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石刻画是用镌刻技法在石版上绘制的画作。由于这种画作主要是用线条在石版上钩勒出来的，因此，人们称之为“线刻画”或“石刻线画”。这种画作“是我国艺苑中特有的一种艺术”[1]。它不同于画在纸上的绘画作品，不同于画在墙上的壁画，不同于画在岩上的岩画，也不同于画在或刻在木版上的版画。20世纪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关中、中原等地发掘了一些唐代石椁墓，并出土了不少石刻画，其中乾陵石刻画的艺术价值与史学意义尤为突出。众所周知，乾陵地宫尚未发掘，我们这里所说的“乾陵石刻画”实际上只是乾陵陪葬墓的石刻画。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来看，乾陵石刻画是唐代石刻艺术的杰作，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一 乾陵石刻画的历史渊源
　　乾陵石刻画是唐代石刻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唐代的石刻画则是在前代石刻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石刻画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考古工作者发现的一些史前时期的岩画，即带有石刻画的性质。商周时期的石棺石椁上，已经有了石刻画的痕迹。
　　秦汉时期是中国石刻画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石刻画的主要形式是画像砖和画像石。其形式多为减底浅雕，内容则以鬼神世界和人间生活为主。1980年在山东嘉祥宋山村出土的汉代画像石就是如此。该画像石分为四层，上层表现神界鬼域，刻绘西王母、仙人和精灵；下层表现现实生活，刻绘官宦人物；中间两层则刻绘“季杞挂剑”、“二桃杀三士”等历史故事。汉代画像石棺一般分布于砖室墓或崖墓之中[2]，西汉早期的画像石棺，多刻画门阙、树木、人物等，内容相对较简单。西汉晚期，石椁墓增多，内容也趋于丰富，除表现现实生活的出行、狩猎、乐舞形象外，还出现了伏羲、女娲、西王母等传说人物和神仙鬼怪的形象。如山东邹城县博物馆收藏的出土于郭里镇的石椁，就刻有雷公、雨师、西王母等神仙。到了东汉，画像石臻于全盛，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山东、河南、陕西、内蒙等地发现了大量的画像石，其内容涉及神仙鬼怪、市井生活、历史故事、装饰纹样等诸多方面，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给石刻画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画像砖、画像石趋于衰落，佛教造像方兴未艾。在一些重要的佛教造像上，往往刻画有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或佛教故事。如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北魏皇兴五年(471)造像分为七层，自上而下，以连环画的形式，刻画佛传故事。到了隋唐时期，石刻画仍保持着发展的势头。这一时期的石刻画主要盛行于两个领域：一是宗教界，一是陵墓中。前者继魏晋南北朝之余续，因佛教和道教的繁荣而发展。大雁塔门楣上的“说法图”和天尊像座上的供养道士图即是宗教石刻画的代表。后者则因石椁墓葬和墓志碑刻的兴起而繁荣。考古资料显示，唐代前期石椁墓中的石刻画，往往带有南北朝时期石刻画的风格，乾陵石刻画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因此，可以说乾陵石刻画是在前代石刻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二 乾陵石刻画的表现形式
