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长安城开化坊中的荐福寺，是女皇武则天(624—705)为给自己的丈夫唐高宗李治(628—683)祈福而修建的皇家寺院，它的诞生和发展，与武则天的政治生涯休戚相关，甚至于在武则天去世多年以后，在唐武宗李炎(814—846)会昌五年(845)七月毁佛时，寺院的皇家地位也未曾撼动，荐福寺成为保存至今的长安仅存的三座唐代皇家寺院之一。
　　据文献记载，弘道元年十二月丁巳(初四日，公元683年12月27日)夜，唐王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崩逝于东都洛阳贞观殿[1]。唐睿宗文明元年(684，是年正月改元嗣圣，二月改元文明，九月改元光宅)三月，高宗李治去世百天，武则天为了给丈夫高宗李治祈福，将三儿子李显的住宅英王府献为寺院，起名为“献福寺”[2]。这一年她废中宗李显为庐陵王，立自己的第四个儿子李旦做了傀儡皇帝，是为唐睿宗，自己以皇太后身份决断朝政。天授元年(690)九月，武则天降睿宗皇帝为皇嗣，以洛阳为神都，改李唐国号为“武周”，正式登基，成为“圣神皇帝”。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洛阳立武氏七庙为太庙的同时，改长安献福寺为荐福寺，并以飞白体亲自题写了“敕赐荐福寺”的匾额。圣历元年(698)，在狄仁杰、吉顼、李昭德等重臣的切谏下，武则天终将三儿子庐陵王李显召回宫中，复立为太子[3]。神龙元年(705)正月，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已等定策率羽林兵政变，武则天被请下台，归政于唐朝，李显复位，恢复大唐国号，改年号为神龙[4]。其年十一月壬寅(二十六日，公元705年12月16日)，武则天死于洛阳上阳宫之仙居殿，终年83岁，“遗制祔庙、归陵，令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5]。神龙二年(706)五月，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于乾陵寝宫。景龙年间(707—709年)，唐中宗李显在荐福寺修建小雁塔(即荐福寺塔)[6]，费时三年而完工。这座塔在这里耸立了1300年，见证了唐王朝的兴衰和寺院几毁几立的情形。
　　一 荐福寺营建的缘起与武则天的宗教信仰
　　1．荐福寺优越的地理位置
　　荐福寺位于唐长安城的开化坊，据《唐会要》卷48“荐福寺”条记载：“开化坊，半以东，隋炀帝在藩旧宅。武德中赐尚书右(按：“右”应为“左”)仆射萧瑀为园。后瑀子锐，尚襄城公主，不欲与姑异居，遂于园后地造宅。公主卒后，官市为英王宅。文明元年三月十二日，敕为高宗立为献福寺。至六年十一月，赐额改为荐福寺也。”[7]由此可知，荐福寺原名献福寺，其地开化坊曾是隋炀帝在藩时的晋王府。李渊建立唐朝以后，将此地赐给当时的雍州都督萧瑀为“西园”，而萧瑀的姐姐就是晋王杨广的萧妃。萧瑀之子萧锐又娶了唐太宗的长女襄城公主。公主死后，此地官市又成为英王李显的住宅。也就是说，这里曾经是两位皇帝的“潜龙旧宅”。
　　大荐福寺，占据了唐长安城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以东第一纵列的第二、第三坊，即开化坊和安仁坊。长安城的坊里，由外郭城中的东西向与南北向通衢大街自然交叉分割而成。坊里在排列上，采取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左右对称的形式。“朱雀大街以东，东西五个纵列，南北一十三个排坊，共五十五坊另一市；朱雀大街以西，亦为东西五个纵列，南北一十三个排坊，共五十五坊另一市”[8]。坊里在布局上，都城的设计者还给坊里位置的设计，赋予了一定的寓意，皇城正南、朱雀大街两侧的东西四列九排的三十六坊，“以象四时”，“九逵之制”。开化、安仁两坊，位于这四列当中朱雀大街东第一纵列，与皇城仅一坊之隔，西临唐长安城的中轴线即交通主干道朱雀大街，东西两面与繁华的东市、西市相隔不过两三个里坊，寺院地处交通便利、居民集中的繁华之地，这样的地理位置，便于人们礼佛和游园观戏。据史料记载，为了便于朝谒，百官宅地，多分布于近北诸坊[9]。