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一 导 言
　　武则天以女主当政，为打击中央的关陇集团，一度起用大批文学新进作为政治班底。这种尊崇文词的任人方式，固然超越了前朝贵族门阀的阶级垄断，唯不免缺乏客观的量度标准。加上武氏对臣下猜疑，宰臣的重用或见弃全系于政治的表忠，往往流于跟风附和，忽略了个人应有的处事能力。则天晚年颇悟李武斗争的流弊，在狄仁傑等贤相的协助下，逐步解决重大的内政与外交问题。两人讨论政治得失，均认同国家大事必赖于奇才而非注目于文学词章，预示了武周后期委用贤能的新风尚。观狄氏举荐的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人均非主力于文学，不少且循经学入门，早年尝为府吏幕员，具体掌握着地方行政的经验，于恢复李唐政治尤为一时重心人物。奇才之论首由狄氏申明，颇见顺理成章，他熟悉政治与军事，洞察复杂的朝廷关系，全面了解国计民生所需，无疑为当中的典范。狄氏位比国老的辅弼地位，在武则天晚年确立[1]，他选拔的对象又能在政治上独当一面，凡此始终为诸武子弟所未及，是唐代政权自武返李的合理趋势。
　　二 武后主政时期文学之士的勃兴
　　天后久视元年九月辛丑，一代名臣狄仁傑病卒，《旧唐书》卷89《狄仁傑传》概括其举贤之功，并记载他生前与武则天的一段对话。其语虽简约，唯谈论的内容却涵盖武周时期两类官员人物，于理解该时代的用人政策，启发意义十分深远。其谓：
　　仁傑常以举贤为意，其所引拔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姚祟等，至公卿者数十人。初，则天尝问仁傑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乎?”仁傑曰：“陛下作何任使?”则天曰：“朕欲待以将相。”对曰：“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则今之宰臣李峤、苏味道亦足为文吏矣。岂非文士龌龊，思得奇才用之，以成天下之务者乎?”则天悦曰：“此朕心也。”仁傑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且久不遇，若用之，必尽节于国家矣。”则天乃召拜洛州司马。他日，又求贤，仁傑曰：“臣前言张柬之，犹未用也。”则天曰：“已迁之矣。”对曰：“臣荐之为相，今为洛州司马，非用之也。”又迁为秋官侍郎，后竟召为相。柬之果能兴复中宗，盖仁傑之推荐也。
　　此段记载以对话方式进行，确实时间、地点和参与讨论的政治场合均略而不述，主题围绕武则天询问狄仁傑谁是人才可用，引申出文学之才与奇才选任的不同用意，而以张柬之因才具获荐，成功兴复唐室，兑现狄、武“成天下之务”的期望为前后呼应。对谈之间，还加入则天个中的犹豫，张柬之应迁未迁，至落实拜相的一段政途曲折。阅之者固可视为逸趣一则，但类似的记叙同见于司马光笔下，只是字眼略作修饰，把苏味道、李峤喻为“文学温藉”，张柬之则是“卓荦奇才”，尾末补充：“仁傑又尝荐夏官侍郎姚元祟、监察御史曲阿桓彦范、太州刺史敬晖等数十人，率为名臣”，狄门可谓一时桃李[2]。观狄、武谈话并非集中于单一的场合，事物的发展又具延伸的意义，简而言之，应涉及天授至圣历年间的人事任命。盖永昌元年，武则天在贤良征试中拔取张柬之为第一，自此以后，他便开始幕职工作[3]。若以天授二年狄仁傑初拜宰相计算，时间颇为吻合，柬之由荆州长史而洛州司马，也就是紧随着仁傑的转辗方式，沿新旧僚属的职历关系进入中央。圣历以后，柬之迁至凤阁舍人，与狄相前此任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的上下关系也最为密切[4]。再观姚元祟为夏官侍郎时间在万岁通天二年，翌年(圣历元年)加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桓彦范于圣历以后为监察御史，而敬晖任泰州刺史又在大足元年以前。凡此可见，则天与仁傑奇才之论与选荐人物过程，当为武周较晚时期，发韧于圣历年间(698—699)，至长安年间(701—704)各种人才已臻成熟，构成政治上的活跃中坚。武周朝文学与奇才之辨，涉及用人策略的重大转捩，史家所言自具特别深意。由于笔触含蓄精炼，狄、武二人之谈论决定同时也衍生以下若干问题，不得不跟进思考：(1)武则天过往任相多用文学之士，至苏味道、李峤之辈，何以未能满足国策的需要?(2)仁傑所谓奇才到底是何种标准，为何张柬之等人的选任才谓符合条件?(3)武后进用奇才的本意为辅助大周，彦范、柬之诸人最后却策动恢复李唐皇室的政变，如此南辕北辙的政治取向，武氏为何容让反对势力的发酵?凡此均应稍加说明，才能充分理解武周政权的内部变化。