　　唐代墓葬中的石刻画主要分布在石门的门楣、门扇和棺椁的内外两侧。有学者认为，这是唐代墓葬图像系统的“固定格式”，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3]。乾陵共有17座陪葬墓，在已经发掘的几座陪葬墓中，都曾出土过石刻画。其中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懿德太子墓的石刻画最为典型。从考古资料和实际观察的情况来看，乾陵石刻画的表现形式是不拘一格的。
　　乾陵石刻画的载体是石门和石椁。石料可能采自陕西富平玉镜山，均经过精心打磨加工处理，其大小形制根据石门和石椁的实际需要而定。石画即镌刻在石门的门楣、门扇，石椁的内外倚柱和厢板上。画面的大小由石门石椁的制度和规模而定。以章怀太子墓石椁为例。石椁内外壁石刻画数据如下表所示(单位：厘米)：
　　由表列内容可知，石刻画的体量较大。厢板的面积一般为0.95平方米左右，倚柱的面积则为0.44平方米左右。厢板画刻人物、山水、花鸟，是石刻画的主体；倚柱画则刻蔓草、折枝、瑞兽等等，带有装饰的性质。
　　唐代石椁人物线刻是“白描”的一种传译形式[4]。其作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线刻样稿创作者，另一类是依据样稿施工的勒石工匠。乾陵石刻画的镌刻方法大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线刻，另一种是减地线刻。大体来说，厢板石刻画多采用细线阴刻的方法，直接以刀阴刻出线纹。这种线刻具有白描画或“铁线描”的风格。减地线刻又称“剔底线刻”，即沿花纹外廓将石面表层剔去，使花纹部分凸起，然后再于轮廓内以线条阴刻。至于具体的画刻过程，在章怀墓石椁西壁有所反映。石椁西壁一般紧贴于后室西墙，因此石椁西壁外的线刻比较潦草、粗糙，有的因紧贴于西墙，因此根本就无法弄清它是否有石刻画。如永泰石椁西壁即紧贴于后室西墙，两者之间的距离仅15厘米至20厘米左右。因积土无法清除，也就无从知晓椁外西壁是否有石刻画。但是章怀墓石椁西壁与后室西墙之间尚有50厘米左右的距离，可容一人往来。总的来说，椁外西壁本不拟给人观看，因此，刻的粗犷潦草，简单，甚至连当时用白垩土涂底的白粉也保留未动，尚有几处留下了当初加工的痕迹，这种情况印证了《酉阳杂俎》中记载的线刻方法，是研究唐代石刻艺术的重要资料。就墓中石刻与同时期的一些墓中的线刻比较，我们可以得知，当时这些精心的雕饰，是先将青石或汉白玉石表面打磨光洁，然后以轻胶拌白垩土用毛笔醮着在石面上起样，用刻刀刻出极轻细的线条作为稿子。稿子确定后，即一次镌刻而成。从刀痕与笔迹判断，有些地方是出自一人手笔，也有的是一人画稿，另一人镌刻。《酉阳杂俎》卷五载：“平康坊菩提寺中，雕饰奇巧，相传郑法士所起样也。”郑法士为唐代壁画高手，与吴道子、卢楞伽齐名。他们为石刻雕饰起样，说明线刻在唐代是很受重视的一种艺术形式。
　　三 乾陵石刻画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乾陵石刻画主要集中在后甬道石门与石椁内外壁两部分，内容相当丰富。石门、半圆形门楣、门墩石等刻有人物、朱雀、翼马、卷叶海石榴等。后室石椁内外壁刻有人物、动物、花草、飞鸟及昆虫等，倚柱则刻有卷叶海石榴、人物、动物飞鸟、昆虫等。当时奉行“视死如生”的丧葬理念，石刻画主要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
　　考察乾陵石刻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物及人物活动的元素是最主要的内容。在这里，我们仍以章怀太子墓的石刻画为例。章怀太子墓石刻人物画有14幅，人物21个，全部为立像，神情姿态各异。
