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被誉为“历代皇陵之冠”[1]的乾陵，是唐王朝第三代皇帝高宗李治(628—683)与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武则天(624—705)的合葬陵，是陕西唐十八陵中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艺术价值最高的一座。陵园位于陕西乾县城北6公里处海拔1047.3米的梁山上，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序号171；分类号10)；1999年，被陕西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盛唐文化旅游区；2001年元月，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全国首批4A级旅游景区；2006年12月15日，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丝绸之路中国段陆路部分)和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丝绸之路联合申遗中国陕西段16处古迹遗址名单之中。
　　乾陵是唐代帝王“因山为陵”葬制的典范和后世帝陵营筑的楷模。其营建时值盛唐，国力充盈，规模宏大，建筑富丽，陵域广阔。从文明元年(684)八月，武则天遵照高宗“得还长安”[2]的遗愿，葬高宗于雍州好畴县梁山的乾陵，到神龙二年(706)五月中宗李显不顾朝臣反对，重启乾陵地宫隧道，合葬其母武则天，从中宗李显迁葬其子懿德太子、其女永泰公主，“号墓为陵”陪葬乾陵，到文献记载的最后一位陪葬者即玄宗李隆基开元二十九年(741)赐赠邠王李守礼等陪葬乾陵，因此，乾陵陵域的所有营建工程历时达57年之久。在这57年之间，特别是埋葬高宗李治到埋葬女皇武则天的22年间，在陵域范围内营建了诸多工程。据文献记载，乾陵“周八十里”[3]，原有城垣两重。其陵园地面建筑仿唐长安城格局营造，分为内城、外城和陪葬墓区(分别相当于长安城的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内城基本呈方形，周长5920米，面积约230万平方米。其东、南、西、北四垣墙正对梁山主峰处各辟一门(东曰青龙门，南曰朱雀门，西曰白虎门，北曰玄武门)，四门外两侧各置石狮一对、阙楼一对。城内外有献殿、偏房、回廊、狄仁杰等六十朝臣画像祠堂、下宫等辉煌建筑群多处。内城垣四角各筑角阙楼。南神门(朱雀门)外设司马道，两侧列置石柱(又称石望柱或华表)、翼马(又称飞马)、高浮雕石鸵鸟、仗马和控马驭手、直阁将军石像(又称翁仲)、述圣纪碑和无字碑、六十一尊蕃臣石像群等大型石刻120余件。北门外又有仗马和控马驭手三对，号称“六龙”；另置有瑞兽石虎等。这些高大雄浑，精美绝伦的石雕刻群，代表了唐代精湛的石雕刻艺术成就，被誉为“盛唐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
　　一 项目实施背景
　　乾陵石刻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的瑰宝，是陕西唐陵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1300余年的风霜雨雪和兵燹战火，乾陵陵园的地面建筑和石刻遭到极大的破坏，建筑遗迹大多无存，石刻破败不堪，从“蕃王俨侍立层层，天马排行势欲腾”[4]到“跛马残螭处处逢”[5]、“台殿焚烧石兽崩”[6]，记载了乾陵石刻经历的人间沧桑。由于长期遭受着严重的自然因素(如温度、湿度、酸雨、生物等)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加之人为破坏，大部分石刻保存现状堪忧，如表层物理、化学、生物风化明显，不少石刻有贯穿性裂隙发育，还有少量石刻或断裂、或歪斜、或移动原位、或半埋入地下等等。
