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中国帝王陵墓是中国古代墓葬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对于一般墓葬而言，陵墓的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和深刻，不但是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见证，也是当今人类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众多的帝王陵墓中，乾陵是极其重要的一座，也是最典型、最具特色的一座，不但规模宏大，而且内涵丰富，称为“历代皇陵之冠”[1]。乾陵始建于公元683年12月，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中，各朝各代，对其保护和管理都比较重视，发布相关诏令，派人实地调查，甚至拨出专款加以修葺，或者责令当地政府划出必要保护范围，进一步加强管理。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涌现出许多有识之士，他们当中有的是朝廷官员，有的是文人墨客，不论是出自个人爱好，还是履行职责，在对乾陵这处人类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过程中都做了大量而富有成效的具体工作。笔者在翻阅相关资料时查找到其中的5位人物贡献较大，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远。今天，很有必要对他们做出的贡献进行一番回顾，目的在于缅怀他们，昭示后人。同时，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做好乾陵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这5位人士分别是游师雄、撒离喝、李好文、叶奕苞、毕沅。现按照时间顺序，对他们分别叙述如下。
　　一 宋代官员游师雄
　　游师雄(1038—1097)，字景叔，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东南)人。《宋史》立有传[2]，《永乐大典》收有他的墓志铭[3]。游氏幼年师从张载。元祐年间为军器监丞，率兵破吐蕃所据洮州(今甘肃临潭县)，绍圣二年(1095)，在知河中府任上，自中条山下修渠堰，引苍陵谷水灌溉农田，民得其益。进直龙图阁权知秦州、熙州，徙知陕州，后退居故里，闭门谢客，执经讲学以终。终年60岁，归葬武功，墓尚在。作为北宋时期的一位名臣，虽不懂军事，不擅长于兵法、领军作战，但他善于谋略，因而建有奇功，深得当朝赞赏。受北宋以文治国和儒家思想的影响，热衷文化，通晓文史，重视对历史古迹的保护。对金石学的建立也有一定贡献。明代陕西人士《石墨镌华》的作者赵崡称游氏“表章古迹，自周秦以来及唐，无不题石，至今尚存焉”[4]。清人毕沅也说“余集陕西金石目录，见遗留墨迹几廿种。其才略风概，瑰伟卓犖，宋时少其俦匹。采录之余，令人企慕久之”[5]。在陕担任转运判官期间，看到关中唐陵特别是陵园石刻惨遭破坏，十分痛心，曾采取一些措施，对其加强保护。现在的礼泉昭陵、临潼华清池、麟游九成宫、乾县乾陵等处遗址上都留下他的足迹和实物资料。《金石萃编》收有他所刻题五篇[6]。尤以对昭陵和乾陵两座帝王陵墓的保护贡献最尤。关于对昭陵保护所做的工作，诸多学者已经做了较多论述，在此不加赘述。对乾陵保护而言，有两件事情令我们难以忘怀：一是重新绘制狄仁杰等六十人画像；二是对六十一蕃臣石像姓名刻石立碑，做出记录，从而为后人留下极其珍贵的碑石资料。
　　据《长安志图》记载，在乾陵司马道附近，当年曾修建了一座画像祠堂，堂内因绘制高宗、武则天朝狄仁杰等六十人画像故而称之[7]。北宋时祠堂可能还在，但堂内画像已全部损毁，姓名漫灭。游师雄某日按部路过乾陵，专程赴乾陵，游其遗址，寻访其遗迹时看到如此状况，十分痛心，慨然兴叹，于是在当地官员原来记载的一部分姓名的基础上，又选择一批朝臣共计六十名，重新绘制他们本人画像于祠堂内。对于此事，当时的县丞赵楷有一段文字记述：