　　石椁内侧南壁线刻由西向东算起，第一幅石刻画上有侍女两人。左一螺髻，簪钗，右一人凤钗。两人姿态一致，抄手伫立。有花三本，中间一株类似栀子花，左右两侧形似扶桑。右下侧有拳石。上部有山雀一只，作飞翔状。边饰为卷叶。第二幅石刻画上有侍女两人，侧立，方向一致。前者为螺髻，后者为双螺髻，两人服饰相同，抄手伫立。中有大理菊类植物一株，高与目齐，枝叶错落有致。左边山葵类植物一株，上有双蝶飞舞。鸟二，一为杜鹃，一为山鹬。边饰缠枝海石榴。西壁由南至北算起，第一幅石刻画上有侍女一人，抄手伫立，身材瘦削。螺髻，披巾，长裙曳地，云头鞋。左侧石柟花类植物一株，高与目齐。右侧类似杜若一株，头上有飞鸟二：一为燕珩，一为杜鹃。左上侧有一蜻蜓。边花为大卷叶，系剔底线刻。第二幅上有侍女两人，左一螺髻，簪珠花，步摇，云头鞋，面部雍容妍丽，抄手伫立，若有所思。右一人双髻，圆领花袍，系腰带荷包，女扮男装，手捧包袱。中有金盏菊类植物一本，高过人体，花盛开。右侧近似红蓼一本，高与人等。右侧形似秋葵，下方太湖石一块，画百合花一朵，紫花地丁二株。头上有白头翁鸟一对，展翅高飞。第三幅为双髻侍女，头簪珠花，圆领衫，长裙曳地，绣鞋，双手捧盆景，内植山葵一株。上部有蜂蝶、蜻蜓飞舞。锦雀三只，展翅翱翔。右下窠石一块，黄花(金针花)一朵。左为金盏花一朵。北壁第一幅为一侍女，直立凝思，螺髻，面部端庄，体态轻盈，双手抄胸前，绣鞋，头脚均与边框线连接，显得身材修长。左侧类似茶花一株，右侧山葵一株，一杆直上，叶互生。上部两侧山鹬一对，边饰大卷叶花纹。第二幅亦为侍女一人，螺髻，抄手伫立，披巾搭于双手上，长袍曳地，云头鞋。左有锦葵一本，高齐人目。一杆直上，顶部花二苞。右侧萱花一株，一花三蕾。萱花之上，刻茶花一株。右上侧刻一鸠飞翔。边饰大卷叶，系剔底凸面叶瓣。东壁第一幅为侍女一人，双手托花钵，作花下承露状。螺髻，双目凝视一正开花朵。披巾搭于左肩上，衣纹直立下垂。左为芙蓉一株，右为连翘一株，下有矾石，小草一株。上部中间一飞蝶，两侧各有黄雀一只，正凌空飞翔。边饰卷叶石榴。侍女一，头戴凤冠，两髻侧簪有步摇。花上衣，披巾，长裙，绣鞋，抄手伫立。背景为花石，左为木槿花一株，花正开，右为白芷花，下为拳石。人物上部两侧，有鸳鸯二只，飞向一致。
　　石椁外侧南壁第一幅有侍女两人，前右一螺髻，面庞丰满，花上衣，长披巾，长裙曳地，抄手侧立，神态端庄。后一人螺髻，女扮男装，翻领长袍，双手捧一雕花钵。系腰带，佩刀，较前一人低一头，似为侍从。中间木芙蓉一本，花正开。左上侧飞鸟一，形似鸠。边饰大叶海石榴。第二幅变有侍女两人。前者蝶形高髻，披巾，长裙曳地，侧身俯视，凝目观花。左手扶杆，右手折花枝。身材修长，体态绰约。后者女扮男装，翻领绣袍，幞头，手执一花，侧身作嗅花状，意态悠闲。下有块石，花三株，左侧一辛夷，高与人等，花盛开。人物身后有锦葵一本，与辛夷齐，有花有蕾，形势自然。边饰卷叶海石榴。东侧第一幅为庑殿门南窗棂。花纹分三部分。上为一对翼马，相对奔驰，以二株卷叶纹相间。中为直棱窗，有窗棱10根，四周以草叶纹饰。其下为二猛虎相对而立，张牙舞爪，欲作搏斗状。中以草叶纹相间，下为卷叶纹。第二幅象征殿门，有枋额，门楣，上刻卷叶海石榴纹，舞凤一对，衔花枝，尾部转化为海石榴叶，四周边饰海石榴花纹。双扇，门上横饰花泡钉4排，每排7个。门中铺首衔环。门前侍卫两人。左宦官，右侍女。宦官折腰执笏，方脸颧高，戴幞头，两下角垂为珰耳。侍女体肥硕，高髻，披巾，云头鞋，一臂下垂，手持披巾，作欲语之状。第三幅为殿门右窗。纹饰与左窗同。唯下部饰虎形物一对，头有角，似为獬豸之属。北侧第一幅一人，女扮男装，戴花冠，圆领长袍，正面，双手捧一方形包袱。上部有鸟、蝶。左侧为阔叶蜀葵。右为苍术一本，高度略与人齐。下部太湖石，边饰大叶卷草。第二幅，两侍女相对而立。左一双螺髻，圆领袍，手执彩绘盆。右一人高螺髻，披巾，一手举起，一手下垂，长裙，云头鞋。中间一花一树，花似山茶，叶似冬青。上栖画眉鸟一只，七方左右各有一鸟，正飞翔。左为黄鹂，右为青鸟。四周有折枝花四，右为郁金、锦葵，左为山茶、百合。下方勾勒山石。边饰大卷叶纹。
