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在浩瀚的中国古代历史上，曾有六七位女性临朝执政、大权在握，比如大家所熟知的汉代的吕后、窦太后、唐代的韦后、清代的慈禧太后等等，但只有唐代的武则天享受了“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殊荣，成了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生于公元624年，卒于公元705年，祖籍是山西文水，生长在四川广元。14岁的时候，她离开广元来到长安给唐太宗李世民当了才人(妃嫔的称号)。从此，风雨兼程，一路走来，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说起武则天，与皇帝很有缘：一生中嫁了两个皇帝，生了两个皇帝，自己做了一把皇帝，而且做的是武周的开国皇帝。她做皇帝时67岁，在中国历史上是即位年龄最大的皇帝，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享年82岁(即位年龄最小的皇帝、寿命最短的皇帝都是汉朝的殇帝，名刘隆，生下来刚满100天就当了皇帝，10岁以下的小娃娃就当了皇帝的，在中国历史上共有29个。他也是寿命最短的皇帝，死时不足一周岁)[1]。
　　武则天还是一个很称职、很有政绩的皇帝，因为在她掌握朝政的近半个世纪中，国家政策稳当、兵略妥善、文化复兴、百姓富裕，享有“贞观遗风”之美誉。也为她的孙子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说，她上承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下启唐玄宗的“开元盛世”。著名史学家郭沫若称赞她“政启开元，治宏贞观”的历史功绩将彪炳千秋。武则天为什么能够以女人之躯成就如此丰功伟绩，将中国的历史改变到如此程度?其雄才大略和人脉时势固然重要，但她高超的用人之道更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对此，毛泽东主席在点评帝王将相时，就对武则天有过中肯的评价：“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女皇武则天何以获得毛泽东同志如此之高的评价呢?从她以下几个方面的用人方略上不难找到答案。
　　一 网罗人才多途径
　　千古兴衰事，用人为首务。武则天在《改元光宅诏》中提出：“济世之道，求贤乃当务之急。”就是说，治国之道在于得到人才，用好人才，这是最要紧的。在她自己编写的《臣轨》一书的上卷《同体章》中说：“想要建造大厦的人，必须借助众多的材料；治理国家也是如此。”下卷《良将章》也说：“将军是国君所依靠的，国君要想建立功业，就必须对将军推心置腹。”为了能够得到贤才，武则天殚精竭虑，先后颁布了《求贤制》《搜访贤良诏》《求访贤良诏》等三篇诏令，务使人才“草泽无遗，方圆曲尽”。希望天下的贤能志士都能聚合在她的周围，为其效劳。
　　(一)创新科举选人才。国家兴亡在于用人，而用人关键在于识人。识人也就是发现人才。发现人才，不能光靠皇帝一个一个地去发现，那能发现几个?关键是看皇帝能不能建立一个发现人才的机制，武则天主要依靠科举制来保障人才的发现和选拔。
　　科举制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后期人才选拔的主要制度，创立于隋、规范于唐、完备于宋、鼎盛于明、终结于清。从产生(隋文帝)、发展到废除(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经历了1300年左右。被称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它的实行，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不但对中国历史，而且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目前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就渊源于此。武则天对这一制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
　　1．首创“殿试”。殿试也叫廷试，是科举制最高级别的考试，是皇帝在殿廷上对考生亲自组织的考试。武则天在科举制度中首创殿试环节，使国家最高领导者参与到科举取士的考核过程中。她称帝之后，亲自在洛成殿策问进士，以文词作为选拔标准，而不偏重经学(儒家经典之学)。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写到：殿试乃武则天开创。通过殿试，皇上当面与应举之人商讨对策而观其才识，武则天以此种方式选拔了不少政绩斐然的贤能志士。载初元年的殿试就发现一名人才，叫张说，虽然刚22岁，但武则天经过考察看出他是个人才，亲点他为第一。张说文武双全，出将入相，前后当了三任宰相，直到玄宗朝还活跃在政治舞台上[2]。