　　唐之诸帝功烈如太宗、明皇者可谓盛矣，宜其立垅，完固及于无穷。今兵火之余，荒墟坏皿。瓦砾仅存，理亦宜也。独高宗武后之陵，崇丘磅礴，上诣青冥，双阙耸峙，丹青犹在，具岂遗物者有以扶护而致然矣，抑亦穷匮国力，深规厚图，使人未易突击耶。转运游公一日按部过乾陵，慨然兴叹，乃录高宗天后时六十人重绘于陵所。其间忠良鲠骨，高才俊逸如张说、苏颋、狄仁杰、娄师德、刘仁轨、唐休璟、宋璟、李峤、贺知章、马周、李昭德、王琳、张仁厚、崔神庆、李务光、张柬之、魏元忠、陆元方、李怀远、毕城景、杜景佺皆一代善士，固因当纪者。若夫武三思、韦巨源、崔湜、武承嗣、苏味道、封德彝之辈，回邪险佞，负国自谋而皆绘形于壁，馋记于石。丹青可渝，而善恶之迹不可变，珉石可磨，而劝诫之意不可泯，则斯名也，其与天地同于不朽哉。楷之记在元祐七年六月吉日。[8]
　　上述记载中，只记六十朝臣中的27人，剩余的33人是谁只字未提，留下非常遗憾的事情。从这27人一生事迹看大多是高宗、武则天时期的朝臣，但也有个别为太宗时的朝臣。既有忠良之臣，也有奸佞之辈。
　　蕃臣像是于唐中宗神龙初树立在乾陵陵园朱雀门外东西两侧的一批石人，共计61尊(一说64尊)[9]，当初树立时，每个石人的背部都刻有像主人的姓名、官衔、国别和地区等文字，历经四百余年的漫长岁月，至北宋时所刻文字漫灭。时任陕西转运使的游师雄见状，为了传之久远，“无使其不闻于世”[10]，便依照在当地旧家寻访到的所藏石人背部文字拓本内容，摹刻石碑，共四通，每碑16人，不但刻其姓名，还刻其衣冠像貌。碑刻好后分别树立在东西两侧蕃臣石像之前，东西各两通。这是自乾陵修建以来四百余年之后第一次由宋代官员对乾陵石刻做出的文字记载，也是唯一一份把蕃臣石像姓名刻在石碑上的记录。游氏的此番举措不但使当今人们熟知了一千三百年前这批石人的基本情况，也为后世史学家编写相关文献提供了极为重要而翔实的第一手资料，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功不可没。此后，李好文著《长安志图》、叶奕苞著《金石录》等，在对乾陵蕃臣石像进行记录时，游氏的碑石史料是唯一的来源。就是现代学者如岑仲勉、陈国灿等人在对其进行这方面深入研究时，最直接、最可靠的史料也是来自游氏碑石上的记载，是在游氏碑刻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的，从而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和丰硕的成果。尽管在现存的文献中只看到了其中的36人姓名，但也是非常弥足珍贵的。试想，如果没有当初游氏的刻石记录，就没有今天36人姓名的存在，更没有在这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这是游氏对乾陵保护做出的最大贡献。今天，当我们缅怀先辈们不朽功绩时，除了对他表示深深的感谢、崇敬之外，对他的功劳应永载史册。
　　二 金代皇弟撒离喝
　　撒离喝(?—1150)，金代女真完颜部落人，属金代皇室成员，又为开国功臣之一。有才略，为阿骨打所重，常在军中，金兵南下宋汴京，他降雄州，攻陕西。从天会九年至十四年曾驻军于乾陵西南方向的凤翔府，为陕西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战争间息，常来号称“柏城”的乾陵打猎，时见乾陵“殿庑颓然，一无所睹”[11]，于是责成有关人员加以修复。天会十二年十月四日，再次前来拜谒，只见修复后的乾陵“绘像一新，回廊四起，不胜欣怿”[12]。高兴之至，与随行人员现场酣酒庆贺。对于此事，随行官员做出记述，记述的文字刻在无字碑阳面正中位置。从文字的记载中我们不知道当年修复陵园的具体内容、怎样的程度和规模大小，但却是一次实实在在的修复建设行为，修复建设的实际事例最终被我们当代人给予了验证。1995年4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乾陵无字碑碑亭基址进行了发掘，遗址结果表明，该碑建有内外两层碑亭，经研究考证，外层进深和面阔都为三间，当为唐人建设，内层范围和空间明显狭小，暴露出的建筑材料具有金代时期的特点，推测当为金代人的建筑遗址，那么它就是撒离喝当年主持修复的建筑内容之一。撒离喝万万没有想到，八百多年前修复建设一事，恰恰成为乾陵历史上由政府出面而进行的第三次大修复行为[13]，也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修复，更是乾陵修复建设史上由少数民族政府官员主持修复建设的唯一事例。其功劳应记在这位金代皇室成员、政府官员和行伍出身的少数名族将领——撒离喝的名下。没有他，就不会有乾陵的再一次大修复和建设，唐人精心修建的国家最高等级的建筑——两朝皇帝的陵园遗址、遗迹、遗物的破坏程度远比文字记载的要更加厉害。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政府官员，能对大汉民族的皇帝陵园采取相应措施加以修复建设和保护，使它永久传承，本身就体现了对唐代皇帝深深的敬仰和崇拜之情。