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事变新论
陈翔
玄武门事变乃初唐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唐朝政局的影响至深且巨，故历来史家多所关注，研究成果亦多[1]。笔者新近重读旧史，偶感前人研究虽多，但其间仍有些许所究之不近事理或尚未措意之处，故今不讳浅陋提出来，以就教于诸位方家学者。
一 几个被歪曲的历史细节
武德二年(619)刘文静被杀系初唐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因为刘文静与李世民密切之关系[2]而一直被学界定性为高祖打击、削弱秦王府势力的行为。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因为如果真如学者们所说，何以此后高祖还要给秦王那么大的权力，“加号天策上将”，使之“位在王公上?”[3]又怎么会在武德五年(622)十月令秦王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4]这可是一支士马精强的军队!《资治通鉴》记载：“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皆取天星为名，以车骑府统之。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5]同样被定性为高祖打击、削弱秦王府势力行为的还有武德五年底高祖派遣皇太子建成征讨刘黑闼之事。刘黑闼重反时，高祖先命齐王元吉出征讨伐，高祖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培养元吉独挡一面的军事能力。在此前的数次征战中，元吉都跟随世民出征，这是高祖的有意安排，让他学习战事[6]。而这次更是让其独自领军出征。奈何元吉并不争气，高祖只得在建成的奏请下命其出征。是先有太子的奏请，方才有高祖任命太子征讨刘黑闼之事。对此旧史有着详细的记载。其云：及刘黑闼重反，太子东宫的僚佐王珪、魏徵谓皇太子建成曰：“殿下但以地居嫡长，爰践元良，功绩既无可称，仁声又未遐布。而秦王勋业克隆，威震四海，人心所向，殿下何以自安?今黑闼率破亡之余，众不盈万，加以粮运阻绝，疮痍未瘳，若大军一临，可不战而擒也。愿请讨之，且以立功，深自封植，因结山东英俊。”建成从其计，遂请讨刘黑闼。[7]史称“上许之”[8]。由此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建成奏请征讨刘黑闼的经过。有了这一先后顺序，就不能简单地据太子此次请求出征有争夺功勋之意而高祖同意其奏请就认为高祖这样做就是为了抑制秦王之权势。笔者查找诸史料，未见有何条史料提到高祖知晓太子此次出征的用意。不能因为高祖深谋远虑就认为他应该什么都知道，更不能以笼统的陈说来代替有关具体事实的论证。根据整个事件的经过，对于高祖同意太子出征之原因，或可理解为前此秦王、齐王皆未彻底平定刘黑闼，故而此番刘黑闼重反之时，高祖则想让太子尝试平叛，其本意只是出于平叛本身。也就是说，武德五年底高祖派遣太子征讨刘黑闼并无特别的用意。
武德年间的国史、实录曾经房玄龄、许敬宗等篡改，后世史家对此多有考辨，诸多真相也渐显，但是仍有一些存在篡改嫌疑而前人几无措意的记载。
其一，《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
初平洛阳，高祖遣贵妃等驰往东都选阅宫人及府库珍物，因私有求索，兼为亲族请官。太宗以财簿先已封奏，官爵皆酬有功，并不允许，因此衔恨弥切。时太宗为陕东道行台，诏于管内得专处分。淮安王神通有功，太宗乃给田数十顷。后婕妤张氏之父令婕妤私奏以乞其地，高祖手诏赐焉。神通以教给在前，遂不肯与。婕妤矫奏曰：“敕赐妾父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高祖大怒，攘袂责太宗曰：“我诏敕不行，尔之教命州县即受。”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谓裴寂等：“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9]
此段文字大意即讲平洛阳后世民不分田地予张婕妤之父而受高祖责备。笔者以为，如果平洛阳后世民果真有不分田地给张婕妤之父而受高祖责备之事，为什么此后不久高祖还要别置天策上将以宠之呢?李渊曾因此事怒责世民“我诏敕不行，尔之教命州县即受”，这分明是在暗示高祖对世民日益增长的权势的不满。既然如此，他又怎么会“加号天策上将”，使之“位在王公上?”又怎么会在武德五年十月令秦王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李渊还因此事对时为尚书左仆射的裴寂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高祖所说的“读书汉”当指房玄龄、杜如晦二人[10]。这句话意在说明高祖对房玄龄、杜如晦的不满。《旧唐书·房玄龄传》记载：“玄龄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赡，初无稿草。高祖尝谓侍臣曰：‘此人深识机宜，足堪委任。每为我儿陈事，必会人心，千里之外，犹对面语耳。’”[11]依此可以看出高祖对房玄龄的评价是相当高的。高祖时期之国史、实录乃房玄龄等修撰的，一个一生事太宗皇帝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抵触的大臣是不会、也不敢趁修史之机妄添誉美之辞于己身的。由此可见，李渊对裴寂曾说“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之事亦不可信。总而言之，关于平洛阳后世民不分田地给张婕妤之父而受高祖责备以致高祖说出“此儿久典兵在外，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昔日子也”的记载当不可信。