　　2．调整科目。武则天临朝称制后，采取一系列举措使“常举”制度化，坚持每年开科取士。特别是调整了取士科目，重点推行进士科，适当发展诸科，降低明经科的地位。在这个过程中，以考试文辞为主的进士科成为所有科目中最受重视的一科，考进士的人数也不断增加。一直以来都有人认为，以考文辞为主的进士科的繁荣，也是唐代诗歌、散文鼎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唐代著名诗人王勃、陈子昂、王维、岑参等，都曾经是进士出身。通过调整取士科目，也扩大了取士规模。在贞观23年中，录取的进士共205人，但在高宗和武则天统治的55年中，据徐松《登科记考》录取进士达1100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较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
　　3．制举取士。制举是与常举(固定的每年举行一次的考试，所以又叫岁举)并存的以皇帝诏书的形式实施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3]。由于制举科目由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拟定，它的科目种类繁多而不统一。据统计，从公元688—701年的13年间，有11年举行了制举考试。制举考试名目繁多，常见的有“贤良方正科”、“下笔万言科”、“博学宏词科”等。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就是参加的博学宏辞科的考试，获得进士的。大诗人白居易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考上进士而走上仕途的。《唐摭言》记载：主考官见白居易姓名，便说：“长安大米价钱很贵，在这里居住很不容易，还想“白居”。但打开卷子看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时，不由得大加赞许：“有此佳句，白居也易。”[4]
　　4．为防止作弊，确保选拔质量，武则天还一度实行过糊名暗考。糊名就是将试卷上考生姓名密封起来，使评卷人看不到答题人的名字，这种制度我们今天依然沿用。为防止考官通过考生在试卷上作记号，辨认笔迹来作弊，就把考生试卷另誊写一份供考官评阅。这些做法进一步强化了考试的公正性，这种公正性的不断提高可以看成是科举制发展完备的一个重要特征。
　　5．首兴“武举”。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考试，到了清朝改为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了500次左右。相对于文科举，武举较为不受重视，武举出身的官员地位也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首兴武举，武举要考哪些内容呢?武则天时代，突厥与吐蕃经常入侵边境，为了加强军事力量，武则天决定打破旧的“将门必武家弟子”的“内举”制度，于公元702年，始设“武举”，以期唤起人们的尚武精神，网罗将帅型军事人才。武举考试的内容侧重于武艺，考试科目主要有骑射、马战、步射、举重等，兼及身材、言语等，选拔标准较为严格。考试合格者，才能进一步参加由武则天亲自策问的口试，然后决定是否被录用。武举及第者(凡合乎要求，审查合格被录取者叫及第)，就取得做武官资格，可以在兵部参选授官。其中的第一名称为武状元。据统计：从唐代到清代，我国共产生284名武状元，653名文状元[5]。
　　武举作为科举制的常设科目之一，每年举行一次。首兴武举充分体现了武则天选拔人才思路开阔，文武并重，有效地拓宽了朝廷选拔录用军事人才的途径。运用这种武举之法，武则天破格提拔了大批智勇俱全的军事将才，如程务挺、王方翼、李多祚、黑齿常之等人。武氏一朝武举出身的郭元振、王孝杰、薛仁贵等都是当时的名将。在唐高宗和武则天执政期间，先后中举者有1000余人，平均每年比贞观年间增加了一倍多。武举对于军事人才素质的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增强以及武周政权的巩固，都毫无疑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打破士庶界限依能授官。武则天主张“用人唯才，无隔士庶”，破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专制，不以等级、门第、资历为限，广开才路，以“务取真才实贤”。她在称制后，将《氏族志》修改为《姓氏录》，更加放手擢拔出身寒微而富于统治能力的出类拔萃之士，培植新官僚集团势力，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大批的官僚被列入士族。很多“才德”兼备的中小地主进入封建统治集团。这对旧士族的残存势力无疑是一次摧毁性打击。武则天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大量出身于庶族、资历浅薄的封建才子得以擢升录用，从而强化了唐中央集权的凝聚力，限制了士族门阀的离心势力。据马俊民《武则天朝宰相考》：武则天自弘道元年(公元683年高宗死)临朝称制至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武则天退位)，先后任用了78位宰相，有来自名门望族的，也有来自庶族地主的，有的甚至是既非大姓、又无官位或官职的下等户。其中，经她亲自提拔的宰相67人，门荫特恩入相的仅占10%，而由明经、进士和杂色入流为相的高达90%[6]。可见，武则天这种士庶无别、唯才是举的用人之策，在当时无疑是颇具效用的。