体观了对唐人遗留下来的遗迹保护给予高度重视之情。这是八百年前一位少数民族官员对乾陵保护做出的具有重要而深远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就其位于无字碑上的刻题来讲，无论是碑文文字还是碑文内容都是弥足珍贵的。就其文字而言，它是一篇用契丹文写成的题记，在对契丹文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是难得的一份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历史资料，在研究领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4]。而从碑文内容来看，是一篇非常重要的碑刻题记，虽然文字不多，通篇只有88字，但内容相当深刻和完备，对于乾陵陵寝兴衰变化，修复建设等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深入开展对乾陵及其陵寝制度等一系列课题研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学术地位不可低估，学术价值也相当重要。在今天，当对乾陵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当乾陵的发展和建设出现新变化的时候，我们切不可忘记，对于几百年前的这位古人，对于他做出的与这座帝王陵园保护非常有益的事情，我们应当深深铭记，永远缅怀。
　　三 元代学者李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自号河滨渔者，元大名之东明(今山东东明)人，具体生卒年尚不可考，主要活动在元朝中后期。他历仕元英宗、泰定帝、明宗、文宗、宁宗、顺帝六朝，官至光禄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以翰林学士承旨一品禄终其身。《元史》对其立有传[15]。综观李好文一生，他不但仕途显赫，而且著述丰富，是元朝中后期著名文人之一，也是一位功绩卓著的文化名人。现代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赞其曰：“他以文学独步天下者三十年，为金诗人之殿，元文章之祖。”[16]元至正二年、至正四年分别两次在陕做官，先后都担任同一职务，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正是两次在陕担任要职期间，完成了《长安志图》这部元代西北地区比较重要的方志类著作[17]。该书共分上中下三卷。其中卷中部分共收图5幅，分别为《咸阳古迹图》《唐昭陵图上》《唐昭陵图下》《唐肃宗建陵图》和《唐高宗乾陵图》。图之后又有《昭陵图说(诸陵附)》(卷中目录作“唐陵图说”)，简要叙述唐诸陵概况、位置地点、陪葬人员具体姓名等。无论是陵图还是陵图说都是研究唐代帝陵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特别是陵图，可能是目前最为珍贵和最具史料价值的唐代帝王陵寝图。这是李好文先生为我们，为保护唐代帝陵而作出的一大贡献。《唐高宗乾陵图》是三幅帝陵图中最为重要的一张，也是迄今为止见到的自唐代修建乾陵以来唯一的一张保存最早、最古老、反映陵园设施比较完备的乾陵陵寝图，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该图为我们保留了不少关于乾陵陵园极其丰富的原始信息。集中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一是陵园建筑设施布局比较完备，方位比较准确。如内、外城垣，内城四门，门阙，角阙、献殿、下宫等。经过现代勘察和调查，图中的位置和数字基本准确；二是石刻内容齐全，数量名称标注清楚，摆放位置基本正确。四门石狮，神道两侧石刻等，就连北门的六马也标注清楚；三是城垣四址、建筑设施、陵园石刻等分别标明高、低，远、近等具体数字；四是保留了狄仁杰以下六十人祠堂、乾陵铺、临川亭等一批陵园辅助设施的原始名称；五是在唐陵图说中，准确无误的照录了宋人游师雄当年所镌刻的蕃臣石像姓名以及关于狄仁杰以下六十人姓名等相关内容，从而把非常珍贵的宋代史料第一次记载到文献中，使后人有幸再一次的传承下去，直至保留到了今天，实实在在的起到了大力保护和精心传承的作用。