　　显然，以章怀太子墓人物画为代表的乾陵石刻画显示了墓主人煊赫的身份和生前宫闱的华丽，展现了当时宫廷的生活场景，反映了当时宫廷上层社会的生活时尚和审美情趣。值得注意的是，在乾陵石刻画的画面中，动物和植物也占有较大的比重。虽然它们在人物画中仅仅是一种装饰衬托，但和画中姿态各异的宫女和谐统一，成为整个画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 乾陵石刻画的艺术特色
　　著名艺术史专家王树村先生认为，以往“绘刻石上的线画作品，多是出自民间艺人士”[5]。乾陵石刻画的作者是谁?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乾陵墓主或为亲王，或为公主，身份特殊。从线刻画的内容来看，画中的人物大多是以现实人物为原型的，人物的胖瘦、大小也是与其身份地位相关联的。石刻画的作者对墓主人的生活应当有一定的了解，这绝不是等闲之辈所能做到的。因此，画稿极有可能出自宫廷画师之手，而刻工也极有可能是雕刻者中的高手。就石刻画本身而言，确实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
　　乾陵石刻画造型生动逼真，线纹流畅柔和，看上去十分美观。如章怀太子墓椁内的一幅石刻画中，一侍女梳蝶形高髻，身着披巾，长裙曳地，左手扶杆，右手作攀折花枝状，侧身俯视，凝目观花，体态绰约；另一侍女女扮男装，着翻领绣袍，手执一花，侧身作嗅花状，仪态悠闲。又如永泰公主墓石椁内壁北边一幅“披巾侍女图”，画中侍女梳螺髻，簪步摇，上短襦，外半臂，两襟结于胸前，下着曳地长裙，柳眉凤眼，樱桃小口，一副亭亭玉立的少女形象。双手托起披巾，似欲翩翩而舞，静止的画面颇有几分动感。使女的服饰也各有特点。有的梳单螺髻，有的梳双螺髻，还有梳单刀髻，戴幞头的。有的上短襦，外披巾，下着曳地长裙，脚着云头高履；有的穿翻领长袍，条纹裤，脚穿线鞋，腰系革带，并缀有饰品。再如懿德太子墓石椁外东壁石门上的一幅石刻画中，两侍女盛装打扮，她们头戴凤冠，身着宫衣，相向抄手而立，似在为墓主人值夜。侍女周围亦有植物花卉点缀，门框四周饰以卷叶纹。门楣上是相向而舞的双凤，整个画面看起来富丽美观。这些石刻画都很细致，具有流畅、刚劲、明快的特点。工匠在刻画时运笔稳健，压力均匀，线条粗细变化很小，显得含蓄秀劲，流畅自如，优雅而不失风骨，灵动而不致流于虚幻，达到以线造型、形随线生、神随线出的艺术效果。根据画面的内容，所描绘的人物性格，或柔媚如丝，或刚劲似铁，不一而足。在构图上，按照主次分明、协调对称和整齐划一的原则安排内容，既突出了完整的画面，也显示了工整的图案，使整个画面清晰严整富有生活气息，而又不显得复杂累赘。
　　唐人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无线者非画也”。由此可见，线条对于绘画是何等重要。据研究，唐代画家在用笔实践中发展了中国传统的“高古游丝描”，善于表现含蓄连绵的“铁线描”和起伏变化的“兰叶描”，为中国画笔法的“描法”体系作出了不朽的贡献[6]。“铁线描”画法在魏晋南北朝之际已经产生，主要表现衣装褶纹，因线条粗细均匀，遒劲有力，状如“屈铁盘丝”，故有“铁线描”之称。这种画法在唐代得到很大发展，代表性的作品有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像》等。所绘帝王之衣服、胡须皆用铁线描画，形象逼真，可谓上乘之作。唐代墓室壁画，特别是棺椁石刻画中，也经常使用“铁线描”。如永泰公主墓石椁上所刻宫女，或执纨扇，或捧玉盘，或端妆奁，或抱方盒，或举烛台，举止娴静，仪容温顺，风姿绰约，造型优美，所著裙带，多用铁线描出，弯如曲铁，圆如盘丝，飘逸流畅，甚称石刻仕女画之杰作。“兰叶描”的特点是线型呈多种变化，压力不均，运笔时提高时顿，忽粗忽细，状如兰叶，故称“兰叶描”。据说这种画法是由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创立的。吴道子常用此画法描摹人物，线条动荡，自由奔放，有“吴带当风”之说。