　　诚如学者所言，武则天在高宗显庆时期以后积极干政，受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猛烈批评。为打破政治上的关中本位政策，武后从文学取士的途径，开始擢拔非关陇集团的文人势力，以巩固皇后权位[5]。当时贵族政治的象征，又高度集中于三省长官于政事堂的宰辅集议制度[6]，以文学之士进占宰相权位遂成为则天女主的首重目标。唐代的学士类型繁多，其产生的原因往往因应君主的特殊政治需要，别立部门以备咨询，同时以文学草拟政事，因而得以近密参政。武德四年和武德九年，分别设立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如虞世南、褚亮、姚思廉、蔡允恭等人均历职两馆工作。高宗上元二年，改贞观十三年的祟贤馆为祟文馆，令学士掌东宫经籍图书，同时教授诸生。观此，武则天大开文学之门具前例可援，旧贵中反对武氏为皇后者众，遂专以文学之辈分削宰相实权[7]。例如许敬宗“幼善属文”，任过秦王府文学馆学士，尝品高而不得志于政治，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素来不合。在高宗废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一事上，许敬宗立下大功，显庆三年便擢为中书令[8]。李义府在太宗时期由对策登第，以太子舍人加崇贤馆学士，高宗永徽二年加弘文馆学士，同样因拥护武氏，“尝密申协赞，寻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9]。与许敬宗、李义府等背景相似的，还有王德俭、崔义玄、袁公瑜等人，他们皆非出身关陇的文士，却成为高宗时期支持武则天执政的翊赞功臣[10]。
　　值得注意的是，由武氏预政至政归中宫约十年间，高宗与武后的“二圣”权力冲突也日益白热化。以许敬宗为首的学士宰相，已迫不及待清理其间的反武势力。《新唐书》卷105《上官仪传》记载：
　　初，武后得志，遂牵制帝，专威福，帝不能堪；又引道士行厌胜，中人王伏胜发之。帝因大怒，将废为庶人，召仪与议。仪曰：“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帝使草诏。左右奔告后，后自申诉，帝乃悔；又恐后怨恚，乃曰：“上官仪教我。”后由是深恶仪。始，(梁王)忠为陈王时，仪为咨议，与王伏胜同府。至是，许敬宗构仪与忠谋大逆，后志也。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覆，公卿莫敢正议，独仪纳忠，祸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归于后，而帝拱手矣。
　　在武后预政背后，显然存在一强有力的制诏机器，可以随时与宰相互相周旋。太宗以弘文馆隶属于门下省，学士须轮更宿直，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并校理图书策令，本来便有疏理宰相政务的原意。没有这种政策关联，纯粹只为处理典籍，太宗实无须与众学士商量政事，至夜分方罢[11]。上官仪欲草诏废武后，事涉机密，却为左右奔告于则天，许敬宗且能迅速制书反扑宰相谋逆，凡此均反映学士之里应外合，积极支持武氏的夺权行动。观许敬宗历任太宗的秦王府学士、中书舍人、检校黄门侍郎，太宗破辽时尝“立于马前受旨草诏”。他与“弘文馆学士具检秦、汉已来历代宫室处所以奏”，文学同事遍于省局，子孙三代亦供职太子舍人及著作郎等职[12]。这些来自文学官僚的助力，令武则天的政治干预更见得心应手。史载：“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13]究武氏以中宫权力得以不断向外伸展，落实决策执行，莫不由许敬宗此等新兴的学士宰相主导。
　　武后为扩充文士的影响力，除致力每年开科取士，使“常举”制度化之外，又分别于神都、京师两处举进士。于是，科举制度愈为吸引，张鷟《朝野佥载》卷1即谓：“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武后更于洛阳城南门亲试，在芸芸万人中选出张说为对策第一，拜太子校书[14]。伴随着则天的革命，国家选士具备新的衡量标准，文学才能几决定个人入仕之资，一种跨越贵族阶级界限的文人政治正日渐形成。得到提拔的文学之士不乏出身平民行列，例如姚祟、宋璟、张说、苏颋、萧至忠、郭元振、张嘉贞、李峤等人皆擅长文学，为开元以后的名臣。武则天对文学选士十分热衷，她在上元时期设立“北门学士”的临时差遗职务，让刘祎之、元万顷、范履冰、苗楚客、周思茂、韩楚宾等入侍禁中，共撰《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凡千余卷[15]。相较弘文馆学士，北门学士预政的方式愈为明显，他们在宫禁相当活跃，举凡朝廷奏议及百司表疏，皆得参预，其用意是使之“密与参决时政，以分宰相权”[16]。由此可见，武氏全面培育文人学士班底以维系其新造政权，平日以文词待诏，候于北门进止，必要时方便武后召入禁中作为政治后盾，关陇旧贵逐步削弱，太子贤皇储地位受到打压，正是由北门学士集体发动。武则天又独自与北门学士讨论明堂的建立，不让朝臣参与意见，专以众学士重新演绎典章制度，试图成就前代所未敢决议的祭礼工程[17]。如刘祎之者，以文藻知名，自弘文馆直学士召入为北门学士后，数年间迅速升官，由中书舍人、迁检校中书侍郎。史书云：“则天临朝，甚见亲委。及豫王立，祎之参预其谋，擢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是北门学士入相的例子。北门学士以文学受重用，同时发挥制诏的能事，祎之权重一时，“军国多事，所有诏敕，独出祎之，构思敏速，皆可立待”[18]。