　　为支持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经国家文物局促成并批准，2004年元月9日，日本国平山郁夫基金会“文化财保护振兴财团”(今称“文化财保护·艺术研究助成财团”，财团法人代表为日本国慈善家黑田哲也)向陕西省文物局(以下简称“省文物局”)赠款一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50万元)，用于对陕西唐代三座帝陵(唐顺陵、桥陵、乾陵)石刻的保护与修复。日本赠款支持的这一项目将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石刻出现的各类病害实施有效的保护修复，同时对其所处的环境进行整治。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以下简称“西安文保中心”)于四年内具体执行，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今称“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考古所”或“省考古院”)和西北大学等单位予以协作。2004年4月，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的实施，旨在更好地保护珍贵的唐代帝陵石刻，使陵园历史环境风貌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二 乾陵石刻保护修复工程概况
　　2006年3月20日，由日本国文化财保护·艺术研究助成财团与陕西省文物局联合实施，日本国立东京文化财研究所与西安文保中心承担的“中日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之乾陵陵园石刻保护修复工程正式启动。在此以前，西安文保中心已与乾陵博物馆(以下简称“乾陵馆”)合作，从1992年开始，经过10年时间完成了国家文物局《乾陵石质文物保护研究》[7]科研项目，制定了详细的《乾陵石刻保护方案》(《唐十八陵石刻保护方案》)，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文物保函[2002]939号文件)。“中日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协议正式签署并进入实质性实施阶段后，经省文物局同意，乾陵石刻保护修复工程纳入“中日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此后即从2005年3月开始，西安文保中心又与乾陵馆合作，历时一年时间，完成了“乾陵石刻区的小气候环境监测”、“乾陵石刻内部风化状况的超声波检测”、“唐陵石刻裂隙粘接试验”、“乾陵石刻表面憎水处理试验”等基础性研究工作，给整个保护工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科学依据。
　　2006年5月，“乾陵石刻保护工程标准区”工作顺利完成，保护修复工作全面展开。预计到2008年底，将完成乾陵陵园35件大型石刻的典型病害防治、修复加固及环境治理等工作。
　　三 乾陵石刻保护修复及环境治理工作记事
　　1.2004年1O月11日，中日“陕西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指导委员会及专家会议”在西安曲江宾馆召开。乾陵馆樊英峰、梁桂林、刘向阳参加会议。
　　2.2005年11月22日，“中日合作唐陵石刻保护修复学术交流会”在西安文保中心举行。乾陵馆樊英峰、梁桂林、刘向阳参加会议。
　　3.2006年3月20日，“中日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之乾陵陵园石刻保护修复工程正式开工。是日，西安文保中心总工马涛带领有关保护修复人员进驻乾陵石刻保护工地。
　　4.2006年3月24日，省考古所所长焦南峰等在乾陵现场部署乾陵陵园遗址调查钻探工作。
　　5.2006年3月28日，西安文保中心书记张建武、副主任齐扬，乾陵馆馆长樊英峰、副馆长梁桂林、馆长助理陈彦德等看望慰问参加“中日唐陵石刻保护项目乾陵石刻保护修复工程”的所有工作人员。
　　6.2006年4月4日，西安文保中心主任、唐陵石刻保护项目组组长侯卫东亲临乾陵，检查指导乾陵石刻保护修复工作。
　　7.2006年4月16日，乾陵内城西门石刻保存环境整治工程正式开工，由乾县古建工程公司具体承担。至6月中旬结束时共治理环境面积约2500平方米。在施工中即5月2日至5月17日，发现出土了西门南侧石狮的基座及石狮前腿部残块；同时，在西门南侧发现了列戟廊建筑基址；钻探发现了西门北侧石狮基座的夯土遗迹。石狮基座由两块方石拼成，顶面中缝凿两块燕尾形凹槽，内置铁栓板，将两部分基座连接固定在一起。基座总长3.26米，宽1.60米，通高1.06～1.12米，总重约19.5吨。