　　作为唐代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乾陵石刻画是以线条为主的。其表现手法与传统中国画的白描手法极为相似，但它是以素净的线条架构画面，用线条造型描绘雕刻作品。石刻画的特点是以石料为载体，以刀代笔，用线作画。故带有绘画和雕塑的双重性质。只有熟悉绘画艺术，又掌握雕刻技巧的人，才能完成这种工作。从乾陵石刻画来看，当时的画家能够熟练地运用线条表现复杂的内容，而雕刻者亦能在线条与物形的紧密联系中表现线条的粗细、轻重、力度、质感、起伏、节奏、变化，当简则简，当繁即繁，以境取线，以意取线，从而达到妙趣横生，超越自然的境界。
　　五 乾陵石刻画的历史价值
　　乾陵石刻画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品，同时也是一种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它保存了唐代前期一些著名画工和雕刻家的真迹，为我们提供了不少唐代历史文化方面的重要信息。
　　首先，它是我们研究唐代绘画的重要依据。唐代是我国绘画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在唐代289年中，曾出一大批著名的画家，阎立本兄弟、大小尉迟、大小李将军、王维、吴道玄等等。他们活跃在唐代的历史舞台上，曾创作出许多杰出的绘画作品。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自然和人为的破坏，绝大多数作品都已经消失或残缺了。乾陵石刻画因深埋于高等级的陪葬墓中而幸免于难，并且呈现出完整、清新的品相。更重要的是，乾陵石刻画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水平高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唐代石刻艺术的杰作，是唐代绘画艺术的瑰宝，是唐人留给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
　　其次，它是我们认识唐代文化的重要资料。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璀璨的时期之一，乾陵石刻画作为唐代石刻艺术的瑰宝，在展现其艺术魅力的同时，也铺开了唐代社会生活的画卷，成为研究唐代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石刻画中侍女画居多，其服饰有短襦、披帛、长裙、云头履、线鞋、窄袖圆领长袍、大翻领长袍、条纹裤；发式有单螺髻、双螺髻、单刀髻、蝶形髻；头饰有各种钗、步摇、珠花，这些都是研究唐代文化最真实、最直接的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使文献的记载更具体直观，也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漏和不足。同时对研究唐代服饰、妆束的发展演变也有着积极意义。石刻画作为石椁的装饰，是身份的象征，是荣耀的体现，也更多地展示了宫廷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丧葬制度，这些都为唐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再者，它有助于我们对唐代生态环境的认识。文献记载，唐人喜爱花鸟。乾陵石刻画中的花草、树木种类繁多，林林总总。树木即有木槿、石柟、冬青、栀子之类。花卉则有郁金、百合、杜若、金盏与草菊等。鸟类有鸳鸯、告天子、绶带、青鸟、百灵子、伯劳、黄鹂、燕珩等十余种。昆虫中有蜻蜓、蝶、蜂等。