后朝，这种“颂”体又被采用。目的是“为了粉饰政治，宣扬武周革命的顺天应时，以及女主权威的至高无上。因此她不惜人力物力，采用各种形式来夸耀自己无可比拟的伟大功德[4]”。
　　这种堆砌词藻、呆板富丽的颂体诗形式上的意义自然是大于思想内容价值的。原因之一，据前文我们对“颂”的考释，可知“颂”这种形式与男权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颂”是男权社会的产物。武则天身为女子，采用这种“男权化”色彩颇浓的诗歌形式，本身就在昭示天下人，“我非一般母妻，而是一个政治家”。
　　原因之二，诗歌的形式由四言一变为五言、七言，其中自有它发展变化的轨迹。但是到了南北朝、隋唐，五言诗已蔚为大观。而武则天此时又采用四言诗的形式，本身也就在昭示天下人：她想用这种很传统的形式，复古的方法，就像她编的一些儒家色彩颇浓的传记类书一样，如《列女传》、《古今内范》、《保傅乳母传》、《内范要略》、《孝女传》一样，有收买人心的作用。
　　原因之三：武则天追求宏丽的气魄，对于盛唐以壮丽雄伟为上的审美观念的形成，应有潜移默化的作用。那个时代的种种宏观壮举，虽然奢华，却也显示了盛大的帝国气象，大大拓宽了文人们的胸襟和视野。所以张说论文，特别强调“天然壮丽”。“诗歌由初唐走向盛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诗境的开阔和气象的宏大，这与武则天时期造成的审美时尚是有关的”。
　　武则天的存诗中，“颂”的比重是最大的，共39首。有《曳鼎歌》(1首)、《唐享昊天乐》(12首)、《唐明堂乐章》(11首)、《唐大餐拜洛乐章》(14首)、《唐武氏享先庙乐章》(1首)。
　　这些诗歌的产生地点全在洛阳，从中可看出武则天作为政治家的风采。“古代中国都城史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洛阳总是充当长安的后补国都角色。……它最后一段作为隋、唐、后梁、后唐都城的三百余年辉煌历史，是从隋炀帝营建洛阳开始的。……隋代，关东地区经济实力超过素称天府的关中，东南地区经济在全国的重要性迅速上升，进一步向海洋发展已成为国人朦胧的目标。……大业二年正月，洛阳新城便告建成。洛阳新都气势恢宏，立即成为我国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夏，终于又有了一个安定大局的重心，新统一的国家，有了一个联结南北东西各方的枢纽，东西方文明古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也有了一个足够气派的中心。……隋炀帝营建东京洛阳，是富有历史眼光的开创隋唐盛世的战略性步骤之一”[6]。那么，同样有历史眼光的皇帝，就当属武则天了。她的《颂》诗，产生地点全在洛阳，也就是说，她作为一名政治家所作的政治宣言，全是在洛阳发表的。
　　我们就按着时间顺序，去领略武则天作为政治家的风采!