　　8.2006年4月19日，“第二届中日唐陵石刻保护项目会议”在西安金石大酒店召开。本次会议主要评议2004年至2005年的工作。乾陵馆梁桂林、刘向阳参加了会议。
　　9.2006年10月31日至11月20日，省考古所副所长张建林、工作人员张博、张小波、田有前等清理发掘乾陵北门地下石刻。共发现出土石狮残块、残石马、残石虎、石虎基座、小型石刻基座等7件珍贵文物，其中石虎的发现为重新考虑唐代帝陵北门石刻组合提供了新的资料。同时还发现了北门门址中间的漫道夯土台基遗址和建筑石柱础。
　　10.2007年4月25日，“中日第三次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指导委员及专家会议”在西安金石大酒店召开。本次会议主要评议2006年的工作，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乾陵博物馆副馆长梁桂林、业务部主任刘向阳参加了会议。
　　11.2008年6月4日，参加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系列申报世界遗产国际协商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官员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美国、阿富汗、伊朗、日本、蒙古等10多个国家的专家和代表一行40余人，实地考察了乾陵文化遗产和石刻本体保护现场。
　　12.2008年6月21日，“中日合作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日方负责人，日本国立东京文化财研究所、文化遗产国际协力中心保存计划研究室长冈田健先生在省考古院副院长张建林陪同下视察乾陵石刻保护修复工作。
　　13.2008年6月17日，“中日合作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之“乾陵北门石刻保护修复及环境整治工程”正式动工。6月23日下午施工中发现有石刻暴露。从6月25日开始，省考古院与乾陵馆共同对乾陵北门重新进行全面的钻探发掘。截至7月23日，新发掘出土石仗马2件，石人1件，石刻基座4件，石刻残块若干。通过近年几次钻探发掘，乾陵北门石刻形制布局基本清楚：两列石刻相距约29米，石刻之间(南北)间距约16米。阙楼南为石狮1对，阙楼北第1组石刻不明(目前只发现4件基座)，第二组为石虎及驯虎人各1件，第三至五组为石仗马及控马驭手各3对。乾陵内城北门现存石刻为：石仗马5件，石虎1件，石人1件，石刻基座12件，石刻残块若干。
　　14.2008年7月17日，省文物局文物处处长周魁英、调研员孔昱与西安文保中心主任尹申平一行在乾陵馆馆长樊英峰陪同下，冒雨考察了乾陵北门新发现的石刻，并对乾陵内城北门石刻文物保护修复及保存环境治理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周处长指出；“乾陵石刻保护务必遵从‘少干预、保护原貌’的原则，做到石刻扶正、基础加固。”同时要求西安文保中心和乾陵馆重新制定乾陵北门石刻的保护方案，并作为“中日唐陵石刻保护”项目的一部分，但不能影响“中日唐陵石刻保护项目”的整体进程，做到“方法科学，专家认可，游客满意”。
　　15.2008年8月6日下午，省文物局局长赵荣、副局长刘云辉一行在出席乾陵馆“丝路胡人外来风——唐代胡俑展”开幕仪式后，专门考察了乾陵陵园北门新发现的石刻遗址现场。在考察现场，赵荣局长捐示：“乾陵陵园北门是仅次于南门的重要阙门，北门新发现石刻意义重大，通过发掘，基本清楚了北门石刻的形制布局，北门遗址的环境整治一定要恢复原貌；考古调查一定要扎实细致；一定要想方设法解决好北门遗址保护的土地征用问题；一定要把北门石刻保存环境整治和石刻本体保护修复与‘申遗’工作结合起来。”