因之，开化、安仁两坊就成为长安城内士庶宅第分布较集中的地区。其中，安仁坊多住亲王外家，如宁王李宪外祖父刘延景宅、薛王李业舅父王昕宅皆在此坊[10]。代宗时，宰相元载在安仁坊与大宁坊，“开南北二甲地，室宇宏丽，冠绝当时”[11]。开化坊多住达官贵人，如太傅盖文达、尚书左仆射令狐楚、户部尚书马总、京兆尹黎干等[12]。优越的地理位置还便利了皇室成员来这里礼佛，著名高僧义净当年在这里翻译佛经时，中宗李显就经常出宫来荐福寺协助义净抄写经卷，很多朝臣贵戚亦跟随皇帝来这里礼佛观景，留下了大量的赞美荐福寺的应制诗。如宋之问曾在诗中称赞荐福寺是梵筵圣邸，其诗曰：“梵筵光圣邸，游豫览宏规。不改灵光殿，因开功德池。莲生新步叶，桂长昔攀枝。涌塔庭(一作花)中见，飞楼海上移。闻韶三月幸，观象七星危。欲识龙归处，朝朝(一作来)云气随。”[13]
　　2．武则天的宗教信仰
　　荐福寺营建的缘起是武则天与三子李显、四子李旦的权力斗争的结果，从根本上说是武则天与李唐王朝的斗争。作为一个女性在男权至上的社会里要实现她以女身当国的理想，除了她所具有的非凡的个人胆识与政治才干外，武则天主要还借助了宗教的力量，为她登上皇位寻找理论根据，从而使她的改朝换代之举具有了某种神圣的合法性。
　　李唐王朝取得政权以后，尊崇道教李耳为祖先，推崇道教为国教，而儒学思想发展到唐代也基本形成定式，男权至上，妇女被“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思想紧紧地束缚着，身为女性的武则天唯一的理论根据是佛教。这是因为，佛教在唐代处于空前发展时期，尤其是唐初民间广为流传的弥勒信仰，而弥勒信仰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弥勒作为未来佛，将会在释迦牟尼去世后，下生到人世间成佛，并在人世间建立佛国净土。弥勒信仰中，不仅不排斥女性，而且女性在信众团体中可以高居领导地位。洛阳白马寺僧薛怀义和东魏国寺僧法明等九僧伪撰的《大云经》中有两处讲到女主，一处是说大精进龙王的护法夫人转世为天女，后来再转世，以女王当王国土。另一处是讲黑河女王，其父死后，女增长嗣位，佛说此女王“未来当得作佛，号净宝增长如来”。《大云经》里的记载对武则天实现她的女皇梦来说如获至宝。释法明等人上表献《大云经》时，声称武则天“乃弥勒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人世)主”，故“有御史郭霸上表称‘则天是弥勒佛身’”，[14]加上侍御史傅游艺“帅关中百姓九百余人诣阙上表”，“百官及帝室宗戚、远近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合六万余人，俱上表请改国号为周”[15]，于是，在舆论造足之后，武则天立即顺应民意做了女皇，并改国号为周。当上女皇的武则天，不但立即下令，“两京(长安和洛阳)及诸州各置大云寺一区，藏《大云经》，使僧升高座讲解”[16]，而且处处以弥勒佛自居；不仅名号、尊号前冠以弥勒慈氏，如“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而且大修弥勒造像。在她统治的15年间，鼓励民众信仰佛教，无论大小寺院都修有供奉弥勒的道场“慈氏阁”。对佛界大师更是尊崇备至，不仅在朝堂上，置佛僧于道士之上，而且广罗天下高僧来京城寺院译经、讲法。证圣元年(695)，武则天亲率朝臣于洛阳城上东门外迎义净大师回国，后又带他回到长安，在荐福寺续译了《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等经卷[17]。
　　唐朝历任皇帝中除武宗李炎外，都提倡和利用佛教统治社会，尤以武则天把佛教的发展和利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表现为：她大力提倡造寺、写经、译经和勘定众经目录，借助宗教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据唐人韦述《两京新记》记载，唐代天宝以前的长安，有僧寺64座，尼寺20座，道观10座，女庵6座，波斯寺2座，胡祆祠4座。佛寺占了绝大多数。