　　从许敬宗到刘祎之的任命，学士政治一直支持着武氏的政治斗争，相关的人物陆续因文学功绩进驻执政的位置。此等人士具文学时誉，因文辞而相互齐名者众，构成气质相类的政治群体[19]。例如以文章创作知名的有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等“文章四友”，世谓“崔李苏杜”。此外，如韦承庆、卢藏用、刘允济、富嘉漠、员半千等大批被武则天擢拔的文人学士，均以文章著称[20]。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崩于洛阳，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实质军国大事由武则天进止，宣令中书门下施行，武后得以完全执政。载初元年九月，武后索性改唐国号为周，正式进入武周时期。可以说，在武周时期为数达75名宰相中[21]，文学之辈成为武则天择相的主流，并以频繁替换的方式，确保群臣之绝对效忠。
　　三 文士的政治弊端和武周改革的原理
　　文学之士既为武则天政权清除政治障碍，于处理日常行政文书和草诏事务上又能提供实时的支持，学士政治遂成为时代的主导。在武周前期，文学之清选仍为评定能力的一项重要标准，唯当则天权位稳固，过往恃权谋私之辈，如僧怀义、河内老尼等宗教术士，来俊臣、周兴、索元礼等酷吏，或因贪赃舞弊，或因私行不检而逐步受到整治[22]。以此观之，武氏只是利用侧近作为打击政敌，最后连徐敬业等反对势力亦予以翦灭，内部政治已无甚顾虑。相对而言，外族入侵对唐压境的新形势，促使武周不得不提拔熟悉地方政令的谋臣，这些才俊既不能囿于文学一门，而且更要求具备军资调度的实际行政经验。愈至武周后期，文学之选不再是解决国家难关的重点人才，对于前代与当朝文士，尤其文学宰相中徒具文学而欠缺才行的各种舆论便随之而来。史料所见，武后一度信用的政治领袖，在文学与人格方面的落差极大，开始引起人们关注：
　　(李)义府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引腹心，广树朋党，倾动朝野……义府本无藻鉴才，怙武后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序失次，人多怨讟……义府既贵之后，又自言本出赵郡，始与诸李叙昭穆，而无赖之徒苟合，藉其权势，拜伏为兄叔者甚众。[23]
　　(许)敬宗嫁女与左监门大将军钱九陇，本皇家隶人，敬宗贪财与婚，乃为九陇曲叙门阀，妄加功绩……敬宗好色无度。其长子昂颇有才藻，历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以为继室，假姓虞氏。昂素与通，烝之不绝。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孝，奏请流于岭外……太常将定谥，博士袁思古议曰：“敬宗位以才升，历居清级，然弃长子于荒徼，嫁少女于夷落。闻《诗》学《礼》，事绝于趋庭；纳采问名，唯闻于黩货。[24]
　　(刘)祎之有姊在宫中为内职，天后令省荣国夫人之疾，祎之潜见之，坐是配流巂州。历数载，天后表请高宗召还，拜中书舍人。转相王府司马，复迁检校中书侍郎。高宗谓曰：“相王朕之爱子，以卿忠孝之门，藉卿师范，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垂拱三年，或诬告祎之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金，兼与许敬宗妾有私，则天特令肃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25]
　　(苏)味道善敷奏，多识台阁故事，然而前后居相位数载，竟不能有所发明，但脂韦其间，苟度取容而已。尝谓人曰：“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以持两端可矣。”时人由是号为“苏模棱”。长安中，请还乡改葬其父，优制令州县供其葬事。味道因此侵毁乡人墓田，役使过度，为宪司所劾，左授坊州刺史。[26]
