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乾陵石刻，体量高大雄浑，造型生动逼真，是唐代帝陵石刻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石雕刻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象生”仪卫的设置，为后世历代帝陵确立了典范。在乾陵陵园120多件雕刻精美的石刻中，共列置有“御马”[1](或称仗马)及控马驭手八对，朱雀门外五对，玄武门外三对，面对神道相向而立。唐代自乾陵以后，石马正式作为“象生”中的主要仪卫，开始守护帝王陵墓，另外，石马设置的位置及数量等都有了统一的规范。
　　乾陵陵园仗马及牵马石人列置于朱雀门外司马道两侧，鸵鸟之北、翁仲之南。原置10匹，因东侧南数第5匹及西侧南数第1匹缺失，现存8匹，其中东侧南数第1匹和西侧南数第4匹保存基本完整，其余6匹均不同程度残缺。玄武门外原置仗马6匹，因西侧南数第3匹缺失，现存5匹均残缺，此处所置仗马，其大小和形制与朱雀门外司马道两侧仗马相同。从中不难看出唐陵的仗马制度，即南门外神道置仗马五对，北门外三对，每匹仗马旁均有控马者，且大小、形制相同或者相似。
　　乾陵仗马皆用整块青石雕刻而成，东西两侧仗马相向而立，且东西两侧每组仗马形制、饰物相同。现存仗马残高约134—200厘米，残长约175—256厘米，宽约90—100厘米，现以朱雀门外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三匹马为例作一说明。
　　1．东侧由南向北第一匹仗马(图一)。该马长230厘米、宽90厘米、高196厘米，昂首闭口、四肢直立于两层长方形基座上。上座长177厘米、宽95厘米、高19厘米，下座长234、宽152厘米，地面以上部分高82厘米。石马系有笼络、衔及近似“S”形的马镳，额头及鼻上饰有一桃形饰物，两腮各饰有两个长宽约8厘米的桃形饰物，颈上鬃毛剪为三花。脖子下有长约123厘米、宽3.5厘米的攀胸，上坠三个长8—9厘米、宽9—10厘米的杏叶形饰物。鞍鞯、辔头俱全，鞍上覆以鞍袱。鞍后两侧各有自前向后长约46—61厘米、宽2—4厘米的鞘带六条，间隔1.2—4厘米，其中前五条较细，长短宽窄一致，间距同为1.2厘米，第六条较前五条长约15厘米、宽2厘米，同前五条间距略宽。鞦带长约190厘米，左右两侧各饰有3个长8厘米，宽10厘米的杏叶形饰物。仗马基座四周均线刻蔓草纹饰，现已漫漶不清。
　　2．东侧由南向北第二匹仗马(图二)。该马长175厘米、宽120厘米、高144厘米。马立于长方形基座之上，颈部以上缺失，胸前有长约135厘米、宽4.5厘米的攀胸，上坠3个长约15—17.5厘米、宽约28—29.5厘米、厚7.7厘米的銮铃。鞍鞯俱全，鞍上覆以鞍袱。鞍后两侧各有自前向后长约55厘米、宽1—4.5厘米的鞘带六条，间隔约2厘米。马鞍背后有一直径约20厘米，深浅不一的小坑，有人为凿刻破坏痕迹，原饰物已不存，或为“云珠”残留。小坑两边各有三条长约34—47厘米、宽5厘米的革带与鞦带相连。鞦带长约228厘米、宽4.5厘米，左右两侧各饰有3个长32—37厘米、宽14.5—17厘米、厚约7厘米的跋尘。此马头尾、四肢残缺，胸前一銮铃残缺。
　　3．西侧由南向北第四匹仗马。该马长256厘米、宽95厘米、高200厘米。仗马昂首闭口、四肢直立于长方形基座之上，座长238厘米、宽160厘米、厚80厘米。该马剪鬃，鬃毛分梳于前额两侧，头饰笼络、衔及近似S型镳，口上部有一小孔，孔径约2.5厘米，或为置马嚼处。马前额笼络左右各饰有6朵花饰，下各坠2个杏叶形饰物。鞍鞯俱全，鞍上覆以鞍袱。鞍后两侧各有自前向后长短不一的鞘带六条，间隔约1.5—5厘米，最后一条与前五条间隔略宽(图三)。基座四周有线刻残留，现已漫漶不清。
　　由上可见，乾陵仗马雕刻精细、生动逼真。马头部有笼络、衔镳，背披鞍鞯，鞍上覆鞍袱，两侧置障泥、马蹬，胸前、尻部着攀胸、鞅鞦等，且在乾陵仗马鞍后第一次出现了鞘带以六条装饰的形式。
　　鞘是垂挂在马鞍后部两侧装饰性的带子。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鞘带最初使用只有一条，如山西太原王郭村北齐右丞相东安王娄睿(武平元年，570年)墓墓室左壁上的马有一鞘[2]。随后逐渐发展为多条，有二鞘、三鞘、四鞘，在唐以前，鞘带的使用数量最多为四条，且鞘带的使用数量和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并无直接关系[3]。
　　关于唐代御马鞘带的数量，孙机先生根据唐太宗昭陵设置的六匹御马鞍后装饰鞘带的数量，认为“宋代御马垂六鞘，但昭陵六骏仅垂五鞘，可见唐代尚无此制”。对此，申秦雁女士在其《唐永泰公主墓壁画〈胡人备马图〉及相关问题》一文中依据乾陵神道上设置的仗马装饰有六条鞘带的实例对孙机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更正，并增加了唐以前鞘带的使用数量及实例[4]。笔者深以为是，并补充一些实例如下。
　　从当前唐代帝陵遗留石刻及考古发掘出土的壁画、唐三彩及彩绘陶马等实物来看，唐代马身上鞍、鞘的使用更为普遍。如陕西礼泉唐太宗昭陵北门设置的“昭陵六骏”，马鞍后饰有五条鞘带[5]；陕西省三原县陵前乡焦村唐淮安郡王李寿墓(贞观五年，631年)墓道西壁出土的《骑马仪卫图》马鞍上饰有三条鞘带[6]，陕西礼泉唐韦贵妃墓(乾封元年，667年)出土的《胡人备马图》马鞍上饰有一条鞘带[7]；唐永泰公主墓(神龙二年，706年)出土壁画《胡人备马图》中马鞍上饰有六条鞘带[8]；唐章怀太子墓(神龙二年，706年)墓道东壁出土的《狩猎出行图》和墓道西壁出土的《马球图》中的马鞍后饰有六条鞘带[9]；唐永泰公主墓出土的三彩马，烧制较为精美，鞍鞯具备，鞍后饰有一条鞘带；陕西礼泉县唐郑仁泰墓(麟德元年，664年)出土的唐彩绘釉陶吹哨胡人骑马俑，鞍上用黑色线条勾勒出四条鞘带[10]；陕西礼泉唐郑仁泰墓出土的彩绘笠帽女骑俑，鞍后饰有四条鞘带[11]；陕西礼泉县唐张士贵墓(显庆二年，657年)出土的陶彩绘胡人骑马俑，彩绘上用黑色线条勾勒出五条鞘带[12]；陕西西安东郊唐金乡县主墓出土的骑马狩猎俑，鞍后可见用黑色线条勾勒的四条鞘带[13]。