说明了佛教在长安城宗教中的绝对地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武则天将英王李显府邸献为寺院的目的可谓一举三得，其一，为先帝李治祈福，其目的是告知天下她对高宗皇帝的一片尊崇之心和怀念之情。武则天仿效唐太宗李世民和唐高宗李治为亡母和先皇献福营建寺院的做法，为高宗祈福建献福寺，而实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其二，贵为天子的宅邸自然不允许其他人居住。献宅邸为寺院的同时，进一步打击和削弱了李唐宗室特别是中宗李显在长安朝廷的势力。其三，利用佛教势力，扩大影响，多了一个为自己执掌朝政、号令天下鼓吹呐喊的阵地，为进一步登上皇帝宝座奠定理论基础。
　　二 武则天时期在荐福寺活动过的高僧大德
　　1．荐福寺的园林环境
　　荐福寺占据了开化、安仁两坊，由寺院和浮图院组成，寺院在开化坊，门朝南开，浮图院位于安仁坊，门朝北开，中间以大街相隔，两大门相对。初建寺时，武则天曾“度僧二百人以实之”[18]。当时荐福寺的规模虽无史料记载可查，但与当时长安城中规模最大的寺院慈恩寺相比较，慈恩寺有房十余院，1897间，也不过度僧300人而已，况且，荐福寺东院还有一放生池，“放生池周二百余步”，“永泰二年，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凿渠自京兆府直东至荐福寺东街，北至国子监正东至子城东街，并逾景风、延喜门入苑”[19]。有漕渠相通，可知放生池的水为活水，这不仅使得荐福寺的景色异常秀丽，而且说明荐福寺的规模也是空前的。
　　大荐福寺地处长安城中心的繁华地带，寺宇广阔，庭院优雅，古木森然，花草茂密，翠竹成林，牡丹成荫。唐代诗人李端在《宿荐福寺东池有怀故园因寄元校书》一诗中，描绘了荐福寺的园林胜景，诗曰：“暮雨风吹尽，东池一夜凉。伏流回弱荇，明月入垂杨。石竹闲开碧，蔷薇暗吐黄。倚琴看鹤舞，摇扇引桐香。旧笋方辞箨，新莲未满房。林幽花晚发，地远草先长。”[20]而唐朝诗人徐夤的《忆荐福寺南院》诗曰：“**声中双阙丽，牡丹花际六街尘。”[21]胡宿的《忆荐福寺牡丹》诗中写道：“十日春风隔翠岑，只应繁朵自成阴。樽前可要人颓玉，树底遥知地侧金。花界三千春渺渺，铜槃十二夜沉沉。”[22]两首诗分别描述了当时园内牡丹盛开、繁花似锦的情景。从唐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的荐福寺是杨柳依依、石竹碧绿、蔷薇吐黄、槐树婆娑、桐花飘香，满园的牡丹盛开成荫，处处的青草芳香萋萋，宽阔的放生池碧波荡漾，湖面上荷花争艳，莲蓬尚青还未满房，野鹤在园中自由飞翔休憩。大量的绿色植被使寺院的气候非常湿润凉爽，文人雅士在这里抚琴吟诗、参禅悟道，木鱼声声，香烟缭绕，礼佛诵经不绝于耳，好个人间仙境，直到今天，荐福寺小雁塔景区内的园林环境幽雅，盛夏时的平均气温比园外低3—5度。虽然外面车水马龙，进得院来却格外幽静，大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境，是难得的城内世外桃源。环境优美、清雅绝伦的荐福寺，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在此游玩、会友、赏花、吟诗、茗香、住宿，“春城乞食还，高论此中闲”[23]。“啜茗翻真偈，燃灯继夕阳”[24]。荐福寺的花卉繁多，唐代诗人王维曾跟随荐福寺的道光禅师学习佛法，“以种花为佛事”，制作花药。王维在《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诗中描绘道：“异卉齐谐，群艳耀日，闻钟高阁，觐佛升堂”；甚至于“连九冬之月，种类若干，流芳忽起，杂英乱飞”。可见，种花、养花是僧人的分内事，是修行之必需，而且用花来入药。由于环境优美而又恬静，荐福寺还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去处。唐末文人温庭筠的《华州参军》中记载了一则爱情故事，说是书生柳生与崔女相爱，崔女之母为了成全女儿，“乃命(婢女)轻红于荐福寺僧道省院达意”，即让红娘到荐福寺为二人牵线说媒。
