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6世纪中叶兴起于漠北的突厥民族，稍后因内部矛盾分为两部。其中，东突厥汗国在广袤的蒙古草原上称霸，成为鲜卑、柔然之后严重威胁中原王朝的草原势力。虽然隋朝数次用兵征讨，使之归附，但东突厥趁着隋末唐初改朝换代的全国混战之机，重新强盛。唐武德九年(626)，东突厥颉利可汗亲自率领十万大军抵达渭水便桥，大有直取长安之势，刚即位的唐太宗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太宗经过几年的励精图治，于贞观四年(630)派遣李靖和李世勣大举北征，一剑封喉，击溃了东突厥这个头疼的敌人，唐朝由此踏上了通往世界性强国的道路。唐高宗在位之初，继承了父亲留下的昌盛国运，永徽元年(650)，擒获反叛的车鼻可汗，彻底征服东突厥，其后北疆三十年太平无事。谁也不会料想，一个旷古未有的女强人武则天的出现，使身处黄金时代的李唐王朝陷入天昏地暗。她凭借明美娇艳的外表俘获唐高宗的痴心不移；运用阴险残忍的手段驱逐高宗身边的其他女人，取得母仪天下的地位；依靠聪明绝顶的智慧，排除朝中的反对势力；利用高宗的体弱多病、昏懦无能，把持了朝政。面对如此狠毒干练的女人，大唐上下陷入巨大的恐慌。此外，唐朝西南边陲的吐蕃王国崛起雪域高原，给唐朝极大的打击。此时，蛰伏已久的东突厥看准了中国内忧外患的局面，蠢蠢欲动，蓄势待发。
　　一
　　调露元年(679)，单于大都护府管辖下的东突厥贵族阿史德温傅、阿史德奉职两部突然反唐，拥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都护府治下24州东突厥降部群起响应，共有多达数十万人。可见，东突厥贵族图谋已久策划了这次叛乱行动。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反应迅速，率领右领军卫将军花大智、右千牛卫将军李景嘉等带兵平乱，但因天寒地冻、粮草不济而先胜后败，三人均被免官处分。叛军首战告捷，声势大振，奚部落和契丹部落也追随响应，进攻营州，境况对唐朝相当不利。唐政府任命不久前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的名将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会同程务挺、李文暕共三十余万人前往征讨，军容盛大，“连亘数千里，并受行俭节度。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1]。调露二年(680)三月，裴行俭在黑山和叛军交战，大获全胜，“擒其首领，奉职伪可汗泥熟匐为部下所杀，传首来降”[2]，阿史德温傅率残兵逃遁，裴行俭亦不追赶，凯旋班师。
　　七月，阿史德温傅卷土重来，带领六万余人包围云州，被唐代州都督窦怀哲和左领军中郎将程务挺率兵击败，旋即再迎立颉利可汗的侄子阿史那伏念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从之”[3]。永隆二年(681)正月，东突厥进犯源、庆等州，唐政府只得再派突厥克星裴行俭应敌，以“右威卫将军曹怀舜、幽州都督李文暕等为副，率兵以讨突厥温傅部落”[4]。裴行俭使出反间计，上表答应赦免阿史那伏念不死，伏念遂逮捕阿史德温傅投降，顺利平定叛乱。但是武则天违背承诺，“斩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人于都市”[5]。此举使得短暂的宁静天空背后潜伏着更猛烈的暴风雨。
　　果不其然，永淳元年(682)，唐朝名将裴行俭逝世，西突厥阿史那车薄带领十姓部落叛乱。故裴行俭属下的得力干将、安西都护王方翼率军征讨，经伊丽水和热海两战平定叛军。东突厥皇族阿史那骨笃禄趁着唐朝边乱的契机，带领余众占据黑沙城，自称颉跌利施可汗，宣告了东突厥的复国。阿史那骨笃禄最初的战略是以攻为守，全力保卫复兴的政权，于是频频进击唐朝北境诸地。六月攻击岚州，杀刺史王德茂。十月攻击并州，“寇单于府北鄙”[6]，唐政府重新启用昔日声震四方的老将薛仁贵迎战，才挡住了突厥的锋芒，“斩首万余级，获牲口二万余人，驼马牛羊三万余头”[7]。然而英雄老矣，明年(683)薛仁贵逝世，东突厥接二连三地发动对唐的迅猛攻势，唐军捉襟见肘，疲于奔命。二月，突厥攻击定州、妫州，被定州刺史、霍王李元轨击退。三月，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围攻单于都护府，司马张行师力战而死。五月，进攻蔚州，杀刺史李思俭、丰州都督崔知辩。唐政府一片恐慌，商议废除丰州，为唐休璟所阻乃作罢。六月，再攻岚州，被杨玄基击走。在阿史那骨笃禄咄咄逼人的压迫下，武则天先后派遣程务挺、淳于处平、韦待价、黑齿常之等人抵挡东突厥的进犯，但收效甚微。垂拱三年(687)，黑齿常之在黄花堆大胜突厥，爨宝璧率领精兵深入追击，遭到阿史德元珍痛击，全军覆没，只身逃回，被诛杀。向来顽强悍猛的武则天无可奈何，流露出小女人式的气量，“改骨笃禄为不卒禄”[8]。至此，阿史那骨笃禄重建的东突厥站稳了脚跟，转移主力，计划统一西突厥，直到阿史那默啜继位，没有再对南边的大唐发起打击。
