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与武则天的关系
李青峰
陈子昂是唐初著名诗人，唐代古文运动[1]的奠基者。他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反对齐梁以来一味追求声律、词藻、用典、文风萎靡、内容空洞的形式主义诗风，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树立内容充实、语言刚健质朴的新诗风，为唐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作为一名诗歌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陈子昂为其后唐诗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因此奠定了自己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但熟悉唐代历史的人都知道，陈子昂虽然以诗知名，但他同时还是唐代武则天时期一位比较重要的政治人物。虽然为官职位不高，但却无时不以国计民生为重，上书进谏，以期匡时佐政。相较于诗人，作为政治人物的陈子昂虽没有那么知名和显耀，但也绝不应该被忽视。
一 陈子昂的政治观点和主张
翻检各种史书和文集，其中关于陈子昂政治活动的记载可以说简之又简，这大概是因为他始终只是一个八九品的小官[2]，其所谓的政治活动根本无足挂齿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陈子昂的各种史书和文集中，他上呈武则天的众多谏疏文章却记载得非常详细具体，令人印象深刻。这些谏疏，有些是应制而作，如《上军国利害事(三条)》、《答制问事(八条)》等，但大部分是感时而为，如《谏政理书》、《谏灵驾入京书》、《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谏用刑书》、《上蜀川军事》、《上军国机要事》等，而无论是应制之作，还是感时之为，篇篇见解深刻，章章切中时弊。研读这些深邃切时的政论文章，陈子昂一颗关注民生、顾念黎庶、渴望济世立功的拳拳之心便会跃然纸上。
粗略数一下，陈子昂文集中有名有目的谏疏就有十多篇。这些重要的政治性文论基本上可以反映陈子昂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其中主要涉及文教、用人、刑罚、农事和边事等领域，分析和探讨这些观点和主张，对全面研究和评价陈子昂非常重要。
1．关于文教
文教事业历来为各朝各代所重视，因为它关乎国家的治理、国家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国民素质的提高。陈子昂作为一名科举入仕的读书人，自然会认识到文教事业的重要性，因此，他提出“立太学，睦人伦”的主张。在《谏政理书》中，他说：“臣闻天子立太学，可以聚天下英贤，为政教之首”，因为人伦于是睦焉，风俗于是淳焉，“故君臣上下之礼于是兴焉，揖让樽俎之节，于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贤臣，由此道也”。他还针对“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矣，堂宇芜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之现状，上书要求“陛下何不诏天下胄子，使归太学而习业乎?斯亦国家之大务也”。因为只有这样，举国上下才能在思想观念上和言行规范上安于一统。
2．关于用人
陈子昂认为，“政要之至极”，“务在任贤”，因为“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圣必藉贤以明，国必待贤以昌，人必待贤以理，物必待贤以宁”[3]。虽然招贤任贤古常有之，但陈子昂却能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政坛形势、武则天称帝前后的心态及举措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三点建议，难能可贵。一是贤士的任用。“贤人既任须信，既信须终，既终须赏……若得忠贤相与而守之，太平之功可以于此而就”。二是刺史、县令的任用。他说：“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需“深知妙选”“至公循良”之贤明以任之，“使天下之入稍得以安”[4]。三是巡察官员的选派。他认为，“派使巡察诸州”，“当雅合时望，为众人所推”者任之，“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则不如不出使”，因为“出使烦数，无益于化，但劳天下之人”。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一方面将适时任贤之诸多见解归之于“斯实天地神灵赞助神皇而致此时也”，用以消解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之虑，从而信贤任贤；另一方面又强调，“窃见国之政要，兴废在人，能知人机，顺而施化，趋时适变，静而勿动，政要之贤，可得而行”。要求从安人保和的治国大略出发，为贤者施才济世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3．关于刑罚