　　1．688年《唐明堂乐章》11首
　　明堂是古代帝王朝见诸侯、宣明政教并兼行祭祀的地方。
　　自汉以后有关明堂形制纷争不休。唐太宗曾令儒官商定明堂制度，却议而不决，没有着落。永徽二年(651)，高宗下令：“所司与礼官学士等考核故事，详议得失，备依典礼，造立明堂。”(《旧唐书·礼仪志二》)及太后称制，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垂拱四年(688)二月，“庚午，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以僧怀义为之使，凡役数万人”[7]。十二月“辛亥，明堂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棤藉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象。号曰万象神宫。宴赐群臣，赦天下，纵民入观。改河南为合宫县。又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大像；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侍御史王求礼上书曰：‘古之明堂，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今者饰以珠玉，图以丹青，铁*(上族下鸟)入云，金龙隐雾，昔殷辛琼台，夏癸瑶室，无以加也。’太后不报”[8]。
　　王世仁《明堂形制初探》(载《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指出：武则天明堂高294尺(合今54．32米)，每边各宽300尺(合今84米)，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明堂。王先生还指出：她(武册天)是把它作为一种更高的政权象征，一种崭新的精神形象，一种对传统礼制的挑战形式而设计的。……原来明堂祀五帝、颁月令、祭祖先、祈丰收的功能已经被逐渐完备的各种礼制祭祀的坛庙所代替，……它实际上只是君权神授的一个象征。它那十字轴线对称、层次井然有序、浑然一体的形象，表现出某种不可动摇的、统帅一切的力量和权威[9]。确实，此明堂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际功能。在武则天之前，唐代没有明堂。至开元二十七年(739)，唐玄宗下令拆掉洛阳明堂上层，改建下层为乾元殿，此后唐代也再没有建过明堂。
　　《唐明堂乐章》共12首。它们分别为：《外办将出》、《皇帝行黄钟宫》、《皇嗣出入升降》、《迎送王公》、《登歌》、《配飨》、《宫音》、《角音》、《徵音》、《商音》、《羽音》。
　　《旧唐书》卷30《音乐志》云12首，实际数仅11首。词藻华丽，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祈求福祉。如《皇嗣出入升降》曰：“至人光俗，大孝神通。谦以表性，恭惟立身。洪规载启，茂典方陈。誉隆三善，祥开万春。”再如《迎送王公》：“千官肃事，万国朝宗。载延百辟，爰集三官。君臣德合，鱼水斯同。睿图方永，周历长隆。”其实内容与《诗经》“颂”中的“绥我眉寿，介以繁祉”，“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惠我无疆，子孙保之”大同小异。但是，武则天就是用这种儒家的法则，一遍又一遍地在鼓乐声中，强化“女主”的意识。在雍容庄严的鼓乐声中，表现出政治的和谐与安定。
　　2．689年《唐大享拜洛乐章》15首
　　《全唐诗》题下注：“《唐书·乐志》曰：则天皇后永昌元年，大享拜洛乐：设礼用《昭和》，次《致和》，次《咸和》，乘舆初行用《九和》，次《拜洛》，受图用《显和》，登歌用《昭和》，迎俎用《敬和》，酌献用《钦和》，送文舞出、迎武舞入用《齐和》，武舞用《德和》，撤俎用《禋和》，辞神用《通和》，送神用《归和》。按《乐志》又有《归和》一章，亦送神词也。并载本集。逸酌献二章。”洛河洛神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祭祀的地方[10]。正因如此，有些人就在这上面做起文章来。