　　上述李义府、许敬宗、刘祎之、苏味道等，为武氏委任的文人宰相中较受重用的人选。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以文学知名，受武后倚重而结果因政治污点失脚，以致劣评如潮。以李义府为例，他在任相权力高峰时广与亲朋营私结党，从权势中取得卖官图利的机会。故旧书谓义府虽善文词，然行事诚非节操之人，其人“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喻义府为“李猫”，凸显其柔而害物、笑里藏刀的性格。李义府任相后攀附高门权贵的行径，在许敬宗身上如出一辙，在贪财与依附门阀的驱使下，把家庭子女的婚姻视为政治交易。大抵文学出身者缺乏门第之资，清选与否不是践相之后的首要考虑，反而着意于如何编织官场人脉，使权力不衰，由此卷入贪腐的事件，是文士有才无行的真实写照。刘祎之的才学虽高，早年却私通宫中导致政治失脚，无论垂拱年间是否受贿于地方都督，与许敬宗妾是否有私，均反映祎之轻率将个人处于不利环境，并非考虑全盘的政治干才。武氏对祎之的彻底见弃，肇始于他把隐密事情告知不大可靠的凤阁舍人贾大隐，酿成谋逆的重大嫌疑。时至晚周的苏模棱，议政首鼠两端，已知其人唯做政治文章，无决议执行的承担能力。他既无前面数人为则天排除政敌的主动，反于告老还乡之时贪图田役小利，陷于晚节不保。至若李峤之辈，文章奏对固可应付，唯随时间流转，其立场左右变易，于中宗即位后初附张易之兄弟，继于中宗崩后，又密表请处置相王诸子[27]。其政治估算摇摆不定，与苏味道比较，不过是较激进的投机取巧而已。
　　武则天以大周称帝，原意是从李唐皇室管治的旧路中开辟崭新的政治气象，非为斗争而斗争。铲除政敌之初，武氏重用附己的文学之士，却非对这些新兴知识官僚的所作所为惘然不知，李义府被下令长流，许敬宗之流于岭外，刘祎之赐死于家，同样反映武氏对文士的恩威收放自如。当苏味道、李峤等辈尚以文章见用之际，武氏考虑的焦点已转移至李武斗争如何和解的问题之上。此一矛盾存于武则天心中经年，终由狄相在不同场合陈明利弊，令武氏放下皇嗣继承的成见，过程复杂微妙[28]。她作出明确决定以前，还端视一个重要变量：两者在处理国家危机上是否具备充分的应变能力。从各种迹象显示，则天曾给予武氏子弟不少政治锻炼的机会，然而因才干所限，他们既无李唐皇嗣的号召力，亦与狄仁傑等贤才的御边政策相去甚远，令武后愈为失望[29]。例如神功元年契丹初平，则天以武懿宗、狄仁傑等分道安抚河北，懿宗却在所到之处以酷刑残害归附百姓，酿成河北地方再度不稳，凡此已见武氏众侄的政治败象[30]。观武后在圣历元年恢复庐陵王为皇太子，翌年又以相王为皇嗣，有意逐步退下处理政务的前线，颐养天年于宫中。狄仁傑作为大周时代最出色的辅相，由家事而国事，从内政到外交，他与武则天的君臣政论无间，由此朝廷政治气氛得以改善，则天择相亦转务实，已非主以文学唯才的路线。在狄仁傑用人思想的提振下，致力为前期文学政治和后期讲求才德兼具划一明确之分水岭，政治班底经过他悉心荐举，数年之间实现换血改造的新风，效果逐步呈现。
　　四 奇才之用：狄仁傑的人物举荐和武则天的退位问题
　　狄仁傑拜相以前，在官场上的际遇并不顺畅，其父知逊为夔州长史，他亦由明经入幕，辗转授汴州判佐、并州都督府法曹。在很早的时候，他已经学习地方事务，亲自尝过被官吏诬告之苦，最后因理直而得到宽宥平反。此后，他在高宗仪凤年间当过中央的大理丞，明白清明断狱的重要性，曾掌侍御史、度支郎中等职。高宗派他做知顿使，奉命入过戎夏交接的宁州为刺史，对民生休戚，以至地方民俗都具深度的了解[31]。在当豫州刺史时，他同情越王贞称兵事败后缘坐籍没的无辜百姓，虽因此左授为洛州司马，但在汝南的种种善政，得到武则天的留意，终在天授二年九月拜相[32]。他被提拔上场，意味着以来俊臣为代表的酷吏政治以及武承嗣、武三思为首的外戚权力，开始受到有效制约。万岁通天年间，狄仁傑以魏州刺史身份临制河北有度，令契丹不易寇境，则天对狄氏的重用正在与日俱增。仁傑建议改百姓西戍疏勒四镇等旧法，转而使阿史那本族统率诸蕃，又废安东，恢复高关为君长诸建议，均令战区劳弊纾缓的同时，大大减轻江南的转运负荷，无疑是一举数得的良策。他任职河北道安抚大使以后，曲赦河北诸州，安抚逃匿的河朔人以实边，使原来突厥逼胁下的流民，顿成可供州县筑城固守的人力资源，有效降低突厥入侵的机会。因狄氏屡立奇功，不避权贵，且能直申理据，逐渐获得武则天的倚重，在朝廷一展贤相之能事。
　　史称狄仁傑拜相后荐用的人才甚多，唯荐者与被荐者的关系，荐用的才地条件，以及被荐者继后拜相的理由，均未具体说明。如以武则天与狄仁傑奇才之论作为当中检视的标准，不难察觉武周后期狄相推荐的人物，具备一些政治传承的特征。在狄仁傑推荐至公卿的数十人之中，始终以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诸人至为瞩目。桓彦范受狄仁傑的知遇，始于圣历时期，在此以前，他因祖父是雍王府咨议参军，得以荫调右翊卫，圣历初，累除司卫寺主簿，纳言狄仁傑特相礼异，盛称其才识必能自致远大。自此，辗转内监察御史、御史中丞，而至刑部少卿。长安三年，桓彦范弹劾张昌宗与术人李弘泰占相的妄言，又奏请宽免自文明元年以后因则天革命得罪者，每事均据理力争，颇具狄氏当年的行事影子[33]。张柬之亦以非文学的途径补太学生，自少“涉猎经史，尤好《三礼》”，深得国子祭酒令狐德棻器重。他做过青城丞，在永昌元年贤良策试的千余人中获取第一，擢为监察御史。其后，他因忤则天意旨，反对突厥默啜以女向淮阳郡王武延秀和亲，神功年间出为合州刺史、蜀州刺史，又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这些地方上的历练，有助他了解生民的困苦，例如对于每岁募五百兵入姚州山险的戍役，柬之便曾上奏析论其弊，惜未为则天所纳。至长安中，经狄仁傑之大力推举，召归为司刑少卿，迁秋官侍郎。因其“沉厚有谋，能断大事”的特质，终于得到武则天的召见，拜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迁凤阁侍郎，仍知政事[34]。参考敬晖的例子，也是弱冠举明经，圣历初，累除卫州刺史，对河北突厥寇患之事多所留意，强调必须考虑修城者的生计收获才能固守，为民众争取秋收免役。前后又由夏官侍郎，外转为泰州刺史，在大足元年，尝为洛州长史。众所周知，狄相受知自洛州长史，这种供职于同一州府的属僚关系，或为狄仁傑赏识的依据。长安三年，敬晖拜中台右丞，加银青光禄大夫，神龙元年已转为右羽林将军[35]。
