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武则天喜欢书法艺术，对此有着相当的造诣，并给后人留下了别具一格的墨宝珍品。她的成就虽是她吸收各名家之长加上自己钻研所得，但仔细留心一下，也与她的母亲杨氏擅长书法艺术及善于引导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就其母女的书法承转问题，作一些初浅的探讨。有陋误之处，还望方家教正。
　　一 母女学书之概况
　　杨氏出身于几代相传的士族之家，高祖杨国，曾祖杨定，祖父杨绍，分别在东汉、北魏、北周等朝占据高位显爵。伯父杨雄助隋文帝夺取政权，在隋初，“雄时贵宠，冠绝一时，与高熲、虞庆则、苏威称为‘四贵’”[1]。父亲杨达，“郑恭王讳达，周内史中大夫，隋开府仪同三司、黄门内史、吏部刑部二侍郎、尚书左右丞、赵鄯二州刺史、工部吏部二尚书、纳言、营东都大监、将作大匠、武卫将军、左光禄大夫、遂宁恭公”[2]。
　　在条件绝对优越的家庭中长大的杨氏，抛弃女红，注意自己的文化修养，“翠缕红纁，从来未理；龙梭凤杼，本自多轻。简素鄙鞶绣之工，静默尚韦编之道。明诗习礼，岂唯秋菊之铭；阅史披图，宁止春椒之颂。学标天纵，开道德之清关；业契生知，入文章之妙境”[3]。
　　聪明的杨氏懂得，在崇尚书法艺术的时代中，在相信人如其字的风尚中，一个人的书法，是与社会接触，与人建立关系的重要媒介，其水平如何，将影响到这个媒介的作用大小，从而具有一手好字，即意味着领到了走向社会的一张通行证。在对文学和历史下功夫的同时，杨氏对书法也进行了钻研，积极练习书法，努力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她较好的文化修养，对她理解书法之道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在临摹了大量碑帖后，用很有特色的书体写下了自己处世的座右铭：
　　尝题一简，密记贞心，置以箴滕，藏之屋壁，云：“当使恶无闻于九族，善有布于四方。指此立身，期之必遂。”后因修宅，匠者得之。[4]
　　在杨氏嫁给武士彟后，将她的文化修养带进了武家，也将她的书法艺术带进了武家。作为一个传统的女性，她的人生任务是相夫教子，然而遗憾的是，她仅生了三个女儿，没有儿子，由此将教子的义务转为了教女。在三个女儿中，杨氏最看重的是次女武则天，在对她进行人生教育和文化培养的同时，也对她进行了书法技艺的引导，把她领进了书法之苑。杨氏“特以圣上年居膝下，爱切掌中，理籍劬劳，方资雇复，宣和谕善，履积葭灰，日就月将，频移柘火”[5]。
　　由于家族地位的关系，杨氏在居住长安时期，向以书法闻名的表兄弟侍中杨师道进一步学习书艺。杨师道凭着较高的政治地位，成了唐太宗贞观时期的文苑领袖之一，常在文化聚会活动中一展他的书法技艺。史载：“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雅善篇什，又工草隶，酣赏之际，援笔直书，有如宿构。太宗每见师道所制，必吟讽嗟赏之。”[6]杨氏与杨师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她嫁给武士彟，就是由杨师道之妻“桂阳公主为婚主”[7]，充当他们的主婚人。根据杨师道夫妇出席他们的婚礼情况来看，杨氏从杨师道处吸取书法技艺的营养，当是不成问题的。
　　在武则天入主内宫后，杨氏以皇帝丈母的身份，并靠着她出色的政治谋略，成了唐高宗的智囊，用她漂亮的书艺为皇帝起草了许多机密文件，待唐高宗看后，即予以销毁。故人称她：“智周寰宇，识洞古今。恩知以匡国庇人，济时执物，嘉谟谠说，屡发于神襟，厚利丰功，频彰于帝念，奏便消藁，人莫能知。”[8]这样一来，杨氏的存世手迹就少而又少了。
　　杨氏写得一手好字，这手好字成了武则天初学书法的楷模，也成了她本身活跃于政治舞台的本钱。
　　二 杨氏书体的分析
　　在书法艺术上颇有才气的杨氏，特别擅长写小字，字虽小，但形神毕具，大为人称道。她做姑娘时：
　　曾于方寸，具写千言。总游雾于毫端，穷偃波于笔杪。芝英云气，入魏帐而分辉；龙爪鱼形，映张池而散彩。[9]
　　这段颂词，虽极张扬之能事，然也明确点出了杨氏书法的两个具体特征：“魏帐”和“张池”。
　　“魏账”指的是魏碑体。魏碑体主要产生于北魏时期，北魏以鲜卑人为统治种族，他们本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生，加上射猎及军事的原因，从而与营帐有着极大的关系，故“魏帐”是借喻书法上的魏碑体。有人研究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历史的动荡，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思想和审美意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不再满足于接受渐趋板正僵化，波磔矫饰的汉隶，开始改变字体形状，简省笔画波折，进一步化圆为方，促成了正楷书体的形成和发展。自曹魏至隋朝的三四百年间，在南北朝各地，出现了大量体貌各界的楷书。这类楷书，传世最多的是北魏时期的碑刻、摩崖、造像记、墓志等石刻书体。它们递变的迹象明显，笔画结构中既有汉隶遗意，又多楷法创新，方正简捷的体貌和变化多端的用笔，是这类书体的主要特点。由于北魏时期的这类书体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其他各朝，故人们将这个时期的石刻楷书统称之谓‘魏碑’。”[10]
