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俑是古代墓葬中最常见的一类陪葬品，通常以各式陶俑为主，木俑所占比例较小。春秋战国时，木雕器物多为随葬的镇墓兽和木俑等，雕刻随意，刀法洗练。汉代木雕的技法已经相当成熟，作品有虎、猴、龙及木俑等，造型自然生动。唐乾陵陪葬墓也有木俑出土，这些木俑继承了汉代以来陪葬木俑的雕刻特点，比例协调，颜色亮丽，手中握有原始兵器，造型庄重，特别珍贵。
　　一 乾陵陪葬墓出土的木俑
　　乾陵木俑出土于永泰公主墓第一天井的东龛和第二天井的东西两龛内，随葬的有大量陶质男立俑、骑马俑和其他各种立俑[1]，在懿德太子墓也有发现。这组木俑以柏木刻成。柏木木质软硬适中，细致，有香气，耐腐力强，多用于建筑、家具、细木工等，柏树斗寒傲雪、坚毅挺拔，乃百木之长，素为正气、高尚、长寿、不朽的象征。正是由于柏树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所以古时葬县多用柏木。唐代帝陵曾广植柏树，因而乾陵等唐陵曾被称为“柏城”。
　　乾陵陪葬墓出土的这些木俑(图一、图二)呈脱水状态，体量较轻，形体保存较完整，经过保护显色加固，彩绘鲜艳。木俑呈站立状，头戴风帽，身着窄袖长衫，腰束带，衣襟袖口绘红色或白色滚边。面部鼻梁高耸，嘴唇涂朱，双臂前曲，双手紧握木杖，从实物上证明了许多学者对陶俑当年双手曾经执物(多为木质，发掘时已腐朽)的推断是正确的。形体大小在3.3(4.5)×4.2(5)×16(19.2)厘米之间，有的完好，有的手臂、双脚残。这批木俑，形体较小，但刻画精细，栩栩如生，让人能强烈地感觉到工匠们的高超技艺和认真态度。
　　永泰公主墓木俑出土于地势较高，封闭性较好的小龛内，避免了从盗洞进来的雨水等的浸泡，环境相对稳定，因而得以较好保存。在墓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鎏金马饰品，这些饰品与三彩马身上饰品的大小形制相似，据多位学者推测，该墓中可能曾随葬有装饰华丽的木马，只是年代久远，雨水淤泥侵蚀，一些木制品已被腐蚀殆尽，今仅见前甬道木门铜包页上残存的小块木料。
　　这批立体雕刻的木俑，四面皆可欣赏，《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雕塑》中将圆雕制作技法分为以下几步：塑泥稿、取材选料、根据塑泥稿的比例进行定位、打粗坯、修光、磨光、细加工等工序[2]。具体雕刻，通常首先要画创意稿，再用墨线勾画放大到木材上，然后再凿粗坯，初步形成作品的外轮廓与内轮廓，然后凿细坯。先从整体着眼，调整比例和各种布局，然后将具体形态逐步落实并成形，后面还要经过修光、打磨，运用精雕细刻及薄刀法修去细坯中的刀痕凿垢，使作品表面细致完美，再用粗细不同的木工砂纸顺着木的纤维方向打磨，直至理想效果，最后着色上光。木雕着色不仅是为了弥补某些木质的不足或缺陷，而且还能起到丰富材料质感美和作品形式美的作用。但是这批木俑的着色显然不同于现代木雕，它的上色技法与彩绘俑类似，都是先敷一层白底，将木胎完全遮盖，再绘制图案，整个造型与同墓出土的彩绘陶俑相似，显然工匠就是按照彩绘陶俑的形象创作了这批木俑。
　　二 全国各地出土的木俑
　　木俑在全国各地都有出土，现选取有代表性的几例稍作分析，以与乾陵陪葬墓出土的木俑比较。
　　河南省焦作市博物馆藏有5件胡人舞蹈木俑。这些俑高约30厘米，分立于踏板上，头戴螺旋毡帽，身着窄袖跃袍，腰束带，脚蹬靴，高鼻深目，脸颊丰满，动作各不相同却协调统一。面部表情不同，眉毛后扬，下颚前翘，左臂、右臂屈肘上扬，顾盼张望，其中四件服饰动作相同，身着高领广袖长衫，长长的袖子随双臂甩动上下翻飞，随着身躯扭动长衫下摆飘摆不定，双脚呈丁字形立于踏板上作踢踏状，唯有一件双臂肘部以下残缺，与其他四件不同。依据这些乐舞俑的服饰、动作及面部表情，有学者推测，它们当为唐代的木俑。
　　扬州发掘的一座晚唐古墓，墓穴四角装饰了四个大小不一的木俑，其中一个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仕女，头部呈“m”形状，脸部修长饱满，木质坚固且无缝隙。该墓为东南朝向，整个墓室一头宽，另一头相对较窄。在杭州、南京等地也出土了很多晚唐时代的墓葬，其中很多有木俑陪葬。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中国古代的东西交流异常频繁，唐时大量的外国商人、僧侣、留学生和官员沿着丝绸之路来到长安，所以丝绸之路沿线留下了大量唐代民族融合的遗存。在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发现的大量唐墓中，都有木俑出土。
　　1985年，在发掘宁夏盐池县窨子梁唐墓时，曾出土木俑多件，有武士俑、侍女俑、文吏俑、镇墓兽，十二生肖俑及马和骆驼俑等，但多残缺破损，残存部分依旧显现出当初精湛的雕工[3]。