其二，《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记载：
德妃之父尹阿鼠所为横恣，秦王府属杜如晦行经其门，阿鼠家僮数人牵如晦坠马殴击之，骂云：“汝是何人，敢经我门而不下马!”阿鼠或虑上闻，乃令德妃奏言：“秦王左右凶暴，凌轹妾父。”高祖又怒谓太宗曰：“尔之左右欺我妃嫔之家，一至于此，况凡人百姓乎!”太宗深自辩明，卒不被纳。[12]
此段文字大意云，尹德妃向高祖诬告秦王左右凌暴其家，世民深自辩析而高祖始终不信世民之所辩。这则史料是要说明高祖对秦王的不信任。我们以为一个深自辩析而不为皇帝信任的人怎么会授任统领士马精强的左、右十二卫的职务呢?一个深自辩析而不为皇帝信任的人又如何能让皇帝亲自迎劳呢?在世民几次征战回朝时，高祖都亲自迎接。一次是在武德五年四月欲征伐徐圆朗时，“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将击圆朗，会上召之，使驰传入朝，乃以兵属齐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长安，上迎之于长乐”[13]。另一次发生在武德六年(623)十一月防备突厥回朝后，“(高祖)迎劳秦王世民于忠武顿”[14]。高祖还因世民有克定天下之功，特降殊礼，于武德五年七月建弘义宫以居之[15]。因此，笔者以为关于尹德妃诬告秦王左右凌暴妾家但世民深自辩析而上终不信的记载亦恐为史臣所编造。
上举两例记载很可能是太宗令史臣篡改所致。那么，史臣们为什么要这样描写?古往今来的昏君大多有听信后宫嫔妃的行为，史臣们这样篡改的用意在于把高祖描写成一个昏君，而这样的篡改在逻辑上似可与篡改后的国史中所记的太原起兵全由太宗之谋达到相通。
通观上述刘文静被杀、高祖许太子征讨刘黑闼、以及高祖嫔妃诬蔑秦王而致弱化父子关系的不实记载，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事情或记载无一不是涉及高祖与秦王的关系的。
二 高祖、太子与秦王关系的演变
高祖与秦王的关系一直是玄武门事变研究中的一个争议话题。对这四件事情、记载的重新定位或厘清有助于重新理解、定位高祖与秦王的关系。通过对上述事件、记载的分析、厘清及时间定位，笔者以为自太原起兵至杨文幹事变期间(617—624)，高祖与秦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笔者对于这一良好关系实质内容的理解是：这一期间，秦王屡立功勋，高祖则给予其巨大的权力、地位以示奖励、慰劳。而高祖给予他这么大的权力、地位，且亲自迎接他，这并非如一些学者所云的乃是出于偏爱的缘故，主要是因为他的功劳所致，主要是因为国家统一战争的顺利进展一直以来都是依赖秦王所致。而秦王地位固然再高，也没有高过太子之位。秦王地位再高，仍然只能位居太子之下。其功勋再大，高祖也没有要让秦王取而代之的意愿[16]。高祖给予他这么大的权力、地位，完全只是秉公而为。
只是高祖与秦王的这种良好关系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其随后受到太子与秦王关系的影响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里就有必要提及太子与秦王的关系及其变化。学界一直认为太子与秦王的矛盾始于平定洛阳前后。在笔者看来，太子建成是到了刘黑闼重反之际才意识到秦王的威胁。前此所提及的魏征等东宫僚佐劝建成讨伐刘黑闼以自固的言辞即可为证。在秦王建立削平王世充，窦建德的勋业之际，身为皇太子的李建成未见有不安之情绪，不然魏征等何以有“殿下何以自安”的反问?太子亦为有谋之士，他若感觉到秦王之威胁时，应当不会不知道采取某种办法以求自固、自安[17]。当然秦王对其有所威胁，太子采取自固之法并不意味着二者马上就有直接的交锋。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说明在刘黑闼重反前皇太子与秦王的关系是很好的。《册府元龟》记载：“兰谋仕隋，大业末，以鹰扬将军留守临汾。义旗建，率所部来降，从高祖平京城，授左光禄大夫，为太子左卫率。又从太宗破宋金刚及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徐圆朗等，皆有战勋，数蒙赏赐。”[18]太子左卫率是太子东宫的僚佐，其与右卫率“掌东宫兵仗羽卫之政令，以总诸曹之事，凡亲、勋、翊、府及广济等五府属焉”[19]。兰谋能以太子左卫率的身份从秦王东征西战，这些战役甚至包括秦王讨伐刘黑闼，足见在刘黑闼重反前，皇太子与秦王的关系仍然是很好的。据此，我们以为直到刘黑闼重反，在东宫僚佐的提醒下，皇太子才意识到秦王的威胁。两人的矛盾当即起于此时。秦王势力日益壮大，而皇太子却一直没有意识到来自秦王的威胁，应当与其“性仁厚”有关。自太原起兵至刘黑闼重反之前夕，太子与秦王兄弟两人的关系还非常友好，秦王的夺嫡活动极隐蔽而太子没有任何觉察，因此当时宫廷之中显得极为平静。