　　(三)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和任用。武则天当政初期，朝廷比较重视中央官员(内官)，任用的地方官员(外官)多是被贬之人。由于地方官不得力，有些地方政纪松弛，民风不正，经济萧条。武则天登基之后，为解决地方官员的选拔和任命，曾多次召集大臣们讨论刺史、县令的选拔事宜。有一次，宰相李峤、唐休璟在讨论中极力主张从朝内官员中挑选有才能的人，到各州、县担任长官。他俩都是女皇信任的宰相，其主张激起了女皇的深思，深感地方官的好坏，事关统治的基础和政权的稳固。武则天经过反复比较，权衡利弊，终于痛下决心，亲自从朝廷官员中选择一些有才干的人到地方任职。这样在选拔内官的同时，更重视地方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使中央和地方、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励精图治的“吏治”集团，这可以说是她加强自己的统治，使国力更加强盛的一个政治秘诀。
　　(四)实行荐贤与“自举”。为了更好地招揽人才，公元678年，武则天下诏“京文武职事官三品以上每年各举文武，力能堪任将帅，牧首者一人”。居官30年，出为将、入为相的娄师德，大胆向武则天推荐了狄仁傑。狄仁傑又向武则天推荐了一大批像张柬之、姚崇、桓彦范这样的文臣武将。在她施政的年代里，始终有一批“文似仁傑”，“武类休武”的能臣干将为其效命，有力地维护着武周政权的有序运行。
　　公元685年，武则天下诏，让“文武九品以上官及百姓，咸令自举”。她下令铸造铜匦，设四个箱子，分别涂上青、丹、白、黑之色，放在廷堂上，收受天下投书，虽说主要为告密之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举报箱，但铜匦朝东的青色格子是专门用来接收自荐信件的。准许官吏和百姓自己推荐自己，此举既可避免荐举有所遗漏，也为平民百姓提供了展露才华的机会。
　　二 试用官制纯队伍
　　用人渠道多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最主要的就是官职不够。怎么办呢?两个办法：一是增加新的职位，二是大量试官，什么叫试官呢?凡是你毛遂自荐上来的，或者别人推荐的，我就先给你一个官试试，看你行不行?你要行就接着当，那不行怎么办?那就下台甚至被杀。公元692年正月，武则天接见存抚使(巡察使)推举的人员，无论有无才能均以任用，但有一段的试用期。试用合格后再正式委任。才华出众的人任凤阁舍人或给事中等职务；其次的任员外郎、侍御史等职位。当时的杰出人才起任的较多，这是我国最早的试用制度。这样用人看似没有原则，但武则天还留了一手。试官者若不能胜任，轻者贬官，重者杀头。当时投机为官者很多，武则天法纲严峻，使很多本想过官瘾的浅薄之徒、无能之辈，没上任几天便丢了脑袋。武则天这种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用人政策，不仅达到了笼络天下人心，让天下士人为己所用的目的，而且也确实整肃和纯正了吏治队伍。到公元697年，吏部有员外官员数千人，储备了大批的后备力量，成为加强武则天统治的重要支柱，其中有些人还是后来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的名臣贤相。
　　三 用人如器兼有之
　　唐太宗李世民把用人比作好木匠做家具：“智慧的人取其谋略，愚笨的人取其力量，勇敢的人取其神威，怯懦的人取其谨慎，各种人物要兼而有之。良匠不放弃任何木材，明君不放弃任何人才。”武则天所用人才三教九流，用人方式变化多端。真可谓：良将用兵，若良医疗病，病万变，药亦万变。比如，她在稳固后位，重组外庭时，用过许敬宗和李义府这些仕途不顺之人，给他们重新施展才能的机会[7]；在冲击帝位、打击复辟势力的时候，武则天对于周兴、来俊臣这些酷吏委以司法重任；在帝王之位稳固之后，把娄师德、徐懋功这些治国之才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诸葛亮曾说：“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武则天既做到为人择官又做到为官择人，使人尽其才，才为我用。通观武则天所选用的人才，大体上可分为四个类别：
　　第一类是理国人才，最典型的代表是娄师德、狄仁傑、徐有功、李昭德、李峤等。这些人是考虑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并能将政策落到实处。武则天对他们充分地尊重，充分地任用，充分地爱护。武则天用的这些人有何特点呢?