　　16.2008年11月17日至18日，由西安文保中心、日本国立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中日合作唐陵石刻保护项目2008年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唐城宾馆举行。会议邀请了中日双方石质文物保护、监测方面的专家就目前唐陵石刻的防风化保护、大型石刻的裂隙变形监测等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专题研讨、交流。来自日本国立东京文化财研究所、日本Geolest公司、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岩土文物保护工程中心、武汉大学、南京博物院、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广州白云文物保护工程有限公司、西安文保中心、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及西北大学等单位的2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在考察了乾陵、顺陵石刻保护工作后，与会专家就各自在石质文物的病害监测、保护材料及保护方法的应用和工作经验等进行了研讨和交流。本次会议对今后继续更好地开展唐陵石刻的保护工作，特别是此次中日唐陵石刻保护工程中新出土的14件石刻的预防性保护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7.2009年3月16日，乾陵馆在乾陵内城北门竖立“中日合作唐陵石刻保护项目乾陵石刻保护环境治理工作铭记”碑石，碑文曰：
　　中日两国千载往来，延沿不绝，其中尤以唐代文物典章为核心纽带；巍巍乾陵，唐陵典范。日本文化亦与乾陵因缘殊胜，大周女皇武曌以“日本”名扶桑之国；乾陵壁画亦揭示日本使者来唐之情况，有唐一代日本十九次遣使入唐，以高武时期(649—705年)最为活跃频繁(达七次之多)。
　　因缘际会，盛世修陵。2004年春，中日合作唐陵石刻保护项目隆重启动。作为其组成部分，乾陵工作肇启先声。自2004年至2008年8月先后完成六十一宾王像之扶正加固及部分宾王像之化学清洗保护、东方雄狮之化学清理除锈；完成东西四尊直阁将军像之除菌处理、加固封护；完成西门(白虎门)环境整治及石狮残件之拼接复原；完成北门(玄武门)环境整治及四尊石马、一尊石虎之扶正、加固与重新夯基工作。其中石虎与东西二石马系本次保护工作之新发现文物，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
　　寒来暑往，四度春秋弹指一挥间。乾陵保护工作之顺利进行，得到中日双方领导与专家之共襄大成。项目总负责刘云辉副局长并周魁英处长、孔昱调研员，多方协调，创造条件；日本文化财保护艺术助成财团专务理事小宫浩，捐资人黑田哲也先生莅临指导，慷慨襄助；东京文化财研究所协力中心计画室主任冈田健教授数度莅临，不避寒暑，悉心指导；黄克忠、韩伟、马家郁等各地中方专家多次指导，智光引航；具体实施者马涛、张建林、樊英峰等各帅良才怀冰霜、顶烈日坚守现场，恪尽职守，终获阶段性圆满胜利。此项目不仅为以后保护积累经验，亦为面对社会之开放展示奠定良好基础。
　　现场实验、理论探讨，掌握核心技术，以俟把握规律，采取更加科学而经济之方法延伸保护内涵扩大保护范围。诚信，完成如无字碑、述圣纪碑等乾陵甚至唐陵所有石刻之保护也为时不远。斯人斯事，对乾陵发展大有功德，亦为中日友好又一华章，全体职工感戴在心，祈愿合作相继，世界和谐美好。
　　乾陵博物馆敬记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六日
　　18.2009年3月18日，“中日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结项验收指导委员会及专家会议”在西安召开。承担中日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就考古调查、环境整治规划、石刻保护完成情况和应用技术方法及其成果进行了汇报，专家组对该项目的考古调查、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一致同意通过项目验收。
　　四 项目完成情况及实施意义
　　乾陵石刻保护修复工程从2006年3月正式开工到2008年8月主要工程结束，对乾陵内城南门外司马道两侧的3尊裂隙严重和2尊历史修复不当的直阁将军石像(又称翁仲或拄剑石人)、20余尊蕃臣(或称王宾像)石雕像、内城南门前西侧石狮、内城西门外南侧的残损石狮、内城北门外石狮、石虎、石仗马及控马驭手等共35尊石雕像，根据病害成因和症状，分别采取石刻表面地衣(苔藓)的物理清洗，裂隙的化学灌浆封护，机械加固，断裂修复与不当修复的矫正，以及地基加固、抬升，缺失底座补配，造像本体的扶正归位等多种不同的措施对其进行了保护处理。对修复的石刻以及从地下新发现的石刻全部依据历史记载回归原位。修复后的石刻高大精美、气势恢弘，再现了唐代皇家陵园的风貌。