　　再看看崔玄暐和袁恕己，前者在龙朔中举明经，累补库部员外郎，事母至孝，以清谨见称。他在长安元年，由凤阁舍人超拜天官侍郎，虽迁文昌左丞，则天以其选司公允，不涉贪恶，仍命出任旧官，长安三年寻转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36]。袁恕己，在长安中，历迁司刑少卿，兼知相王府司马事，故此与南衙兵仗关系密切[37]。五人的经历各有不同，唯大都通过狄仁傑的赏识，至迟在长安年间纷纷进占中央的决策要职，与晚年的狄公颇为相知。他们个性刚直，屡为不平的政事上奏敷陈，武则天亦知此等人物忠诚，虽非全然接纳意见，但对于过去因政治打压而蒙受冤屈的各种申理，终于持面对的态度予以解决，建立了政治的互信。他们对唐室血嗣加以拥护，对武后侧近小人如张昌宗、张易之的痛恶，类似的政治取向，武则天在朝廷议事过程中理应多所洞察。狄仁傑对李唐皇室的护佑，同时不失向武周朝廷效忠，类似的平衡态度，基本上为武后接受的底线。事实上，武氏子弟难成大器为政治的现实，朝中新的领导班子渐次在内政外交中取得预期的效果，均令武后不再执意于抑李扬武的思维方式，反而容许大臣具较大的议政空间。故此，在进入长安元年以前，武后并无预政的部署意图，久视元年以奉宸令张易之、秘书监张昌宗掌政务，不过是其逸乐的表面掩饰，史载“太后欲掩其迹，乃命易之、昌宗与文学之士李峤等修《三教珠英》于内殿”[38]，反映则天乐于内廷安享晚年，将外朝政治重心交予群臣管治的政治决定。此种趋势，在是年九月狄仁傑离世以后更为明显，盖失此重要辅相，武后政治改革的动力为之冷却。五年以后，受狄仁傑荐举之中央贤能地位愈为强固，与武后之交接日益疏离，再无狄相效忠武周的思想包袱。当张柬之等人以政变逼令武后还政中宗，武则天在宫中惊起，明白各人来意以后，从容向政变者表达昔日提携之情，无疑反映武则天与狄仁傑的推荐人物，部分有着同源性质[39]。五人凭政变功赏被称为五王，《旧唐书》卷91便将五人的本传俱载一起，其前后相承的人脉渊源，遂容易令人联想到狄氏的用人，是否隐含光复李唐宗室的预备手段。司马光《通鉴考异》留意狄仁傑与一众被荐举者的恩门关系，却多方指出狄氏并无此类政治预设。他首先介绍《梁公家传》的误解，内中记云：
　　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暐、袁恕己皆公所荐。公尝退食之后，谓五公曰：“所恨衰老，身先朝露，不得见五公盛事，冀各保爱，愿尽本心。”五公心知目击，悬悟公意。公寝疾，五公候问，偶对终日，竟无一言。少顷，流涕及枕，但相视而已。五公退出，递不测其由。袁恕己曰：“岂不气力转羸，须问家事乎?”张柬之曰：“未闻大贤废国谋家者也。”斯须，命张柬之、袁恕己、桓彦范三公入，余二公立于门外，曰：“向者无言，盖以二公之故。此二公能断而不能密，若先与议之，事必外泄，一泄之后，则国异而家亡也。至其时或不与共之，事亦不就。梁王三思掌权，可先收而后行也。不然，则必反生大祸。”
　　《梁公家传》即李邕所撰的《狄梁公家传》，观是书的写作意图，似暗示狄仁傑积极引荐张柬之、桓彦范、袁恕己等人是为了日后的政治上图谋，并在狄氏卧病临终前逐步表白。按其前后语意推测，应指改易武则天领导的国家大事，五人中以此三者行事最为谨慎，故可予密议，以期逐步收回诸武的权力。其文献的后半记载则近于神异，将五王策动政变，与狄仁傑身前与身故以后的感召，联系为直接的因果关系。其谓：
　　狄公没后，经岁余，五公潜会于幽闲之处，叙公当时之言，重结盟约，撤馔之后，相顾欲言，未至其时，恐负前诺，欲言又止，前后数四。桓彦范乃叙其言。言犹未毕，闻户牖之外，声若雷霆，须臾风雨，咫尺莫辨，所坐床褥悉掷于阶下。五公战惧，不知所据，乃相谓曰：“此是狄公忠烈之至，假此灵变以惊众心，不欲吾辈先论此事，未至其时，不可复言也。”斯须，天清日明，不异于初。易之等既诛，袁谓张公曰：“昔有遗言，使先收三思，岂可舍诸?”张公曰：“但大事毕功，此是机上之物，岂有逃乎!”后梁王交通于内，五公果为所谮，俱遭流窜，所期兴废年同，遗约轨模少无异也。
　　《家传》甚至将五公政变后未取得彻底的胜利，遭到武三思徒流等结局，全部归咎于未按狄仁傑遗约指示，由此凸显狄氏断事的高瞻远瞩。此种倒果为因的依托附会，在司马光看来殊不稳妥，他比对各种事实，并断言谓：“按柬之等五人偶同时在位，协力立功，仁傑岂能预知其事，举此五人，专欲使之辅立太子邪!且易之等若有可诛之便，太子有可立之势，仁傑身为宰相，岂待五年之后，须柬之等然后发邪!此盖作传者因五人建兴复之功，附会其事，云皆仁傑所举、受教于仁傑耳。”《资治通鉴》不取谲怪无稽的《家传》为据，只依《旧唐书·狄仁傑传》所著举柬之、彦范、晖三人姓名，不落任何政治判语，是较为平情合理的做法。综合而言，狄相与各人的关系，见机提拔具备良好政绩的官员，从时序观之，他的奇才之论实因应国家面对的新形势，需要吸纳更多的文才武略兼具的新血，首先得到武则天的认同。张柬之、桓彦范、敬晖诸人从而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在狄仁傑身故以后，思以彻底将政权重置于李唐皇室，凡此亦为唐代习气相类的另一政治群体表现。