　　拿娄师德来讲，他的特点就两字：能忍。《新唐书·娄师德传》载：娄师德的弟弟到地方去当刺史。上任前，娄师德对他说：我当宰相，你当刺史，我们是光宗耀祖了，可有多少人对我们不满啊，你可别闯祸、别张扬。他弟弟说：我一定夹紧尾巴，谁要是往我脸上吐唾沫，我自己擦干就是了。娄师德说：这就是闯祸呀!别人向你吐唾沫说明他恨你，你要是再擦，那会激怒他!人家啐你，你等唾沫自己干就是了，擦它干什么!这就是成语“唾面自干”的来历。
　　娄师德自己就是这样做的，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的狄仁傑是他推荐的，但狄仁傑并不知道，觉得娄师德有些窝囊，还常挤兑他，娄师德从来都不说什么，也不与他计较。武则天看出来了，想给娄师德打抱不平，就问狄仁傑：娄师德有知人之明吗?狄仁傑说：没怎么看出来。武则天就说：可你正是娄师德推荐的呀!这令狄仁傑非常惭愧。娄师德一面守卫边疆，另一面还不计个人得失，举荐人才，这是很了不起的。他忍辱负重固然是为了保全自己，但客观上也维持了朝廷的稳定。后来的人们用一个词给娄师德作总结，那就是仁而有忍。
　　狄仁傑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就一个字：智。他的智慧建立在仁的基础上。他做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体恤百姓、不畏权势。当年，越王李贞父子谋反，被牵连判死刑的老百姓有2000人。狄仁傑知道他们无罪，但也知道武则天正想杀人立威，怎么办呢?他给武则天写了封密信说：百姓是无辜的，我想为他们伸冤，又怕陛下认为我替恶人说情，可要不替他们说情，又怕没体现出陛下珍惜生命的胸怀，留下暴君之恶名。他最终说服了武则天，救了这些老百姓的命。
　　狄仁傑还以其大智慧成功地阻止了武则天让武承嗣做她接班人的问题。武则天在公元690年改唐为周，当了皇帝，自己年事已高，谁来接班呢?想来思去，打算将皇位传给自己的侄子武承嗣。从朝廷大臣到平民百姓都很反对。但谁又敢阻拦呢?狄仁傑敢，他进言说：太宗皇帝九死一生换来的天下，是要传予子孙。高宗皇帝又将李显、李旦托付给陛下，如今您想把皇位传给外人，这恐非天意，况且姑侄关系和母子关系，孰轻孰重，是名摆着的。如果立武氏子侄为皇储，即位的人是不会把你作为先祖供奉在太庙的，立儿子为储君，可同夫君共享子孙的祭祀。可武则天听了还是冷冷地说，这是我的家事，你别干预!狄仁傑不甘罢休地说，“帝王以四海为家，四海之中哪一件事不是陛下的家事呢?君为元首，臣为股肱，犹如人体一般，不可分离。我身为宰相，岂能不关心这种家事?”不久，女皇的一个梦又给他提供了机会。什么梦?武则天梦见了一只大鹦鹉，两翼都被折断，问大臣们这是什么征兆?狄仁傑解释说：“鹦鹉，是指陛下，两翼是指您的两个儿子(李显、李旦)，他们都处于被囚禁的地位，就是两翼折断的意思，没有翅膀的鹦鹉还能飞翔吗?陛下如能起用他俩，鹦鹉就能展翅高飞了。”武则天在公元699年就立了她和高宗的第七子李显为皇太子，武承嗣因此气愤而死[8]。
　　狄仁傑的智慧还体现在慧眼识才，他推荐了一些英才如张柬之等都当了宰相。后来在唐玄宗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姚崇等宰相都是狄仁傑推荐的。武则天很尊重狄仁傑，年老时称呼他为“国老”，而不是直呼其名。对他免去了入朝进见时的礼节，狄仁傑每次见她的时候，武则天不让他下拜，并说，看见你下拜我的腰也痛。还要求大臣们，不是军国大事，不要去打扰“国老”。让他好好休养。由此可见武则天对狄仁傑的尊重与关爱非同一般[9]。
　　徐有功的特点是勇。当年越王李贞、李冲父子谋反，被株连的人很多。有个小官在李冲造反前曾帮他收过债，也跟他通过信，这个小官就被酷吏判了死刑。徐有功坚持认为这个小官并非谋反的魁首，因此不应处死。正想杀人立威的武则天就质问徐有功：那你说什么是魁首!徐有功不慌不忙，给武则天讲起了课，他说所谓“魁”，就是大帅；“首”，就是首谋。魁首是李冲，这个小官顶多算支党。当时满朝文武听着君臣两人辩论，吓得腿直发抖，可徐有功始终气定神闲。最后武则天被他说得心悦诚服，徐有功的大名从此不胫而走。