　　垂拱四年(688)，武承嗣使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末紫石杂药物填之。四月庚午，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献之。称获之于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宝图”。……五月戊辰，诏当亲拜洛，受“宝图”；有事南郊，告谢昊天；礼毕，御明堂，朝群臣，命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秋，七月丁巳，赦天下。更命“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祭祀比四渎。名图所出曰“圣图泉”，泉侧置永昌县。又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拜太师、使持节，神岳大都督，禁刍牧。又以先于汜水得瑞石，改汜水为广武。十二月己酉，太后拜洛受图，皇帝、皇太子皆从，内外文武百官、蛮夷酋长各依方叙立，珍禽、奇兽、杂宝列于坛前，文物卤簿之盛，唐兴以来未之有也。(《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垂拱四年条)。从中可看出，江山谁主的格局已经完全明朗，她登基的正式日期只是个议程问题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唐大飨拜洛乐章》就是当时祭祀洛水时的祭文。内容跟《明堂乐章》大同小异，都是祈求幸福的。
　　如《昭和》：“九玄眷命，三圣基隆。奉成先旨，明台毕功。宗祀展敬，冀表深衷。永昌帝业，式播淳风。”
　　《通和》：“皇皇灵眷，穆穆神心。暂动凝质，还归积阴。功玄枢纽，理寂高深。衔恩佩德，耸志翘襟。”
　　作曲撰词，十分动人，字里行间，充满对洛河之神的敬仰和膜拜，从乐曲之名均有“和”字考察，说明则天对天时人和、政局安定、帝业昌盛、式播淳风、天下太平的向往[11]。
　　3．690年《唐武氏享先庙乐章》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天授元年(690)九月“丙戌，初立武氏七庙于神都”。
　　《旧唐书》卷25《礼仪志五》云：“垂拱四年正月，又于东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京庙之仪。别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
　　全诗内容同前，仍是祈福的。全诗如下：
　　先德谦撝冠昔，严规节素超今。奉国忠诚每竭，承家至孝纯深。追崇惧乖尊意，显号恐玷徽音。既迫王公屡请，方乃俯遂群心。有限无由展敬，奠醑每阙亲斟。大礼虔中典册，苹藻敬荐翘襟。
　　这里“先德”是指武后父武士彟。全诗通过对武士彟的回忆，表达了武后对其父的追慕。如果说前二首诗是对神灵的敬慕的话，那么，这首诗的人间味就浓一些了。如“奉国忠诚每竭，承家至孝纯深”。而且此诗用了“六言”，在唐五代女性诗歌中非常罕见。
　　4．691年《唐享昊天乐》12首
　　《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二年(691)记载：正月，癸酉朔，太后始受尊号于万象神宫，旗帜尚赤。甲戌，改置社稷于神都。辛巳，纳武氏神主于太庙；唐太庙之在长安者，更命曰享德庙。四时唯享高祖已下三庙，馀四室皆闭不享。又改长安崇先庙为崇尊庙。己酉日南至，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百神从祀，武氏祖宗配飨，唐三帝亦同配。
　　这一年，武则天67岁。可以说武则天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孜孜不倦地奋斗了30多年，度过了重重难关，终于一步步走上了权力的峰巅，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真正女皇帝[12]。
　　在这十二首里，三言有二首，四言有五首，五言有三首，六言有一首，七言有一首，以四言、五言居多。三言急顿短促，六言、八言舒缓平稳，将这些长短不一的句式组织在一篇歌辞中，既显庄重典雅，又不失热烈和乐。内容多为歌颂升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安定、生产的发展，表达了作者对于“明德”这一清明政治的追求。
　　如第二：“瞻紫极，望玄穹。翘至恳，罄深衷。听虽远，诚必通。垂厚泽，降云宫。”
　　第四：“巍巍睿业广，赫赫圣基隆。菲德承先顾，祯符萃眇躬。铭开武岩侧，图荐洛川中。微诚讵幽感，景命忽昭融。有怀惭紫极，无以谢玄穹。”这首诗通过对自己一生的回顾，感谢上苍。用五言句，简洁明快，颇有女皇气度。
　　第九：“荷恩承顾托，执契恭临抚。庙略静边荒，天兵曜神武。有截资先化，无为遵旧矩。祯符降昊穹，大业光寰宇。”这首，有祈福之意。
　　总之，《唐享昊天乐》这组诗是武则天登基后祭天的诗歌。内容不太同于前三首诗。虽然都属于“颂”类，但这首诗读起来有一种自矜、自傲的成就感、自豪感，不管怎么说，前三首都是武则天奋斗的过程中做的诗，而这一首是对奋斗的历程的回顾。
　　史载，武周时生产发展，户口剧增，永徽三年(652)有户三百八十万，神龙元年(705)武则天去世时，有户六百一十五万。(《唐会要》卷48“户口数”)同时，武周帝时期国力强盛，疆域辽阔，边防巩固，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东有日本，北有骨利干，西有拂菻国、大食国、吐火罗、天竺、大勃律，南有真腊国、林邑国、佛誓。(《册府元龟》卷970)难怪此时的武则天如此自矜、自负。