　　东突厥之所以能够重振旗鼓、再建基业，前提是保存了实力。唐太宗击溃阿史那皇族，将东突厥各部落置于一种较为松散的羁縻制度管理下，但并没有彻底摧毁或瓦解东突厥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年谷屡登，众种增多，畜牧蕃息，缯絮无乏，咸弃其毡裘，菽粟有余”[9]即是东突厥附属大唐期间稳固发展的真实写照。一旦其他条件成熟，反叛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东突厥叛军力量中占主导地位的阿史德家族曾为唐政府倚重，最具代表的阿史德元珍和暾欲谷“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击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图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10]，可见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了如指掌，日后制定作战方针自然是得心应手。
　　拥有丰富厚实的起兵资本和出类拔萃的领导人才，幸运女神眷顾了不甘屈居人下的突厥民族。从阿史德温傅奉职起兵到阿史那骨笃禄逝世的这段时间内，先是唐高宗病入膏肓，武则天部署朝廷势力和太子李显争权的关键时刻。随后，唐高宗驾崩，武则天独揽大权，为更进一步登上皇帝宝座而处心积虑，扫除一切阻挡在前行道路上的障碍。等到取代唐室，建立武周后，依然延续其流血整肃的高压政策。大唐内部的政治斗争伴随的负面影响就是对外政策的偏失和对外力量的弱化。
　　杀降事件中，裴行俭的特殊身份让武则天违背不杀伏念的承诺。裴行俭是武则天早年的死对头王皇后的坚决拥护者，正因为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长期被排除在中央政府之外。政府高官侍中裴炎和参与平叛的将领程务挺、张虔勖都站在武则天一边。裴炎自然不能放过这次机会，上书打击裴行俭：“伏念为总管程务挺、张虔勖子营逼逐，又碛北回纥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11]此时正值唐高宗病入膏肓，是武则天部署朝廷势力，和太子李显争权的关键时刻，于是无视裴行俭的功劳，反而诛杀阿史那伏念等，用牺牲长远民族利益的方式换取眼前的政治斗争优势。此次诛杀外族首领是唐朝立国以来的破天荒之举。唐政府向来奉行包容宽恕的民族政策，一度令唐太宗陷入窘境的颉利可汗在被擒之后，太宗不但没有惩处，还“授右卫大将军，赐以田宅”[12]。尽忠报国的裴行俭只好摇头叹息：“今而杀降，后无来者。”[13]俗云杀降者不祥，大唐和东突厥的民族矛盾不仅没有就此得到缓解，反而演变得更加激烈，诱发了骨笃禄更高声浪的叛变。后来，武则天虽然为伏念平反，“追正宿枉，赠伏念太仆卿”[14]，但为时已晚，已经无济于事。
　　除此之外，还杀了不少能征善战的统帅，造成需要防御外敌时，用将非人的不利影响。光宅元年(684)，武则天镇压在扬州起兵的徐敬业，受此牵连，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被斩，“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乐相庆。仍为务挺立祠，每出师攻战，即祈祷焉”[15]。夏州都督王方翼与程务挺亲善，且是以前王皇后的近亲，流放崖州，忧愤而逝。徐敬业事件后，武则天加强手腕，“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心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16]。数年里，诛杀黑齿常之、李元轨、张虔勖等可以作战的将领，缺乏良将的恶果到后来讨伐契丹的时候凸显得更为严重。