太子与秦王关系的变化也影响了高祖与秦王的关系，使之与先前的良好关系有所不同，只不过两者的变化并不同步。太子与秦王的矛盾起于刘黑闼重反之时，但是高祖并没有在同一时间觉察到太子与秦王关系的变化。很可能是因为太子与秦王的矛盾还未公开化，故而高祖并未觉察到太子与秦王关系的变化。直至高祖意识到杨文幹造反辞连太子之事乃为秦王及其府僚诬告[20]后，他才觉察到太子与秦王之间存在着矛盾，且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21]。杨文幹事件(该事发生在武德七年六月壬辰)之后，高祖随即开始了逐步削弱秦王权势的行动。《资治通鉴》载：
(武德七年七月甲午)，上校猎城南，太子、秦、齐王皆从，上命三子驰射角胜。建成有胡马，肥壮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马甚骏，能超数丈涧。弟善骑，试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跃立于数步之外，马起，复乘之，如是者三，顾谓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建成闻之，因令妃嫔谮之于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后召世民入，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22]
这是高祖压制秦王野心的开始。尽管高祖已经采取措施削弱秦王权势，但始终没有杀害秦王之意，其与太子并未完全站在一起，否则，以一天子欲诛之，何其易哉![23]
《资治通鉴》记载：
(武德九年六月)己未，太白复经天。傅奕密奏：“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上以其状授世民。于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上省之，愕然，报曰：“明当鞫问，汝宜早参。”[24]
由此亦见，杨文幹事件后，高祖对秦王势力的限制；亦见玄武门事变前夕，世民的处境是相当危险的。而他卒能灵机一动，实是因为其能诬告其兄淫乱后宫且欲杀己为自己争取到一线的时机。而他采取这种策略的原因乃是他知道高祖不愿效隋文帝自诛其子。那么他又是如何知道高祖的想法呢?上举高祖与太子、秦、齐王校猎城南之时，建成令妃嫔谮之于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高祖怒责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邪!”观世民有此语时，高祖仅责怪之耳，说明即使世民有为天子意，高祖终无杀害之意。同时，秦王也很可能由这件事情知晓其父终无杀己之意。而高祖这一心思的透露恰恰在危机之中解救了秦王。当时在情急之中秦王就以建成与元吉欲杀之的奏辞转移了高祖的视线、注意力，而正因为此才使得秦王有机可乘，否则他是绝无时间在玄武门布兵的。
三 结论
综上所述，自太原起兵至杨文幹事变期间，高祖与秦王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高祖一直给予屡立功勋的秦王巨大的权力、地位以示奖励、慰劳，此举并非出于偏爱世民，完全只是秉公而为。但是双方的这一良好关系随着太子与秦王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只不过这种变化的发生并非同步的。太子与秦王的矛盾起于刘黑闼重反之时，而高祖与秦王关系的变化却发生在杨文幹事件之后。而在高祖采取逐步削弱秦王权势的行动后，秦王逐渐陷于被动之时，其只是利用高祖无杀己之心争取了时间预先伏兵玄武门才取得了夺嫡的最后胜利。此见秦王夺嫡功成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因为太子等正欲采取坑杀秦王等的行动[25]。此事《资治通鉴》就有记载，其曰：“会突厥郁射设将数万骑屯河南，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上从之，命元吉督右武卫大将军李艺、天纪将军张瑾等救乌城。元吉请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统军秦叔宝等与之偕行，简阅秦王帐下精锐之士以益元吉军。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26]如果不是秦王先采取行动，其夺嫡失败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
注释
[1]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二十世纪唐研究》第一章《政治事件与政治集团政治人物·玄武门之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1页。