　　“张池”指的是东汉张芝的“今草”体。张芝被誉为“草圣”，据说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11]。张芝的书法，在他的生前和身后都受到了世人的推崇，有人赞誉他：“尤好草书，学崔(瑗)、杜(操)之法，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水为之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为世所宝，寸纸不遗，韦仲将谓之‘草圣’也。”[12]唐人评论他的草书特点是：“学崔(瑗)、杜(操)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13]
　　据此推论，魏碑是楷体，今草是草体，杨氏是以魏碑和今草为楷模，在分别临摹学习后，又将两者融于一炉，形成亦楷亦草，楷草结合的独特风格。
　　其实不尽然，杨氏的亦楷亦草，楷草结合的书法风格，实际上是当时广为流行的行书。书法内行说：行书是“介于草书、正楷之间的一种字体。它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没有正楷那样端正。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14]人称杨氏的书法既得“魏帐”之楷，又得“张池”之草，不过是撰文者用文学词藻来进行描述，换言之，也就是说杨氏的书体，是兼带魏碑和今草两种特色的行书。而且，这种行书是偏向于今草的“行草”，因为上述的“总游雾于毫端，穷偃波于笔杪”之说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杨氏书法以行草见长，其中既有“魏帐”之楷，又有“张池”之草，还能透漏出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即她下过大力气学习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尝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15]他扬名天下的行草，就是结合钟繇的楷书及张芝的今草变化而来。钟繇是三国时魏人，《书法艺术》一书称：“领楷书之先的是钟繇。”他的楷书是魏碑体的源头之一，由此当和“魏帐”相关。张芝的今草极受王羲之的推崇，被视作典范，从而王羲之的行草中“张池”的成分极多。融和二家，“晚年的王羲之才尽变古形，自成一家妍美流变的行草风范。王羲之的意义在于他手下的行草书成为后世人们景仰的书法丰碑”[16]。从这条线索可以看出，杨氏写的行草，在当时巨大的学王风气下，必然与王羲之的行草有重大的联系。此外，由于其家族背景，她也有优越的条件，能亲眼目睹王羲之的真正手迹。
　　学魏碑，习今草，最终写行草，是杨氏行走书坛的前后过程。
　　三 武则天书体源流
　　武则天的书法，有她自己很强的本色，加上她的最高政治地位，及千古绝唱的历史角色，这多种因素的综合，使她的书法成就逐渐被后世所承认，并在书坛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武则天的墨迹，留世不多，今存的有三处：一是江西上饶波阳荐福寺的《荐福寺题额》；二是福建福州北郊崇福寺的《崇福寺题额》；三是河南偃师府店缑山的《升仙太子碑》。前两者《历代名画记》中有记载，说：“荐福寺天后飞白题额，崇福寺武后题额。”[17]而最负盛名的是第三者，因此碑保存得相当完整，研究武则天书法者大多以此为主要研究对象。
　　《升仙太子碑》是武则天在圣历二年(699)，于赴嵩山途中，留宿缑山时所书写的[18]。神龙二年(706)，由其第四子李旦刻石竖立，碑额用飞白书题“升仙太子之碑”六个大字。碑的正文，是用行书和草书相间而成。至于这种书体确切属于什么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偃师县志》称此碑是草书，是饱含章草意味的草书，其说：“今观其草法极工，有鸟丝方格，尚似章草及皇象书”。
　　《中国书法临赏大辞典》认为此碑的特征是行草，但带有章草的章法，其说：“此碑以行草入碑，点画圆转，粗细有度，草法规矩，结字谨严，章法疏朗，字字独立，不相连属，结体自称，有如章草之章法。”
　　《书法知识千题》的说法，与《中国书法临赏大辞典》基本相同，称此碑以行草写成，然具有章草遗意，其说：武则天的书法，“当首推传世的行草书碑刻《周升仙太子碑》，……碑上字体笔意清婉，气势宽展，具有章草遗意。”
　　偃师地区研究者的说法，和以上三者有所不同，其说：“《升仙太子碑》碑文的书艺表现形式是以今草为主，行书辅之，具有章草韵味。今草的创始人是东汉的张芝，它源于草篆，其笔法与篆书有密切的关系”[19]。
　　说法虽然多样，但归纳起来，都在行书、行草、章草、今草四体中周旋。用中庸的眼光来看，这实在是种行书，一种含有章草、今草倾向的行草。
　　武则天以行草作为她的主要书体，显然受了两个人的重大影响：一个是她的母亲杨氏，一个是“书圣”王羲之。
　　受母亲书法的影响，当是在武则天的幼少年时期，说得更明了一些，也就是在她十四岁入宫之前。时杨氏用“魏帐”之楷和“张池”之草的基本功，将二者杂糅于一体，又向王羲之的行草学习，终于形成了自己的行草。在这样的风格下，杨氏向武则天传授书艺之道，就只能是行草。而这段时期的书法练习，使武则天奠定了其书法的基本倾向。