尽管只是其中三通石碑上的人员姓名，也是抄录宋人的碑刻内容，但却成为乾陵在元代时期的唯一资料，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以上几点在此图志之前，无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均无专门的记载，后世的文献在反映唐代帝王陵墓涉及乾陵相关内容时也很简略。而这张《唐高宗乾陵图》及其图说中的内容，记载乾陵不但较为全面，而且也较为详细，形式也很特别，是用一张平面图反映陵园内容，这是非常罕见的事例。但他必定是六百多年前元人用最原始的方法和手段绘制的一张平面图，又仅仅是平面图，只是停留于表面上的定位和判断，较深入体现陵园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建筑设施和陵园布局，全面、准确反映帝陵陵寝的基本概况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一则缺乏先进科学的理念，二则缺乏先进的田野调查技术方法和手段。既然如此，这张图保留的原始信息就有了纰漏和失误之处，如个别建筑设施方位有误，朱雀门本应在献殿之前，图中却标在了两乳峰之间；无字碑本应在东侧，图上放在了西侧；个别陪葬墓的具体方位也不准确，如把懿德太子墓画在了陵的东侧，实际上它在西南方向，把永泰公主墓误当成义阳公主墓，知名的章怀太子墓放在了乳峰的正南方向，内、外两道城垣之间的距离是多少，也是不得而知，城垣之间都是角阙连线，以示城垣走向等等。诸如这样的信息，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很正常的，也是非常理解的。一般说来，地方史志，比较特殊的地方史志对于各自所在地的古代帝王陵墓都有分门别类的著录，一般记载在“陵墓”、“古迹”、“山川”和“金石”、“艺文”等门类中，多为陵墓的方位、道里、世次等，关于陵墓制度的具体记录资料比较少，但《长安志图》并非如此，不但记录的信息量大，而且比较详细，不但是唐宋元明清方志中，而且也是现存唐宋元明清史料中关于乾陵陵园最为详细和丰富的资料，在对乾陵及其他帝王陵墓的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当前，我们开展对乾陵及其他唐陵的深入研究选择的方志资料或者其他史料，《长安志图》中的这几幅图及其图说是首选之一。他为当今考古调查和指认相关遗址点提供了最基本的依据和有价值的线索。杨宽先生在其所著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中，全部采录了这部志图中的《唐昭陵图》《唐肃宗建陵图》和《唐高宗乾陵图》[18]。考古工作者也是借助这份原始资料，在开展的对乾陵调查研究工作中取得了重大进展，1999年秋，陕西省考古工作者依据这张图提供的信息开展了对乾陵外垣范围的调查，并取得了重大突破。进一步验证了这张图所提供的数字信息的准确性[19]。
　　四 清代金石学家叶奕苞
　　叶奕苞，清代江苏昆山人，约清圣祖康熙前后在世(1662年前后)，字九来，叶方霭之从弟，卒年不详，诸生，少负异才，博雅擅歌。康熙十八年(1679)举试“博学鸿儒”科，为忌者匿卷罢归。为人儡珂善使气，目光若闪电，酒间谈说，声如洪钟，颇有狂名。家有茧园，与名流觞咏其中。奕苞著述甚富，其中《金石录补》27卷，续跋7卷，传于世。影响较大。
　　就是这样一位南方才子，在博学鸿词考试失利后，受明末清初大批文人之士迷恋碑刻，热衷对古代碑刻追求之风的熏陶，又受家庭祖父与父亲访碑爱好的影响，毅然从事访求碑刻之业，这并非出于满足发现文献之目的，也非从书法角度出发，而是期望搜访隐僻，以补赵明诚所编著《金石录》之不足。为达此目的，他常常佝偻于山涧荒野，探赜索隐。曾到过山东的曲阜、济宁，到过山西的太原、汾阳等地，到过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到过河南嵩洛一带进行访碑活动[20]。但从未到过陕西。然而，却在他的著作中保留了有关乾陵的一些信息。究其原因在于当时在收集碑拓圈内，盛行赠送、交换碑拓之风。学者之间经常互相遗赠或者交换碑拓，以更多地充实自己的收藏，丰盈自己的学术视野。就是在这种环境影响下，叶氏在记述乾陵蕃臣石像的过程中，也是求得他人赠送的碑拓，才完成了对乾陵蕃臣石像内容的完整记述。其过程也颇为曲折。笔者不妨简要叙述之。根据他在乾陵石人像姓名第一部分内容中的记述，清顺治年春(公元1649年)，叶氏从其堂兄那里得到两张蕃臣像背部文字拓片，内容分别为“吐蕃大酋赞婆”(实为吐蕃大酋长赞婆)和“十姓可汗阿史那元庆”，叶氏不知是何碑拓，而族户人误认为是太宗昭陵石人蕃酋姓名。