　　5．697《曳鼎歌》
　　《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神功元年(697)记载：夏，四月，铸九鼎成，徙置通天宫。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余州高丈四尺，受千二百石。各图山川物产于其上，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太后欲以黄金万千两涂之，姚*(左王右寿)曰：“九鼎神器，贵于天质自然。且臣观其五采焕炳相杂，不待金色以为炫耀。“太后从之。自玄武门曳入，令宰相、诸王帅南北牙宿卫兵十余万人并仗内大牛、白象共曳之。
　　《唐会要》卷11云：“天册万岁二年三月二日，重造明堂成，号通天宫。四月朔日，又行亲享之礼，大赦，改元为万岁通天。其年四月三日，铸铜为九州鼎成，置于明堂之庭，各依方位列焉。……天后自制《曳鼎歌》调，令曳者唱和焉。”
　　在这种背景下，武则天作《曳鼎歌》，全篇充满了对先王的歌颂与崇拜，也从另一个角度表现出武则天的雄伟志向与气魄。全诗如下：“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玄降鉴，方建隆基。”
　　总之，“颂”诗在武则天的诗歌里占了非常大的比重。这些“颂”诗的意义在于：①继承了《诗经》中“颂”的传统。②宏大气势对从初唐到盛唐的转变起到了引导性作用。
　　这类诗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反映了武则天时期政局安定，国力强大，列国朝拜的社会现实，同时也展示了武则天的内心世界，即她作为帝王的抱负、主张以及忧虑，体现出她作为一代女皇鲜明的王者风范和帝王气概。诗中最突出的是其中所表现出的开创太平基业的信心与决心，这对唐人精神风貌的影响应该说是深远而强烈的。
　　谢元量评武则天乐府诗，说其“古质典雅，说者以比之唐山夫人之《安世房中歌》”。(《女性文学史》)
　　这些颂诗写得颇有气势。在武则天统治时期，重视诗歌气势之美、崇尚天然壮丽已成为诗歌创作风尚。紧承武周的中宗朝，虽只有五年，但其风益炽，更表现出了武周的余威后绪。由此可见，诗歌中的盛世气象并不是玄宗朝才突然产生的，早在武后朝就渐露端倪了。在她的倡导与影响下，宫廷中产生了许多气势磅礴、气魄宏大、表现盛世景象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当时宫廷生活、都市景象、人们心态的反映，是武周朝国力、国势的艺术折射。诗歌由初唐走向盛唐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诗境的开阔和气象的宏大，这与武则天时期造成的审美时尚是有关的。
　　二、山水诗
　　武则天的存诗中还有一些山水诗，如《游九龙潭》、《从驾幸少林寺》、《石淙》、《赠胡天师》。这些山水诗的意义在于：
　　第一、刺激了宫廷山水诗的发展，对七律的推广起着很大的作用。“久视元年五月十九日，武后率王公大臣游嵩山石淙，自制七律一首，同游十九人都用七律奉和。像这样君臣一起大规模游山玩水题诗的活动，在唐诗史上还是首次。七律在初唐尚未成熟。这次活动不但刺激了宫廷山水诗的发展，对于七律的推广也有明显的影响”[13]。到了中宗朝，群臣游宴赋诗更为频繁，七律创作已蔚然成风。到了睿宗景云年间，七律的形式最终确立。应该看到，七律的成熟有其特定背景，这就是武后、中宗朝频繁的应制唱和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活动是以武则天久视元年石淙赋诗开端的，这次活动对七律的定型，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第二、对扭转诗坛文风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四杰》中说：“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到市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14]其实在卢骆王杨之前，武则天早就由宫廷走到山水了，由台阁移至江山了，给卢骆王杨彻底地改变齐梁诗风对初唐诗坛的影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关联的是，武则天在嵩山举行的祭祀天地仪式的成功，同样也说明这个道理。
　　如《游九龙潭》：“山窗游玉女，涧户对琼峰。岩顶翔双凤，潭心倒九龙。酒中浮竹叶，杯上写芙蓉。故验家山赏，惟有风入松。”