　　当时的国际形势也给东突厥的暴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唐朝的文成公主远嫁到雪山之巅，唐吐的交往从结下最初的友谊发端。但国际间没有永久的和平，吐蕃势力从龙朔二年(662)开始侵入西域，联合西突厥弓月部落攻击唐朝。咸亨元年(670)，大举北进，一连攻陷西域四镇十八州。紧接着，唐朝名将薛仁贵和吐蕃四十万人决战于大非川，全军覆没，大唐帝国战无不胜的神话一夜之间破灭。仪风三年(678)，宰相李敬玄十八万军又大败于吐蕃，大唐昔日的威望不再，“自是吐蕃连岁寇边，当、悉等州诸羌尽降之”[17]。唐政府只得集结主力在河湟一带与吐蕃军对峙，应付这个新生的大敌，对东突厥降部的监管日益松懈，为之提供了反唐的契机。
　　二
　　东突厥的西征受到重挫，天授二年(691)，“元珍后率兵讨突骑施，临阵战死”[18]，阿史那骨笃禄本人也在天授三年(692)抱憾离世，继任的阿史那默啜调整战略，利用垂拱二年(686)西突厥十姓“不奉玺书，妄破回纥部落”[19]。导致回纥部落衰弱的机会，挥师北征，将其击溃，实力大增，“至则天时，突厥强盛，铁勒诸部在漠北者渐为所并。回纥、契苾、思结、浑部徙于甘、凉二州之地”[20]。
　　默啜同时也展开了对武周的攻击，目的只为掠夺和骚扰，避开正面决战。武周一方面刚把注意力转向西方，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建议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武则天任命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大破吐蕃，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21]，几年之内数度和吐蕃交战。另一方面，由于统帅才干不足，难以捕捉东突厥主力，长寿三年(694)，默啜攻击灵州，武则天命毫无军事能力的情人薛怀义“改朔方道行军大总管，以内史李昭德为行军长史，凤阁侍郎、平章事苏味道为行军司马、契苾明、曹仁师、沙吒忠义等十八将军以讨之，未行虏退，乃止”[22]。但默啜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统一漠北诸部，天册万岁元年(695)提出向武周归顺，武则天立刻顺水推舟答应，“册授左卫大将军、归国公”[23]。
　　表面看来情势暂归平复，其实最大的灾难即将上演，这场灾难的缘由还是基于武则天的恐怖政治策略。作为一个女人，试图在传统的男权社会中排除万难，攀上权力的顶峰，不使出非同寻常的严厉手段难以达到目的，任用酷吏便是一大法宝。冷血政策是一柄双刃剑，就像杀降将会产生负面效果一样，严酷统治会造成民众的恐慌。万岁通天元年(696)，羁縻管理下的契丹部落遭遇饥荒，营州都督赵文翙，“骄沓，数侵侮其下”[24]，不仅没有采取措施赈济灾民，尽到宗主国的责任，并且“视酋长如奴仆”[25]。于是，契丹酋长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抗。武则天反应迅捷而强烈，“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讨之……以春官尚书梁王武三思为榆关道安抚大使，姚璹副之，以备契丹。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26]。八月，两军在西硖石谷狭路相逢，武周军大败，“玄遇、仁节并为贼所虏”[27]。
　　就在几个月前，王孝杰、娄师德在素罗汗山败于吐蕃论钦陵。武周腹背受敌的紧要关头，阿史那默啜适时展开外交攻势，九月，“请为太后子，并为其女求昏，悉归河西降户，帅其部众为国讨契丹”[28]。鉴于眼前的不利战况，武则天“遣左豹韬卫大将军阎知微册授为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上柱国，迁善可汗”[29]。默啜的目标仍是掠夺资源、扩大利益，并非想趁人之危、打击武周，所以默啜在全力攻击武周的契丹身后捅了一刀，时李尽忠死，孙万荣接替率领其众，默啜“尽得孙万荣妻子辎重，酋长崩溃。后美其功，复诏知微持节册默啜为特进、颉跌利施大单于、立功报国可汗”[30]。
　　即使有东突厥相助，武周军队依然不堪一击，十月，孙万荣“攻陷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屠吏民数千人，又攻瀛州，河北震动”[31]。万岁通天二年(697)三月，武周政府的王牌将领王孝杰带领十七万大军与孙万荣在东硖石谷决战，“孝杰坠崖死，将士死亡殆尽”[32]，受到自唐朝开国以来的最惨痛失利(在此把唐和武周视为一体)，国际声望跌至谷底。武则天不得不放下尊贵的脸面，主动派遣阎知微为使、田归道为副使，前往突厥王庭册封默啜为可汗，并邀请他攻击契丹。见到武周的窘相，默啜立马露摆出高调的姿态，侮辱两位使节，“求六州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之地，并谷种、缯帛、农器、铁”[33]，武则天起初不同意，但经过朝廷讨论，迫于形势，全部答应了默啜的条件，且许婚，“默啜由是益强”[24]。武则天不甘心把契丹拱手让给东突厥，任侄子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进攻契丹。早先自毁长城的弊端完全显露无疑，靠家族关系跻身要职的无能之辈武懿宗畏惧不前，退守后方，“契丹遂屠赵州”[35]。武周政府已经用完浑身解数，依然没法以自身力量应付乱局。