　　六 结 论
　　时人论武氏专政，每将则天形容为残酷不仁的一代暴君，却忽略了武周晚期的一些具体转变。以武则天用人为例，早期致力以宗教、酷吏进行各种打压，同时另立门户，以非李唐关陇士族为主的文学之辈，改变议事的主导角色。及至权力稳固以后，择相用人方面已采取相当理性的手段，使国家元气恢复过来。对狄仁傑的重用，已展开了此种用人以才的新貌，并且容许狄氏按个人成功的政治行政经验，继续吸纳新进于精英管治的架构当中，成为宰相的典范。狄氏渴慕延揽奇才，就是针对武氏过往高举文学政治的单一做法，强调在各种学士成份以外，应具有一种与时代脉膊相连的民生管治经历，能够具体把所学的经义策论，同步转化为解决时局的真知灼见，建立官员严整的道德价值体系。武则天佩服狄氏言行之余，逐步在武李斗争的崩紧气氛中下放权力，让唐代政治恢复昔日活力，凡此为则天的治术觉悟。其本人对维护李唐王室的大臣予以宽容，是五王得以反扑的背景，武氏惊讶于政变，却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此种政治改变必早晚到来，反是狄仁傑的去世为则天放权过程中所始料不及的。
　　注释
　　[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久视元年七月条载：“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傑，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傑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仁傑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九月)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太后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中华书局1986年，第6550—6551页。查狄仁傑为相始于天授二年九月丁酉，由洛州司马超授为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功元年，朝廷积极防制突厥侵逼河北之际，又以狄仁傑为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兼纳言。圣历初，他曾外任河北道元帅、河北道安抚大使之职，军还，授内史。三年，并获武则天赐宅一区，以示恩宠。由此观之，把狄氏奉为国老，是武后出于个人崇敬，并非固有官位。它的称呼，即反映狄仁傑在宰相之间资历较深，经常参决军国大事，成为武则天和李唐皇室十分信赖的中央要员。
　　[2]《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久视元年七月条，第6552页。
　　[3]以张柬之出任与寿岁等年月为例，已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学者岑仲勉在《张柬之疑年》中已指出，《太平广记》引《定命录》，张柬之任青城县丞时为63岁，《新唐书》本传却谓他在永昌元年以贤良召，时年已70余，反逾前者所记近十载。以此推之，至神龙二年已为87岁，新书则谓其年为82岁，益不可信。参阅氏著：《唐史余渖》卷2，中华书局1960年，第62页。基于类此误断于《新唐书》较频繁，本文的论述，尤其涉及时间方面，多以《旧唐书》和《资治通鉴》为本，冀厘清武周时期狄仁傑的用人关系。
　　[4]参阅刘昫：《旧唐书》卷89，中华书局1975年，第2888页；同书卷91《张柬之传》，第2936页。
　　[5]武则天以文学之士作援引，以打击拥护李唐的旧贵族已普遍为史学界的公论，唯当中应特别指出这种矛盾关系不应过度扩大为武氏起用东南文人来打击关中士族。例如武则天时的北门学士之中，虽然有不少东南文人，但是山东、河北者为数更多。至于武则天时的重要宰相如狄仁傑、娄师德、王及善、朱敬则、魏元忠、魏玄同、刘仁轨、姚崇、李峤等，均为关东人，以关中人做宰相的也不少，至于以江南人为相的例子也不很多。参阅汪篯：《隋唐史杂记》之“唐太宗、武则天与东南文人”，收于氏著《汉唐史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9—170页。