后在一当地善于收藏宋碑拓人陈征之孙处见到两则碑拓，其中有一则是四五十蕃酋姓名，推测可能是拓于游师雄当年树立在乾陵蕃酋像前面的那四通碑内容。其孙当场还向他讲述了两碑拓得来的过程。三年之后(1652年)，那位族户人又给叶氏一卷抄录当年他们在陈征之孙处见到的四五十蕃酋姓名名单，问其当年的原拓本，族户人答曰其原拓已被别人掠去。十年之后(1662年)，叶氏为撰写《金石录补》，寻找当年族户人所赠予的蕃酋像背部拓本，将用作与所得四五十人姓名名单进行互相参考求证，但愿拓本也已丢失，无奈他从《唐陵园记》一书中宋游师雄当年镌刻蕃酋姓名、赵楷记述的内容中得知，这批蕃酋姓名乃“高宗乾陵，非太宗之昭陵也”[12]。于是，他将转抄的蕃酋像的姓名、官衔、人员多少等相关内容详细记载到他的著作中。分为《唐乾陵石人姓名》一和二两个部分。这就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叶氏著作中关于蕃酋像的真实记录。这样看来，叶氏的资料来源于转抄的“二手”资料，非碑刻原拓本。但也无妨。其实，我们对照李好文的《长安志图》发现，两者的内容几乎一样，说明当年他在撰写时也参照了这部著作中的相关史料。叶氏先生把千年前唐人刻于石人背部上的文字经过宋人的摹刻，经元人的记录，到此时，他再一次完整的记述在专门的金石类文献资料中，再一次为我们妥善保存这批极其珍贵的石人像资料，并让它完整的传承下去做了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令我们肃然起敬，也令我们赞叹不已。
　　五 清代史学家毕沅
　　毕沅，江苏镇洋(今太仓)人，字蘅，一字秋帆，自号灵岩山人，清乾隆进士。治学甚广，由经史旁及小学、金石、地理。能诗文。有《灵岩山人文集》。历任陕西、河南、山东巡抚，湖广总督，获赠太子太保、一品顶戴。他组织学者章学诚、邵晋涵等编著的《续资治通鉴》《山海经新校注》《传经表》等著作，影响深远，是清代著名的经史、金石、文字学家，乾嘉学派具有重要影响人物之一，乾隆中后期他到陕西做官长达十四年之久，是陕西之幸。1770年，毕沅从甘肃到陕西任按察使，第二年任布政使，1773年到1785年，两次任陕西巡抚，在主政陕西的十多年里，为陕西的文物古迹做了大量工作，极大地推动了陕西文化的发展，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位于长安西北方向的乾陵，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中非常重要的一座陵墓，也是关中名陵之一，各朝各代都非常重视对其保护，作为致力于文物古迹保护的毕沅更是责无旁贷，对包括乾陵在内的关中古代陵墓特别珍惜，尤其重视对他们的实地考察和现场调查，以实地考察与文献相结合求证正确与否，在陕西主政期间，“其间名山大泽、车尘马迹，大半经行”[22]。在编著《关中胜迹图志》时，曾对包括乾陵所在地的乾州等十二个直隶州府的地理沿革、名川大山，文物古迹进行全面的实地考察，在各州府“古迹”栏目里列述了一百三十六座宫阙殿堂、一百五十个宅地苑囿，一百九十个祠宇寺观，五十三座帝王陵墓[23]，其中位于当时乾州境内的三座帝王陵墓(乾陵、靖陵、隋泰陵)一一收录，在“乾州”章节内容中，在《梁山图》中，明确标出乾陵及其陵阙和相邻的靖陵所在方位，在“乾州古迹”章节里，完整记录自唐以来相关史书对乾陵内容的记载。
　　毕沅在他的著作中写到：“臣自莅任以后，每因公经过各府、州、县，凡有陵墓所在，必为下车，瞻拜咨访。”[24]现位于乾陵献殿遗址上的“唐高宗乾陵”碑就是他到陕任职第四个年头的秋天，亲临乾陵考证辨识之后而题写的碑文，由当时的知乾州事崔龙见立石。这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通、也是最早的一通写明陵墓名称、陵墓主人的石刻，也是自唐代之后约千余年以来树立在乾陵陵前的第一通石刻。作为朝廷的一位巡抚，亲自为乾陵书立石碑并昭示于众，本身就是代表当朝政府颁布的一道内容极其简单的保护乾陵之令，意义深远，作用很大。在对乾陵管理上，毕沅也有相应的措施，在实地考察之后，他认为，陵寝管理不善，“顾隧埏已榛芜，封林亦多残劫，大抵为陵户侵渔所致”[25]。于是他召集幕僚研究讨论，决定“令各守土者即其丘陇茔兆，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并筑券墙。墙外各拓余地，守陵人照户给单，资其口食，春秋享祀，互相稽核。庶古迹不就湮芜”[26]。并设专人负责保护管理。乾陵自唐代之后，地位一落千丈，由盛转衰，虽有各朝各代加以保护，但相比较而言，清代的地方官员比较注意包括乾陵在内的帝王陵墓的保护，而贡献最大则首推毕沅，由于他对乾陵的高度重视，因之一度得到很好的保护。《乾县新志》卷9《古迹·陵墓》载：“清代祭告之陵，凡三十九处，乾陵不在其中。然向有陵租地九顷九十八亩六分，分与陵户耕种。不知何年拨二十亩为狄梁公墓租地。余地九顷七十八亩七分。陵户共二十五家，计每年征银十九两五钱七分二厘，不在正项钱粮内，另文解布政局。”[27]估计这道诏令也是在毕沅的实地调查和考察并上奏朝廷后颁发的。目前，在清代众多文献里看不到完整、专门的有关保护和管理乾陵的记载，但上述两件事例足以证明毕沅对乾陵致力于保护的重视程度。他对关中众多文物古迹的保护具有非常明确的目的，一是“将使后人守而勿坏”[28]，以垂久远；二是“考古者得以有所观览”[29]，让人感发而奋起，复兴民族。