　　史载中宗复唐的第二年，曾在西园(荐福寺)问道，对自己当年的“潜龙旧宅”眷恋不已，继而对荐福寺“大加营饰”[25]。工部奉敕修葺大荐福寺，工部尚书张锡亲自主持监修，中宗命名僧道岸亲自设计。另外还专门请了江南的律宗大师道岸通典斯任。景龙年间(707—709)，韦皇后率后宫施(捐)钱，在安仁坊西北隅荐福寺浮图院修建了荐福寺塔。大荐福寺重修以后，中宗多次前来巡幸，百僚奉和赋诗，“象设隆新宇，龙潜想旧居。碧楼披玉额，丹仗导金舆。代日兴光近，周星掩曜初。空歌清沛筑，梵乐奏胡书。帝造环三界，天文贲六虚。康哉孝理日，崇德在真如。”[26]其建筑风格，“桂舆超群辟，兰宫列四禅。半空银阁断，分砌宝绳连。”[27]“香塔鱼山下，禅堂雁水滨。珠幡映白日，镜殿写青春。”[28]从这些保存下来的唐诗中我们可以窥见其当时重修后的富丽堂皇，说明唐中宗时期把荐福寺的规模和繁荣推向了它的历史巅峰，那时寺中，名僧荟萃，群贤毕至，号为当时京城长安的第一佛寺。
　　2．武则天、中宗时期活跃于荐福寺的高僧大德
　　荐福寺由武则天创建，兴盛于中宗时期。这一时期正是长安佛教的上升时期，当时，活跃于京城的一些最著名的高僧大德如义净、法藏、实叉难陀等，都在这里活动过。
　　(1)义净
　　在中国佛教史上，义净与晋代法显、唐代玄奘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求法高僧和佛经翻译家。他曾西行求法，历经南海诸国，到达印度，对印度佛教的制度、律仪、传统及印度的语言和文化都有体会和感触，并在佛逝国(室利佛逝国的省称。7世纪到13世纪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古国)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两部传记。
　　义净(635—713)，俗姓张，字文明，唐齐州(今山东济南)人。7岁出家，高宗咸亨二年(671)，37岁的义净从广州出发，泛海西行，去印度学习佛法。天授元年(690)，还在佛逝(今苏门答腊)翻译佛经的义净，得知武则天改唐国号为周登基的消息，并且了解到武则天崇尚佛教，遂请在佛逝结识的来自澧州(今湖南澧县)的大津法师，携带他的两部传记和部分已经翻译的经文十卷回国进呈朝廷，在得到嘉许后，于长寿三年(694，后改为延载元年)启程北上朝见武则天。
　　武则天得到义净来到洛阳的消息，立即率领众朝臣亲迎于洛阳城上东门外，并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虹幡彗日，凤吹遏云，香散六铢，华飘五色”[29]。自671年至695年，义净泛海求法前后历时25年，途经30多个国家，带回梵文经卷四百余部。从证圣元年(695，是年九月改元天册万岁)起，义净追随武则天，在长安荐福寺和洛阳佛授记寺两地翻译佛文经典。同时，积极配合了武则天的一些政治活动，如武则天声称得到民间贡献的“天赐石函”，其中有12个神奇文字，众不能识，她就命令义净辨认，义净居然译写出来，说是“天册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则天大喜，于当年九月为自己加上“天册金轮圣神”的称号，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册万岁”[30]。可以看出，义净已经成为武则天和唐皇室倚重的大师级的佛教权威，义净利用皇室的力量弘扬了佛法，尤其是律宗教义，而武则天则利用义净宣传了自己的君权神授思想。皇室后来还在荐福寺专门为义净修建了译经院，义净的晚年就在荐福寺度过，直至圆寂。义净在荐福寺译经院共翻译经书31部106卷[31]，唐睿宗追赠他为“鸿胪寺卿”的官衔，安葬于长安延兴门外，享年79岁。唐中宗称赞义净是“梵宇之栋梁，法门之龙象[32]”。义净一生共译经56部计230卷，荐福寺也因义净而成为中国佛经翻译史上著名的“长安三大译经场”之一。
　　(2)法藏
　　法藏(643—712)，又称康藏、贤首国师、国一法师，本康居[33]人，其“祖父自康居来朝，庇身辇下”，故以康为姓；其父讳谧，“皇朝赠左卫中郎将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法藏28岁，“荣国夫人(武则天之母)奄归冥路，则天皇后广树福田度人，则择上达僧，舍宅乃成太原寺，于是受顾托者连状推荐”[34]，法藏在武则天的罗致下成为高级僧侣，在武周时号称“康藏国师”。