　　在本次保护修复工程中，有许多令人欣喜的考古新发现、新收获。考古人员全面详细地调查了乾陵陵园，在乾陵内城西门外清理发掘出石狮基座及断裂的前肢，同时发现了石狮南侧的列戟廊建筑基址和北侧石狮夯土基址；在乾陵内城北门外新清理发掘出土了石虎及基座、小石人基座、残石狮1对、不明石刻2对、小石人2对、石仗马及控马驭手共3对。同时发现了内城北门门址、柱础石和墁道。这些新收获特别是北门石虎的发现，为唐陵石刻制度的研究增添了新内容。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韩伟认为，在乾陵北门发现石虎，“这意味着乾陵在武则天称帝前，曾摆放有石虎，而武则天当权后将其深埋。在武则天之后，唐陵之中再没有出现石虎，这成了陵园(石刻列置)转折的标志”[8]。同时也说明武则天特别忌讳石虎，视之为“人臣象征”。以前在乾陵也没有发现过石虎的标志，如今这些被掩埋的石刻全部被清理了出来，向人们展示着当时社会的政治争斗。
　　2009年3月18日，历时5年，耗资1亿日元的“中日合作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结束。在是日举行的项目完结验收专家评审会议上，承担中日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的相关负责人就考古调查、环境整治规划、石刻保护完成情况和应用技术方法及其成果进行了汇报，中日专家组对该项目的考古调查、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的成果进行了一一评议。
　　综合诸位专家意见：本项目针对具有代表性的“唐代帝陵大型石刻群”的保护，开展了乾陵、顺陵和桥陵石刻的考古调查、环境状况和保存现状的评估、环境整治规划、保护修复方法的研究和实施等工作。项目内容丰富、研究工作细致、实施效果明显，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方法。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盛唐时期修建的乾陵、桥陵和顺陵的形制、布局及其陵寝制度，对石刻在陵园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价值体现都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提出了合理的环境治理和保护修复措施，并根据病害成因的调查结果，对三陵的七十多件石刻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技术思路合理，方法稳妥有效，实际效果良好，达到了科学保护修复的要求。该项目在研究手段、方法和新技术、新工艺的应用及大型石刻成套保护技术、各类残损石刻修复方法等实践上都具有特色，效果良好，对今后同类石刻的保护修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五 对修复过程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在本次保护修复过程中，我们听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不同意见和质疑，比如：对代表中国古代石刻艺术水平的唐陵石刻，采用的修复技术是否妥当?清除病害后太新了不像文物?补残修复是否能做到修旧如旧?等等。针对这些争议和质疑，我们根据前期研究成果和修复方案，与有关专家向社会各界作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质疑一：采用的修复技术是否妥当?
　　在修复石刻之前，我们对石刻的自然保存环境进行了长期监测，结合当地自然气候条件，进行了科学比对和仔细分析；采用红外探测、扫描等先进技术，勘查了石刻的风化现状及病变症状，并对石刻材质，矿物组成、物理特性、水力学特性等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石刻病害类型及其风化机理，进而提出保护修复方法。对病害轻的石刻尽量少干预，只采取表面地衣的物理清洗、裂隙的化学灌浆封护、机械加固、断裂修复与不当修复的矫正与地基加固、抬升，缺失底座补配，造像本体的扶正归位等不同措施。许多措施尽量做到具有可逆性。
　　质疑二：清除病害后太新了不像文物?
　　在对乾陵的7件大型石刻进行修复时，有专家质疑：除去历史的斑迹，石刻修复后会不会丧失历史沧桑感，会不会让人觉得太“新”就像复制品?