　　[6]唐初以三省长官为宰相，此外又以他官参政，宰臣员额常五六人，武德以来常于门下省议事，议事之所谓之政事堂。以后渐为定制，中书、门下两省长官为必然代表，是为真正的宰相。贞观以后，由于尚书省长官尚书令缺废，尚书省左、右仆射习惯加上宰相职衔，与中书、门下二省长官及其他一些有宰相职衔的朝廷大臣共同参与政事堂会议，由此成为宰相集体议事的政事堂会议制度。中唐以后，三省制精神渐坏，翰林、枢密、中尉、计臣之侵蚀相权杂沓而至，无复唐前期贵族政治的原貌。详阅孙国栋：《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收于氏著：《唐宋史论丛》，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83—185页。
　　[7]关于唐代的学士类型，参阅牛致功：《唐代的学士》，收于氏著《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2年，第343—365页。
　　[8]《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第2761—2763页。
　　[9]《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第2765—2766页。
　　[10]关于武则天扶植新贵官僚以坚固皇后权位，详阅赵文润、王双怀：《武则天评传》第四章：巩固皇后地位，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48—66页；李福长：《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第四章第一节：武则天的政治伙伴，齐鲁书社2005年，第145—157页。
　　[11]《资治通鉴》卷189武德四年十月条载：“世民以海外浸平，乃开馆于宫西，延四方文学之士……世民朝谒公事之暇，辄至馆中，引诸学士讨论文籍，或夜分乃寝。”第5932页。
　　[12]《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第2761—2765页。
　　[13]《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元年十二月，第6343页。
　　[14]刘肃：《大唐新语》卷8载：“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监翫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计之以宽。’拜太子校书。”中华书局1984年，第127页。
　　[15]关于北门学士成立的过程与人物活动，参阅刘健明：《论北门学士》，收于中国唐史学会编：《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第205—218页。
　　[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7《刘祎之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250—4251页。
　　[17]《资治通鉴》卷204则天垂拱四年正月条载：“太宗、高宗之世，屡欲立明堂，诸儒议其制度，不决而止。及太后称制，独与北门学士议其制，不问诸儒。”第6447页。
　　[18]《旧唐书》卷87《刘祎之传》，第2847页。
　　[19]例如刘祎之：“少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辞称，号‘刘孟高郭’，并直昭文馆”(《新唐书》卷117，第4250页)；又如苏味道：“九岁能属辞，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号‘苏李’。”(同书卷114，第4202页)类似的文学并连例子甚多，说明武后一朝文学政治群臣之盛。
　　[20]《唐代学士与文人政治》第四章：“北门学士”与武则天革命，第173页。
　　[21]有关武周一朝宰相的实际数字，学者王双怀论之甚明，详阅氏著：《武周宰相数目考》，收于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97—105页。
　　[22]参前揭《武则天评传》第十章：治理大周，第238—241页；拙文：《武、韦时期的巫术与政治》，收于拙著《从宫廷到战场：中国中古与近世诸考察》，第69—98页。
　　[23]《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第2767—2768页。
　　[24]《旧唐书》卷82《许敬宗传》，第2763—2764页。
　　[25]《旧唐书》卷87《刘祎之传》，第2846—2848页。
　　[26]《旧唐书》卷94《苏味道传》，第2991—2992页。
　　[27]《旧唐书》卷94《李峤传》，第2995页。