　　第二类是守政人才。他们是支撑一个帝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武则天在当政时不仅吸收、锻造了一批这方面的优秀人才，对当时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还为“开元盛世”作了人才上的准备。开元二十二年以前，在政治舞台上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魏元忠、杜景俭、郭元振等，武则天均委以重任，正是因为武则天任用了这样一批贤臣良将，才使国家免遭内乱外患，保持了正常的统治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武则天对这些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也就没有“开元盛世”。唐玄宗当政以后，除了重用武则天培养的人才以外，在选拔任用年轻官员时，采取了同时提拔和重用长于文学和精于政事、有政治经验两派人物。有一批进士出身或科举出身的官员，因其文学才能，被提到很高职位。这些官员科举出身，一直在中央做官，没有地方实际工作经验，也没有从政经历，普遍缺少政治实践和政治经验，因而也就无力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在开元二十年以前，这个问题不突出，有武则天提拔起来的一批文武双全的人才。到了开元二十三年以后，这一批人中除了张九龄以外，都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张九龄是武则天提拔起来的最后一个人，本身也缺少基层工作经验，也不能解决那些问题。唐玄宗只好重用那些有政治才能和政治经验的人，李林甫就是如此上台的。他的确有卓越的政治才能，但是文化素养不高，缺少经史知识。在进行一些重大决策时，缺乏理论上的指导，也不能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结果造成严重失误。其中后果最严重的是，政府赋予节度使很大的权力，却没有采取任何限制和防范的措施。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凭借手中的兵权发动了安史之乱。这是没有吸取历史上尾大不掉之患的教训，缺乏远见的结果。这也是唐玄宗在开元年间没有注意培养和选拔既精通经史，又长于政事的人才的恶果，在人才培养和选拔上的失误，导致在一些重大问题决策上的失误，而决策上的失误，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这场悲剧的产生。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按照什么标准和运用什么方法来培养选拔人才何其重要。唐太宗所说的“用非其人，必难致理”是有着深刻含义的[10]。
　　第三类是打手人才。垂拱初年，武则天大开告密之门，“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与告密之风相表里的是酷吏政治。一批骇人听闻的酷吏应运而生。像来俊臣、索元礼、周兴、来子珣、侯思止、王弘义等，他们替武则天打击所谓的异己、政敌、“反对派”。来俊臣和万国俊等还专门编写了教人如何通过刑讯逼供来制造冤假错案的一部专著《罗织经》，作为培养新酷吏的教科书[11]。武则天的酷吏政治给所有的官吏们设置了一种可怕的威胁，不论是朝官(京官)还是地方官，无不时时刻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甚至有的入朝时就与家人告别，担心不能再见。对于这些酷吏，武则天一方面利用，但另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控制甚至用后即灭。她称帝的第二年就杀了索元礼，流亡周兴到岭南，表示滥杀之罪在别人身上，与己无关。过了不久，来俊臣也被处死，死的时候，他的仇家争相咬吃其肉，眼珠被挖了，皮被剥了，心被掏出来了，他的尸体立刻被咬成了一副白森森的骨头架子。武则天看到自己一手扶植的得力走狗引起了如此之大的民恨，立刻下诏书，列举来俊臣的罪行，并且加以灭族罪，“以血苍生之恨”。酷吏们好比武则天手中的敲门砖，立号建制的大门一开，坐稳皇帝宝座，敲门砖的使命即宣告结束。“用完你我就扔”[12]。