　　唐乾陵兴建于公元684年，陵园设置的仗马首次装饰有六条鞘带，且自乾陵后，除在唐永泰公主墓和唐章怀太子墓出土壁画中马鞍上装饰有六条鞘带的个例之外，其他饰有六条鞘带的实例只在帝陵石刻中出现，如唐中宗定陵北门外仗马[14]和唐僖宗靖陵仗马[15]均是装饰有六条鞘带。唐代以后的历代王朝的帝王陵墓，除元代以外，基本上都沿袭了唐代的规制，在陵前设置石仗马，仅在数量和形制上略有区别。宋太祖赵匡胤永昌陵前列置有石仗马及控马官两对，在马身上可以看到，鞍后有六条鞘带。位于河南省巩义市的宋真宗赵恒的永定陵，其陵前列置有石仗马两对，鞍后也是六鞘。
　　由上可知，鞘带作为马鞍上的一种装饰出现较早，前期或只是一种单纯的装饰性物品，在使用数量和规制上并无明显的等级之分。乾陵仗马上装饰的鞘带数量超过了唐太宗昭陵六骏所使用的五条，开始使用六条鞘带，这就将帝陵前列置石马装饰的等级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乾陵后，这种装饰规制只在帝陵前出现，可以说，所谓的“御马六鞘”制度自唐乾陵开始确立，并形成以后帝王专享的规制。
　　马在古代是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和军事等活动的主要动力。古人认为“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16]。马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17]，因而对马特别重视。中国的陵墓雕刻，起源于春秋时期，据文献记载：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猊、虎、羊、马[18]。马作为具有仪卫或纪念性质的“象生”石雕出现在陵墓前，最早的实物是西汉霍去病墓前所立的“马踏匈奴”。自西汉中期开始，少数达官贵族的墓前也出现了石雕。至于帝王陵前何时开始列置石马，或始于东汉光武帝原陵。据《水经注·阴沟水》载：曹嵩墓前“夹碑东西，列两对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19]由此可知，东汉光武帝刘秀陵前神道两侧列置有精美高大的石马。因在秦汉时期的帝王陵前尚未发现实物，史书也无明确记载，其形制和布局己不得而知。魏晋南北朝以来，在帝陵前均未见列置石马。唐代帝陵除高祖献陵外，其余均置石马，其中昭陵于北门列置“六骏”，自乾陵及以后诸唐陵均于神道和北门外各置五对或三对石马[20]。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垅，如生前之象仪卫耳。”[21]也就是说，石马等石刻的设置，是模仿帝王生前仪卫，这再一次印证了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
　　注释
　　[1]沈睿文：《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2]杨泓、郑岩：《中国美术考古学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26页(图5—56)。
　　[3][4][8]申秦雁：《唐永泰公主墓壁画〈胡人备马图〉及相关问题》，《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72页。
　　[5][14]王子云：《陕西古代石雕刻1》，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第46—51、54页。
　　[6][9]陕西历史博物馆：《唐墓壁画珍品》，三秦出版社2011年，第4页、第75—83页。
　　[7][10][12][13]乾陵博物馆：《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2、53、49、113页。
　　[11]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古代文明》，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1页。
　　[15][20]刘向阳：《唐代帝王陵墓》，三秦出版社2012年，第361、320页(图213)。
　　[16][17]《后汉书》卷24《马援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840页。
　　[18](明)罗颀：《物原·葬原第十六》，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页。
　　[19]无名氏撰，郦道元注，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水经注疏》卷23《阴沟水》，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48页。
　　[21](唐)封演撰，张耕注评：《封氏闻见记》卷6《羊虎》，学苑出版社2001年，第143页。
　　(张鑫，乾陵管理处，文博助理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