　　在新疆出土的木俑中，以阿斯塔纳张氏家族墓群出土的木俑最具代表性。张氏家族墓大都被盗扰，206号和224号墓内有大量木质随葬品被烧的痕迹。此家族墓中的张雄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唐代木俑群有马、驼、马夫或驼夫俑、踏鬼武士俑、女舞俑和宦者俑[4]。典型的木俑有彩绘胡人牵驼木俑(图三、图四)、彩绘骑马木俑(图五)，俑头戴尖顶白毡帽，身着翻领胡服，足蹬高靿皮靴，深目高鼻，双眼圆睁，炯炯有神，面部丰满圆润，胡须微翘。刚毅的外表和作牵驼状紧握的双手，充分显示了该胡人坚定、自信和乐观的性格。木俑采用分段雕刻、然后合成的方式做成，最后再施以彩绘。制作技法精湛，艺术风格鲜明，与中原地区出土的唐三彩胡人牵驼俑类似[5]。彩绘骑马木俑用木料分段雕刻出人物的上、下身和马身、四肢，再粘合成整体，接缝处贴纸，然后彩绘而成，当为当时仪仗队中的骑马武士和骑马文吏俑。
　　张雄墓出土的踏鬼武士木俑(图六)目前仅此一例，高86厘米，由三十余块大小不等的上好木料分段雕琢出大到躯体、小到牙齿等部位，然后加以粘合成型，最后用色彩描绘表面。小鬼则用整块木料雕刻制成，描饰不多，除头、面部外，全身裸露出木质的本色，两者色彩反差明显，更凸显出武士俑的威严神态。
　　与新疆木俑相比，乾陵木俑特点极为明显。第一，乾陵木俑是整体雕刻，不是分段再粘合，然后施彩绘，它是一个严密的整体；用色与彩绘陶俑相同，造型也与陶俑大同小异，远看，二者并没有太大差异。第二，吐鲁番地区处于丝绸之路东段要冲，是中外文化交汇和各民族杂居的地方，所以泥木俑的形象，无论服饰，人物长相都充满了西域风采。乾陵木俑作为仪仗俑，其礼仪色彩较为浓厚。
　　从墓志可以看出，张氏家族乃高昌地区的望族，世代与高昌王族通婚，尤其是张雄及其子张怀寂，因主张统一，所以在唐统一高昌后，张怀寂曾得到了朝廷重用。张怀寂卒于长寿三年(693)，次年二月下葬。该墓墓葬结构、出土俑的题材及安放位置等与内地基本相同，由此可见，中原文化对西域葬俗影响之深。
　　新疆的木质器皿和俑较完整地保存至今得益于新疆地区独特的气候。楼兰、吐鲁番、哈密等地地势低凹，气候干燥，降雨量极少，哈密县全年的降雨量平均只有34.1毫米，湿度年平均为40%～50%，受干热环境的影响，木材快速干燥脱水，呈稳定状态。乾陵及陪葬墓所在的乾县属黄土高原边沿地带，年降水量和空气湿度都比较大，不利于文物保存，此外，这几个陪葬墓曾遭盗扰，所以，包括木俑在内的陪葬品能保存至今，实属难能可贵。
　　三 小结
　　唐代的雕塑工艺以强大的国力、昌盛的经济、发达的文化为依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力。隋唐五代时期正处于中古以来人们席地而坐到垂足坐地的过渡阶段，随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中国古代家具发展也进入到一个高低型家具同时并存的崭新历史时期，各式各样的木质家具是木雕的一大类，雕刻的实用性使木雕技艺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从乾陵陪葬墓出土木俑来看，唐代木雕受当时石刻的影响较大，雕刻细腻，人物面部饱满，轮廓柔和，尤其注重对人物神态的描绘。唐代宫中专门设有将作监，其中左校署负责“宫室乐悬簨虡，兵仗器械，丧葬所须，皆供之”。左校令负责“掌供营构梓匠”。甄官署甄官令掌供琢石陶土之事。凡石磐碑碣、石人兽马、碾磑砖瓦，瓶缶之器，丧葬明器，皆供之[6]。这些机构聚集了当时的能工巧匠，人才优势加之设备良好，制作出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成为今天研究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实物资料。
　　唐以后木雕制品已不局限于俑类，宗教人物、器物大量涌现，而且对木材的选择较汉唐时要讲究，已见有用黄杨木、檀香木等组织细密的木材雕刻的器物。明清两代木雕作品极为常见，品种丰富，传世品有人物、动物、文房用具等。木雕材质广泛，有紫檀木、黄杨木、乌木、楠木、沉香木、红木等，而以紫檀和黄杨木最为常见。
　　柏木虽不及黄杨木、檀木、楠木等珍稀名贵，但是唐人已经充分认识到柏木结实耐腐蚀的特点，并且发展了柏木的精神内涵，充分发挥关中地区的木材优势，制作出了这批流传至今的木雕艺术珍品。
　　注释
　　[1]参见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第1期。
　　[2]《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雕塑》，大象出版社2005年，第108页。
　　[3]参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第50—52页。
　　[4]《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第17页。
　　[5]乾陵博物馆编：《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92—93页。
　　[6]《旧唐书》卷44《职官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896页。
　　(赵维娜、景文娟，乾陵管理处，文博助理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