　　受王羲之书法的影响，虽最初是母亲的缘故，而真正使武则天对此产生浓烈兴趣，是在她入宫以后的十二年间，接受了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崇拜的感染。唐太宗最喜欢王羲之的书法，不遗余力地收集王羲之的手迹。“命整治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尝以金帛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争斋古书，诣阙以献，当时莫能辨其真伪。”[20]他极为佩服地说他对王羲之的手迹：“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21]此后，他在《晋书》中“自著宣、武二帝及陆机、王羲之四论”[22]以示对王羲之的刮目相看。
　　幼少年的发蒙，唐太宗的影响，加上上层社会浸盛的风气，武则天对王羲之的行草简直到了情有独钟的地步。当她登上帝位后，尽力收集王羲之遗墨，从王氏家族后裔王方庆手中得到了一些碑帖：
　　则天以方庆家多书籍，尝访求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已进之。唯有一卷见今在。又进臣十一代祖导、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昙首、七代祖僧绰、六代祖仲宝、五代祖骞、高祖规、曾祖褒，并九代三从伯祖晋中书令献之已下二十八人书，共十卷。”则天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书舍人崔融为《宝章集》，以叙其事，复赐方庆，当时甚以为荣。[23]
　　得到了王羲之等人的碑帖，武则天反复品味，用心临摹，自此书法水平有了极大的长进，风格也为之一变，从清秀婉约向刚劲强健转化。人称她：“喜作字。初得晋王导十世孙方庆者家藏其祖父二十八人书迹，慕拓把玩，自此笔力益进，其行书骎骎稍能有丈夫胜气。”[24]后初得晋王导十世孙方庆家藏书迹，自此笔力大进，其行书有丈夫气。宋人也说她的书法，“凛凛英断，脱去铅华脂韦气味”[25]。通过此事说明，武则天学习王氏书法，不仅仅是单纯的模仿，而且将她的帝王气度融进了书法艺术中。
　　总而言之，武则天书法成就的造成，先是由母亲杨氏为她培育了基本的风格，并引导她对王羲之书法产生了初步的认识。而后，又因地位的原因，得以全面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
　　注释
　　[1]《隋书》卷43《观德王雄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216页。
　　[2][3][4][5][7][8][9]《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铭并序》，《全唐文》卷239《武三思》，中华书局1983年，第2417—2423页。
　　[6]《旧唐书》卷62《杨恭仁传附杨师道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3页。
　　[1O]《书法知识千题》，河南美术出版社1991年，第308页。
　　[11]张彦远：《法书要录》卷1，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范祥雍点校，第4—5页。
　　[12]《册府元龟》卷861《总录部·笔札》，凤凰出版集团2006年，第10223页。
　　[13]张怀瓘：《书断》卷上，四库全书本。
　　[14]朱仁夫：《中国古代书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31页。
　　[15]《晋书》卷80《王羲之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100页。
　　[16]王强、刘树勇：《中国书法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43页。
　　[17](清)王原祁、孙岳颁等纂辑：《佩文斋书画谱》卷19，中国书店1984年，第486页。
　　[18]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3。
　　[19]王振东、徐英贤：《武则天升仙太子碑》，载《古都文化》第10期。
　　[20]《唐会要》卷35《书法》，中华书局1955年，第464页。
　　[21]《晋书》卷80《王羲之传》后唐太宗之论，第2108页。
　　[22]《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3页。
　　[23]《旧唐书》卷89《王方庆传》，第2899页。
　　[24]《宣和书谱》卷1，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9页。
　　[25]倪涛：《六艺之一录》卷312《历朝书谱二·帝王妃后二》。
　　(赵剑敏，上海大学国际工商与管理学院，教授)

乾陵文化研究（七）/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