　　圣历二年(699)，法藏受武氏之诏在东都洛阳佛授记寺讲授新译的《华严经》，当讲到《华藏世界品》时，奇迹发生了：讲堂及整个寺院都在震动。法藏派人把这一“奇迹”报告给武氏，武氏立即下诏答复曰：“昨请敷演微言，阐扬秘颐。初译之日，梦甘露以呈祥；开讲之辰，感地动以标异。斯乃如来降迹，用符九会之文；岂朕庸虚，敢当六种之震。披览来状，欣惕于怀。”[35]武则天一面将《华严经》神化，一面又称如来为武氏的统治而“降迹”，是国家之祥瑞、这样，武周便是天命所归了。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把武则天和法藏之间相互利用的关系看得一清二楚：武则天利用法藏和华严宗来神化自己的统治，消除百姓对女人称皇帝的成见，稳固武周社稷；法藏则利用女皇的“金口玉牙”来抬高华严宗和法藏身在佛教界的地位。法藏死后被赠鸿胪卿，赙绢1200匹，按“三品”规格举行国葬。可见法藏在当时享有多么大的“殊荣”了。
　　唐玄宗先天元年(712)，法藏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年70岁。葬在神禾原华严寺的南边，秘书少监阎朝隐撰写碑文，概略地陈述了他一生行化的事迹，这就是现存的《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智俨所创教相和观行的新说，得到法藏详尽的发挥，才使一宗的教观建立周备，所以法藏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后世称他为“华严宗三祖”。
　　(3)实叉难陀
　　实叉难陀(652—710)，唐于阗(今新疆和田)人，以通大小乘学和外论著名。武周时，则天后听说于阗有完备的《华严经》梵本，即遣使访求并聘请译人，实叉难陀便以此因缘，带着《华严经》梵本来华。他于证圣元年(695)到达洛阳，住在内延大遍空寺，重译《华严经》。武后很重视，开始还亲自参加。难陀后来又在洛阳三阳宫、佛授记寺、长安清禅寺等处续译诸经。长安四年(704)，他以母亲年老，请求归省，朝廷特派御史霍嗣光送他回归于阗。中宗即位，于景龙四年再度邀请他到长安，中宗与百官亲迎于长安城开远门外，实叉难陀乘大象直趋大荐福寺安置。可惜的是，实叉难陀这次到荐福寺后，未遑翻译，即患病于睿宗景云元年(710)十月遽然离世，享年59岁。他的遗体在开远门外的古燃灯台焚化，骨灰由他的门人悲智和唐使哥舒道元奉送护归原籍。后人在长安焚化难陀的遗体处建起七层浮图以为纪念，号称“华严三藏塔”。
　　三 自女皇开基，荐福寺的名号一直沿用至令
　　1．唐武宗毁佛时
　　武则天之后的荐福寺，在唐武宗毁佛之前，依然香火很旺，佛事众多。日本求法僧圆仁在其《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武宗毁佛前荐福寺的一些情况，皇室为文宗的周年在荐福寺举行“国忌日”，“请一千僧”为“千僧斋”，能同时为1000僧人开斋饭，可见荐福寺的斋堂规模是相当大的。大荐福寺的佛牙供奉也很有名，寺里专门建有“佛牙楼”，每至佛诞日，寺里举办佛牙会和无碍斋供，布施者“向佛牙楼散钱如雨”[36]。由此可见荐福寺在唐长安城佛寺中的地位之高和经济状况之殷实雄厚。
　　会昌五年(845)七月，武宗李炎毁佛，“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祅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区(处)。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仅“敕上都(长安)、东都(洛阳)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37]。“上都左街留慈恩、荐福，右街留西明、庄严。”[38]由于荐福寺是武则天敕建的为高宗祈福的圣地，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因而在这场残酷的灭佛运动中幸免于难，躲过了厄运。
　　2．《圣旨碑》的故事