　　上述五位历史人物对乾陵保护、管理和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体现出朴素的爱国情怀和对乾陵文物古迹的厚爱，他们的业绩和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研究和敬仰的，他们的不朽功绩永载史册，永远昭示我们将倾心致力于乾陵的保护事业。他们做出的有益贡献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遗产工作者恐不无裨益。
　　注释
　　[1](日)足立喜六：《长安史迹研究》，王双怀、淡懿诚、贾云译，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2](元)脱脱等著：《宋史》卷22，中华书局1974年版。
　　[3](明)解缙等：《永乐大典》卷8842，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46页。
　　[4](明)赵崡：《石墨镌华》。
　　[5](清)毕沅：《关中金石志》。
　　[6]王昶：《金石萃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4页。
　　[7][8][17]李好文：《长安志图》，《洛阳伽蓝记·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9]陈国灿：《唐乾陵石人像及其衔名的研究》注释9，《文物集刊》1980年第2期。
　　[10][21](清)叶奕苞：《金石录补》卷2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1—213页。
　　[11][12]乾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乾县志·无字碑文字录》，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8页。
　　[13][14]樊英峰：《郎君行记碑考》，《文博》1992年第6期；牛达生：《<郎君行记>与契丹字研究——兼谈不能再视<郎君行记>为女真字了》，载《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15]宋濂等：《元史》卷183。
　　[16]吴继贤：《元好问与野史亭》，《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5日。
　　[18]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9、60页。
　　[19]秦建明、甄广全：《唐代帝陵中第一次发现双重城垣》，《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5日。
　　[20]薛龙春：《明末清初碑刻研究中的书学观念》，《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6年第1期。
　　[22][24][29]毕沅撰、张沛点校：《关中胜迹图志》，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267页、第205页。
　　[23][25][26]曹凤权：《毕沅及其对陕西的文物保护》，《文博》1989年第1期。
　　[27]樊英峰：《唐乾陵研究》，《乾陵文化研究》(一)，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28](清)毕沅：《礼泉县志·序》。
　　(樊英峰，陕西乾陵管理处，文博研究馆员；王晓莉，陕西乾陵管理处，文博副研究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