　　[28]《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历元年二月条载：“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太后意未决。狄仁傑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大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又劝太后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谓仁傑曰：‘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第6526页。
　　[29]观突厥默啜在圣历初年入寇静难、平狄、清夷等军区，导因于武延秀入突厥纳默啜女为妃一事，武氏子弟低估外族的反应，武承嗣于其时因不得太子之位怏怏不快而死，也使武氏子弟朝中势力减退。相反，太子坐镇河北道元帅，又有狄仁傑为副帅开路，人心趋稳，地方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顷刻数盈五万，此又是政治上李进武退的消长阶段。此间形势为太后知悉，最后以年事已高为由，命太子、相王、太平公主与武攸暨等为誓文，告于明堂，铭之铁券，来解决两者可能出现的冲突，可见其用心良苦。参阅同书卷，则天后圣历元年八月戊子、九月甲戌及戊寅，并圣历二年六月壬寅诸条，第6530、6534、6540页。
　　[30]《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神功元年六月辛卯条载：“制以契丹初平，命河内王武懿宗、娄师德及魏州刺史狄仁傑分道安抚河北。懿宗所至残酷，民有为契丹所胁从复来归者，懿宗皆以为反，生刳取其胆。先是，何阿小嗜杀人，河北人为之语曰：‘唯此两何，杀人最多。’”第6522页。
　　[31]狄仁傑颇观风俗，例如史书中屡提到他反对地方迷信宗教和拆毁淫寺之事，又因抚恤边区民众，深得称颂。《新唐书》卷115《狄仁傑传》载：“(高宗)帝幸汾阳宫，为知顿使。并州长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过者，致风雷之变变，更发卒数万改驰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风伯清尘，雨师洒道，何妬女避邪?’此其役。帝壮之，曰：‘真丈夫哉!’出为宁州刺史，抚和戎落，得其欢心，郡人勒碑以颂。入拜冬官侍郎、持节江南巡抚使。吴、楚俗多淫祠，仁傑一禁止，凡毁千七百房，止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而已。”第4208页。关于狄仁傑对淫祠施行的措施以及其民俗风尚的态度，参阅黄永年：《说狄仁傑的奏毁淫祠》，收于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67页。
　　[32]参阅《旧唐书》卷89《狄仁傑传》，第2885—2888页。
　　[33]《旧唐书》卷91《桓彦范传》，第2927—2928页。
　　[34]《旧唐书》卷91《张柬之传》，第2936—2941页。
　　[35]《旧唐书》卷91《敬晖传》，第2932页。
　　[36]《旧唐书》卷91《崔玄暐传》，第2934—2935页。
　　[37]《旧唐书》卷91《袁恕己传》，第2942页。
　　[38]《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久视元年六月条。
　　[39]《资治通鉴》卷207中宗神龙元年正月癸卯条载：“柬之、玄暐、彦范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遣(李)多祚、(李)湛及内直郎、驸马都尉安阳王同皎诣东宫迎太子……同皎扶抱太子上马，从至玄武门，斩关而入。太后在迎仙宫，柬之等斩易之、昌宗于庑下，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环绕侍卫。太后惊起，问曰：‘乱者谁邪?’对曰：‘张易之、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诛之，恐有漏泄，故不敢以闻。称兵宫禁，罪当万死!’太后见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诛，可还东宫。’彦范进曰：‘太子安得更归!昔天皇以爱子托陛下，今年齿已长，久居东宫，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诛贼臣，愿陛下传位太子，以顺天人之望!’李湛，义府之子也，太后见之，谓曰：‘汝亦为诛易之将军邪?我于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惭不能对。又谓崔玄暐曰：‘他人皆因人以进，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对曰：‘此乃所以报陛下之大德。’”第6580—6581页。
　　(赵雨乐，香港公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