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建成于唐高宗龙朔二年(662)的大明宫是唐都长安三座宫城(即西内太极宫、东内大明宫和南内兴庆宫)中面积最大(约3.5平方公里)和使用时间最长(约200多年)的一座宫城。大明宫的建成并被使用和一代女皇武则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要理清大明宫和武则天之间的密切关系，还须从武则天的出身和经历说起。
　　武则天的出身与经历
　　如所周知，武则天家籍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是唐初元从功臣武士彟之女，生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由于从小生活无忧，又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所以，武则天在幼年时期就聪慧过人，性格坚毅，不但知书达礼，而且模样也逐渐出脱得娇美异常，楚楚动人。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正当武则天十四岁时，她的美貌之名传入太极宫中，被太宗听到，“遂召入后宫，为才人”[1]，成了太宗的一位嫔妃。按照唐代的后宫制度，皇帝的在编嫔妃，“皇后之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为夫人，正一品；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为九嫔，正二品；婕妤九人，正三品；美人九人，正四品；才人九人，正五品；宝林二十七人，正六品；御女二十七人，正七品；采女二十七人，正八品”[2]。由此可知，武则天首次入宫时所为才人，是在后宫131名在编后妃中官居五品，排在第32—41名之间。
　　虽然武则天长得如花似玉，被“赐号武媚”，但却因为性格刚毅，并未受到太宗宠爱，故入宫十多年，一直未能生育。按照唐制规定，皇帝死后，后宫嫔妃未生儿育女者，都要落发为尼。因此，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二十六日，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即按照规定，出宫入感业寺，“与嫔御皆为比丘尼”[3]。
　　由武才人变身皇后的经过
　　唐高宗李治即位以后，于永徽五年(654)年初某天，赴感业寺降香，偶与武则天相见，武则天当即秋波暗送，又掩面拭泪，做出爱怜之态，使唐高宗大受感动。原来唐高宗与武则天虽有妃母和王子之分，但两人年龄相当，高宗小则天四岁，贞观十七年被立为太子时，已年届十六，武则天也年已二十，正值情窦初开和风情万钟之时。贞观晚年，太宗患病之时，年已弱冠的太子李治由于“入侍”父皇，常与武则天在后宫相遇，被其美色所动，“悦之”。当然，武则天更是献媚作态，爱意充盈，自不待说。这时，唐高宗已二十有六，正当血气方刚，精力旺盛之时，与武则天分别多年以后重逢，在两人心中自会勾起早在宫中相识时所生的爱慕之情。就在他们眉目传情之时，恰巧被细心的王皇后看在眼里。回宫以后，她便当即奏请高宗，将武则天“引纳后宫”，唐高宗自然满心欢喜，当即应允。不久，武则天便结束了长达五年之久的尼姑生活，第二次进入后宫，再次跻身于嫔妃之列。
　　王皇后主动奏请将武则天纳入宫中，并非是弱智之举，也不是成人之美的君子风度，而是另有他意。原来王皇后早在李治为晋王时即被纳以为妃，“王居东宫，妃亦进册”，“帝即位，立为皇后”[4]。这说明唐高宗和王皇后原是结发夫妻，感情也一直和好，但她即很“久无子”，这对皇帝来说，却是件大事。因此，高宗即位不久，即移情于淑妃萧氏，以致专房专宠，王皇后从此备受冷落，故“后阴不悦”，但却无能为力，只有妒火中烧，伺机而动了。看到唐高宗和武则天情意缠绵，秋波涌动，王皇后认为时机已到，便迫不及待地奏请武则天入宫，目的在于“以扰妃宠”，即想利用武则天，打击情敌萧淑妃。
　　武则天由于极“有权数，诡变不穷”，所以入宫以后，不但煽动风情，卖弄情爱，使唐高宗如醉如痴，疼宠有加，而且“下辞降体事后”，很快又博得了王皇后的欢心，“数誉于帝，故进为昭仪”。如前所述，昭仪为正二品的“九嫔”之一，距正一品的妃夫人仅一步之遥，升迁之快，非一般嫔妃可比。
　　武则天入宫被拜昭仪以后，利用自己的美色、权数，不但使萧淑妃所受宠爱荡然无存，而且也与王皇后渐生“不协”，且矛盾日渐加深。由于王皇后出身显贵，生性“简重，不曲事上下”，而武则天正是抓住了王皇后这一弱点，“款结”后宫宫人、宫女，“得赐予，尽以分遣”[5]。所以，王皇后和萧淑妃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秘密告之，武则天无一不知，并随时向高宗进谗陷害。