陈子昂主张宽刑轻罚，以“仁”化天下。他说，“圣人贵措刑，不贵烦刑”[5]。在《谏刑书》中，他就永昌元年武则天重断数案陈述道：“臣伏见去年八月以来，天苦霖雨，自陛下赦李珍等罪，天朗气晴。又九月十八日，明堂享会，庆云抱日，五彩纷郁，龙章竟天，万品咸观，宇宙同庆。又其月二十一日，恩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风雨，变为景云，司刑官属，皆所共见。”首意从天人现象上的某些巧合来验证“陛下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的思想认识。进而他又紧扣政坛现实来论证他的见解：“臣观圣人用刑，贵适时变，有用有舍。不专任之。且圣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乱之贼，叛逆之臣，而为驱除，以显圣德。圣人诛凶殄逆，济人宁乱，必资刑杀，以清天下，故所以务用刑也。凶乱既灭，圣道既昌，则必顺人施化，赦过宥罪，所以致措刑也。”[6]指出：“故扬州构祸，殆有五旬，而海内宴然……知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则“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滥及良善，则淫刑逞矣”…，冤人吁嗟，感伤和气。和气悖乱，群生疠疫，水旱随之……天下疑惑，相恐无辜，人情之变，不可不察。”[7]正是基于上述分析，陈子昂才屡屡提出“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实圣政之至要者也”[8]这条利国安人的正确主张。
4．关于农事
陈子昂非常重视农事。在《谏政理书》中，他提出“陛下遂躬藉田亲蚕，以劝天下之农桑”。陈子昂将劝农桑作为关系“政理”、关系“军国利害”之大事来认识，他刚登仕途即以“顷遭荒馑，人疲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苗……去岁薄年，前秋稍登，使羸饿之余，得保沉命……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但恐春作无时，秋成绝望，凋瘵遗噍，再罹饥苦”为重要理由之一而谏灵驾入京。在此后的书奏乃至应制诗文中要求武则天“罢瑶池宴，来观农扈春”[9]。不仅如此，他还在《汉州雒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等中详细陈述张知古等“缉屋涂室，薙陌开阡，为其井疆……潜其涂洫，川浍始通，人得就耕……乃种树畜牧，蚕渔工贾……百姓允赖，鼓舞而歌”的劝农桑、安百姓的动人政绩，并指出：“圣人之务本也，在乎稼穑。有稼穑，然后可以养人。”因而张、封诸“公之劝人”农桑，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是天人应和的最基础的物质层面的措施。与州县重农桑相一致的是陈子昂还就边陲驻军之供给，提出了驻军分布、屯田灌溉等与“劝农桑”的措施相协调的见解：“窃谓甘州宜便加兵，内得营农，外得防盗，甘州委积必当更倍……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故每收获，常不减二十万，但以人功不备，犹有荒芜。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三十万，不为难得。”[10]足见他对“劝农桑”、顺天时、穷地利以养民安人、富国强兵关系之高度重视。
5．关于军事
陈子昂提出了征讨与息兵相结合的军事主张。他以“察天时之变、盛衰存亡之机”[11]为前提，以“顺天诛，建大业”，富国强兵安民为准则。陈子昂力主消灭突厥，是鉴于“匈奴不灭，中国未可安卧”之历史教训，是合于“今上帝降匈奴之灾孽，遗陛下之良时”，是据于同城地利、居延水利之优势，是基于“陛下若调选天下精兵，采拔名将”，“不出数年，可坐而取成”，“则千载之后，边鄙元虞，中国之人，得安枕而卧”的价值判断而提出的正确主张。陈子昂力主安抚金山十姓，也是鉴于西北之形势要求朝廷不纠缠“其不奉玺书，妄破回纥部落”[12]之既往以“责其专擅，不许入朝”，应正视“今欲掎角亡叛雄将，边疆惟倚金山诸蕃，共为形势”之现实，而“许其入朝，实为得计”。这既是合于“亲之则顺，疑之则乱”的蕃戎之性，也是基于边州安危与国富民安休戚相关的价值判断而提出的正确主张。此外，陈子昂建议朝廷“招纳归降”，“覆育戎狄”、绥怀赈赡；献策朝廷加强对同城、甘州等军事重镇的建设治理，增兵固防；谏止朝廷“国家欲开蜀山，自雅州道入讨生羌，因以袭击吐蕃”[13]；随军参谋[14]、奋身请战[15]等都是以民族的安和、边境的安宁、社会的安定、百姓的安业作为至为重要的标准来规范其认识和言行的。
此外，陈子昂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就“官人贪暴”、“人不堪命”提出“除屏贪残，则公私俱宁”；就逃户问题提出“设法大招”使之守业，“其三万户租赋，即可富国”；就耗财佞佛而提出“吾闻西方化，清静道弥敦”、“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16]。《上益国事》就“公府虚竭，私室贫弊”而提出的开铜铸钱，尽“山泽之利”，使“蜀之百姓免于赋敛”。《答制问事(八条)》就“虺贞等干纪乱常，自取屠灭”而提出“崇重宗枝”，“务安慰之，惠以恩重”，类此等等，均直接或间接地显示出陈子昂以百姓的安居乐业、治者的清恭静穆、国家的安泰富强等来规范世道以合天道，从而显现其思想深处的“天人合一”观。
