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她执政的近半个世纪里功绩卓著、政治清明、社会经济、文化等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这一切政绩的取得都与她独到的处世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果说武则天尚在襁褓中时袁天罡为其相面，并说了那段带有浓重传奇色彩的预言有可能为后人的牵强附会行为。那么她懂事乃至成年、执政，直到最后改唐为周，又去周还唐归葬乾陵的这段时期里发生过的几件小事却是实实在在存在过的，而她富有独特魅力的做人艺术也正是在此时才得以尽可能多的表露在世人面前。本文仅从她一生中发生过的几件小事入手，就她所秉持的处世哲学作一初步探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 面对谶语 谨小慎微避难关
　　贞观十一年(637)，武则天14岁进宫时，初封太宗才人，时称媚娘的她，职责是“掌序宴寝，理丝枲，以献岁功”[1]。主要负责安排帝王宴饮、娱乐和休息，以及宫中女子蚕丝纺织等，因此常有机会得见天颜。但自“狮子骢事件”[2]后，太宗对其有所疏远，至“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3]预言一出，这种疏远便达到了顶峰，甚至由此产生了深深的敌意。
　　翻检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及《朝野佥载》等相关史料，我们知道唐朝人，乃至整个中古时代的人对谶纬学说及民歌童谣等都非常的重视与敏感，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上天的旨意，人类无法违背也不能违背，只有顺天应民才能政通人和、风调雨顺，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且有意思的是他们总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与之相符的“应验”事例，汉代人将其称为“天人感应”。无怪乎唐太宗听闻“后宫有天子气”会“欲尽杀之”[4]，虽然李淳风以“陛下若留，虽皇祚暂缺，而社稷延长。陛下若杀之，当变为男子，即损灭皇族无遗”[5]相劝，但唐太宗怎肯将他辛苦打拼建立的李唐江山轻易送人，据《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二年七月条载：
　　初，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李君羡直玄武门，时太白屡昼见，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恶之。会与诸武臣宴宫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羡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尔勇健!”又以君羡官称封邑皆有“武”字，深恶之，后出为华州刺史。……壬辰，君羡坐诛，籍没其家。[6]
　　上述史料说明，贞观朝，确有宣扬“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预言，而且唐太宗也对其深信不疑，因此才会对李君羡“深恶之”继而“籍没其家”。但有学者因无法对“如果谶语为真，那出身武氏家族又为女儿身的武则天为什么会没事”作出合理解释，而对该条史料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这恐怕是武则天当皇帝前后造神运动的一个产物。她要宣扬自己：我就是受命于天，王者不死。即便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我的名字都要呼之欲出了，还有人出来为我做替死鬼”[7]。
　　这种猜疑不无道理，可事实若果真如此，两《唐书·李君羡传》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又做何解?《旧唐书·李君羡传》载：“天授二年，其家属诣阙称冤，则天乃追复其官爵，以礼改葬。”[8]《新唐书·李君羡传》亦载：“天授中，(君羡)家属诣阙诉冤，武后亦欲自诧，诏复其官爵，以礼改葬。……赞曰：……滥君羡之诛，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顾不哀哉!”[9]这里的“孽后”无疑是指武则天，从其用词之过激很难看出作者对武则天的尊崇之意，更不必相信他会为武则天的舆论称帝所掩饰了。胡戟先生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这些情节雕凿的痕迹太明显，……但李君羡为此冤死是事实，42年后武则天当上皇帝，……为了报恩慰灵，于天授二年(691)二月追复其官爵，以礼改葬李君羡。可见整个事件并非子虚乌有。”[10]真相到底如何?胡先生只能用“武则天曾面临过一场劫难，能够安然逃脱，实际是李君羡以死掩护了她，是她的幸运”[11]作解释。