　　九龙潭，在河南登封县太室山东岩之半。全诗对仗较为工整。诗写得很大气，没有初唐诗坛上所弥漫的六朝靡风。而最后一联“故验家山赏，惟有风入松”，写得很质朴，颇有些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味儿，也开了唐山水田园诗的先河。这里要注意的是：此诗的意象，“玉女”、“双凤”，颇有女性化的色彩。
　　又如《石淙》诗：“三山十洞光玄箓，玉峤金峦镇紫微。均露均霜标胜壤，交风交雨列皇畿。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浴云衣。且驻欢筵赏仁智，琱鞍薄晚杂尘飞。”
　　石淙，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武则天尝在此大宴群臣，诸文士应制赋诗，连同武后自撰者，计得诗17首，诸诗皆刻于北崖，南崖则刻有张易之所撰之《秋日宴石淙序》，诗与序并为薛曜所书[15]。
　　此诗写得颇有皇家气息。虽属应制诗，但全诗不见齐梁文风的柔靡、俗艳，气势非常壮观。“尔其近接嵩岭，俯届箕峰。瞻少室兮若莲，睇颍川兮如带。既而蹑崎岖之山径，荫蒙密之藤萝。汹涌洪湍，落虚潭而送响；高低翠壁，列幽涧而开筵。密叶舒帷，屏梅氛而荡燠，疏松引吹，清麦候以含凉。”这是诗序对石淙的生动描绘，但诗中仅以高岩和幽涧两个对立的特征，形象地反映出了石淙险要而幽静的环境。“藏日色”、“浴云衣”，一夸张、一比喻，使诗句不乏生气，且给人充分想象的余地。正当诗人“就林薮而王心神，对烟霞而涤尘累”时，马上打住，“且驻欢筵赏仁智”，姑且留驾赐宴群臣。“琱鞍”句写群臣赴宴纷至沓来的壮观。武则天执政处在唐朝上升时期，其诗也反映出追求那种宏大壮美，积极进取的精神。而诗歌追求辞藻的工丽，对仗的工整，对律诗的最后形成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从驾幸少林寺》诗曰：
　　陪銮游禁苑，侍赏出兰闱。云偃攒峰盖，霞低插浪旂。日宫疏涧户，月殿启岩扉。金轮转金地，香阁曳香衣。铎吟轻吹发，幡摇薄雾霏。昔遇焚芝火，山红连野飞。花台无半影，莲塔有全辉。实赖能仁力。攸资善世威。慈缘兴福绪，于此罄归依。风枝不可静，泣血竟何追。
　　少林寺，在河南登封县西北二十五里少室山北麓。这首诗是武则天“睹先妃营建之所，倍切茕衿，逾凄远慕，聊题即事，用述悲怀”(见《从驾幸少林寺序》)。
　　身为皇后的武则天陪高宗一起游嵩山，在日光的映照、云霞的衬托下，嵩山景色如画。看到母亲杨氏“净业熏修之所，犹未毕功”(《全唐文》卷97《赐少林寺僧书》)，武后遂生无限悲凄叹惋之情，结句“风枝不可静，泣血竟何追”，情挚意浓，颇含哲理。
　　此诗属山水诗，写得气势宏大，但不乏儿女情怀。“风枝不可静，泣血竟何追。”表达了女儿对母亲的思念。
　　《赠胡天师》诗曰：
　　高人叶高志，山服往山家。
　　迢迢间风月，去去隔烟霞。
　　碧岫窥玄洞，玉灶炼丹砂。
　　今日星津上，延首望灵槎。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27云：“天师胡慧超，字拔俗。……高宗上元间来自庐山，栖于豫章西山之洪井。偶抵京邑，诏除寿春宫狐妖，赐洞真先生，至是天后以蒲轮召之。……辞请还山修炼。”
　　《朝野佥载》卷5曰：“周圣历年中，洪州有胡超僧出家学道，隐白鹤山，微有法术，自云数百岁。则天使合昌盛药，所费巨万，三年乃成。自进药于三阳宫，则天服之，以为神妙，望与彭祖同寿，改元为久视元年。放超还山，赏赐深厚。”
　　《全唐文》卷97武则天《赐胡洞真天师书》曰：
　　先生道位高尚，早出尘俗。如轩历之广成，汉朝之河上。遂能不远千里，来赴三川。日御先开，望霓裳之渐远。天津后渡，瞻鹤盖以方遥。空睇风云，惆怅无已。倘蒙九转之余，希遗一丸之药。”这些诗都写得颇有皇家气魄，一扫齐梁诗风的媚态。
　　有学者认为，唐代女子出游是“一种离开日常生活空间一段时日，以空间的移动为基本特征的行为”[16]。武则天的出游并不是为了欣赏山水景色，而是想显示她的统治权力，向天下昭告武周社会的繁盛。因为宫外广大的社会空间才是她们表演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她们可以尽情地展现她们不同于普通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对她们来说公开的外出游历是极富有象征意义的，她能赋予她们以地位声望和与众不同的感受，也能使其他的人仰望和羡慕[17]。
　　山水诗在盛唐蔚为大宗，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在武后宫廷内形成的风气，对于这一题材的迅速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三 爱情诗
　　武则天的爱情诗就是她的著名的《如意娘》，写得含蓄、热烈、风格独特。玩味之余，令人难以相信，此诗竟出自一代女皇之手。全诗写得情思缱绻，且结尾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也不知则天皇后是在哪一个不眠之夜酝酿，又在哪一盏不眠的青灯下写成的呢?