纵观陈子昂上书及其中透露出的政治见解，始终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调元气，治阴阳”及“和元气，睦人伦”，因此，可以说，这是他政治哲学的根基和出发点。正是这种“天人合一”观，左右着他对社会历史和社会治理的见解，影响着他对重大时事的态度，激励着他揭示现实世界的弊端，探索理想社会的模式。在《谏政理书》中，陈子昂简要陈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阴阳和气之理：“元气者，天地之始，万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灵，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矣。是以古先帝，代见人之通于天也，天之应乎人也。天人相感，阴阳相和……于是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故人得安其俗，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阴阳大和，元气以正。天降瑞，地符升，风雨以时，草木不落，龟龙麟凤，在郊薮矣……”陈子昂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观虽然也有着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但透过唯心的面纱，一种虚心好学、探究至理的执着，一种修炼自身、规范社会的努力，一种关注民生、建功济世的奉献精神又无不闪耀着他积极主动的个性光辉。他建立于此基础上的政治主张，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执行儒家的德治仁政，另一方面要统治者兼及黄老的清静无为、休养生息，以安人保和，充实元气，再一方面要求统治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努力探明“三正五行”之演化规律，不断“顺天应人”，“自新如初”，以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的进步繁荣。
二 陈子昂与武则天的关系
陈子昂生于显庆四年(659)[17]，也就是武则天实际参预朝政的开始时期，死于久视元年(700)，也就是武则天结束帝位前五年。因此可以说，陈子昂一生完全处在武则天时代，他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发生在武则天时期，他也因此与武则天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研究陈子昂与武则天的关系，对于评判陈子昂的政治品格十分重要。
1．陈子昂眼中的武则天
通览陈子昂所有政论文章会发现，武则天在陈子昂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所上武则天的谏疏中，他多次称武则天为“明主”、“圣人”、“圣皇”、“非常之主”。在《大周受命颂》中，他更是认为武则天改唐为周是“顺乎天而应乎人”之举，并进而从天命符瑞的出现来附会武则天鼎新称帝，其中有些文字几近阿谀，以致后世学者多以此诟病他的人格。但笔者认为，陈子昂之所以不惜以赞美之词称颂武则天，矢志不渝地拥戴武则天，是因为在他看来，武则天确实是一位“自古帝王开政之原备矣，未有能深思远虑、独绝古今如陛下”[18]的圣明之主，是“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主”[19]。
武则天“牝鸡司晨”、“阴处阳位”改唐为周，先后有许多人或明或暗地起来反对，那么，传统意识颇强的陈子昂为何反而能衷心拥护武则天呢?笔者以为，原因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拥护武则天是因为他认为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是“天意”，而“天意不可违”。从感业寺到二次入宫，从二次入宫再到当上皇后，从当上皇后再到登基称帝，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在武则天身上发生了，对于一个女子，对于一个先帝的妃子，这些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它真的发生了，这不是天命是什么。宿命思想浓厚[20]的陈子昂也许只能这么认为，否则该怎么解释这一切呢?而从上文可知，在陈子昂的宏大思想体系中，还深深打着中国传统思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社会历史观烙印，而这种历史观在天人关系上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一切的神，永远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而人则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人只有安于天命，敬奉天命，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和庇护。在《谏政理书》中，陈子昂认为，“人之通于天，天之应乎人也。天人相感，阴阳相和”，“人得安其俗、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阴阳大和”，阴阳和从而“天瑞降，地符升，风雨以时，草木不落，龟龙麟凤在郊薮矣”。正是这种“天人合一”观，影响和左右着陈子昂对社会历史和社会治理以及重大时事的认识和态度。因此，当他认为武则天当政是天意时，就自然衷心拥护了。另外，据《陈子昂文集》卷6《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记载，陈子昂之父死时对陈子昂说：“吾幽观大运……昔尧与舜和，舜与禹和，天下得之四百余年……赤龙之兴四百年，天纪复乱，夷胡奔突，贤圣沦亡，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将周复乎!于戏，吾老矣，汝其志之。”“性至孝”[21]的陈子昂谨记父训，深受影响。也许以为“天意其将周复”之际真的已经来临。因此，他希望自己遇“非常之主”，献“非常之策”，顺应天意，辅佐圣皇，经邦济世，安身立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陈子昂对武则天的拥护，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刻被上天安排在皇位上的人是武则天而不是其他人，如果是其他人，他同样会因为这是上天的安排而衷心拥护的。