　　推理至此，也许有人会说或许李君羡的死，促使太宗放松了对包括武则天在内所有人的警惕，所以她才会幸免于难。这种考虑不无道理。但查阅史料后我们发现，自“狮子骢事件”后，太宗朝的武则天显得一直很暗淡。史书中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少，仅在“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12]中提到她。可见，自狮子骢事件后至太宗得病弥留之前的这段时间里，武则天一直是恪守本分，再没有任何刻意表现而付诸史实，被载入史册的行径。
　　笔者以为，她之所以能够在那样等级制度森严，而又谶语四起的时代得以保全，是与她此时的处事低调，一心向学有关。此时的唐太宗警惕性极高，他怀疑着每一个可能威胁政权稳固的人，李君羡的死不足为惜；太子李承乾与四子李泰争夺皇位时，使他想到了当年的“玄武门政变”，随即将太子“废为庶人，徙黔州”[13]。四子李泰“寻改封顺阳王，徙居均州之郧乡县”[14]。为了江山社稷，他可以“断割恩宠”[15]。但皇位继承向来是国之大事，后来他听从国舅长孙无忌相劝，立荏弱的九子李治为皇位继承人。这些史实人尽皆知，武则天身为宫中女官不可能没有察觉，皇子争权，太宗尚以废黜贬谪惩处，何况她一个五品才人?当年的锋芒外露让她历太宗一朝也没有升迁，此时无论如何做事都要格外小心谨慎，每一个细微举动都可能引人猜忌，稍有闪失便会落人口实，毕竟她的诸多信息都与谶语相关。刘曼春等在其著作中用“谨守女德，长伴宫灯，恭谨侍奉皇上”[16]来描述此时的武则天。此时，对她与太宗而言淡忘比记起更重要。
　　唐时，宫中对妃嫔的教育很严格。皇后为妃嫔之首，众妃嫔入宫后要向皇后学习妇礼、四德、祭祀、待客等等。因长孙皇后逝世后，唐太宗再未另立皇后，所以这方面的学习相对也就有所放松。但掖庭内设有各类内宫官专门负责教习宫人书算众艺[17]。因此，屡屡不得志的武才人，在谶语四起的时代，“望着气势恢宏的唐代皇宫，风华正茂的她心中有说不出来的滋味，于是她把在皇帝跟前得不到的渴望，便尽情地倾泄在读书习文、书法和乐舞上”[18]。或许是武则天此时的处事低调，一心向学，以致麻痹了所有可能怀疑她的人，所以她才成功的逃过了这一劫。“武才人在太宗宫学习、观礼、实践，为其后高宗朝立后、执政及称帝建周奠基”[19]。
　　二 寺庙隐忍 抓住机遇离险境
　　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己巳，(太宗)皇帝崩于(终南山翠微宫)含风殿”[20]，依照北朝惯例，先帝妃嫔中无子女者不得久留于嗣皇帝宫中，均要被安排进寺观为尼或女道士，或入先帝别庙安享余年。从隋朝开始，即禁止官员的妻妾在夫死后改嫁，是则皇帝的妻妾更不在话下。“大唐故亡尼七品大戒”[21]墓志的出土也证实了这一点。有人将这种行为称之为“生殉”。但即便如此，在等级制度极为森严的封建社会里所有人也只能服从，而无任何反抗余地。武则天生长于佛教家庭，受其母杨氏熏染从小穿过尼服，看过经文，因此她选择随例入寺为尼，“(武才人)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22]。在旁人眼里，此时的她似乎已再无出头之日，唯有以青灯黄卷为伴终老余生了。如果是一般女人的话，此时即使对这种命运心有不甘，但基于形势所迫也是会安于天命，决不会有任何的非分之想。自古有多少先朝的妃子不堪忍受这种生不如死的生活而草草结束自己生命的，可是武则天却没有。她拥有比常人更清醒的头脑，她很清楚，只有活着才有可能离开这里，而唯一能够帮她摆脱困境的只有她的九郎，只有依靠高宗的力量她才能重获新生。但“感业寺的规矩比后宫还要严格。这里就是埋葬一切生存希望的坟墓，不但不允许外出，也不准会客……为了不将宫中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天子寝宫里的秘密外露，这些活的证人，需要严密地和社会隔离”[23]。处境尴尬的她此时只能安于现状，等待与外界取得联系的机会。她知道即使所有途径都中断，但依照当时惯例，新皇帝即位后都要在先帝忌日那天亲往别庙上香，而这上香之际则是她与高宗得以重逢的唯一机会。因此，她在高宗来感业寺行香之前早已赋诗《如意娘》[24]放置匣中，并于永徽元年太宗忌日(650年5月26日)高宗到太宗别庙上香后，驾临感业寺之时将其亲自呈送给高宗，以表达其相思之苦。据史书记载，两人“见之，武氏泣，上亦泣”[25]。“无前情，绝无此举。……‘上亦泣’表明高宗依旧眷恋着武氏”[26]，后来两人又曾多次见面并使武氏有了身孕。“武则天的长子弘死时是二十四岁，那一年是公元675年，……所以皇子一定是在尼庵受孕的”[27]。高宗对其的许诺是只需忍耐些需时日，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接她回宫。