　　永徽五年年底某天，武则天生育一女，王皇后前往探省。当皇后离去以后，武则天“潛扼杀之，覆之以被”，嫁祸皇后，使高宗大怒，“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6]。看到高宗已生废后之意以后，为了迅速升登皇后之位，武则天使尽浑身解数，多次与其母杨氏行贿国舅长孙无忌及朝廷重臣褚遂良、韩瑗、来济等人，又暗中联合李义府、许敬业等中下级官吏，为武则天被册皇后，摇旗呐喊，鼓动助威。
　　永徽六年六月，武则天诬告王皇后与其母魏国夫人柳氏在太极宫中“为厌胜”，图谋不轨。同年十月十三日，唐高宗下诏：“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六天以后，即十月十九日，又下诏将武则天“立为皇后”[7]。
　　王皇后和萧淑妃被废为庶人囚禁于太极宫别院之初，唐高宗还留有思念之情，偶而还会去囚院探视，看到“其室封闭极密，惟窍壁以通饮食”，不免心生恻隐，打算为王、萧两人改善待遇。武则天听说此事后，当即大怒，“遣人杖王氏及萧后各一百，断去手足，捉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据说，从此以后，武则天总是“数见王、萧为祟，被发沥血如死时状”[8]，使她惊恐异常，夜不能寝，苦不堪言。故在她被立皇后以后，经常随高宗巡幸东都洛阳，有时终年不归。
　　王、萧二人被残酷致死以后，武则天得以专房专宠，和唐高宗更是情爱有加，加之国事繁扰，致使高宗在壮年之时，已患上了“风眩头重”之证，出现了先衰之征。
　　史称显庆五年(660)，当高宗刚步入“而立”之年时，风眩之疾却日益加重，以致“日不能视，百司奏事，上或使皇后决之。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9]。
　　武则天助唐高宗重修大明宫探秘
　　唐高宗深知自己所居太极宫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至今已历七八十年，宫室破旧，且地势低下，终年潮湿，对自己所患“风眩头重”之疾很不适宜，而其父唐太宗为高祖李渊所建大明宫位于城东北禁苑之中的龙首原上，居高临下，高敞干燥，风水绝佳，遂有移居新宫之意。加上武则天这时也正被王、萧作祟困扰，也想迁徙新居，解除惊恐。于是即有了重修大明宫之举。
　　龙朔二年(664)四月二十二日，经初步修整以后，唐高宗和武则天移居大明宫，并将宫名改为“蓬莱宫”。次年四月，蓬莱宫新建含元、宣政、紫宸等三大正殿全部落成，唐高宗移仗含元殿，并始御紫宸殿听政。
　　由此可知，重修大明宫并将其建成一座新的宫城，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共同决策，并非高宗一人之意，虽然两人迁居新宫初衷各不相同，但重修和移居大明宫的意向却是完全相同的。
　　麟德元年(664)，即唐高宗和武则天移居大明宫后的第一年十月，武则天密将道士郭行真召入宫中，“尝为厌胜之术”，被宦官王伏胜发现，予以告发。高宗听后大怒，再加之武则天染指政事以后，作威作福，为所欲为，使高宗处处受制，已不胜其忿。因此，当即将宰相上官仪(即上官婉儿祖父)召入宫中，商议对策。上官仪说：“皇后专恣，海内所不与，请废之。”唐高宗点头称是，随即令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高宗身边武后的心腹宦官立刻将此事告知武氏，武则天突然来到高宗寝殿，声色俱厉地向高宗“自诉”。上官仪所草诏书犹置于桌面，尚未发出，高宗“羞缩不忍，复待之如初”。又害怕武则天怨恨恼怒，因谎称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于是武则天便唆使心腹许敬宗等诬告上官仪和王伏胜等“谋大逆”，罪在不赦。同年十二月，上官仪被捕入狱，与其子上官庭芝、王伏胜同时被杀，籍没其家。
　　史称“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事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10]。
　　由此可知，武则天被立皇后以后，由于唐高宗身患“风眩头重”之疾，“目不能视”。武后在参决政事时，“涉猎文史、处事称旨”，已和高宗平起平坐，“权与人主侔矣”。所以，她曾与唐高宗共同筹划，重修大明宫。移居大明宫后，进而又掌控了朝廷大权，唐高宗只能“拱手而已”。
　　但是，武则天随唐高宗于龙朔二年(664)四月入居大明宫后，“王、萧为祟”之事仍未终此，二人“被发沥血如死时状”仍不断出现。所以，有史书称武则天后来“故多在洛阳，终身不归长安”[11]。
　　其实，上述史家之说，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自武则天掌控朝廷大权，“天子拱手”以后，直到唐高宗驾崩、中宗、睿宗相继即位、武则天垂帘听政以及迁移唐祚、建立武周政权和成为一代女皇期间，虽然多数时间留居东都洛阳，并于光宅元年(684)九月，“改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12]。但在武周末期的长安年间，武则天仍有一次长安之行。