其次，他拥护武则天是因为在他看来武则天的施政还算英明。陈子昴生活的时代，恰值武则天由“参预国政”[22]、“天下大权，悉归中宫”[23]、废帝称制到改唐立周、统治天下的特定时期，他对武则天的称帝同样是一步一步适应的。则天政权的合法地位、武则天的屡发明诏，布于天下，“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已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24]的政坛现状，使陈子昂视武则天为“圣人”、“圣皇”、“非常之主”。而对于武则天当政时期的任用酷吏、滥施酷刑等为古今学者所公认的武周弊政，陈子昂其实是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但他更多的是理解。他认为这是时局所必需的，只是在时过境迁后，应该适时而改。比如针对用刑，他认为，“圣人初制天下，比有凶乱之贼、叛逆之臣而为驱逐，以显圣德。圣人诛凶殄逆，济人宁乱，必资刑杀，以清天下”，而在“凶乱既灭，圣道既昌”之后，就应该“顺人施化，赦过宥罪”[25]。由此可见，陈子昂对武则天施政总的来说是理解和支持的，认为是正确英明的决策。
最后，他拥护武则天可能还因为武则天对他有知遇之恩。陈子昂21岁“始东入咸京，游太学”[26]，开耀二年(682)春，初次应试不第。文明元年(684)春，他再次于洛阳应试，举进士对策高第，为将仕郎(文散官，从九品下)。虽然考中，但这个结果对常常“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27]的陈子昂来说却不甚理想。而当此时，正值高宗梓棺将西迁长安，归葬乾陵，年轻气盛的陈子昂于是越级上《谏灵驾入京书》，直陈“关陇之荒芜”，盛言“东都盛垲，可营山陵”。史载，武则天览其书，奇其才，于金銮殿召见问状，“君臣之际，甚慷慨焉。上壮其言而未深知也，乃敕曰：‘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暐晔，拜麟台正字’”[28]。虽然官职仍然很小，但考虑到他做将仕郎时间不长，以卑微之身而被武则天亲自召见问话，并予以擢拔，这对陈子昂来说仍是莫大的荣耀。次年十一月，武则天又召见陈子昂，赐纸笔，遣于中书省命条呈天下利害，陈子昂撰《上军国利害事(三条)》以呈[29]。永昌元年(689)三月十九日，武则天又召见陈子昂问“当今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为宜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辞婉意切，其论甚美，凡三千言”[30]。陈子昂时为八品小官，能得武则天如此垂青，实不多见。因此可以说，武则天对陈子昂有着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重情重义的陈子昂对此自然心怀感激，并常思报效。事实上，他不仅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后来的整个做官生涯中，虽然建议常得不到采用，仕途也不尽如人意，但他仍忠心耿耿，勤于职守，略无懈怠。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考虑。据史书记载，陈子昂“貌柔野，少威仪”[31]、“煸躁无威仪”[32]。因此，可以说陈子昂至少在外形上缺乏一种凛然的大丈夫气概，而武则天则相反，她性格泼辣，意志坚强，做事果断。在心理学上，这种性格作风对陈子昂来说应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加之武则天又是拥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陈子昂对她似乎还怀有一种崇拜、以之为神的心理。当然，此为推测，仅作参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陈子昂对武则天的拥护既有因为她是天意下的最高统治者而不得不拥护的被动因素，也有感于她正确施政、知遇自己的主动因素，正是在这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这种拥护才是发自肺腑的，没有丝毫应景的成分。他所上武则天的各种谏疏中的溢美之词，如果给人留下阿谀武则天、想依附她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印象，那也应该是客观使然，而不是他主观上想如此。
2．武则天对陈子昂的态度