　　皇帝的许诺可谓一言九鼎，这使她在绝望中看到了一丝生还的希望。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是很少有皇帝愿意违背常理接一个先帝的妃子回宫的，也很少有女人能够在生殉面前逃过一劫，可是她——武则天却做到了。她懂得现在必须学会忍耐，要给高宗时间，那么多年的冷落都忍受下来了，现在的生活又算得了什么呢?只有接受并适应这里的生活更好的活下去，才有机会离开这里。雷家骥先生认为：“新皇帝当年为太子时与武才人的关系情感，和他至今仍然对她保持了爱悦，没有始乱终弃，才是这个转机的关键。”[28]吴枫等则通过考证指出：“年轻的皇帝并非情薄。他在思念着武则天。他有一首《七夕》诗，恰可与《如意娘》应对。诗云：霓裳转云路，凤驾俨天潢。云星凋夜靥，残月落朝璜。促欢今夕促，长离别后长。轻梭聊驻织，掩泪独悲伤。”[29]也说明了高宗与武则天的感情之深。
　　三 重返后宫 沉稳掌权不乱政
　　尽管高宗已经答应会接她回宫，但在没有付诸实际行动的情况下，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即使高宗背弃诺言不再理她，她也只能听天由命，待机再出，因为此时的她已失去了与人谈条件的资本，更何况对方还是九五至尊的皇帝，无论他有多么的强势或软弱，都不能改变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即使长孙无忌等元老重臣多么的骄纵自大与目中无人，在朝堂之上他们也都必须无条件的向这位年轻天子俯首称臣。
　　正在武则天不知要如何才能重入宫闱之时，王、萧二人的争风吃醋则又给她提供了一个二次入宫的绝好机会。此时的王皇后正在为萧淑妃的持宠骄横而发愁苦恼，却无意间获知高宗正对身居感业寺出家为尼的武则天意乱情迷，且武氏已有身孕，在颇为酸楚之余，她心生一计：何不让武媚进宫，“以间淑妃之宠”[30]。于是便“阴令武后长发，劝上内之后宫”[31]，武氏借此机会得以重返后宫(目前也有人持不同观点：“武氏实为高宗自己召人，搞那么多花巧，无非是李唐后人为尊者讳，掩饰李治自己积极主动纳父妾的事实罢了”[32]。王皇后本想借助武则天的重返后宫来打击萧淑妃的嚣张气焰，可武则天的二次进宫在使萧淑妃失宠于高宗的同时，对王皇后本人来说却也是引狼入室。武则天顺势重获新生，再度入宫的她比之前更加成熟妩媚。生活的历练也使她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她懂得现在的她必须处处小心谨慎，锋芒毕露只会让她再次落入不幸。虽贵为昭仪，可她“下辞降体侍后”[33]；即使对一般的宫女、太监，她也是“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34]，想以此来取悦众人，建立良好的人脉关系。正是她谦逊有礼、甘心服小的姿态几乎让所有人都感觉不到她对他们所潜在的威胁，再加上王皇后的“数誉”[35]，与王、萧二人的相互攻击形成鲜明对比，三人中高宗的天平开始慢慢向武则天倾斜。入宫不久，长子李弘即被封为代王，这使得她在众多嫔妃中有了较高的地位。依据唐时“母以子贵”的习惯，很快她便由昭仪升为宸妃，进而又取代王皇后成为一代国母(“武则天确实当过宸妃，但由于宰相韩瑗、来济等人的反对，高宗既不从，亦未明确宸妃品位，故其后立武后诏书中只云立武氏为皇后”[36])。此时的王皇后一定悔恨不已，她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按理是她成全了高宗与武氏，武氏应该对她感激涕零才对，怎好恩将仇报毁了自己。
　　随着王皇后“扼婴案(武则天长女，后封为安定公主)”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很快高宗即将王皇后与萧淑妃二人打入冷宫，永不召见。永徽六年(655)十月己酉，高宗下诏称：“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鸠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37]，“故后王氏、故淑妃萧氏，并囚于别院”[38]。武则天本以为随着王皇后和萧淑妃的陨落，从此后宫便可相安无事尽享太平，可谁想：
　　上尝念之，间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食器，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王氏泣对曰：“妾等得罪为宫婢，何得更有尊称!”又曰：“至尊若念畴昔，使妾等再见日月，乞名此院为回心院。”上曰：“朕即有处置。”武后闻之，大怒。[39]