　　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载：大足元年(701)“冬十月，幸京师，大赦天下，改元为长安”；直至长安三年(703)“冬十月丙寅，驾还神都。乙酉，至自京师”[13]。由此可知，武则天在武周晚期的长安年间，还巡幸过长安一次，从长安元年十月至长安三年十月，在长安大明宫居住达二年之久，时年已78岁。
　　又据有关史籍记载，就在武则天于长安元年到长安三年在大明宫居住和听政的两年时间内，武则天还处理过几件事关重大的国家政事。
　　其一，就是长安元年十一月，即武则天从东都抵达京师的第二个月戊寅(十日)这天，“改含元宫为大明宫”[14]。如前所述，唐高宗和武则天于龙朔二年整修并移居大明宫后，曾将宫名改为“蓬莱宫”，咸亨元年(670)三月丁丑(四日)，又“改蓬莱宫为含元宫”[15]。至此，大明宫又复旧名，并一直流传至今。
　　其二，长安二年“春，正月，乙酉(十八日)，初设武举”[16]。
　　如所周知，科举制创始于隋炀帝时期，至唐渐浸成熟，不但每年定期举行，而且举子所报考科目也日益增多，大致有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但进士科由于加试诗赋，难度增大，每年及第者极少，及第后升迁轻快，故特别受到举子们的热衷而趋之若鹜。但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无论是从国子六学毕业的“生徒”，还是被州县推荐的“乡贡”，全都是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的书生，大多对军事一无所知。而武则天于长安二年设置的“武举”，则是专为国家选拔军事人才的考试科目，并被后世唐帝一直沿用，不但弥补了原来科举考试的缺陷，为唐代军事力量的壮大和综合国力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也对后世的选官制度发生了重要影响，其积极作用是不容否定的。
　　其三，长安二年九月己卯(十五日)，吐蕃器弩悉弄赞普派遣大臣论弥萨，来到长安“求和”。九月十九日，武则天“宴论弥萨于麟德殿”[17]，并“奏百戏于殿庭。论弥萨曰：‘臣生于边荒，由来不识中国音乐，乞放臣纵观。’则天许之。于是论弥萨等相视笑忭拜谢曰：‘臣自归投圣朝，前后礼数优渥，又得亲观奇乐，一生所未见。自顾微琐，何以仰答天恩，区区褊心，唯愿大家万岁。’”[18]
　　同年十二月“戊申，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19]
　　武则天在大明宫麟德殿宴见吐蕃使者，接受“求和”，并在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设置北庭都护府，其意义也非同小可。
　　原来，隋唐时期的西域(此指今我国新疆地区)由于正处于都城长安通往中亚、西亚乃至非州东岸丝绸之路的中间地带，控扼咽喉要道，地势重要。因此，为了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隋唐王朝同突厥、吐蕃等少数族政权曾进行过长期而又复杂的攻守战争。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在击败西突厥汗国和高昌国的联合进攻后，控制西域，设置龟兹(今新疆库东)、于阗(今新疆和田南)、疏勒(今新疆喀什)、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托克马克市西南8千米处)等安西四镇，并将军政指挥中心——安西都护府置于龟兹，派兵驻守，加强了唐对西域地区的控制。西突厥汗国灭亡以后，吐蕃的势力又侵入西域，和唐展开多次争夺，致使唐对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数置数弃。武周长寿元年(692)，武则天派大将王孝杰，率部大破吐蕃，克复四镇，仍于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发兵镇守，又多次打败吐蕃入侵。器弩悉弄升任吐蕃赞普以后，由于多年内战，势力受到削弱。为了整顿内政，缓和矛盾，器弩悉弄赞普遂遣大臣论弥萨入长安求和，受到武则天的友好接见，并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从此，唐在西域先后设置了两个最高军政机构，即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不但加强了唐对西域的政治统治和经济开发，而且也增进了汉、藏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