武则天与陈子昂，一个是君，一个是臣，君臣关系一目了然，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我们知道，陈子昂一生虽然做官时间不短，但最大的官也只是小小的右拾遗，这在唐代中央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实在微不足道，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官，却多次被武则天召见，令陈“天下利害”及“为政之要”。在其母亡故时，不仅赐物，还派人协助办理丧事[33]，后来又为之“免罪”[34]、“赐衣”[35]，辞官“归侍”时，还予以特别优待——“听带官取给以归”[36]，为什么?可见，陈子昂在武则天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笔者以为，陈子昂能得武则天如此礼遇，应该得益于他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政治见解以及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忠君爱民、渴望济世立功的伟大情怀。
武则天初识陈子昂是在高宗死后灵柩即将西迁长安之际，当时陈子昴上《谏灵驾入京书》，谏止此事。该书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的确是一篇颇有说服力的政论文章。不唯如此，书中字里行间同时还充满了一种关注黎庶、济世拯物的深切情怀。难怪武则天会被打动，不因其官小职微而亲自召见他，夸他有才，并拜之为麟台正字。不久，又连续召见他，“令陈天下利害”和“当今为政之要”。由此可见，武则天对陈子昂的才情学识是非常赏识的，否则不会三番两次地召见一个八九品小官。
武则天对陈子昂的赏识其实与她对贤才的渴求与呵护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在评价武则天时，认为她“治宏贞观，政启开元”[37]，值得肯定，其原因就在于在她统治下，唐代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有所发展，文化比较繁荣，而这一切的取得应该与她“任用贤良”、“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密不可分。武则天熟读诗书，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她在辅政和亲政的日子里，常思“资栋梁而成大厦，凭舟楫而济巨川”[38]，“励精思化，仄席求贤，必使草泽无遗，方圆曲尽，改弦易调，革故鼎新”[39]，因而她大力推行科举制，多次下求贤诏，又令宰相荐举贤良，破格提拔重用。尽管她的用人路线存在着实用主义思想，也提拔过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但这却为武周政权的稳固、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行文至此，又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武则天既然对陈子昂颇为赏识，却为何对其本人没有重用，对其主张也很少采纳?笔者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陈子昂政治观点所反映的阶级利益与武则天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有矛盾。作为一个庶族出身的普通知识分子，陈子昂的许多政治观点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阶层进步的政治理想，也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如他提出的省刑措法、关注农事、德治仁政等主张；而武则天当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最反动落后的世族地主阶层，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有利于国家，但为了维持武周政权的稳固和正常运转，她又不得不重刑、兴兵、加赋，因此总的来说，她代表的是武周新兴贵族地主集团的利益，它不仅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存在矛盾，和陈子昂所代表的中小地主阶层也仍然存在矛盾，所以陈子昂这些比较进步的政治主张就很少被采用。
其次，陈子昂的许多政治主张不合武则天的当下考虑。陈子昂的许多观点虽然可谓真知灼见，切中时政要害，但它却与武则天的当下考虑有一定差距。比如陈子昂在《谏灵驾入京书》中反对将高宗归葬乾陵。他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就事论事，考虑的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武则天考虑的是什么呢?她应该也考虑国家和人民，但在那一刻，她可能认为遵照高宗遗愿[40]才是当前最重要的，因为她要报答高宗为她所做的一切。对于高宗的死，武则天应该是十分悲痛的。追昔抚今，她不能不悲从中来，因为是高宗使她的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她还是才人时，时为太子的高宗就向她投去了热切爱恋的目光；当她在感业寺里独对青灯黄卷时，是高宗把她带回了金碧辉煌的皇宫；还是高宗帮她击败了众多对手，让她当上皇后，让她参预朝政。可以说，没有高宗，她就不可能当上皇后，她的地位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尊贵，因此，她要报答高宗，她要满足高宗最后的遗愿——回长安，让他“死而无恨”。因此，陈子昂的谏书虽然论据充分，言辞恳切，但此刻在武则天眼里却是不合时宜的。又如陈子昂多次上书主张宽刑轻罚，以仁化天下，特别是在政敌肃清后应该省刑慎法。但在武则天看来，政敌远未肃清，天下远未太平，省刑慎法为时尚早。