　　在今天西安的小雁塔景区内，大雄宝殿正南靠东面第一块碑的阳面有楷书刻和“圣旨”二字，这就是人们常称的圣旨碑。这块碑立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碑文记述了明英宗时蕃僧勺思古整修荐福寺的故事，蕃僧勺思吉本是西宁觉弘寺的和尚，来荐福寺后，看到殿宇大都破败不堪，便到处化缘，发愿重新整修寺院，勺思吉用了17年时间才将寺院整修完毕。工程竣工后，他亲自带着绘制好的“荐福寺殿堂图”去北京，向明英宗乞赐寺名，却差点惹上了杀身之祸。原来，明英宗看到寺内各个大殿都用皇家专用的绿色琉璃瓦作装饰，认为犯了大忌，勃然大怒，问他“安得绿瓦盖?”“着礼部审这僧，审的清楚来问”[39]，欲治罪勺思吉。查案的时候勺思吉辩解说，荐福寺是唐代则天女皇敕建，是一座等级很高的皇家寺院，正佛殿、藏经楼等八座大殿的檐角都用绿色琉璃瓦作装饰，他在修缮时只是用了唐代寺院用过的旧瓦作装饰，并不敢擅自使用。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唐代荐福寺的富丽堂皇和崇高地位。礼部官员将勺思吉所辩回奏英宗，英宗知其原委，下旨继续沿用武则天敕赐的寺名“荐福寺”，并且准勺思吉做荐福寺的住持。正像碑文中所描述的，唐朝之后，虽历经了宋元明清朝代的更替，但荐福寺前朝皇室寺院的地位始终没有变，木质朽坏的匾额都由皇帝亲自书写，至今的荐福寺内仍然保留着明英宗朱祁镇用楷体书写的“敕赐荐福寺”匾额。
　　综上所述，唐代的皇家寺院荐福寺由女皇武则天建立，它是武则天宣传其统治思想的重要阵地。荐福寺因武则天而荣，它不是佛教任何一个宗派的祖庭，正是由于它崇高的皇家地位，才允许各宗派的高僧在此讲经说法，便于不同信仰的皇家贵族来此礼佛，就像一个综合学科的大学讲堂，当年就有很多可见于史料记载的著名高僧来荐福寺设讲堂、开译场、授徒弟，还有来自于古印度、新罗、日本的僧人来荐福寺讲学、助译和学习传承佛法，荐福寺是一所十方禅林。由于武则天的推崇，荐福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义净译场更成为长安三大译场之一，在学术上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可以说，武则天因荐福寺而在宫廷的权力斗争上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砝码，荐福寺因武则天而生，更因武则天而得以保留至今，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唐代历史和宗教发展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的实物资料。
　　注释：
　　[1]《唐会要》卷1、《通鉴》卷203所记相同，《旧唐书》卷5作“己酉”，误。
　　[2]王溥撰：《唐会要·寺》卷48，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846页。
　　[3]《旧唐书》卷89《狄仁杰传》载：“初，中宗在房陵，而吉顼、李昭德皆有匡复谠言，则天无复辟意。唯仁杰每从容奏对，无不以子母恩情为言，则天亦渐醒悟，竟召还中宗，复为储贰。”中华书局1975年5月,第2895页。
　　[4]《旧唐书》卷7《中宗本纪》载：“(嗣圣)元年二月，皇太后废帝为庐陵王，幽于别所。其年五月，迁于均州，寻徙居房陵。圣历元年，召还东都。立为皇太子，依旧名显。时张易之与弟昌宗潜图逆乱。神龙元年正月，凤阁侍郎张柬之、鸾台侍郎崔玄暐、左羽林将军敬晖、右羽林将军桓彦范、司刑少卿袁恕已等定策率羽林兵诛易之、昌宗，迎皇太子监国，总司庶政。”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135页。
　　[5]《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132页。《通鉴》卷208中宗神龙元年十一月条，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596页。