　　由于陵园石刻长期露天放置，历经风雨沧桑，一些精美石刻已残破，同时风化病害也使石刻面目全非、锈迹斑斑，已无法看清石刻表面的精美纹饰。这些病害已经对石刻构成了危害，不具有人文特征，对文物本身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公众所说的会不会显得太“新”，没有了历史沧桑感，主要是从视觉上来体会的，而修复主要是从文物安全方面来考虑的，通过将文物的锈迹清洗、对石刻裂隙进行加固处理、对石刻表层进行化学加固等方法处理，目的是阻止石刻病害的进一步发生和发展，以恢复石刻文物本来的面目。
　　质疑三：补残修复是否能做到修旧如旧?
　　文物保护修复的基本原则是“修旧如旧”。本次修复工程中，对于风化严重的石刻，采用了化学加固的方法；对于石刻裂缝则采用了浇灌加固的方法。有的石刻底座丢失了，这次进行了补配；对于已经倾斜的石刻则进行了扶正。一些历史上埋入地下或倒在田地中的石刻，也都重新被扶起，摆回了原来的位置。对于历史上用铁箍加固，目前铁箍锈蚀、风化产生的铁锈，专家们用化学品予以清除。对于一些石刻残损缺失部分，则采用了相同或相近的石质进行拷贝，并与原有的残块进行有机黏结或加固，补配后再将新补配的做旧，从外形到外观上达到“相似”，以体现时刻的艺术感和应有的风貌。“修整后的时刻，让人一看就能感受到皇家的气派。”有专家认为，在这次保护修复的三座陵园中，乾陵陵园内精美的石刻群雕气势最为宏伟，顺陵最具特点，桥陵石刻雕工精美。
　　综上所述，中日合作唐陵石刻保护修复项目的实施，为保护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做出了积极贡献。几年来，陕西的考古和文物保护修复专家全面调查了唐顺陵、乾陵、桥陵的范围、布局，陵园内外现存的陵园建筑遗址，搞清了埋藏在地下的建筑遗迹范围、布局、结构，寻找到埋藏于地下的零星石刻造像及残部。搞清了陵园内的门址、阙、城垣等典型建筑遗址原貌，发掘了因各种原因被遗弃的石刻及残部。确定了陵园建筑与石刻群的关系、石刻排列组合和位置。同时，对石刻保存、保护环境进行监测和勘查，对石刻材质，矿物组成、物理特性、水力学特性等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实验室研究和现场标准区实验建立超石刻裂隙探测、监测方法、石刻清洗、表层化学渗透加固、裂缝粘结、修补研究、表面封护材料等一系列技术的应用，为今后同类石刻的保护修复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撑，为保护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和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日)足立喜六 著，王双怀、淡懿诚、贾云 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页。
　　[2]《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2页。
　　[3](宋)宋敏求：《长安志》卷19，山川风情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4]明代刘基诗句。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明朝开国功臣之一。
　　[5](明代)杨殿元诗句。杨殿元，四川人，举人，明崇祯四年(1631)任乾州(今陕西乾县)知州。
　　[6]乾陵无字碑题诗，作者为明代许孙荃。许孙荃(1640—1688)，字友荪，又字生洲，号四山，今安徽合肥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选庶吉士，散馆改户部主事，再转郎中，为翰林院侍讲。历官刑部四川司员外郎，后出为陕西督学。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不遇。著有《慎墨堂诗集》、《华岳集》(2卷，又名《思砚堂近草》，康熙刻本，北图藏)等。沈德潜称其诗激昂悲壮，多燕、秦之声。
　　[7]该项目系国家文物局下达的委托科研项目，编号为922601。其立项的目的是针对乾陵石刻的保存现状，分析探寻病害的成因，通过尽可能全面的科学试验研究，得出一套完整的适于本地区的石质文物保护措施，为全面对乾陵石刻及陕西省众多大型户外石质文物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和规范。本项目已于1999年结题，2000年通过国家文物局专家验收，并被鉴定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8]《陕西唐陵石刻保护项目验收·首次发现石虎》，《华商报》2009年3月19日。
　　(刘向阳，陕西乾陵管理处，文博副研究馆员)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