花卉组合，层次分明，构图巧妙，纹饰布局，点面结合，不一而足。如在章怀太子墓椁内倚柱上刻的纹饰就有缠枝卷叶、缠枝海石榴、卷叶裹荷、卷叶海石榴、大叶海石榴等，其中以缠枝海石榴居多。除此之外，墓室庑殿门南窗棂上部刻有一对相向奔驰的翼马，以两株卷叶纹相间，中部直棱窗四周以草叶纹为饰，下部两猛虎相对而立，中间仍以草叶纹间隔，下部边缘则为卷叶纹。椁外象征性的殿门门楣上刻卷叶海石榴纹，一对舞凤尾部转化为海石榴叶，四周以海石榴纹装饰。永泰公主墓石门和石椁上这种线刻纹饰也广为分布，每一幅石刻画周边都有纹饰镶边，使画幅相对独立，如石椁外壁东面的“直棂窗图”，上部以卷云纹为饰，接着是相向而舞的两凤，其尾部似也刻画为海石榴叶，中部窗棂四周以卷叶海石榴纹装饰，下部两雄狮相向而立，并以抱合式卷草图案相隔，底部饰卷叶纹。这些动物和植物，不仅表现了唐人的审美情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前期的生态环境。
　　石刻画作为石刻艺术的一种，在民族文化的长河中举足轻重，在世界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有学者认为，“唐代石椁线刻是以绘画为标准，顺应石材特征，以刀代笔，以刻石代勾描而呈现其特有艺术风格。就刻石技法而言，唐代石椁线刻是由汉画像石中脱胎而出，汉代画像石采用凿刻方式，显然属于雕塑的技法表现范畴。而石椁线刻的推刻勒石技法则与绘画中毛笔的行笔方式基本相同，具有明确的绘画属性，行刀方式、刀型变化及造型塑造都是追随绘画的转变而变化。其勒石技法的演变基本分为三个阶段：一为延续魏晋南北朝刻制技法的魏晋遗刀时期(630—689)，二为模拟绘画线形的以刀拟绘时期(706—721)，三为注重本体特性的抒发的以刀代笔时期(724—748)”[7]。乾陵石刻画即处于第二阶段，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宋元时期，石刻画有式微的倾向，但仍出现过一些重要的作品。如宋代的《水陆斋戒仪神像图》，分三层刻绘天堂地府众神十八尊，无不具有修真度世之容。元代的《朝元仙仗图》《玄宗问法图》，亦是高水平的宗教类石刻画。明清时期，理学臻盛，表现孝行的石刻画层出不穷。这些绘画在内容和技法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唐代石刻画的影响。由此可见，唐代石刻画在中国绘画史上确实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注释
　　[1]王树村：《中国石刻线画略史》，《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1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页。
　　[2]张孜江：《两汉时期的画像石棺石椁艺术》，《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8期，第20页。
　　[3]李星明：《唐代墓室壁画研究》，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4]李杰：《唐“白描”辨》，《艺术教育》2011年第1期。
　　[5]王树村：《石刻线画之发展及其研究价值》，《美术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68页。
　　[6]陈绶祥：《隋唐绘画史》，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
　　[7]李杰：《唐代石椁人物的线刻艺术》，《美术》2011年第11期，第103页。
　　(樊英峰，乾陵博物馆，文博研究馆员；王双怀，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