　　[6]荐福寺塔又称小雁塔，是唐长安城著名的佛塔，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南部友谊西路南侧的荐福寺内。该塔原位于荐福寺的南院，建于唐中宗景龙年间(707-709)。为唐代方形密檐空腔式砖塔的代表作。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陕西大地震时，塔身纵裂，塔顶毁坏。1964年修整加固，并发掘了塔基。塔平面为方形，底层海面11．83米，下有砖砌高台。现存13层，残高43．3米。从寺内现存明正统十四年(1449)荐福寺图刻石来看，塔顶原有宝顶，又碑记塔底层原有副阶周匝，现均元存。塔身为砖造单筒式结构，地面以下有40米见方的夯筑地基。塔外观为密檐式，一层塔身之上原有叠涩出檐15层，整体轮廓呈秀丽的卷杀曲线。塔底层南北有券门，其上各层南北都有券窗。小雁塔的特点是塔形玲珑秀丽，属于密檐式砖结构建筑，塔壁不设柱额，每层砖砌出檐，檐部叠涩砖，间以菱角牙子。塔身宽度自下而上逐渐递减，愈上愈促，全部轮廓呈现出娇媚舒畅的锥形形状，造型优美，比例均匀。
　　[7]王溥撰：《唐会要·寺》卷48，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846页。
　　[8]张永禄：《唐都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14页。
　　[9]《唐会要·百官家庙》卷19，中华书局1955年6月版，第391页。
　　[10]杨鸿年：《唐两京城坊考》；《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78—79页。
　　[11]《旧唐书·元载传》卷118，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3414页。
　　[12]杨鸿年：《隋唐两京坊里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36—337页。
　　[13]《全唐诗》卷53《奉和荐福寺应制》，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第649页。
　　[14]《旧唐书·张仁愿传》卷93，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2981页。
　　[15]《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条，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466页。
　　[16]《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后天授元年条，中华书局点校本，第6466页。
　　[17][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1《释经篇》，中华书局1997年版。
　　[18][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山川风情丛书(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页。
　　[19][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山川风情丛书(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页。
　　[20]见《全唐诗》卷286，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第3270页。
　　[21]见《全唐诗》卷709，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第8238页。
　　[22]见《全唐诗》第731卷，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第8448页。
　　[23]见《全唐诗》第244卷《题荐福寺衡岳禅师房》，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第2734页。
　　[24]见《全唐诗》卷206《同皇甫侍御题荐福寺一公房》，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第2154页。