　　任半塘《唐声诗》下编曰：“《如意娘》，[创始]唐教坊曲，武后时人作，‘如意’乃武后年号，[别名]《如意曲》。《万首唐人绝句》作《如意曲》，填词名解因之。日本阳明文库藏五弦谱内，有《如意娘》谱，未公表。《近事会元》引《乐府杂录》：‘《如意娘》，唐则天撰之’，今传本《杂录》未见。《升庵诗话》六曰：‘张君房《脞说》云：千金公主进洛阳男子，淫毒异常，武后爱幸之，改明年为如意元年。是年淫毒男子亦以情殚疾死，后思之，作此曲，被于管弦。呜呼!武后之淫虐极矣!’张、杨因‘如意’二字，拟说如此，未足据。”
　　任先生《如意娘》杂考：“武后天授三年四月，改元如意，谓此曲出于武曌，记载佥同，应非无故。下列《大酺乐》作于万岁登封元年，乃名《登封大酺歌》，与此曲取名正相类。而后人另指本事，别有贬斥，无非附会。”
　　全诗如下：“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不信比来常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古今中外写相思泪的诗不少。武则天此作将外形的泪痕与内心的愁绪交融着笔，如果不论诗的具体背景，则是婉曲有致地表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闺思闺怨和引入共鸣的完全异化的人性[18]。通过此诗，我们不难看出女皇武则天，也曾有过爱情的渴求、相思的痛苦和忧郁的情怀。
　　钟惺《名媛诗归》卷9评曰：“看朱成碧’四字一奇，然尤觉‘思纷纷’三字，愦乱颠倒得无可奈何。”‘老狐媚甚，不媚不恶”。据说此作是在感业寺剃度后写的。我猜想，她和唐高宗在感业寺再度相逢时，一定泪流满面地将此诗交给高宗，而她的其时是弱者的泪水，终于一度倾覆淹没了赫赫的大唐王朝[19]。
　　总之，武则天的诗歌中以“颂”诗为主。在鼓乐声中，显示女皇的威风与气派；而山水诗，在湖光山色之间，一扫阴柔的齐梁诗风，充满了阳刚之美。爱情诗则是她女儿情怀的真实流露。
　　注释：
　　[1]吴以宁、顾吉辰著：《中国后妃制度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2]闻一多撰，傅璇琮导读：《唐诗杂论·四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3]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1-515页。
　　[4]葛晓音著：《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之《论初唐的女性专权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
　　[5]葛晓音著：《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之《论初唐的女性专权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6]胡戟著：《隋炀帝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2—83页。
　　[7][8]《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垂拱四年(688)。
　　[9]杨志刚著：《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4页。
　　[10][11]吴以宁、顾吉辰著：《中国后妃制度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12]葛承雍著：《煌煌盛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204页。
　　[13]葛晓音著：《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之《论初唐的女性专权及其对文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
　　[14]闻一多著：傅璇琮导读，《唐诗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15]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卷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5月，第51页。
　　[16]李仲广、卢昌崇《基础休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118页。
　　[17]甘朝有：《旅游心理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18]李元洛：《巾帼唐诗之旅》，《名作欣赏》，1999年1月版，第17页。
　　[19]李元洛：《唐诗之旅》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作者：郭海文，女，博士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乾陵吟古
　　黄光任
　　无字碑
　　碑上无字之谜，是千百年来争论的焦点，人们虽有许多不同的猜想，但至今仍是一个难解之谜。
　　巍巍巨碑傲苍穹，舞龙盘螭守帝陵。素笺不镌悬寓意，史书失载有奇情。
　　“德高望重”岂难述，“自惭形秽”恐无凭。遍布题诗争毁誉，女皇未计身后名。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