　　其实高宗的这种表现也属人之常情，毕竟王、萧二人过去曾与他生活多年，即使没有爱情也会有一点类似亲情的感情存在，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他之前曾是那么的宠爱萧淑妃和她的儿子许王素节，但这一切此时都已成为了过眼云烟。他这看似合理的表现，却深深地刺痛了武则天那根敏感脆弱的神经，几经周折始有今日的她是不允许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就这样在她身边悄悄溜走，而给王、萧二人提供任何重返后宫报复于己的机会的，她能走到今天已经付出了太多太多……于是她“遣人杖王氏及萧氏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40]她在最短的时间内杖杀了王皇后和萧淑妃，以期永绝后患。
　　为了平复高宗因此而对自己产生的不满情绪，她比之前做的更加努力认真。在高宗身体欠佳的情况下，她凭借自己“兼涉文史”的深厚底蕴和果敢的政治才干，很快便涉足政坛，帮助高宗处理朝政，并有大权独揽之势。
　　《资治通鉴》卷201载：
　　初，武后能屈伸忍辱，奉顺上意，故上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有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尝为厌胜之术，宦者王伏胜发之。上大怒，密诏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议之。遂有废后之意，仪因言：“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上意亦以为然，即命仪草诏。左右奔告于后，后遽诣上自诉。诏草犹在上所，上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犹恐后怨怒，因绐之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41]
　　《大唐新语》麟德元年(664)条亦载：
　　始，则天以权变多智，高宗将排群议而立之。及得志，威福并作，高宗举动，必为掣肘。高宗不胜其忿。……密召上官仪废之，因奏：“天后专恣，海内失望，请废黜以顺天心。”高宗即令仪草诏，左右驰告则天，遽诉。诏草犹在，高宗恐其怨懟，待之如初，且告之曰：“此并上官仪教我。”[42]
　　高宗这句推脱责任的话，对他本人而言并无大碍，但对上官仪一族来说却是灭门之灾。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上官)仪下狱，与其子庭芝、王伏胜皆死，籍没其家”[43]。废后一事就此停止，在此后的十几年内(664—683)废后一事也不再出现。按理说高宗贵为一代天子对所有事物朝臣均掌有生杀予夺之大权，他想做什么事情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他即位之初顾命大臣曾对其执政多有掣肘，他不也将其一一肃清流放外地了吗?那些顾命大臣是何等的风云人物，有开国功臣，也有皇亲贵戚，有文臣，也有武将；而武则天呢，她的武氏家族并无赫赫战功值得炫耀，也非名门后裔势力庞大，想要废掉她可谓轻而易举，而且在立武之初既有那么多朝臣坚决反对，如果他此时知错能改、废武立新，定会受到众朝臣的一致拥护，何以退缩至此呢?即使那些庶族地主出身的朝廷新贵们多有不服，但凭借士族地主的力量足以解决这些问题，高宗的这一表现着实有待思考。
　　(麟德元年)十二月……戊子，赐忠死于流所。右相刘祥道坐与仪善，罢政事，为司礼太常伯，左肃机郑钦泰等朝士流贬者甚众，皆坐与仪交通故也。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44]
　　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至此破坏遗尽。
　　永淳元年(682)“十二月己酉，……帝(高宗)崩于贞观殿，时年五十六”[45]。遗诏太子李显柩前即位，以常理推断，这时该由他的儿子继承皇位，一揽朝政了吧!可高宗却在遗诏中写有“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武则天)处分”[46]，宰相裴炎受遗诏辅政。这也就是说，无论谁当皇帝，武后都有干预朝政的权利。这就为她日后的临朝称制，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
　　为什么高宗明知她有执政野心，却还要放权给她呢?这就体现出她做人的高明之处——掌权但不乱政。据史书记载，显庆五年(660)“十月，上初苦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47]。而梁恒唐先生则认为：“武则天与唐高宗的密切配合虽开始于显庆年间，但在永徽之际已有深厚的政治基础。……所以唐高宗患病权不下移，靠皇后担起内外朝政大事，是一个大胆的选择，也是长期配合与信任的产物”[48]。在她辅政期间，高、武二人虽也闹过矛盾，并险些酿成废后大祸，但究其缘由，两人并无大的分歧。因此在误会消除之后，高、武两人很快又重修旧好，待之如初。此时武则天不仅扮演着高宗妻子的重要角色，同时也是他执政过程中最亲密的政治伙伴。正因为如此，她才能在高宗弥留之际取得这道既不违反祖制又可将政权执于掌中的护身符。