　　[25][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山川风情丛书(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页。
　　[26]《全唐诗》卷92《奉和幸大荐福寺》，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第995页。
　　[27]《全唐诗》卷61《奉和幸大荐福寺应制》，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第722页。
　　[28]《全唐诗》卷71《奉和幸大荐福寺应制》，中华书局1999年1月版，第781页。
　　[29]《三藏圣教序》，《全唐文》卷17，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版，第210页。
　　[30]赵明诚：《金石录》卷25，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462页。
　　[31]王亚荣：《大荐福寺》。三秦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14页。
　　[32]《三藏圣教序》，《全唐文》卷17，中华书局1983年11月版，第211页。
　　[33]中亚古国，其疆域大致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东起楚河流域，西抵咸海。自锡尔河下游，至吉尔吉斯(Kirgiz)平原，是康居疆域的中心地带。古时东接乌孙，西迄奄蔡，南临大月氏，东南界大宛。康居是最早同汉朝交往的中亚国家之一，李广利伐大宛时，康居曾出兵援救大宛；宣帝时，康居接纳西逃的匈奴郅支单于，帮助郅支抵抗汉军。东汉章帝时，班超攻疏勒，康居又派精兵相救。此外，康居虽曾一度受大月氏役使，但随其势力增大，不仅役使其周邻粟弋、奄蔡等国，还不断侵略大宛、乌孙。自东汉末年至东晋，有不少康姓僧侣来华译经，著名的有康巨、康孟祥、康僧会、康僧铠、康僧渊等。一般认为来者应为康居人，但也有人认为应是索格狄亚那人。
　　[34][新罗]崔致远：《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又称《贤首国师传》、《法藏和尚传》)，《大正藏》第50册，第281页。另见清代续法：《法界宗五祖略纪·三祖贤首国师传》。
　　[35][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5《法藏传》第90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大正藏》第50册，第732页。
　　[36][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3记载：“从三月八日至十五日，荐福寺开佛牙供养。蓝田县从八日至十五日，设无碍茶饭，十方僧俗尽来吃。左街憎录体虚法师为会主。诸寺赴集，各设珍供，百种药食，珍妙菓花，众香严备，供养佛牙，及供养楼廊下敷设，不可胜计。佛牙在楼中庭，城中大德尽在楼上随喜赞叹。举城赴来礼拜供养。有人施百石粳米、廿石粟米；有人施无碍供□□念头足；有人施无碍供杂用钱足；有人供无碍薄饼足；有人施诸寺大德老宿供足。如是各各发愿布施庄严佛牙会，向佛牙楼散钱如雨。求法僧等十日往彼随喜，登佛牙楼上，亲见佛牙，顶戴礼拜。兼入翻经院，见义净三藏影壁上书三藏摩顶松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148页。
　　[37]《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五年条，中华书局点校本，第8015、8017页
　　[38]《旧唐书》卷18上《武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5月版，第605页。
　　[39]《圣旨碑》碑文，原碑现存西安小雁塔保管所。
　　[作者：李燕，西安市小雁塔保管所文博馆员；刘向阳，陕西乾陵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