　　契丹的所有精力都投入了和武周的缠斗，东突厥自然而然地出面坐收渔利。六月，阿史那默啜击溃孙万荣，孙为部下所杀。东突厥遂征服契丹、奚、霫等东北部落。
　　全面复兴的东突厥压迫在满目疮痍的武周政府胸口，为获求和平，圣历元年(698)六月，武则天主动派出淮阳王武延秀到突厥，纳默啜女为妃，并赍金帛以送之。但默啜却借口延秀非天子之子而拒绝，致书武周说：“与我蒸谷种，种之不生，一也。金银器皆行滥，非真物，二也。我与使者绯紫皆夺之，三也。缯帛皆疏恶，四也。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五也。我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36]发兵袭击静难、平秋、清夷等军，侵扰妫、檀、定、赵等河北诸州。武则天感觉受到侮辱，恼羞成怒，诛杀阎知微，“改突厥默啜为斩啜”[37]，派遣武重规、沙吒忠义、张仁愿、阎敬容等领兵反击。东突厥“尽抄掠赵、定等州男女八九万人，从五回道而去，所过残杀，不可胜纪”[38]，河北道元帅狄仁杰统兵十万，追之不及，其他几路军队畏惧突厥的威力，不敢追击。经此一战，东突厥重新取得北亚霸主的地位，“拥兵四十万，据地万里，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39]。
　　阿史那默啜上台到引领东突厥再次披靡大漠的时期内，武周政府被卷入这场涉及东亚诸国纷纭激荡的大混乱，痛苦不堪，没法自拔。让武则天焦头烂额的头号因素是深谙纵横之道和擅长作战的突厥雄略君主——阿史那默啜。默啜登位之始，武则天正在聚集全副精力大搞武周革命，无暇外顾，便趁机收拾漠北臣服于唐朝的铁勒、回纥等部落。当武则天的注意力转至西方，则对武周作小规模的游击式侵袭。等到武周处于对突厥有所戒备，但又不愿忍痛放弃西域的两难境地，默啜不失时机地归顺请和，不再紧逼武周，腾出手来深入扫荡草原诸族。契丹部落的叛变是上天赐予东突厥飞升的又一机遇。默啜明白唐朝虽然屡战屡败，但毕竟根深蒂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绝不会瞬间衰亡，如果乘火打劫，即使击灭武周，将会付出巨大代价，但同时契丹的实力也会陡然提高，制造出一个更强的敌人。所以默啜选择跟武则天结盟，帮助突击倾巢出动、毫无防备的契丹身后，既轻而易举，又能获得武周贡献的物资。默啜也没有十万火急的出发，而是等到武周军队大溃再出来收拾残局，如此消灭契丹后，顺势从无力反击却经济发达、物产丰腴的河北地区大捞一把，满载而归，成为全盘赢家。
　　从武则天的角度来看，她并非心甘情愿任凭默啜的气焰嚣张，出于自身和环境的考虑，仅能力求政权的安全已是万事大吉。武则天刚上台两年就听取唐休璟和王孝杰的建议，出兵从陷于内讧的吐蕃人手里收复西域四镇。西域自汉朝张骞凿空以降就是中国用来牵制游牧民族入侵本土的重要利器。默啜治理下的东突厥锋芒犀利，不可千里出塞与之硬碰硬对决，那样至少也会两败俱伤。以夷制夷也是延续唐朝处理外交事务的制胜法宝。转让利益给东突厥，使其协助征讨契丹。这个建议曾在朝中引起极大争议，但顾及契丹人是受到暴政压榨才舍命反抗，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和中央政府为敌，突厥毕竟只想攫取经济、人口资源，不会威胁唐朝的心脏地带，因此，武周政权才和默啜达成了协议。事实证明武周政府对默啜的评估是正确的，默啜降服契丹后在河北大肆劫掠，武周隐忍痛苦而保障了中央的安全。
　　三
　　阿史那默啜叛盟横扫河北后，武周和东突厥的关系变得缓和，较少冲突。东突厥只在长安二年(702)南下侵扰盐、夏、并、代、忻等州，经圣泉、石岭两战，遇到武周军队强烈抵抗，终于退去。明年(703)六月，默啜重提婚约，派遣莫贺达干，请以女妻皇太子。武则天不愿再一次陷入战火，立马答应。十一月，默啜遣使贡献礼品感谢许婚，武则天接受礼物，“宴之于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已上并预会，重赐以遣之”[40]。武则天到临终前一直保持着与默啜的和睦友好。