　　四 柬之政变 识时归政祔唐陵
　　神龙元年(705)，武则天病危，麟台监张易之、春官侍郎张昌宗居中用事，宰相张柬之、崔玄暐与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人联络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率禁军发动军事政变，逼迫武则天让位于皇太子李显。在张柬之等朝臣的共同努力下，82岁高龄的武则天终于走完了她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从而又复周为唐，重新由李唐皇子李显即位当皇帝。此时的她对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并无强烈反应，尽管晚年的失落与凄冷在所难免，但或许这也是她在临死之前最想看到的结果。因为在传位于李氏诸子还是武氏诸子的问题上已搭上了太多人的性命。而她也曾为此十分苦恼，这不仅涉及到政权的姓氏归属问题，还有她自己身后是否与高宗合葬和接受子孙祭祀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岂有侄为天子而为姑立庙乎”[49]言犹在耳，难道真的要以身试法吗?现在这样或许才是最好的结局。胡戟先生对武则天在圣历元年(698)三月秘密接庐陵王李显回洛阳，复立为太子这一举动给予了很高评价：“这是武则天晚年的一项最重要的明智的决策。李显虽然不是当皇帝的材料，但是复立他(李显)表示了武则天在李武两姓之间的最后抉择。”[50]皇位传承问题是解决了，但如果就这么一声不响地走了，谁知道李、武两家又会争斗到什么时候，又会死多少人呢?紧接着，圣历二年(699)她便“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51]。但任何的誓言在权利的驱动下都有可能违背，那时，写有誓言的铁券将一文不值。随后她又通过李武联姻、严禁李武摩擦等方式[52]，想以此来确保在她百年之后李、武两家能永远和平相处下去。
　　为了将矛盾降到最低点，临死前她遗制“祔庙，归陵”[53]“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皆赦之”[54]。自此，大周王朝随着她的仙逝，开始慢慢淡出人们的视野。“去帝号”无疑是否定了自己生前曾为大周女皇的身份；“祔庙，归陵”则表明她死后愿以李唐皇后的身份，重归李氏宗庙(武则天称帝时，曾立武氏七庙)；“称则天大圣皇后”再一次明确了她死后的身份，即在她死后要以高宗皇后的身份留著史册。而“王、萧二族及褚遂良、韩瑗、柳奭亲属皆赦之”则是针对当年王皇后、萧淑妃被她杀害后，其母兄、亲族悉被流于岭南；褚遂良、韩瑗、柳奭亦因保护王皇后而被贬杀，其亲属皆被流往恶地一事而言。当年因为形势所迫，她为了自保所以才不得不出此下策，既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是时候为那些人平反了。也许事情的真相正如赵文润先生所说：“表面上她是在为冤死的王皇后、萧淑妃及其亲属昭雪，实际上是在为确保自己身后的大唐皇后地位着想。……希冀后人也会效仿他们，全力维护大唐后妃(主要是她自己)的应有地位”[55]。无论她是出于何种考虑，总归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这种安排无疑是最恰当不过的了，直至生命的终结她依然是以充满智慧的善良本性示人的，而在她身后遗留下来的政治遗产却经历了一次次的变革，直到先天二年(713)唐玄宗李隆基同郭元振平定太平公主谋反一案后，唐朝社会才进入了发展中的又一个新纪元。
　　武则天的一生跌岩起伏，几经起落，每次的失落都是常人所难以承受的，但她凭借自己的才学与干练，以独到的处世哲学一次次的沉稳应对，并向命运发起重重挑战，并最终改写了自己的人生，也为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因此才会在她去世千余年后被后人所肯定。
　　注释
　　[1](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44《职官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867页。
　　[2]指女皇晚年用以警戒吉顼讲的那段最具震慑力的谈话：“太宗有马名狮子骢，肥逸无能调驭者。朕为宫女侍侧，言于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须三物，一铁鞭，二铁挝，三匕首。铁鞭击之不服，则以檛檛其首，又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朕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朕匕首邪!”《资治通鉴》卷206，中华书局2007年，第6544页。