　　其四，长安三年年初，武则天又在麟德殿宴见了日本国第七次遣唐使者朝臣真人(亦称粟田真人)一行。由于粟田真人“好读经史，解属文，容止温雅”，武则天为其“授司膳卿，放还本国”[20]。
　　日本和中国自古就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入唐以后，两国即保持了友好交往。大约从唐太宗贞观年间开始，日本天皇就先后六次派遣唐使访问唐朝，向唐学习典章制度、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即天智天皇天智四年，日本为了与唐争夺对朝鲜半岛诸国的控制权，双方在朝鲜半岛南部百济境内的白村江口发生海战，日军大败。日本也随即停止了向唐派遣唐使的友好活动，唐日关系中断达三四十年。直到文武天皇大宝元年，日本政府才决定重新派遣唐使入唐，向唐学习先进文化。这就是粟田真人所率第七次遣唐使入唐的历史背景。适逢武则天建立大周政权、登上女皇之位后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巡幸长安，居于大明宫中，遂有在麟德殿宴见之事，粟田真人一行曾受到武则天的热情接待。此后，日本又先后六次派遣唐使入唐，唐朝也多次派使者赴日访问，使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保持了100多年时间，在中日友好关系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综上所述，武则天凭借恣色、权数，再次被纳入宫并被立为皇后以后，乘高宗患病之机，染指政治，协助高宗重修大明宫。移居大明宫后，武则天又粉碎了高宗和宰相上官仪企图废立皇后之举，进而控制了朝廷大权，和高宗形成了“二圣”格局，为她后来的代唐建周奠定了坚实基础。武周政权后期，武则天在行幸长安两年期间，又正确地处理了多件带有重大政治、经济和外交意义的国家政事，并进一步确立了她在唐与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地位。因此，可以说大明宫和武则天的宦海沉浮以及功过是非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注释
　　[1]《资治通鉴》卷195太宗贞观十一年十一月，中华书局1956年，第6134页。
　　[2]《旧唐书》卷51《后妃传上》序，中华书局1975年，第2161—2162页。
　　[3]《新唐书》卷76《后妃上·则天武皇后传》，第3474页。
　　[4]《新唐书》卷76《后妃上·王皇后传》，第3473页。
　　[5]《新唐书》卷76《后妃上·则天武皇后传》，第3474页。
　　[6]《资治通鉴》卷199高宗永徽五年十月，第6286—6287页。
　　[7]《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永徽六年十月，第6293—6294页。
　　[8]《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永徽六年十二月，第6294页。
　　[9]《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显庆五年十月，第6322页。
　　[10]《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元年十二月，第6343页。
　　[11]《资治通鉴》卷200高宗永徽六年十一月，第6295页。
　　[12]《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后光宅元年九月，第6421页。
　　[13]《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30—131页。
　　[14]《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长安元年十一月，第6557页。
　　[15]《资治通鉴》卷201高宗咸亨元年三月，第6263页。
　　[16]《资治通鉴》卷207则天长安二年正月，第6558页。
　　[17]《资治通鉴》卷207则天皇长安二年九月，第6560页。
　　[18]《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第5226页。
　　[19]《资治通鉴》卷207则天后长安二年十二月，第6561页。
　　[20]《旧唐书》卷199上《东夷·日本传》，第5340—5341页。
　　(杨希义，西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向阳，乾陵管理处，文博副研究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