武则天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呢?这应该源于其以女子称帝的不安心理。千百年来，都是男人当皇帝，且父死子承，女人相夫教子，永远处于从属地位。武则天遍读史书，接受过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对此应该很清楚。因此，她常常因“久专国事，内行不正”而“疑天下人多图己”[41]，“牝鸡司晨，唯家之索”的古训也常常使她内心惶恐不安，这使她变得猜忌而多疑，所以她“盛开告密之门”，“欲大诛杀以威之”，即使在徐敬业、越王贞父子叛乱平定数年后，她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加之酷吏们为了争功邀宠，常常捕风捉影，罗织成罪，使武则天深信，反对自己的仍大有人在。在此情况下，陈子昂的建议自然就得不到采纳了。
最后，陈子昂的某些政治见解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对待吐蕃和突厥问题上，陈子昂虽然主张采用征讨与息兵结合的军事政策，但总体上他还是希望采用协和万邦的怀柔与安抚政策。他虽然是以民族的安和、边境的安宁、社会的安定、百姓的安业为出发点的，值得肯定，但却有一定的局限性。突厥和吐蕃有唐一代，一直是唐朝廷之患，虽然有时比较安静，但一旦势力强大就会游击侵扰以捞取实利。因此，只有采取压制、坚决打击的办法才是最有效的防御。如此，陈子昂的意见就很难得到具有战略眼光的武则天的采纳了。
正因为二人的阶级立场不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战略眼光的高下不同，甚至气质的不同，他们政治观点存在差异在所难免。陈子昂主要关注的是民生，而武则天呢?她也关注民生，这应该也是她的终极目的，但在当时，她却有更重要、更紧迫的事做，那就是肃清政敌，巩固统治。也就是说，陈子昂多次上书所阐述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很多与武则天的统治需要不合拍，有些甚至背道而驰，因此，他的观点就必然很少被采用，武则天也就很难将他放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欧阳修等旧史家认为陈子昂一系列上书未被采纳，是“荐圭璧于房闼，以脂泽漫之也”，又说武则天看不到陈子昂的真知灼见，是“瞽者不见泰山，聋者不闻雷霆”[42]，这种看法不太客观，有失偏颇。但是，政见的分歧不影响二人的互相欣赏，不影响陈子昂对武则天的拥护，也不影响陈子昂在武则天心中的地位，她欣赏和感动于他横溢的才华、济世报国的热忱、关心黎民的深情，虽然不能重用他，但一直对他礼遇有加，这也许算是某种意义上的补偿吧。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陈子昂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还是一位伟大的政论家，他的许多政治观点和主张深邃切时，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得不到采用，但仍值得赞赏和肯定。他虽不被武则天重用，但可以看出，她在武则天心目中却拥有特殊的地位。陈子昂以他杰出的文学及政治才华、坚贞正直不随波逐流的高尚人格、位卑职低却仍然渴望经邦济世的政治热忱、仕途不畅却不改匡国爱民、济世拯物初衷的人文精神，在其时及后世心中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其坎坷不幸[43]却磊落光明的一生令人扼腕之余又不得不肃然起敬。
注释：
[1]随着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势力日益占据优势，士族地主势力迅速衰微，南北朝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骈文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提倡古文的运动。古文运动名义上要求恢复周秦两汉的古代散文体，但实际上是要在继承古代散文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自由质朴、注重内容的新散文体来代替已经走入绝境的骈文，是一个企图使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比较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运动。
[2]史载，文明元年(684)五月，陈子昂上《谏灵驾入京书》，“则天奇其对，拜麟台正字”(《旧唐书·陈子昂传》)；长寿三年(694)三月，陈子昂返东都，擢右拾遗(《陈氏别传》)；圣历三年(698)春、夏，陈子昂居东都，守右拾遗，五月，“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天子优之，听带官取给以归”(卢藏用《陈子昂别传》)。麟台正字，唐秘书省职掌典籍、刊正文字的官，正九品下；右拾遗，唐掌咨询建议的官，“国有遗事，拾而论之”，从八品下，可见陈子昂一生都是一个八九品的小官。
[3][5][6][8][25]陈子昂：《答制问事(八条)》，见《全唐文》卷212，页143—2146。
[4]陈子昂：《上军国利害事(三条)》，见《全唐文》卷211，页2138。
[7]陈子昂：《谏用刑书》，见《全唐文》卷213，页2155。
[9][16][27]《全唐诗》卷83，页889-891。
[10][12]陈子昂：《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见《全唐文》卷211，页2140。