　　[3][6]《资治通鉴》卷199，第6259页。
　　[4][5]《太平广记》卷224“李淳风”条；参见胡戟：《武则天本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7]蒙曼：《蒙曼说唐——武则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8]《旧唐书》卷69《李君羡传》，第2525页。
　　[9]《新唐书》卷94《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837页。
　　[10][11]胡戟：《武则天本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页。
　　[12](宋)王溥：《唐会要》卷3《天后武氏》，中华书局1998年，第23页。
　　[13]《新唐书》卷80《常山王承乾》，第3565页。
　　[14][15]《旧唐书》卷76《濮王泰》，第2656页。
　　[16]刘曼春、梁恒唐：《大周女皇武则天》，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1页。
　　[17]参见《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第1871页。
　　[18]赵文润：《古都西安——武则天》，西安出版社2007年，第22页。
　　[19]刘曼春、梁恒唐：《大周女皇武则天》，第32页。
　　[20]《新唐书》卷2《太宗本纪》，第49页。
　　[21]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大唐故亡尼七品大戒墓志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43页。
　　[22]《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第115页。
　　[23]李楠：《乱世红颜——武则天》，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24]《全唐诗》卷5《如意娘》，中华书局1999年，第60页。
　　[25]《资治通鉴》卷199永徽五年条载：“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第6284页；另见《唐会要》卷3“天后武氏”条载：“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潸然。”第23页。
　　[26]刘曼春、梁恒唐：《大周女皇武则天》，第35页。
　　[27]林语堂：《武则天正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24页。
　　[28]雷家骥：《武则天传》，第63页。
　　[29]吴枫、常万生：《女皇武则天》，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48页。
　　[30][31]《资治通鉴》卷199，第6284页。
　　[32]蒙曼：《蒙曼说唐——武则天》，第30页。
　　[33][34][35]《新唐书》卷76《后妃上》，第3474页。
　　[36]赵文润：《古都西安——武则天》，第34页。
　　[37]《资治通鉴》卷200，第6293页。
　　[38][39][40]《资治通鉴》卷200，第6294页。
　　[41][43]《资治通鉴》卷201，第6342页。
　　[42]《大唐新语》卷2，中华书局1997年，第24页。
　　[44]《资治通鉴》卷201，第6342—6343页。
　　[45][46]《旧唐书》卷5《高宗下》，第112页。
　　[47]《资治通鉴》卷200，第6322页。
　　[48]梁恒唐：《武则天探秘》，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52—55页。
　　[49]《旧唐书》卷87《李昭德传》，第2855页。
　　[50]胡戟：《武则天本传》，第150页。
　　[51]《资治通鉴》卷206，第6540页。
　　[52]参见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第十四章第二节“消弥李武矛盾的措施”，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294—297页。
　　[53]《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第132页。
　　[54]《资治通鉴》卷208，第6596页。
　　[55]赵文润：《古都西安——武则天》，第295—296页。
　　(李阿能，乾陵管理处，文博助理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