[2](后晋)刘昫：《旧唐书》卷57《刘文静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289—2293页。
[3]《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第12页。
[4](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十月甲子条，第5956页。
[5]《资治通鉴》卷187武德二年秋七月条，第5858—5859页。
[6][23]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8页、第75页。
[7](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715《宫臣部·忠于所事》，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504页。
[8]《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十一月庚辰条，第5960页。
[9][12]《旧唐书》卷64《高祖二十二子·隐太子建成传》，第2415页、第2415—2416页。
[10]李英祥、尹春明：《唐玄武门之变真相初探》，《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第65页。
[11]《旧唐书》卷66《房玄龄传》，第2460页。
[13]《资治通鉴》卷190武德五年四月已未条，第5950页。
[14]《资治通鉴》卷190武德六年十一月已丑条，第5974页。
[15](宋)王溥：《唐会要》卷30《弘义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39页。
[16]胡戟、胡乐：《试析玄武门事变的背景内幕》，《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页。
[17](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79《高祖诸子·隐太子建成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41页记载：“帝晚多内宠，张婕妤、尹德妃最幸，亲戚分事宫府，建成与元吉通谋，内结妃御以自固。”这是征讨刘黑闼后，皇太子意识到秦王的威胁后谋求自固的另一举措。
[18]《册府元龟》卷357《将帅部·立功》，第4233—4234页。
[19](唐)李林甫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28《太子左右率及诸率府》，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16页。
[20](台)李树桐：《唐杨文幹反辞连太子建成案考略》，收入氏著《唐史考辨》，台北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99—117页。
[21]《新唐书》卷79《隐太子建成传》，第3542页记载：“(太子建成)令左虞侯率可达志募幽州突厥兵三百内宫中，将攻西宫。或告于帝，帝召建成责谓，乃流志*(上崔下冋)州。”就在此处记载之前，《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七年六月壬戌条，第5985页记载：“初，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当为兄手刃之!’世民从上幸元吉第，元吉伏护军宇文宝于寝内，欲刺世民；建成性颇仁厚，遽止之。元吉愠曰：‘为兄计耳，于我何有!’”当时建成尚不敢在元吉的宅第里暗杀秦王，其又怎敢明目张胆地狂攻秦王府第呢?在平定山东后，皇太子的功绩“比起太宗平王世充，窦建德所得的领土，有过之无不及”(见李树桐《唐杨文幹反辞连太子建成案考略》，第112页)的情况下，太子殿下没有理由要这么做。因此我们以为“攻西宫”之事要么为贞观史臣所编造，要么为当时人所诬告。“或告于帝”就是暗指此事可能是时人所诬告者也。我们认为建成募人补东宫欲狂攻西宫的记载或为后人捏造，或为时人诬告。若以后者论，则高祖当已意识到两人已有矛盾。但是我们也难以断言此事究竟是后人的捏造还是时人的诬告，所以就把高祖意识到两人有矛盾的时间推迟至杨文幹造反辞连太子之事发之时(元吉劝建成刺杀世民及欲攻西宫的记载皆在杨文幹事变之前)。
[22]《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七年七月甲午条，第5990页。
[24][26]《资治通鉴》卷191武德九年六月己未条，第6009—6010页、第6007—6008页。
[25]关于太子是否有杀害秦王的意图，学者存在两种不同看法。笔者倾向于太子有杀害秦王的意图的见解。
(陈翔，陕西省安康学院，政史系讲师、历史学博士)
乾陵文化研究（六）/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12