[11]陈子昂：《为乔补阙论突厥表》，见《全唐文》卷209，页2118。
[13]陈子昂：《谏雅州讨生羌书》，见《全唐文》卷212，页2149。
[14]696年9月，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叛，武则天派右武威卫大将军建安王武攸宜率兵征讨，陈子昂以本官参谋。子昂“感激忠义，尝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卢藏用《陈子昂别传》)，多次进谏，但“攸宜以其儒者，谢不纳”(《新唐书·陈子昂传》)。
[15]见陈子昂：《谢免罪表》：“臣伏见西有未宾之虏，北有逆命之戎，尚籍天诛，未息边戍。臣请束身塞上，奋命贼庭。”
[17]关于陈子昂的生卒年月，说法很多。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1．生于显庆元年(656)，卒于圣历元年(698)，享年43岁(参见郑振铎《文学大纲》、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等)；2．生于龙朔元年(661)，卒于长安二年(702)，享年42岁(参见岑仲勉《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闻一多《唐诗大系》等)；3．生于显庆三年(658)，卒于圣历二年(699)，享年42岁(参见韩理洲《陈子昂生卒年考辨》等)；4．生于显庆四年(659)，卒于久视元年(700)，享年42岁(参见彭庆生《陈子昂生卒年考》、徐文茂《陈子昂生卒年考》等)。笔者从第四说。
[18]陈子昂：《谏政理书》，见《全唐文》卷213，页2152。
[19]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见《全唐文》卷212，页2147。
[20]据陈子昂《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知，陈氏家族有崇尚黄老、幽观天象的传统习尚。陈子昂也不例外，他研习黄老，穷究易经，并深受影响。被县令段简因事系狱，曾“自筮，卦成，惊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果死狱中”(《新唐书·陈子昂传》)，可见，陈子昂宿命思想颇重。
[21][26][36]卢藏用：《陈子昂别传》，见《全唐文》卷238，页2412—2413。
[22]《新唐书》卷4《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81。
[23]《资治通鉴新注》卷201，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658。
[24]《资治通鉴新注》卷205，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820。
[28]参见卢藏用：《陈子昂别传》及两《唐书》本传。
[29]《资治通鉴》卷203记载，垂拱元年“十一月癸卯，命天官尚书韦待价为燕然道行军大总管以讨吐蕃”。接着又载：“麟台正字射洪陈子昂上疏，以为……”所摘系此疏内容，疏署时间为“今月十六日”，故有此说。
[30]《资治通鉴新注》卷204，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794。
[31][42]《新唐书》卷107《陈子昂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4067—4069。
[32]《旧唐书》卷190中《陈子昂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5024。
[33]参见陈子昴：《初七谢恩表》、《迁祔谢恩表》，见《全唐文》卷210，页2128。
[34]参见陈子昂：《谢免罪表》(《全唐文》卷210)。关于陈子昂陷狱一事，《陈子昂别传》、两《唐书》本传均未记载，但据《谢免罪表》“月日司刑少卿郭某奉宣敕旨，以臣所犯，特从放免。伏对恩命，魂魄飞扬。陈巴蜀微贱，名教未闻……不图误识凶人，坐缘逆党。论臣罪累，死有余辜……陛下弘慈育之典，宽再宥之刑，矜臣草莱，悯臣愚昧，特恕万死，赐以再生。身首获全，已是非分。官服俱在，臣何敢安”及《陈子昂集》卷7《祭林海韦府君文》“昔君梦奠之时，值余置在丛棘，狱户咫尺，邈若山河”可知，陈子昂确坐缘逆党陷狱。
[35]参见陈子昂：《谢冬衣表》、《谢衣表》(《全唐文》卷210)。
[37]郭沫若题四川广元市皇泽寺武姓祠通用联，此为上联，下联是“芳流剑阁，光被利州”。整联高度评价了武则天的历史功绩。
[38]武则天：《臣轨·序》，见《全唐文》卷97，页1004。
[39]武则天：《停试糊名考判敕》，见《全唐文》卷96，页991。
[40]《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页112。
[41]《资治通鉴新注》卷203，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页6771。
[43]陈子昂一生虽抱负远大，也颇得武则天赏识，但却由于多种原因，其抱负无法实现，其人生并不如意，加之身体多病，常“居职不乐”(《新唐书·陈子昂传》)，早早萌生退意。归隐在家时，又为县令段简羞辱刁难，最终忧愤而卒。所以说，陈子昂一生是坎坷和不幸的。
[作者：李青峰，陕西乾陵博物馆助理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三）/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