　　武则天为什么重用酷吏呢?封建统治者的共性和她禀性中的残忍歹毒固然不可忽视，而她的政治企图和传统观念的阻力所构成的一组尖锐的矛盾则是她任用酷吏的根本原因。她当初的企图就是她后来所实践的以皇后、皇太后的身份代皇帝执政，乃至于革唐命、建武周、当皇帝。但这与当时的意识观念是水火不相容的：一是“牝鸡司晨”的大忌。在中国封建的传统意识和宗法制度中是不允许女性当家作主的。武则天替多病的高宗打理朝政，已为“海内所不与”；二是纂夺皇权的大逆。中国的封建意识中，一朝一代的政权，就是皇帝一家一姓的政权；一朝一代的江山，就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臣民们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就是忠于皇帝一人。加之天赋皇权的传统意识，一般情况下，图谋帝位者便是大逆不道。所以骆宾王的《讨武氏檄》中首先声讨武则天“包藏祸心，窃窥神器”。正因为武则天在一个“不允许”的宗法制度下做出了“不允许”的事，自然要采取非常规的手段，包括采用高压恐怖政策，难免不走“荆棘血染帝王路”，其体现在用人上，便是任用酷吏[13]。
　　第四类是点缀人才，如一些诗人，有李峤、宋之问等。他们虽没有杰出的政绩，但是却能装点国家的“门面”。风雅是有价值的，要爱护，但不能重用。
　　四 不计仇怨用贤良
　　领导主要职责就是用人，用人要有气度。只有“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才能成就大业，才能成常人难成之举。武则天具有雄略之主的气质，能容人之过，有忍人之量。她在选人用人上不计前嫌旧恨，哪怕是与自己结过怨仇的人，与自己刀光剑影作过对的人，无论何时何地投奔于她，都真诚表示欢迎，以充分的信任换取人才的忠诚。
　　当时少数民族契丹经常侵扰唐朝边境，尤其是契丹将领李锴固、骆务整等人，屡次击败唐军。后来李、骆两人前来归降，很多朝臣请求将其“断以极刑”，为死难的唐军将士报仇雪恨。而当武则天得知李锴固、骆务整是骁勇无比、实在难得的名将时，不但没有处罚他们，相反却予以重用，分别委任为左钤卫将军和右武威将军，派他们驻守边疆。
　　“初唐四杰”之一的著名诗人骆宾王在为徐敬业起草讨伐武则天的檄文《讨武氏檄》中，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污蔑、攻击武则天，列举她在政治、生活方面的罪行，把武则天揭了个底朝天。据说武则天读到这篇用语尖刻的檄文时，态度极为安详坦然，当她看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天下”等句后，却欣赏起骆宾王的才华，竟无不惋惜地说：“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遇乎!”并下令设法找到骆宾王。清朝诗人丘逢甲在《题骆宾王集》诗中，对此赞叹道：“凤阁鸾台宰相忙，此才意令落蛮荒。若将文字论知己，惟有当时武媚娘。”
　　上官婉儿，是唐代五言诗“上官体”的鼻祖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是唐初重臣，当过宰相。唐高宗李治懦弱，后期又不满武则天独断专行，便秘令上官仪代他起草废后诏书。不料被武则天发觉，便以“大逆之罪”使上官仪惨死狱中，同时抄家灭籍，当时年仅一岁的上官婉儿及其生母被发配东都洛阳宫为奴。武则天就问婉儿：“我杀了你祖父，也杀了你父亲，你对我应有不共戴天之仇吧?”上官婉儿平静地说：“如果陛下以为是，奴婢也不敢说不是。”武则天认为她答得好，也期待着这样的回答。接着，赞扬了她祖父上官仪的文才，指出了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的罪过，期望上官婉儿能够理解她、效忠她。
　　然而，上官婉儿14岁那年，太子李贤与大臣裴炎、骆宾王等策划倒武政变，婉儿为了报仇也积极参与。但事情败露，太子被废，裴炎被斩，骆宾王死里逃生，如何处置上官婉儿?唐高宗李治本来对上官婉儿充满同情、设法庇护。因为当年他指使上官仪策划废掉武后，导致上官家几乎满门抄斩，心存愧疚，深感对不住上官家。民间就有“高宗废后不敢当，上官当了替罪羊”一说。但他惧怕武则天，只能借口有病，“不能多动心思”，而让武则天决定。当时，司法大臣提出上官婉儿按律“应处以绞刑”，若念其年幼，可发配岭南充军。而武则天则认为：据其罪行，应处以绞刑，但念她才十几岁，若再受些教育，是可以变好的。所以，不宜处死。而发配岭南，山高路远，环境恶劣，对一个少女来说，也等于要了她的命。所以，也太重了。尤其是她很有天资，若用心培养，一定会成为非常出色的人才。鉴于此，武则天决定对婉儿处以黥刑(在脸上刻上记号或文字并涂上墨，古代用作刑罚，后来也用作士兵以防逃跑)，即在她的额头上刺一朵梅花，把朱砂涂进去，然后把婉儿留在自己身边，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来感化她”。还表示：如果我连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都不能感化，又怎么能够“以道德化天下呢?”