　　能够获取相对平稳，原因同样是来自多方面。首先，控制契丹、战胜武周，东突厥获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默啜不忘父亲的遗志，把战略重心移至西域，圣历二年(699)，“立其弟咄悉匐为左厢察，骨笃禄子默矩为右厢察，各主兵二万余人；其子匐俱为小可汗，位在两察上，主处木昆等十姓，兵四万余人，又号为拓西可汗”[41]。
　　其次，武周国内的局势趋于稳定。万岁通天二年(697)六月，诛杀来俊臣，标志着武则天恐怖统治的终结。武则天发现，艰苦奋斗了数十年之久，终究无法动摇李唐皇脉的绵延，圣历元年(698)九月，立李显为皇太子。长安二年(702)十一月，命监察御史苏颋“按覆俊臣等旧狱，由是雪免者甚众”[42]。日薄西山的女皇不再对政治斗争抱有热情，只迷恋于张昌宗、张易之两个面首。另外，武则天在河北布置了一系列军事防御措施，“令河南河北置武骑团，以备默啜”[43]，“又于河北断塞居庸、岳岭、五回等路，以备突厥”[44]。任用了一批熟悉外族事务的人才，如擢升唐休璟为幽营都督、安东都护府都护，以郭元振为凉州都督，任命张仁愿为检校幽州都督，负责幽州以北的防御。
　　其三，周边民族的衰落，使武周摆脱了多面受敌的威胁。圣历二年(699)四月，吐蕃王国内乱，多次给中国带来危害的权臣论钦陵兵溃自杀，大将“赞婆率所部千余人及其兄子莽布支等来降”[45]。第二年(700)闰七月，吐蕃虽然再次侵犯，被唐休璟轻松击退。契丹部落李楷固、骆务整来降，用他们彻底击平契丹叛乱余部。
　　纵观武则天时代，从东突厥死灰复燃，历经和武周政权在军事外交上的抗衡往来，最后到双方偃旗息鼓，之间的波澜起伏始终和东突厥的战略目标、武周国内形势、四周民族动向紧密相连。东突厥谋求独立并需要资源、武则天加紧打击政敌以稳定权位、吐蕃契丹等族频频侵犯之时，正是武周和突厥关系吃紧的时候。随着东突厥把矛头指向漠北或西域、武周政府内部转为平稳、吐蕃契丹等族衰微丧乱之时，便为武周与东突厥的和平创造了条件。
　　注释
　　[1][11]《旧唐书》卷84《裴行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803、2804页。
　　[2][4]《册府元龟》卷986《外臣部·征讨第五》，凤凰出版集团2006年，第11413页。
　　[3][12][38]《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上》，第5166页。
　　[5]《资治通鉴》卷202，中华书局1956年，第6404页。
　　[6][30]《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第6044页。
　　[7]《旧唐书》卷83《薛仁贵传》，第2783页。
　　[8]《通典》卷198《边防十四·突厥中》，中华书局1988年，第5434页。
　　[9][29]《册府元龟》卷964《外臣部·册封第二》，第11168、11170页。
　　[10]《册府元龟》卷544《谏诤部·直谏第十一》，第6219页。
　　[13][14]《文苑英华》卷883《赠太尉裴公神道碑》，第4655页。
　　[15]《旧唐书》卷83《程务挺传》，第2785页。
　　[16]《资治通鉴》卷203，第6438页。
　　[17][45]《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第5223、5226页。
　　[18]《太平寰宇记》卷196《四夷二十五·突厥下》，中华书局2007年，第3749页。
　　[19]《陈拾遗(子昂)集》卷8《上西藩边州安危事》，中华书局1962年，第190页。
　　[20]《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铁勒传》，第5349页。
　　[21][23][25][26][28][31]《资治通鉴》卷205，第6488、6503、6505、6506、6509、6510页。
　　[22]《旧唐书》卷183《外戚·薛怀义传》，第4743页。
　　[24]《新唐书》卷219《北狄·契丹传》，第6168页。
　　[27]《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纪》，第125页。
　　[32][33][34][35][36][37][39][41]《资治通鉴》卷206，第6514、6516、6520、6531、6533、5169、6535、6543、6544页。
　　[40]《册府元龟》卷979《外臣部·和亲二》，第11330页。
　　[42]《资治通鉴》卷207，第6560页。
　　[43]《唐会要》卷78《诸使中·黜陟使》，中华书局1955年，第1438页。
　　[44]《旧唐书》卷185下《良吏下·宋庆礼传》，第4814页。
　　(丁恣然，上海大学文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