　　结果，武则天确实把上官婉儿感化了。该杀而不杀，反而留在自己身边，使得上官婉儿对武则天感激涕零。此后，武则天又一直对上官婉儿悉心指导，从各个方面去感化她、培养她、重用她。上官婉儿也从武则天的言行举止中，了解了她的治国天才和博大胸怀，读懂了武则天这本一般人难以读懂的“书”，对她彻底消除了积怨和仇视，代之以敬服、尊重和爱戴，并以其聪明才智，替她分忧解难，为她尽心尽力，成了她最得力的心腹人物。无论是武则天代替唐高宗执政期间，还是实际登上皇位期间，上官婉儿在三十多年里，一直是女皇身边的得力助手，其作用不亚于宰相。
　　五 考绩优劣定升迁
　　武则天用人讲究实效，主张根据官吏考绩的优劣决定其升迁，派遣巡察使视察各道，“每道所察吏，多者二千，少亦千计，要在品量才行而褒贬之”[14]。武则天考核官员政绩是按补阙薛谦光的建议：文职官员关键在于品行和管理经验，而不单只测评其文采；做武官的，关键考核克敌制胜与智勇计谋，而不单只测试其弯弓射箭。官员考核成绩的好坏与被推举人挂钩，一并施以奖罚。
　　为统一赏善罚恶的标准，武则天指令北门学士撰成《百僚新诫》；由她出题、北门学士未曾完成的《臣轨》一书，于长寿二年(692)由她自撰面世，从此赏善罚恶更有了具体的规范，该书的核心内容是要百官“事君以忠”。武则天还以农业是否发展，作为奖惩地方官的标准。规定所辖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官吏则予以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必加惩处，轻者降薪，重者免官。官员提升得有才能和实绩，徒有虚名的平庸之辈不可提拔。这就在客观上迫使为官者不得不尽力从政，做出成绩，从而有利于唐代吏治的整肃。唐中期的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用人赏罚分明：“深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意思是：由于对这些人的考核很严格，提拔迅速，贬斥也迅速，没本事的人很快就被罢黜了，有才能的人很快就被提升了，所以武后当时就被认为知人善任，后来武后逊位，朝中始终人才济济。难怪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评价武则天：“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15]。
　　武则天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人，在很多方面都“创下了历史记录”，如果把中国的历史比作一场群雄逐鹿的运动会的话，那么，武则天不仅囊括了女子项目的绝大多数金牌，连男子某些项目的金牌，她也当仁不让地摘走了。为什么她能把中国历史的方向盘牢牢抓住在自己手里将近半个世纪?为什么她的奋斗、她的进取、她走的每一步都在改写着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为什么她能以女人之躯将中国的历史改变到如此的程度而创造了中国的奇迹，历史的奇迹?一切一切都与她超常的驭人之略相系。总之，武则天的人才思想及用人方略，丰富而系统，细腻而远瞻，虽历经重重岁月而光辉不减，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思想珍品。时至今日，对我们仍有许多启迪。
　　注释
　　[1]黄蓉：《最新开心辞典》，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年，第46页。
　　[2]蔡践：《百家用人之道》，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3]房列曙：《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上)，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
　　[4]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38页。
　　[5]新京报：《科举百年》(科举现代教育与文官制度的历史审察)，同心出版社2006年，第14页。
　　[6]蔡践：《百家用人之道》，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
　　[7]丁守卫：《千古兴衰话用人——中国古代用人史话》，京华出版社2007年，第123页。
　　[8]谢开慧：《中国历代帝王》，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9]王海燕：《唐朝十讲》，哈尔滨出版社2006年，第223页。
　　[10]国家图书馆：《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资政篇·上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171页。
　　[11]汴浩史：《中国皇帝全传》，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42页。
　　[12]墨香满楼：《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个女人》，中国华侨出版社2009年，第55页。
　　[13]杨明之：《正说唐朝二十帝》，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14]蔡践：《百家用人之道》，第133页。
　　[15]国家图书馆：《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资政篇·上册)，第168页。
　　(何元茂，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队人事管理学系教授，大校军衔，硕士研究生导师)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